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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孝子•准弃子

——虞舜被害故事的文化解读

尚永亮
内容提要 虞舜的三次被害故事贯穿着两条基线,一是借助一连串迫害,在对人物的考验中彰显其英雄本色;二是通过人物对父母兄弟终始如一的情感和日常性描写,突出其孝子行为。考验是上古英雄型弃子得以成为英雄的必备环节,孝行则融入了更多家庭伦理的因子,从而展示出相关传说由不乏神话色彩之英雄向极具平民特点之孝子转化的过程。至于舜之孝而被害的遭遇,也与广义的弃子故事具有深刻的类同性,由此形成一个迫害(弃逐)一救助一回归的逻辑链条,赋予舜以准弃子的身份特征。与之相关,此一故事的结构特点、角色定位、考验性质,以及舜之孝行所兼具的顺事父母、善于权变、合理逃避、敢于哀怨等内涵,则以其特殊性和典范性,在弃逐文化中发挥着开先河的功用。
关键词 虞舜 被害故事 英雄 孝子 准弃子

 

    虞舜,又名重华,黄帝的八世孙,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列为上古五帝之一,今人则多谓其为“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1]。而征之文献,在舜身上,实兼具神性和人性、英雄和孝子两大特征;至于其被害故事的结构形态,他的准弃子身份,以及面对多次迫害所表现出的自我保护本能、怨慕心态等特点,均在弃逐文化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值得重新考察。

 

一  英雄与孝子:虞舜故事的演变及其双重品性

 

    所谓英雄,固然指舜由一位数世微贱的平民在经磨历劫后,最终成长为古之圣君,展现出其超人的雄才大略;但另一方面,在上古神话传说中,舜又是一位驯象能手,曾经驯服野象,使之耕耘。闻一多释《楚辞?天问》“舜服厥弟,终然为害”句广引古籍“舜封象曰有鼻”、“舜葬苍梧,象为之耕”等相关记载,认为:“舜弟曰象,即长鼻兽之象,故其封国曰有鼻。”“‘舜服厥弟’,犹言舜服象耳。”[2]袁珂注《山海经?海内经》“舜之所葬"句亦据象之封地、葬所、神祠等推论,谓其皆以“鼻”为名,“则此‘鼻’者岂非最古神话中野生长鼻大耳象之鼻之残留乎?”并由此进一步指出:“舜亦古神话中之神性英雄,如羿禹然。其一生之功业,厥为驯服野象。”[3]闻氏、袁氏这一推论能否‘成立,还可再议,但在上古早期传说中,舜所具有的“神性英雄”的某些特点,却依稀可见,而且在此后舜三度逃避祸患的故事中,也一再展示出来。

    所谓孝子,是古人将舜整合到历史框架之后所形成的共同认识。西周以还,各种史书如《尚书》、《左传》、《国语》、《国策》及《论语》、《墨子》等先秦子书涉及舜事者日趋增多,舜的家庭生活和政治举措等相关载记已颇为完备,而在《孟子》中,舜的孝道则得到了最突出的展现。如谓:“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4]“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5]与这些对舜之孝道的彰扬相同时,舜之父瞽瞍、弟象对舜的迫害也频繁出现在孟子与其弟子的对话中:

    万章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廩父母,干戈朕,琴联,羝联,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曰:“奚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6]

    这里,完廪捐阶、浚井掩土等后世盛传的故事情节均已出现,而象作为舜之弟,虽已脱去了神话中的形貌,但其“日以杀舜为事”的本质特征并未改变。至于舜对象的态度,则主要出之以友爱仁悌,借友爱仁悌以感化之、降服之,并在立为天子后以地“封之”。

    《孟子》以后,记载舜事较周详的文献当推《史记》和《列女传》。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迕综合上古传说和史料,首次为虞舜立传,一方面承接《尚书?亮典》中“父顽、母囍、象傲”[7]的说法,将其置于复杂险恶的家庭关系之中,一方面以生动的笔墨,详细描述了舜屡遭迫害的经历: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乃赐舜豨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臾、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官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8]

    在《史记》的基础上,《列女传?有虞二妃》将舜之被迫害由两次延展到三次,并突出强调了二妃对舜的帮助:       .

    有虞二妃者,帝尧之二女也。长娥皇,次女英。舜父顽母翼。父号瞽叟,弟曰象,敖游于慢,舜能谐柔之,承事瞽叟以孝。母憎舜而爱象,舜犹内治,靡有奸意。四岳荐之于尧,尧乃妻以二女,以观厥内。二女承事舜于畎亩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骄盈怠慢,犹谦谦恭俭,思尽妇道。瞽臾与象谋杀舜,使涂廪,舜归告二女曰:“父母使我涂廪,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廪,乃捐阶,瞽叟焚廪,舜往飞出。象复与父母谋,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从掩,舜潜出。时既不能杀舜,瞽叟又速舜饮酒,醉将杀之,舜告二女,二女乃与舜药浴汪,遂往,舜终日饮酒不醉。舜之女弟系怜之,与二嫂谐。父母欲杀舜,怒之不已,舜犹不怨。舜往于田号泣,日呼旻天,呼父母。惟害若兹,思慕不巳。不怨其弟,笃厚不怠。既纳于百揆,宾于四门,选于林木,入于大麓,尧试之百方,每事常谋于二女。舜既嗣位,升为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封象于有庳,事瞽叟犹若(初)焉。[9]

    从这两则记载,巳可大致了解舜受迫害的来龙去脉。概而言之,舜父瞽叟双目失明而性情愚顽,继母阴险不仁,异母弟象狂傲狠毒,他们三人串通一气,一次次欲加害于舜。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舜一如故往,尽孝道于双亲,施友爱于其弟,这种孝梯行为在他二十岁时便传播远近,并被帝尧了解。亮便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舜,并赏赐缔衣、琴、仓廪、牛羊等物,准备让他日后接掌帝位。然而,舜所处境遇的转换和得到的好处,对其父母和异母弟更形成了强烈的刺激,他们遂加紧了谋害舜的步伐。先是在舜涂廪时把梯子抽掉,放火烧廪;接着通过密谋,让舜浚井,而后以土掩井[10];赛后又让舜饮酒,欲趁其醉而杀之。可是,由于舜的机敏以及尧之二女的帮助,舜均一次次化险为夷,成功躲过来自父母兄弟的迫害,终于登上了天子之位。

    如果对上述故事内涵稍予解析,不难发现,三次迫害中的涂廪、浚井、饮酒都是发生在家庭范围的日常性事件,也是下层民众最为熟悉的劳作和生活情景,因而极具平民色彩;而舜的三次避患手段,或如《史记》所谓“以两笠自扞而下”、“匿空旁出”,或如《列女传》所谓“飞出”、“潜出”、“终日饮酒不醉”,均呈现出非常人所能及的神异特点[11]。由此形成现实与传说、日常性与神异性的相互糅合,使得故事于平淡中见神奇,虽神奇而又不乏日常,一定程度地展示了由神话到历史、由传说到现实过渡的痕迹。

    进一步看,舜的身上还呈现出双重品性。一方面,他经历重重磨难,均能化险为夷,成功避祸,终于成为古之圣君,在功业上堪称上古第一英雄;另一方面,他逆来顺受,在父母兄弟的一再迫害下既未改变孝悌心性,又避祸保身以免陷父母于不义,在伦理上成为古今第一孝子。简言之,他是孝子中的英雄,英雄中的孝子。这样一种孝子兼英雄的双重品性,在故事中通过贯穿首尾的两条主线得到强化:其一是不断加害所喻示的对人物的考验,其二是面对迫害仍不改初衷的孝行。考验是上古英雄型弃子得以成为英雄的必备环节,因为只有在其人生路途设置重重艰险,使之经磨历劫,才能具备英雄的心性和能力。这在后稷、徐偃王、朱蒙、昆莫以及亚、欧诸国大量英雄人物一再被害被弃的故事中广泛存在[12],几乎已形成一个不可或缺的要项。至于孝行,则被融人了更多家庭伦理的因子,它既适用于英雄,也适用于庶民,既具有属于个体的独特性,也具有属于公众的普泛性。更重要的是,它将人性由平面向深度掘进,由外在行为向内在心理拓展,并以孝而被害、虽害仍孝为主轴,极度凸显了在人物身上已完全内化了的伦理道德情操。将舜的英雄属性和孝子特点结合起来看,似乎可以认为,有关舜的上古传说,正处于由不乏神话色彩之英雄向极具平民特点之孝子转化的途程之中,而且相比之下,后者所占分量更重,所具有的伦理意味和实践意味更浓。换言之,与身为古之圣君而被后人崇仰的英雄虞舜相比,作为一个难以逾越的孝梯标杆而被后人效法的孝子虞舜,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挥着更为深远的影响。

 

二  准弃子身份与處舜故事的结构形态

 

    在上述虞舜故事中,固然没有被弃的情节,舜也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弃子。然而,他不见容于父母和兄弟、屡屡受到迫害的遭遇,又与广泛意义上的弃子事件具有深刻的类同性。也就是说,“弃”只是一种手段和形式,而不见容于父母和受迫害才是其实质内容,舜与上古弃子的差别只表现在形式层面,而在内容层面二者则深相关合。因而,我们有理由将之视为一位与标准弃子貌异而实同的准弃子。

    与通常弃逐故事相比,舜遭迫害的事件也包含施动者、受动者和救助者三种角色。其中的施动者(迫害者以及进谗者)为父亲、后母和异母弟,受动者(被迫害者)为失去母爱的舜,救助者则为尧赐于舜的二妃,由此形成虽非弃逐但与弃逐故事如出一辙且更为明晰的结构形态。

    作为施动者,舜父瞽叟之厌恶舜并欲致之死地,主要受到来自后妻及后妻之子象的蛊惑。从故事交待的情节看,瞽叟身为盲人,前妻早死,舜又至孝,本应对舜更加慈爱才皇,但问题就出在他又续娶了后妻,而在一般情况下,后妻是难以处理好与前妻之子的关系的,何况这位后妻又育有一子,即舜的异母弟象。就亲疏关系言,后妻亲近己子而疏远前妻之子是人之常情;就家庭利益言,后妻欲令己子获得利益最大值就必须排斥甚或除掉前妻所生、身为长子的舜。于是,后妻与象便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既向瞽叟进谗以诋毁之,又千方百计以谋害之。当此之际,作为一家之主的瞽叟不仅不能明辨是非,反而偏听偏信,“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这就大大纵容了后妻的阴谋和私欲,同时,也导致象益发贪赛悖狠、狂傲不端。象是家庭利益的主要争夺者和受益者,所以对舜的加害不遗余力。史书所载纵火焚廪、下土实井诸事虽都有瞽叟参与,但考虑到盲人行动上的诸多不便,故其主要实施者舍象莫属。前引《史记?五帝本纪》叙象“以舜为已死”之后所说“本谋者象”的话,巳证明了这一点;而从深层次看,在象的身上,似还残留着来自远古神话中长鼻之象的若干狂野凶悍的特征。

    作为受动者,舜的一次次被迫害固然缘于父顽、母嚣、弟傲等家庭成员的恶劣本性,但细究起来,与他以孝事亲、远近闻名并因此获得亮的赏赐也不无关联。孝,本是为人子者的美德,但当这种孝行过于突出、以致于构成对同列竞争者的威胁时,美德便成为祸端,孝子便成了被小人攻击、迫害的对象。从史书所载看,自“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后,舜即为其亲所不容;而至“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并因此而获得尧之二女及缔衣、琴、仓廪、牛羊等赏赐后,其父与后母、异母弟对他的谋害行动便骤然升级,先使其涂廪而纵火,继令其浚井而掩土,复速_饮酒而欲醉杀之。这接二连三的谋害行动,说到底缘于谋害者特别是后母与象对舜“以孝闻”之善名的嫉妒,缘于对舜所获赏赐的规觎,而在根本上,则缘于谋害者心理的龌龊和人性的险恶。反过来看,舜笃于孝亲,正道以行,却不仅得不到父母的肯定和表彰,反而落得个屡遭迫害的结局,这其中蕴含的,不正是后代无数弃子逐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悲剧因子么?

    作为救助者,务所赐二女对舜的一次次脱险发挥了大的功用。二女本是神话中人物,《山海经》即有“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的记载。清人汪绂谓“二女”乃“尧之二女以妻舜者娥皇女英也”[13],还只是从历史传说角度作出的解释;今人袁珂进一步指出:“最古之神话,二女盖天女也,庚人之舜(虞舜)得天女之助而使凶悍狡谲之野象驯服。”[14]则已接近远古神话的本来面目。倘若将相关文献连缀起来,那么,从神话中居于洞庭之山的两位天女,到历史上因追寻舜而泪洒洞庭君山的娥皇女英,从两位天女协助舜驯服野象,到娥皇女英协助舜逃脱其父瞽叟和异母弟象的迫害,上古史脱胎于神话而渐次生成的若干印记是班班可见的。不过,在记录舜受迫害较早的《孟子》和《史记》中,二女嫁舜事虽已出现,却还无救助舜的情节,只是到了汉人所撰《列女传》中,救助情节才得以浓墨重染,并以不同版本的文字展现出来。据前引《列女传》所载,舜的三次遇害都曾得到了二女的点拨或救助,只是除第三次外,前两次施救之举措均不详。而据洪兴祖《楚辞补注》引古本《列女传》,则有如下记载:

    瞽叟与象谋杀舜,使涂糜,舜告二女。二女曰:“时唯其戕汝,时唯其焚汝,鹊如汝裳衣,鸟工往。”舜既治廪,戕旋阶,瞽叟焚廩,舜往飞。复使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时亦唯其戕汝,时其掩汝。汝去裳衣,龙工往。”舜往浚井,格其入出,从掩,舜潜出。[15]

    由此可知,当舜将涂廪、浚井事告知二女时,都得到了二女的具体点拨,并借助于“鸟工”、“龙工”的直接帮助顺利脱险。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鸟工”、“龙工”虽具体内容不详,但已颇具可助人飞翔或潜游的神秘色彩[16];而二女可以指使此二神物或用其法,则其本身的神异品性也不言自明。联系到前引《山海经》“帝之二女”居于洞庭之山的神话记载,则二女在古本《列女传》中的神性特征似尚未完全消隐,只是到了今本《列女传》,大概是为了使故事更为人间化,才去除了这类超现实的神异品性,而仅存留了舜第三次遇险时“二女乃与舜药浴汪”的记载。那么,什么是“药浴汪”呢?据《路史》引《列女传》,此句作“二女与药浴汪豕,往,终日不醉”[17];陆龟蒙《杂说》引先儒之言作“二女教之以鸟工、龙工,药浴注豕,而后免矣”[18]。细审此数种异文不难发现,所谓“药浴汪”之“汪”,当为“注”之误笔,“注”后又漏一“豕”字,遂致文意不可通晓。近人闻一多《天问疏证》对此详加考订,既改“汪”为“注”,复谓“豕”为“矢”之声误,将原文还原为“二女乃与舜药浴注矢”;并据《韩非子?内储说》下篇关于燕人妻“浴之以狗矢”以除“惑易”的记载,认为:“夫惑易者浴矢则解,则是先浴矢,亦足以御惑也。醉与惑易同,故二女教舜药(灌)注矢,则饮酒不醉。注者灌也,言濯浴之后灌之以矢也。”[19]这就是说,在舜第三次遇险之前,二女即授之以解醉避祸之法,那就是先用搀上狗之_便的药水浴身,即可获“终日饮酒不醉”之效。倘若这种解说可以成立,那么就可发现,在二女身上确是存在某种神性的,她们既可以借助“鸟工”、“龙工”,又善用解惑不醉之术’从而使得舜的三次脱险均呈现出一种超现实的特点,而来自他者的救助,在整个故事中也就占有了益发突出的地位。

    在以上由施动者、受动者、救助者所组成的故事结构中,有三点需要特别注意,其一是由施动者与受动者的关系,深刻表现了舜作为孝子的无辜和在逆境中坚持孝行的难能,其准弃子身份和孝子品性在饱含悲剧因子的被迫害事件中得到凸显。其二是由受动者与救助者的关系,艺术地展示了舜作为英雄的异禀和能力,其所进行的自我救助和与之相关的他者救助,则是形成这种能力并最终超越苦难的先决条件。其三是由施动、受动、救助三者的关联互动,构成了一个迫害一救助一回归的逻辑链条,这一链条与我们多次论述过的抛弃一救助一回归的弃逐母题相比[20],其不同处在于一为被父母抛弃,置身荒远,一为虽遭到来自父母的一次次迫害,却未远离家门;其相同处在于二者在遭到迫害后,都经历过自我救助和他者救助的环节,最后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回归。前引《史记》所载舜历经磨难,终被父母认可,“复事瞽叟爱弟弥谨。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便是对舜之回归的一个具体说明。据此而言’虞舜故事之结构形态及其所展示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已实现了与弃逐母题的成功对接。

 

三  虞舜故事的角色定位与“孝”之内涵

 

    从现存文献看,虞舜故事的最后完型未必早于上古其他弃子故事,甚至有可能受到后者的某些影响,但作为“神性英雄”和中国文明史的开端人物之一,有关虞舜之传说无疑起源更早,在其故事流变过程中,既存有早期神话的痕迹,也不无散佚脱略或后人的改易增补。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将其完型后的故事文本稍予前置,对其结构形态和人物孝亲之文化内涵再予解析,借以从中发现若干与其他弃逐故事相通的规律性现象。

    首先,后母、异母弟在故事中的角色定位及其离间作用,是虞舜受害事件最为鲜明的一大特点。从早期英雄型弃逐故事看,无论是后稷,还是徐偃王、东明、若敖、昆莫等,其被弃的原因都相对简单,施动者也多为一人,由此导致弃逐事件缺乏家庭成员间的关联性和情节上的丰富性。而在虞舜故事中,施动者除了一家之主瞽叟之外,又添加了后母和异母弟两个角色,从而不仅使得被害事件展示出鲜明的家庭伦理特点,而且丰富、强化了施动者间的相互关联和迫害动因的内在理路。换言之,由于后母的介人,遂构成家庭成员间必然的亲疏之分和矛盾冲突;由于异母弟的出现,遂使得后妻之子与前妻之子基于利益争夺的一系列争斗得以展开。更为重要的是,后母与异母弟既与父权的代表瞽叟相结合,共同组成如前所述的施动者的阵营,又作为施动者与受动者之间的中间环节,发挥着大进谗言、挑拨离间的独特作用。这种情形,在早期孝子型弃逐故事中屡见不鲜,诸如孝己、伯奇、宜臼、申生、重耳之被弃被害,均有后母或异母弟从中作祟,由此形成上古弃逐事件的一个基本套路,即父、君昏昧,后母进谗,异母弟争夺利益或权位,最终导致前妻之子孤立无援,屡受迫害,直至被弃荒远。由此可见,后妻与异母弟是弃逐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此类角色已被成功地置换为君王身边的后妃、佞臣之流,其嫉贤妒能、善于进谗的特点也一无改易地得到了承袭,并发挥着较前者更为复杂和严重的破坏作用。

    其次,舜的三次被害三次脱逃,呈现出某种以考验为内核的仪式化特征,并凸显了受难主体对人生逆境的克服精神。从《孟子》、《史记》的记载看,舜之被害只有两次,即完廪捐阶、浚井掩土;但到了《列女传》,便增添了速其饮酒以醉杀之的第三个环节。此一环节,可能是后人所加,虫可能早就存在[21],但无论哪种情况,都说明对故事传说者、编写者而言,“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在中国文化中,“三”既表示多,又有数之极的意味[22],《老子》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民间所谓“一而再,再而三”,所谓“事不过三”,都可从侧面印证此一认识的文化渊源。联系到《诗经?生民》中后稷被“三弃三收”的故事,可以发现虞舜的三次被害、三次脱逃并非孤立的现象。由此一现象向前后推导,是否可以认为在上古某些弃逐、迫害类故事中,已存在一种以“三”为多为极、将受难次数予以定格的仪式化倾向?倘若此点可以成立,那么,通过这种富于仪式化的被弃被害事件,既强调人生考验的必要性,又展示英雄对苦难的克服精神及其所具有的超凡能力,便是此类故事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在解释《生民》中后稷无父而生、又被三弃三收之事时,《毛序》认为是“尊祖也”、“故推以配天焉”[23]。清人马瑞辰进一步指出:“盖周祖后稷以上更无可推,惟知后稷母为姜嫄,相传为无夫履大人迹而生;又因后稷名弃,遂作诗以神其事耳。”[24]这里的“尊祖”、“配天”、“神其事”,已准确地揭示了后人欲神化先祖的创作心理;由此来看虞舜的被害和脱险,又何尝不是如此?其三次被害,第一次的涂廪是高空作业,第二次的浚井是深水作业,迫害者或焚烧或填土,都被舜以“飞出”或“潜出”的方式躲过了,这就从上、下两个维度见出其“上天人地”的无所不能。接着,第三个迫害情节出现了,它通过饮酒不醉,由前两次更重外在空间之避患能力转向舜内在体魄之修持能力,从而内外上下兼顾,全方位地展现了舜的神赋异禀。虽然舜对这几次迫害的躲避均缘于二女的救助,但其所以能得到二女的救助,不是益发显示出他本即具有超凡人圣的资质么?就此而言,这三次不同方式的迫害,从故事编写者的角度讲,又意在表现对将要成为圣君之舜所进行的考验,并赋予其人生以经受苦难、超越苦难的更为普遍的文化意义。用《孟子?告子》中论及虞舜等先贤的一段话说,便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25]。

    最后,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是,舜虽是一位英雄,但更是一位孝子,接二连三的迫害情节,固然一定程度地展示了其英雄特征,但通过其无辜被害和受害仍不改孝悌的行为,历代故事编写者所欲着力表现的,却是舜终始如一、笃厚不殆的孝子品性。仔细研读相关文献可以发现,舜之孝并不如前人理解的那样单一,它分别体现在实践层面和心理层面,并呈现出若干既相关又有别的意义内涵。

    内涵之一,是顺事父母,使其欢心。孟子屡次以“得乎亲”、“顺乎亲”、“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底豫”称誉舜为“大孝”,司马迁说他“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强调的都是其对父母的尽心顺事,恭谨不懈,由此见出这是舜之孝道的主要特点。

    内涵之二,是在顺事父母的前提下,不乏权变。其典型例证是舜不告而娶二女事。孟子弟子万章曾引《诗经》“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的话向老师质问舜不告而娶的原因,言外之意是舜不告而娶,有违孝道。孟子答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26]并在别一处所更为显豁地说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27]这就是说,屡受父母迫害的舜清楚地知道,如果将娶妻事明确告知父母,肯定会被拒绝;但不娶妻就会无后,无后又是最大的不孝,所以宁可暂时违背父母意愿,不告而娶,也要保证“人之大伦”不废。在孟子看来,这是一种弃小孝而从大孝的行为;在我们看来,这实质上体现了舜既坚守孝道又不盲从父母的态度,其中似已含有某种现代意义上的自主因子。

    内涵之三,表现在舜对来自父母残酷迫害的合理逃避。如前所言,舜的顺事父母,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关爱,反而招致来自父母一次次的残酷迫害,当此之际,摆在舜面前的选择只有两种:或是不加躲避,接受迫害;或是躲开祸患,不做无谓牺牲。如果选择前者,表面看是依从了父母,但却要以丧失生命为代价,并增加了父母不慈的恶名;如果选择后者,则既可自我保护,又不致陷父母于不义。于是,不断躲避来自父母的迫害,“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28],便成了舜之孝道的又一显著特点。这种逃避,使舜之孝出离了后儒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愚忠愚孝,而一定程度地展现出原始孝道的真实面目。对此一选择,孔子非常欣赏,在责备弟子曾参甘受其父杖责的愚蠢行为时,曾以舜为例指出:“舜之事瞽叟,欲使之,未尝不在于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29]由此可见,遇到来自父母超越常情的责罚或迫害,即使孝子也是可以逃避的,这既是一种人的自我保护本能,也是成全孝道的合理选择。而舜以其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从而使得“大杖则逃”成为原始儒家倡扬孝道的一条准则,也为后世专制制度下大量不见容于父君的孽子孤臣开辟了一条求生的通道。

    内涵之四,是躲避迫害后的怨慕心态。怨,指哀怨;慕,指恋慕。具体来说,舜顺事父母,却孝而被害,自不能无怨,于是就有了来到田野“号泣于旻天”的传说。这是合乎人之常情的一种反应,也是古来孽子孤臣遭受迫害后宣泄郁塞的必然结果。其中容或存有一些因血缘亲情而对父母的恋慕情感,但包含更多的无疑是孝而见害的哀怨,否则他就用不着跑到田野向天号泣了。联系到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由“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的情形,论及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30]的心理,可以更深人地感知舜这种由孝至怨、怨而复慕的心路变化。然而,舜的这样一种于史无载、本为后人依据常理推测出的心态,在孟子这里首先发生了侧重点的变化:

    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万章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既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于父母,则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尔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巳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31]

    这里,孟子将舜之“号泣”的原因归于“怨慕”,大致是不错的。其所谓“怨”,重点指对父母的哀怨,这由《孟子?告子下》所谓“《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的说法可以得到证实,而且万章也是这样理解的。但当他回答万章“然则舜怨乎”的进一步追问时,却引公明高之语,置“怨”于不顾,仅围绕“慕”字作文章了。细详孟子当时情态,本是肯定舜之“号泣”有“怨”的成分的,但因万章在问“怨”前所说“父母恶之,劳而不怨”乃曾参语[32],而孟子自付不宜与曾子的观点相惊,故改口作答,遂将“怨”之一义蒙混过去。后人未解此理,释“怨慕”或为“言舜自怨遭父母见恶之厄而思慕也”[33],或为“怨己之不得其亲而思慕也”[34],将舜外向的对父母之“怨”转为内向的对自我之“怨”,实在是欲粉饰舜之孝道却离题愈远的一种做法。由此而言,孟子最早揭示出舜的“怨慕”心态,一定程度地展示了这位亚圣的真性情,也大致符合舜遭迫害后的心理,是值得肯定的;但因其迫于万章依据曾子之语所发的诘问,在回答时舍“怨”而只言“慕”,遂造成后儒的曲解,以至于刘向《列女传》叙舜之父母欲杀舜时,谓“舜犹不怨”,且“往于田号泣,?日呼旻天,呼父母。惟害若兹,思慕不巳。不怨其弟,笃厚不怠”。而《毛传》解释《诗经?小弁》首章“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句时,亦引“舜之怨慕,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以为说,其意盖“嫌子不当怨父以诉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表面看来,这种只强调“慕”而忽视“怨”以及对“怨”的曲解是为了美化舜之孝,但实质上却抽取了人物内在的七情六欲,使舜成为一个风干了的只会“慕”不会“怨”的伪孝子标本。

    综上所言,后母和异母弟的角色定位及其发挥的离间作用,由三次迫害定格的仪式化环节及其内含的考验性质、受害主体对人生逆境的克服精神,舜之孝行所兼具的顺事父母、善于权变、合理逃避、敢于哀怨等独特内涵,共同构成了虞舜被害故事的几个要项。这些要项,不仅在结构形态、创作动因、人物心性等方面大大丰富了其自身的特点,而且在弃逐文化层面展示出极具典范性的昭示作用。凡此,都需要我们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认真思考,而不宜轻易放过。

 

注释:

[1]《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495页。

[2]闻一多《天问疏证》,《闻一多全集》(5),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2页。

[3]《山海经·海经新释》卷一三《海内经》,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61、459页。

[4]《孟子·离娄章句上》,《孟子注疏》卷七上,《十三经注疏》(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23页。

[5]《孟子·万章章句上》,《孟子注疏》卷九上,《十三经注疏》(下),第2734页。

[6]《盂子·万章章句上》,《孟子注疏》卷九上,《十三经注疏》(下),第2734      — 2735页。

[7]《尚书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3页。

[8]《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册,第32—34页。

[9]刘向《古列女传》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48册,第81页。

[10]对于舜遭迫害的情节,也有文献将其置于舜得到尧的信任并妻以二女之前,如《论衡》卷二《吉验》即谓:“舜未逢袭,鳏在侧陋,瞽瞍与象谋欲杀之。使之完廪,火燔其下;令之浚井,土掩其上。舜得下廪,不被火灾;穿井旁出,不触土害。”

[11]唐人刘知几曾指责司马迁记舜入井“匿空出去”等情节,是将舜当作懂得鬼神幻化之术的“左慈、刘根之类”来写,而非“姬伯、孔父之徒”所当为(《史通.暗惑》,《史通通释》卷二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72页)。这实在是误解了史迁,因为史迁所依据的材料多为上古传说,而在这些传说中,正残留着若干神话的因子,其中反映的,多属于平民化之前作为英雄的舜的特点。而且较之《列女传》的描写,《史记》已尽可能地淡化了两次避患手段中的神秘色彩。

[12]尚永亮《东西方早期弃逐故事的基本形态及其文化内涵》,《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13]《山海经·山经柬释》卷五《中山经?中次十二经》,袁珂《山海经校注》,第176页。

[14]《山海经·海经新释》卷一三《海内经》,袁珂《山海经校注》,第460页。

[15]洪兴祖《楚辞补注》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4页。又,司马贞《史记索隐》亦引古本《列女传》“二女教舜鸟工上廪”、“龙工人井”事,惜未展开;张守节《史记正义》则引《通史》语,惟文字与《列女传》略有出入。详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1册,第34—35页。

[16]后世也有人释“鸟工”、“龙工”为“鸟工衣”、“龙工衣”者。如《宋书》卷二七《符瑞上》即谓:“舜父母憎舜,使其涂廪,自下焚之,舜服鸟工衣服飞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龙工衣自傍而出。”

[17]罗泌《路史》卷三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3册,第530页。

[18]陆龟蒙《杂说》,《甫里集》卷一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3册,第407页。按:“浴”,原作“俗”,据别本改。

[19]闻一多《天问疏证》,《闻一多全集》(5),第593页。

[20]参见尚永亮《后稷之弃与弃逐文化的母题构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上古弃子废后的经典案例与经典文本——对宜臼、申后之弃废及〈诗经〉相关作品的文化阐释》,《学术研究》2012年第4期;《弃逐视野下的骊姬之乱及其文化意义——以申生之死、重耳出亡为中心》,《江汉论坛》2013年第7期。

[21]《楚辞·天问》所谓“舜服厥弟,终然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败”,据闻一多《天问疏证》所释,便巳展示出舜第三次遇害的基本情形。故我们认为,醉杀情节渊源当甚早,其后一定程度地渔没散佚,以致《孟子》、《史记》均未记载,而在《列女传》中,也只保留了 “二女乃与舜药浴汪”的错漏文字。

[22]叶舒宪、田大宪《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1页。

[23]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七,《十三经注疏》(上),第528页。

[24]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二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72页。

[25]《孟子·告子章句下》,《孟子注疏》卷一二下,《十三经注疏》(下),第2762页。

[26]《孟子·万章章句上》,《孟子注疏》卷九上,《十三经注疏》(下),第2734页。

[27]《孟子·离娄章句上》,《孟子注疏》卷七上,《十三经注疏》(下),第2723页。

[28]《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1册,第32页。

[29]《孔子家语》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5册,第38页。又,《韩诗外传》卷八、《说苑》卷三均有此记载,惟文字略有不同。

[30]《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第8册,第2482页。

[31]《孟子·万章章句上》,《孟子注疏》卷九上,《十三经注疏》(下),第2733    — 2734页。

[32]《礼记·祭义》引曾子曰:“父母爱之,嘉而弗忘;父母恶之,惧而无怨。”见《十三经注疏》(下),第1598页。

[33]赵岐注语,《盂子注疏》卷九上,《十三经注疏》(下),第2733页。

[34]朱熹注语,《四书大全·孟子集注大全》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5册,第723页。

 

[作者简介]尚永亮,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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