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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打通”

李浩

  

 

    近些年来古代文学研究“打通”的话题引起热议,有不少精彩的见解。无独有偶,当下大学教育也倡导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希望能克服仅重视专才的弊病,培养出更多的通才。但究竟什么是通,如何打通,似乎看法不完全一致,以下是我对个人粗浅认识的一个简单梳理。

    首先是指人生境界上的通透参悟,这是价值层面上的“通”。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实际上道出了历史哲学的三个层面:成一家言是说历史写作,通古今变是说历史认知,究天人是说探索历史智慧。宋儒张载有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关中地大物博,所产人物也瑰玮不群,张载的宏大叙述既是基于他胸中的浩然正气,也与龙门太史公心曲相通。有意思的是民国政府在大陆执政的末期,另一关中士人于右任与蒋介石竞选总统,公关宣传时竟手书“横渠四句”广赠助选者。时人都知他是辛亥元老、知名草书家,即使不认同他的政见,不欣赏他的干才,但至少知道他书法的价值,愿意收藏他的墨宝。面对同样的天地万物,理学家程颐则说:“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秋日偶成》)所谓的“道通天地”应包含人与自然的感通。冯友兰谓人生有四境界,分别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能由自然境界步人天地境界的层次,不仅仅需要学问上的通识,更需要对宇宙人生的通透参悟。对于教授古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者而言,最起码的是明白人,而不是糊涂虫。

    其次才是知识百科上的会通理解,这是知识层面上的“通”。现代学术的一大进步便是学科分类越来越精细,人类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但在纵向深人的时候,我们又时刻感受到我们研究的任何一个孤立细小的课题,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横向的贯通往往制约着纵向的直通。于是又迫使我们不时回到知识分类的出发点,置专门科学于不顾,故意淡化或模糊学科之间的区隔与界线。

    余英时转述钱穆的学术见解,谓中国典籍的四部表面上能区隔开来,但实际上却有千门万户、千丝万缕的贯通和联系。无独有偶,施蛰存将一生倾力的学问称为“四窗”:东窗为诗文创作,南窗为古典文学研究,西窗为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北窗为碑帖收集和研究,他分别以此为自己相关著述命名。饶宗颐先生治学,强调宇宙性,提出“辨方正位”的四方之学,在研究中不仅跨越东、西、南、北四方,而且跨越上、中、下三维。将天、地、人、理、事、名,以及形、影、神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文学与神明:饶宗颐访谈录》,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91页)。钱先生强调四部贯通、饶先生强调四方跨越与施先生实践四窗洞开,都是就学问的广博着眼,首先在研究上做出样板,同时指示后学以轨辙。

    若从相异处进一步探求,四部贯'通是古典学范围的事,四方跨越侧重宇宙观,而四窗洞开则涉及到整个现代人文科学的打通,特别是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的贯通,践行起来难度可能更大。因为诗文创作涉及艺术天赋,不是靠勤奋就能达到的。外文翻译涉及西学和外语修养。碑帖收集则既涉及学术眼光文涉及财力和投资能力:有眼光无财力只能望梅止渴,有财力无眼光则真赝杂陈。过去有人感叹贫士可以从事具体的实业,但无法做最好的学问,原因即在于此。

    再次是指治学门径上的贯通指示,这是专业方法层面上的“通”。唐代刘知几《史通》要求史家须具有胆、识、才、学四方面的能力方能著史,而章学诚《文史通义》进一步提出更具体细致也更严格的要求。我近年来给研究生开课,与同事协力合作编成教材《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初版,2013年再版),开始想为同学们找到几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或网络语所谓的“必杀锏”,但随着思考的深人,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徒劳无益,最后放弃这种企图,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粗略地归纳为基于文艺学、哲学美学、心理学、历史学、现代科技、社会学和人类学、比较文化学、现代语言学、音乐学、美术学、传播学等领域的各种方法。相信随着古代文学研究的深人,还会有更多的方法出现,我们的概括也只能是挂一漏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回顾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家对新方法的热衷追随,到当下学者们对各种方法的淡定和理性吸纳,说明学界的成熟和超越,而这种超越主要体现在对多元交叉和广谱研究的会通,对各种新方法的包容。

    据此,我以为价值体认上的通透、知识认知上的通融、方法技术上的通变,应该是我们讨论古代文学研究中“打通”的题中应有之义。

    陈尚君先生《兼容文史,打通四部》(《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是根据上次编委会发言整理,对此有很好的阐发。张剑回顾十年来宋代文学研究,将大家的已有共识概括为“四通”:熟通文本,融通四部,贯通古今,沟通中外。就古典文学研究而言,已讲得较为全面,若能对此“四通”有所体会和实践,学问上肯定能拓出新境,更上层楼。我拟对前述“四部”说、“四方”说、“四窗”说、“四通”说做进一步的回应和引申,归纳概括为深人实际、打破科际、联通网际、走向国际的“四际”说。

    第一是深人实际。“实际” 一词本是佛家语。《大智度论》卷三二说:“实际者,如先说法性名为实,入处名为际。” 一般指客观现实。就学术研究而言,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语言学的田野调查、实地勘踏是深入实际,美术学的“搜尽奇峰打草稿”是深入实际。张剑所讲“熟通文本”就学术研究要接触第一手资料来说,也是在强调深入文本的实际。但这仅仅是事物的一个面相,另一个面相的实际是现场与在场的实际。古人讲“读万卷书”之余还要“行万里路”就是强调要深人实际。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其一云:“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是从艺术创作讲深入实际,“眼处心生”与“秦川景”即佛家所谓“现量情景”,含有现在义、现成义、显现真实义等多层意思(参见拙著《唐诗美学精读》第一章第二节论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是知名历史地理学家,他自述迄今已亲到长安三十多次。他不光考察长安、洛阳,还多次去巴格达、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等东方古城,故他关于古都研究的视角独特,常能发人所未发。国内外一些杰出史学家,不仅能亲自勘踏历史事件的遗址,而且能深入考古工地和发掘现场,在第一时间获得第一手资料,有时他们学术成果的披露甚至早于考古发掘报告的公布。这种因深人实际所得的学术新资讯,所培养的学术敏感,是值得古代文学研究界同仁学习的。

    第二是打破科际。现代学术最大的进步就是学科界限的明晰化,相邻相隔的科系之间,鸡犬之声相闻,但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不光是文、理、工壁垒森严,界限分明,就连文科之中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历史,也各有血脉相承,族内通婚,绝不与邻居混杂,以示纯正高贵。至于创作与研究、教学与科研、科普与原创也都是各有所司,绝不混淆。人类像工蜂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内反反复复,出出进进,严肃认真地忙碌,上帝看到了肯定要发笑。

    古代文学界许多名家大师实际上多是跨科的,如王国维除了写《人间词话》外,更重要的还是保留在《观堂集林》中如《殷周制度论》等史学上的重大成果。陈寅恪当年是北大、清华中文、历史两系合聘的教授。朱自清写过《诗言志辩》和许多古代文学论文,但又是现代文学新散文的代表。他的学生王瑶以《中古文学论集》知名,但又是现代文学研究的泰斗。闻一多是新诗创作的代表,但在学术研究上则以对《诗经》、《楚辞》和唐诗的创新研究著称。陕西人吴宓在清华和西南联大教西洋文学和比较文学,但他毕生坚持旧体诗词写作。钱锺书教西洋文学的课,做古代文史哲打通的学问。从《谈艺录》、《管锥编》到《钱锺书手稿集》所包容的学问信息,是很难用一个学科或一个学科的分支分段来概括的。被誉为甲骨文研究“四堂”之一的郭沫若,既是现代史学与考古学的巨擘,又是现代新诗的开山。台湾大学的老辈学人台静农教文学史课程,但诗书画都臻于妙境。长期执教于香港大学的饶宗颐更是于学无所不窥,无所不精,在多个领域多个学科都取得很高成就。

    在关中和其他精耕农业区,聪明的农人为了充分利用土地,很早就发明间作套种,将高秆低秆、季节不同的几种植物同时种植,非但没有干扰影响,反倒能互相作用,互相促进,产量倍增,这种栽培经验,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第三是联通网际。无可否认,网络已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同时也正在改变着我们的学术生存。我们可以从网上了解资讯,也可以从网上进入学术图书馆、数据库、电子期刊。但正如我们过去很多人查检工具书,而羞于以工具书为出处,现在大家很迅速地使用谷歌、必应、百度检索,但很少说明搜索引擎的作用。我们也可以很便捷地使用海量数据库,在数字生存中实现坐拥书城。当然电子文献、数字化古籍整理本身也有个不断提升质量和水平的问题(见程毅中《古籍数字化须以古籍整理为基础》,《光明曰报》2013年4月30日)。博客、微博、微信不再仅仅是愤青们发泄情绪的场所,已逐渐成为常识科学论辩甚至专门科学发表的平台,已经有学者利用微博撰写和发表学术札记、学术随笔,学术的首发、原创、传播可以在这样的平台上被准确地记录下来。网络同时正成为学术交流、学术沟通最便捷及时的工具,它不仅在改变着社会,也在改变着教育和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基于数据库和网络学术资源之上的“e-考据”也使传统的文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参见黄一农《e-考据时代的新曹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又见孙妙凝《e-考据为文史研究打开一扇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27曰。又见郭倩《黄一农:用E考据“玩”红学》,《中华读书报》2013年3月27曰)。开放获取、共享数据、多方会议、绿色出版,这些国际学术界期盼已久的事件正悄悄来临。有论者已指出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到当下的信息(移动)革命是另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大背景下出现的台式计算机、手提计算机和移动智能终端分别开启了 “固态”、“液态”和“气态”三种生存方式,目前现代人已进入了数字的“气态”生存阶段(见〔美〕迈克尔?塞勒著、邹韬译《移动浪潮:移动智能如何改变世界》,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换句话说,数字信息已像空气一样弥散在我们的生活中,古代文学研究者可以远离尘世,但无法隔绝这样的“空气”。在无纸化办公、无纸化报纸之后,学术期刊的无纸化与网络化也会很快到来。这对于包括《文学遗产》的编者、作者、读者来说,既是新的学术发展契机,又是新的学术挑战。但正如迈克尔?塞勒所预言,报纸因其信息的浅表性、同质性与重复性,在未来面临锐减甚至消失的可能性;而学术期刊因其特色性、专题性、深度性与唯一性,在未来将会迎来期刊的另一个黄金时代。网络时代的期刊,不仅可以实现编者、读者与作者的在线交流、实时互动,而且可以出现由作者真人真声朗读其论文的视频文件,通过微博、微信对作者进行访谈,对作者及相关研究者同题研究进行实时链接和搜寻。《文学遗产》已建有网站并发布网络版,相信在未来也能引领(至少紧追)信息革命时代的人文学术期刊发展。

    第四是走向国际。近年来已有不少论述,如刘跃进《近年来美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掠影》(《福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程章灿《作为学术文献资源的欧美汉学研究》(《文学遗产》2012年第2期),特别是廣可斌《古代文学研究的国际化》(《文学遗产》2011年第6期)。走向国际既要重视文献上的中西融通和研究上的中外比较,更要重视学术研究如何“走出去”平等交流。诚如葛晓音先生在此次编委扩大会议上所说,当下有一个我们如何平心看待国际化和如何平等对待境外学人的问题。同时,走出去是否还需要一个供交流使用的“共通语言”和“共通”规则。正如美国汉学家康达维说:“二十一世纪已经到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将面临一个关键的时刻。在经济和文化进人全球化趋势的同时,各国文学也应朝向国际化发展前进。无论以中文、日文、法文或英文写作,也开始以共通的语言沟通。这意味着他们提出相似的议题,运用相同的专业词汇,并以共通的方法进行分析。”(康达维《朝向国际化的古典文学研究》,见郑毓瑜《性别与家国》序,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如果说WTO是商品贸易规则的平台,那么包括古代文学研究在内的学术交流、教育交流是否也需要一个类似的规则,而内地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人不能逃避责任,不仅要参与交流,还应理直气壮地参与规则的制订。另外,走出去还包括对古典名著与当代研究成果的翻译与介绍,这就对我们古代文学从业者的教学语言与科研工作语言都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我以为这才是走向国际的深层含义。

    如从这样的意义看“打通”,我以为需要努力的空间仍很大。这样的“打通”知易行难,说说还容易,但做起来很难。我个人资质愚钝,学问浅狭,年来又多有荒疏,本不配谈这样的话题,更不敢自矜自炫。立此标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作为教书匠,更希望能给更年青的才俊指示一条向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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