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学术论文全文数据库 > 文学通史研究

学术史识与学术价值观

吴承学

  

 

    我对《文学遗产》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从大学开始就订阅《文学遗产》,现在还保存着自复刊至今的全套杂志。从1985年起,我就幸运地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文章,至今,已发表了二十多篇。三十多年来,我从读者到作者,从作者到编委。近年我又客串编辑行业,主持《中山大学学报》,这里我想以编辑的身份与同仁交流编辑学的理念。

    《文学遗产》是海内外中国文学研究者共同聚集的纯学术的乐土。在我的心目中,它是让人产生仰望与敬畏感的学术杂志,在目前繁杂的学术氛围中,是一道少有的学术清流。作为同行,我非常欣赏《文学遗产》编辑部站在学术史的高度编辑稿件,这是多年以来编辑部形成的优秀传统。从20世纪80、90年代至21世纪初,《文学遗产》就多次组织对学科发展的回顾研究,深人总结百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成就和不足,并为学科的前景作了有意义的展望。现在有所不同的是,编辑部有计划地组织编辑撰写相关学科的学术史论文。如本次编委会扩大会议文件中,有五位编辑专门为会议撰写论文:孙少华《建立21世纪先唐文学研究的“新传统”》、刘宁《新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张剑《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的走向与问题》、张晖《理论的转型:元明清近代诗文研究的现状及其可能性》、石雷《前沿·困惑·思考:新世纪十年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刍议》。每一篇文末还附有对相关论著的目录辑录与统计材料。这既是编辑手记,是他们所做的“功课”,同时又是探索新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思考未来研究走向的学术史论文。张晖博士的文章,应该是他在编辑学方面的遗墨,弥足珍贵,令人怀想。这几篇文章,虽然针对具体时代或文体,却具有普遍意义。如孙少华所提出的“以文学为本位”、“以语言为中心”建立文学研究“新传统”,张剑提出“三化”、“四通”等问题,对整个文学史研究都有普遍意义。我认为编辑部的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在专业刊物中具有示范作用。一位学者,如果不了解学术史,不可能有创新性成果。一位编辑,如果不熟悉学术史,对于稿件是否具有创新性也不可能有清晰的判断。学术刊物是展示优秀研究成果的平台,也将成为学术史的一部分。现在,有许多高校或机构把学术刊物分成不同档次。其实,好杂志不是行政评定出来的,而是由学术界认同的。它要经受得住学术史的淘洗,要看其学术生命力: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以后,再看看有多少论文能进人学术史,有多少论文还有参考价值。我相信,《文学遗产》已具有高度的学术史识,它必定成为中国学术史的重要部分。

    学术期刊在当今学术繁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高质量的学术期刊其实是以特殊的方式担负着推进学术发展的使命。我在主持《中山大学学报》时提出办刊理念是:敬畏学术,理解学术,服务学术。在我看来,编辑工作是为作者服务的,是为学术共同体服务的。但它不是一般性的服务,其特殊价值就在“发现”上。编辑的能力主要体现在淘沙见金的眼力和点铁成金的功夫之上。把编辑工作当成服务,并不降低其价值。相反,正如古语所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编辑在推进学术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是无可代替的。编辑要理解学术,要有识见,能判断。要了解哪些是第一流的工作,哪些问题是有价值的前沿问题。学术发展有自身的规律,编辑要认识这种规律。

    学者有学风,刊物亦有刊风。《文学遗产》正是以高尚的刊风赢得读者与作者的敬重。在我国,重要的学术刊物是稀缺资源,也是学者各方面上升的快速通道,一登龙门则身价百倍。因此,中国的学术期刊界一些人不自觉地存在某种傲慢。我现在经常接触一些学术期刊的编辑,他们有一个比较自得的说法是学术期刊“培养” 了学者。我亲耳听过有些学术刊物的编辑大言不惭地自诩“培养” 了多少教授,多少博士。当然,闻道有先后,贤者为师。有些资深的高水平编辑,对一些作者有所提携与指导确是事实;学者对于学术期刊的感激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否认学术刊物客观上具有某种“培养”功能,但编辑不要把“培养”学者当作自己的任务或功劳,这不具有普遍意义。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本质上并不是师生关系。我们还是强调编辑的“发现”与“服务”意识,切不要有居高临下的“培养”观念。编辑对于作者,无论是名家还是新手,都要持一种服务意识和平等对话的态度。本着为学术服务的观念,对作者要敬重,也要自尊,要不卑不亢,切莫做欺客的大店,也不要屈从欺店的大客。一切遵从学术本位的原则,万变而不离其宗。我要求我们学报的编辑,可以给作者提出建议,但不要以老师的身份指导作者修改。要求编辑凡是改稿之处,一定要作者同意。在网络时代,与作者的联系是极为方便的。如果是篇幅所限,应由作者自行压缩,自己的稿件最知轻重。编辑随意删、改都是非常可怕的事。尤其是专业性很强的文献、术语,有些编辑以为是错的,任意改动,就可能把对的改成错的。另外,还有一些是作者行文的个性风格,这是应该允许差别的,也不要轻改。

    现在许多学术刊物都有“引领学术”的豪言与大志。而在我看来,“引领学术”是一种很高的理想,它既不是学术刊物所独有的,也不是学术刊物所天生具有的品格与能力。前些年,《光明日报》采访我,我提出编辑不要妄谈“引领学术”,这句话在期刊界还引起关注和争议。当然我反对的是“妄谈”,不要把开开专栏,组组稿件就认为是在“引领学术”。学术发展有内在的特殊规律与特有方式,学术刊物编辑不应该教导学者该做什么或怎么做。我一时还没能想起在当代中国有多少由杂志“引领学术”的成功例子。“引领学术”还是慎谈为好,“引领学风”可能更为实际。像《文学遗产》这样有崇高地位和巨大学术影响的专业期刊,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一直引领优秀的学风。它发什么内容、什么风格的稿件,都会引起读者的注意甚至追摹。《文学遗产》以一种严谨切实、兼重创新性与科学性的学术价值观和一大批高质量的论文,润物细无声般地“引领学风”。

    一个刊物在长期的出版过程中,会历史地形成某种刊物风格与个性。但有些优秀的稿件可能与这个刊物的风格不同。刊物应该是唯好稿是求,而不是执着某种风格。无论是长稿、短稿,理论的、文献的、考证,宏观、微观,只要有价值的科学性创意,都应该欣然接受。

    刊物的高下是由编辑的学术价值观所决定的。对于成果多元化兼容并包的同时,又须认识到学术研究亦有价值序次。“通古今之变”尚矣,“成一家之言”更令人期待。“考镜源流”尚矣,“辨章学术”更令人期待。“考索之功”尚矣,“独断之学”更令人期待。当然最理想的学术是尽善尽美的至境,但如果在各有所偏的成果中选择其一的话,我的选择是:问题要比知识重要;想法要比材料重要;识力要比功力重要;创意要比严谨重要;片面的深刻要比周全的肤浅重要;有思想、有个性、有新意的“重复”研究(这里指传统话题)要比纯粹为了 “填补空白”的琐碎与生僻的“创新”重要。这当然是一己之见。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学术价值观。在数字化与云计算的背景下,学术研究离不开数字化,但其价值恰恰就在数字化之外:人类的智慧、思想与个性才是科学技术所无可替代的。科学技术越发达,学术研究中人文性的独特价值就越凸现出来。

    无疑,对于编辑来讲,对学术研究成果的取向应该是多元化的,但另一方面,我以为学术研究的境界、气度、格局又是有差异的。“虫鸣草间”,亦属一格,然与“金鮮海,香象渡河”相比,高下自别。目前“宏大”、“宏观”研究的名声似乎不太好,但是,我们所向往的学术研究的阔大境界,并不是空洞的宏大。借用孟子的话:“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由于学术人口扩大与学术分工的细化,碎片化与生僻化的“创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或学术时尚。我们很难说零碎与生僻的研究就没有价值,但是如果把“人无我有”当成研究的终极目的,把它作为一种孤立的研究,意义确实不大。如果能够把看似零碎与生僻的对象放在历史的网状结构之中,扯起一线,牵动一片,对象虽小,亦通于大矣。所以学术研究是否有境界,往往不在于研究什么,而在于如何研究。

    目前,学术期刊的专业化、国际化与数字化是一种发展趋势。人文学科的学术期刊受到很大的挑战,这也是我们所面临的共同焦虑。当然,未来的发展肯定是多元化的,但如何继续保持领先和中心地位,而不被边缘化,这是高端学术刊物所面对的挑战。对《文学遗产》来说,专业化并不是问题,而国际化可能存在一些不同意见,比如本次编委会上有学者提出的:什么叫国际化?有什么标准?以谁为标准?有无必要?但我以为,无论如何,在区域化的基础上追求进一步的国际化还是有必要的。中国传统学术期刊要走出去,要扩大学术影响,仍需要对海外汉学持更为开放的态度。海外学术期刊的许多办刊经验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数字化的趋势则是无可质疑的,网络固然有不足,但它为知识的储存与传播、为学术研究带来极大的方便,大大推进知识与学术的普及,引发了一场知识革命。无论我们如何珍爱纸文本,纸文本的发行与读者数目的剧减是不争的事实。《文学遗产》作为高度专业化的期刊,它虽然已有网络版,但离真正的数字化学术平台差距还很大。在国际化与数字化时代,《文学遗产》继续保持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核心地位,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收藏文章

阅读数[115]
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中国文学网”会员,请 登录 后发表评论; 或者您现在 注册成为新会员

诸位网友,敬请谨慎网上言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