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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

梅新林

  

 

    21 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延续世纪之交的反思、展望与探索中走过了第一个十年的历程,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的相互促进,业已成为新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主流趋向。

 

 

    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一道进入了一个世纪之交的密集反思期,这是因为其中密集交织着四个关键时间节点,即 20 世纪百年、新中国六十年、新时期三十年、新世纪十年的学术反思。尽管彼此反思的时段、重心、方式与结论多有不同,但都离不开对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总体发展趋势的辨析与展望。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个传统学科,当然仍有传统研究领域与方法的坚持与延续,但就其主流趋向而言,则呈现为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的相互促进,主要表现在 :

    一是传统性研究的革新 在文学家、文学作品与文学史研究中,注重文献考据、文集整理与作品分析的传统方法依然在延续,但都已不同程度地发生了一些新的变革,一个相当普遍化的现象与趋势即是现代信息技术的介入与利用 :一方面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大量纸质图书电子化,其海量的信息与快捷的检索方式为广大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另一方面是数据分析越来越成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不少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有的进而自行编制专题数据库或软件系统,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性研究领域的革新动向与成效。

    二是交叉性研究的兴盛 这是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大亮点,重点形成了以古今文学演变研究、文学地理研究、文学世家研究、城市文学研究等为代表的新的交叉性研究方向与领域。古今文学演变研究,旨在打破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两个学科壁垒而进行贯通性研究,由复旦大学章培恒先生率先发起和倡导,并由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与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五次学术会议,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是从时间维度上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拓展。文学地理研究,旨在融合文学与地理学而形成文学地理学的交叉性学科,重点是从空间维度上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拓展。与时空维度密切相关的交叉性研究还有城市文学研究和家族文学研究,前者是从城市的空间意识强化古代文学与城市文化的关系研究,后者是对延续数代的文学世家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三是边缘性研究的拓展 这是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另一大亮点,主要包括女性文学研究、民间文学研究、民族文学研究、域外汉文研究等。边缘是相对于主流而言的,但彼此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受惠于女权主义、人类学、民族学的持续激发,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女性文学、民间文学、民族文学等终于被强烈激活,同时也为整个古代文学研究带来新的活力。至于域外汉文研究,则直接得益于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也与新世纪以来国际汉语推广的兴盛密不可分。域外汉文研究的意义,不仅表现在它可以为域内的古代文学研究提供许多新材料以及域内外比较研究的新视角,更重要的是借此可以重建一部拓展至汉文化圈的更为完整的中国文学史。

    四是新方法研究的深化 勃兴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方法论,诸如文化学、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接受美学、传播学、生态学、阐释学、叙事学、译介学等等,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依然比较活跃,而且在经过内在熔铸之后逐步趋于深化和完善,其中运用最为广泛的还是文化学,而借鉴最为成功的则是叙事学。后者对于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学体系,为中国叙事文学研究提供新的阐释系统,进而丰富西方叙事学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同时面临着以下三大难题的困扰 :

    难题之一 :“文学—文化”关系的困扰 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思潮与研究方法,极大地拓展了原有文学研究的视野、方向与领域。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一趋势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就文学与文化的内在关系而言,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诞生于文化之母体,流淌着文化之血液,彼此连为一体,不可分割。因此,文学文化学研究的兴盛与拓展,有其必然的缘由与内在动力。然而由“文学与 ××”的交叉性研究的无限延伸,也不时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忧虑与质疑,即“文学—文化”研究的本位立场与研究边界的问题。就目前的“文学—文化”交叉性研究观之,大致呈现为“从文学看文化”、“从文化看文学”两种不同取向,彼此都属于交叉性研究,却有着本位立场的差异。其中的关键问题,即在于是否坚守文学的本位立场,是否以文学为轴心而展开“文学—文化”的交叉性研究。否则,就会引发轴心错位与“边界”混乱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文学本位性的丧失而走向文学研究的泛化与异化。

    难题之二 :“古典—现代”关系的困扰 鉴于长期以来中国文学截然划分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两个学科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和困扰,以新辟“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贯而通之,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很有意义。然而,“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无论是从“古”观“今”还是从“今”溯“古”,都重在解决作为研究对象的“古”“今”文学如何贯通问题,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时空错位如何弥合的问题。每当作为研究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学学者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总是难免在以“古”释“古”与以“今”释“古”之间的抉择中处于尴尬的境地。“子非古人,焉知古人之心?又焉知古人之文?”对于处于“现代”的学者来说,的确需要时时这样自我反诘,自我辩思。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已习惯于以“今”人的思维、理论与方法审视“古”人的文学文本,然后予以过度的“现代”阐释,甚至不惜以肢解或扭曲“古”人的文学文本为代价。归根到底,同样也是古典本位立场还是现代本位立场的问题。意大利著名学者克罗齐曾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重要命题,旨在强调历史的当代性及其彼此的贯通,的确具有深邃的历史哲学意义,是对那种死守“历史”文本、泥古不化学术风尚的矫正。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将此命题加以无限夸大和延伸,因为历史既需要不断重释,同时也需要不断还原,两者有机结合的历史研究才更符合历史科学的内在要求。

    难题之三 :“本土—西方”关系的困扰 从中国现代文学诞生历程来看,其中有双重渊源 :一是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演变,二是西方文学以“外”而“内”的输入。两大主线的汇合、碰撞、交融,从不同方向共同推进并最终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转型历程。因此,中国文学时间维度上“古代—现代”的演变,是与其空间维度上“西方—本土”的融合相交错的 ;与此相对应,“本土—西方”关系难题的困扰也几乎同时与“古典—现代”关系难题的困扰相始终。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也同样习惯于借用“西”人的思维、理论与方法审视中国“古”人的文学文本,然后予以过度的“西化”阐释,甚至不惜以肢解或扭曲中国“古”人的文学文本为代价。而这,也同样可以归结于本土本位立场还是西方本位立场的问题。中国与西方文学产生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具有不同的文学传统与阐释体系,我们既不能局限于以“中”释“中”,但也不能走向一味的以“西”释“中”,而应该在坚持本土本位立场的前提下向中西通观的更高境界迈进。否则,由此带来的伤害就不仅仅是“削足适履”之憾,而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之所以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固有本质特性的漠视和曲解。

    以上所论“文学—文化”、“古典—现代”、“本土—西方”关系的三大难题,既有不同的维度与重心,又有相互依存的内在逻辑关联。如何应对和破解三大难题的困扰,直接关系到能否以及如何坚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古典性与本土性,也就是能否以及如何坚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本质特性。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已成过去,展望未来第二个十年或更长时段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的主流趋向以及伴随着三大难题的困扰将会继续同时并存,因而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的思考如何坚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古典性及其与文化、现代、西方多元视野的有机交融与辩证统一。与此相应的学术策略或者说路径选择是 :在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三“文”融通的引领下,通过资源重整、范式重构与意义重释的整体互动与突破,从而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的历史性超越。

    1. 三“文”融通 即指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有机交融与贯通。具体而言,是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化指归”,是同时熔铸了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两个层面而由前者向后者的升华与超越。文献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之外看作品,文本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内部看作品,文化研究的视角又回到作品之外看作品,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依次展开、相互融通、不断超越的过程。因此,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从分到合,以及三者从自发的融合到自觉的融通,实际上即是通过学科交融而对原有学术传统的新的拓展与超越。

    2. 资源重整 即指对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所有文献进行重新整合。百年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资源重整伴随二重、三重、四重证据法的相继提出而不断向前推进。王国维先生得益于考古发现的重大突破与启示,率先提出了以“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同时兼具新理论与新方法的重要意义,对包括古代文学研究在内的 20 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此为先导,后来一些学者又相继提出了“三重证据法”与“四重证据法”,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资源重整而论,同样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当今信息化时代,为了更好的汇聚一、二、三、四重证据法的所有学术成果,完成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及相关文献的整合与集成工程,特别需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充分利用各种数据库及相关检索平台,便于以空前的规模与效率进行新的资源重整,并为学界所共享。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五重证据法”。

    3. 范式重构 即指对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文学史范式进行重新建构。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式重构一直伴随其走向多元化的历史进程而不断向前推进,时而悄然进行,时而阔步前行。以发端于上世纪末的“重写文学史”讨论为例,“重写文学史”本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学术活动,但每一次“重写”——真正的“重写”,则都是对原有文学史范式的扬弃和对新的文学史范式的重建。纵观百年以来不断涌现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著作,可谓成就斐然。然究其不足,一是时间断裂,即人为设置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分属不同学科的壁垒,中国文学史因此被腰斩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与现当代文学史。为此,复旦大学章培恒先生率先发起和倡导打通这一人为壁垒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这是对中国文学史研究时间维度上的重构与创新 ;二是空间缺失,即囿于传统线型思维,过于注重时间维度而忽视空间形态,由此导致大量文学资源的流失以及整体文学生态的萎缩。重在空间形态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兴起,就是力图从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崭新平台,从文学空间维度与形态的崭新视境,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现象、形态与规律,以期达到学术“矫正”与“拓新”的双重目的。因此,从反思补救、矫正现有文学史范式的种种缺失,到重构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既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合乎中国学术史学术创新的内在要求。

    4. 意义重释。即指借助新材料、新理论、新方法对文学文本进行重读、新读、深读,从中发现新的意义。意义重释与资源重整、范式重构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基于二重、三重、四重证据法以及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资源重整的巨大成果,对于范式重构与意义重释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学术潜力更是无可估量的。至于意义重释与范式重构,彼此关系更为密切,更为直接,也更容易实现成果转化。另一方面,则需要在宏观的“重写”文学史与微观的“重释”文学作品两个层面同步前行,相互促进。因为每一次“重写文学史”,固然必须以对诸多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之作的意义重释为基础,但同时也会由此激发对于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之作意义重释的重要突破 ;反之,对于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之作意义重释的重要突破,不仅会不断激活“重写文学史”的内在冲动,而且可以将其集成和转化为“重写文学史”的崭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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