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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发展及其反思

刘宁

  

 

    唐代文学研究在古典文学各时段研究中,“学科化”的程度最为深人,学术积累深厚、研究结构合理、学术传统丰富。“学科化”是近代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新世纪的唐代文学研究,全面呈现了“学科化”深人发展的积极成果,但与此同时,“学科化”所具有的问题与局限,也有所暴露,如何在已经得到深入发展的研究传统中开拓新的道路,打开唐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使这个成熟的学科焕发更多的生机与活力,是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学界的共同努力,而回顾和反思新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成绩与特点,也许可以对有关的思考,提供一些帮助。限于篇幅,本文的讨论,将主要以大陆的研究状况为基础[1]。

 

一  唐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化”:20世纪的回顾

 

    古典文学研究的对象,虽然是中国古典社会的文学与文化现象,但20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却是近代学术体制下的学科化研究。“学科化”可以增强研究规范,加强学术协作,促进有效的学术积累与研究推进。日本的古典文学研究,在研究的规范性上,其整体水平在中国学界之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近代学术体制建立时间比中国长,其研究的“学科化”程度比中国高。近代学术体制与近代的教育体制密切相关,而其中“研究生教育”又是近代学术专业化研究建立和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国的近代学术与教育之路十分坎坷,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陆研究生教育才开始迎来全面繁荣,学术才走上“学科化”迅速发展的道路。

    新世纪,随着髙校扩招政策的推行,研究生招生规模迅速扩大,专业设置日趋丰富,“学科化”的发展要求也更为强烈。应该说,自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三十年,古典文学研究的整体大势,是“学科化”的不断增强,而其中唐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化”成就是最为突出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础文献得到了系统和深人的整理。

    基础文献是一个学科最为重要的发展基础,唐代文学文献本身的特点以及研究整理状况,是唐代文学研究“学科化”取得髙度成就的前提和保证。“唐以前文献太少,研究空间受到限制,唐以后文献太多,学者难以周览一代文献,唐代正适中,是做学问最好的试验田。”[2]20世纪新出文献,属于各代的都有,“但就数量巨大且与文史研究关系密切来说,都不及唐代”[3]。

    20世纪唐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十分繁荣,《全唐诗》、《太平广记》、《唐诗纪事》、《唐五代词》等书校点行世,孙望《全唐诗外编》(中华书局1982年版),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周绍良等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藉出版社1992),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五辑(三秦出版社1994一1998年版),《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藉出版社1991),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藉出版社1987年版),张璋、黄畲《全唐五代词》(上海古藉出版社1986年版),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编著《全唐五代词》(中华书局1999年版),程毅中《古小说简目》(中华书局丨981年版),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在文献的搜集、补遗、考辨上贡献突出。别集的整理也成果丰硕,李白、韩愈、白居易有全集新注本,许多中小别集也有了质量可观的注本。一些唐诗研究的基本典籍,有了新校新注本,文献的辑录、考订和检索,也成果颇多。

    唐代文学的基础文献,在20世纪的后二十年中,得到了相当全面和深入的整理,这是唐代文学研究“学科化”成熟发展的重要基础。

    第二,形成了立足文献而又开放融合的研究传统。

    20世纪的唐代文学研究,形成了一些被学者普遍关注、深入开掘的研究传统,其中最突出、最具特色的有两种:唐代文学与外部社会文化成因的关系研究、唐代文学史演进的时段性研究。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傅镟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是前一研究传统的代表作,也在引领这一研究方向上贡献卓著。在20世纪的后二十年,对唐代文学外部成因的关注,日益增强,科举、人幕、地域、家族、宗教等因素与文学的关系,得到深人而全面的探讨。

    对文学史演进的时段研究,则构成了唐代文学的另一研究热点。这些研究以士风与诗风、文风的关联为核心,综合群体研究、文体研究以及对外部成因的细致考察,对文学史演变的环节、过程,进行新的观察,极大地丰富了对唐代文学史面貌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个研究传统,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和深人开掘,是因为它们既能针对文学史的重要问题,同时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上,开放包容,具有较为宽广的学术拓展空间。这两个传统都要建立在对基础文献的深入掌握之上,它们可以积极吸收唐代文学文献整理研究的成果,使研究具有丰富的源头活水。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上,两个传统都具有开放的特点,可以不断引申出新的课题,把研究推向深入。例如,对外部成因的研究,研究者没有泛泛停留在对科举、人幕、家族等一般性史实的爬梳,而是深入到文人集团、交游与相关外部成因的细致关联。在此基础上,一些重要文学现象与其外部成因的关系,也得到深人的观察,例如中唐两大诗派的讨论,就深人到诗派文人的社会处境与其社会身份、政治角色之关系多方面思考。对文学史演进的时段研究,研究者需要综合考察文人群体、艺术流变,同时为了勾勒士风的完整面貌,理解士人心态,也要综合运用文学外部研究的诸多方法,以期对文学的历史环境获得深人了解。这一传统,也可以引申出群体研究、艺术流变研究等多种方向。

    上述两个研究传统,使文学、文献、文化的研究获得了有机的结合,形成了比较合理的研究结构。一个成熟的学科,既要系统规范,也要开放包容,唐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化”水平之所以比较突出,和这种研究传统的建立,密不可分。

    第三,建立了规范有效的学术组织。

    1982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学会在三十年间,对推动唐代文学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20世纪后二十年建立的与唐代文学有关的全国性学会,还有中国李白研究会、王维研究会、中国李商隐研究会、韩愈研究会、柳宗元研究会、中国杜甫研究会。除了全国性的唐代文学研究会之外,一些省区也建立了地区性的唐代文学研究会,如四川省杜甫学会等。

    上述三个方面充分说明,20世纪的唐代文学研究,在“学科化”之路上,走在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前列。傅璇琮和蒋寅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虽然完成于新世纪,但书中内容是对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总结。全书的《总序》指出,此书的编纂,是为了克服“课题重复、规范缺失,出版无序”的问题,推动学术的良性发展,这无疑体现出鲜明的“学科建设”意识[4]。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学科化”不断发展的大趋势下,此书的编纂,深具学术眼光,而它的影响力,不仅在现在已经充分呈现,而且在将来,将会更形显著。有意思的是,此书的两位主编都是唐代文学研究的代表学者,而比较全书各卷的具体内容,也可以发现,唐代文学卷在学术传统的总结、问题的梳理以及文献整理状况的分析方面,都更为成熟,这也可以见微知著地呈现出唐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化”成就。

 

二  新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成就:对“学科化"的积极推进

 

    新世纪十年,唐代文学研究沿着“学科化”的方向不断深化。与此同时,新世纪影响学术发展的因素中,还有两点十分突出,就是“信息化”与“全球化”。唐代文学的大量文献,在新世纪都实现了数字化,异常便捷的电脑检索,不仅改变了査找文献的方式,更逐步改变了人们阅读文献的方法。在90年代开始的对海外汉学的了解,在新世纪更趋深人,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这两点,都与唐代文学的“学科化”发生深刻的关联,影响了新世纪研究的整体面貌。

    第一,文献整理:基础文献整理的深化与相关文献整理的加强。

    唐代文学基础文献的整理,在20世纪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新世纪十年唐代文学文献的整理,表现出基础文献研究更趋深化和相关文献整理不断加强等特点。

    在唐代总集文献方面,新世纪代表性的整理成果有陈贻掀、陈铁民、彭庆生等主编的《增订注释全唐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陈尚君《全唐文补编》(上、中、下)(中华书局2005年版)、吴钢主编《全唐文补编》续出后五辑(六、七、八、九)及《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三秦出版社2001—2007年版)等。别集整理方面,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白居易文集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岳麓书社2003年版),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刘真伦、岳珍《韩愈文集汇校笺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等,都取得了很突出的成绩。此外,吴文治《柳宗元诗文十九种善本异文汇录》(黄山书社2004年版)、张忠纲《杜集叙录》(齐鲁书社2008年版)在别集版本研究方面表现卓著;此外还有周相录《元稹年谱新编》(上海古藉出版社2004年版)等一些考订精审的年谱之作。上述成果继承了20世纪的研究传统,同时在更为详尽地占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取精用宏,其整理与研究水平后出转精。

    新世纪的文献整理,在更趋精审的同时,也对20世纪开拓还不甚充分的领域,进行更深人的开拓,在笔记小说方面,程国赋《隋唐五代小说研究资料》(上海古藉出版社2005年版)、周勋初《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凤風出版社2008年版)、严杰《唐五代笔记考论》(中华书局2008年版)、陶敏《全唐五代笔记》(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都有突出的成绩;在诗文评文献方面,卢盛江《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张伯伟编校《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出版社2002年版)等引人注目。

    与唐代文学之接受有关的文献研究,是新世纪的一个重要学术增长点。对唐代诗文集历代注本的整理与研究,吸引了学者的更多兴趣,在注本的整理方面,有郝润华、丁俊丽整理的《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等用力甚勤。唐代诗文选本研究受到更多关注,李更、陈新《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上、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陶文鹏整理校点的《唐音评注》(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贺严《清代唐诗选本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值得关注。

    与文学研究相关的历史文化文献的辑录考订,在20世纪有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藉出版社1987年版)、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藉出版社1994年版)等代表性成果,新世纪又出现一批精品之作,例如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辽海出版社2011年版),李浩《唐代园林别业考录》(上海古藉出版社2005年版),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辑考》(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李德辉《晋唐两宋行记辑校》(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等。

    对域外文献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新世纪域外文献的利用与研究,其广度与深度都有明显的加强,査屏球《新补〈全唐诗〉102首——高丽本〈十抄诗〉中所存唐人佚诗考》(《唐代文学研究》第十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王勇《佚存日本的唐人诗集〈杂抄〉考释》(《文学遗产》2003年第1期)、卞东波《稀见汉籍〈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的文献价值及其疏误》(《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等都有重要发现[5]。

    新世纪信息化时代文献检索的便捷,以及国内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使研究者在文献考察的广度上,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这极大地影响了唐代文学文献整理的面貌。但我们不难看到,文献视野的开阔,并没有使整理工作泛滥无归,而是紧紧围绕基础文献整理的深化、相关文献整理的强化来有序展开,这与20世纪唐代文学文献整理所建立的规范与研究框架密切相关。这也是唐代文学研究“学科化”得到更成熟发展的标志。

    第二,研究传统的继承与开拓:专题化的特色加强。

    如前所述,20世纪的唐代文学研究,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研究传统:文学与其外部成因的关系研究、文学史演进的时段性研究。在新世纪,研究者在积极继承这两个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专题化特色加强的新特点。

    关于文学与外部文化环境的关系,新世纪的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对科举、地域、家族等20世纪比较关注的视角,进一步开拓深化,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中华书局2001年版)、陈飞《唐代试策考述》(中华书局2002年版)、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版)、尚永亮等《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都有更深人的挖掘。对于唐代制度、职官与文学的关系,上世纪尚着墨不多,新世纪则有了明显的关注,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德辉《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上海古藉出版社2006年版)等是其中的代表作,吴夏平《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述论稿》(齐鲁书社2008年版)对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唐人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也得到了更全面的关注,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2003年版)、《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刘航《中唐诗歌嬗变的民俗观照》(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康震《长安文化与隋唐诗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赵小华《初盛唐礼乐文化与文士、文学关系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在不同的专题上进行了思考。

    唐代文学与外部文化环境之关系的研究,在新世纪还向综合与纵深处发展,例如卞孝萱、张淸华、阎琦《韩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査屏球《唐学与唐诗》(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从游士到儒士:汉唐士风与文风论稿》(复旦大学出版杜2005年版)从综合的角度讨论了唐代政治、学术、思想、地域等因素与文学演变的关系。

    唐代文学与思想文化背景的关系,新世纪开拓较多的,是唐代文学与佛教的研究,其中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海沙《初盛唐佛教禅学与诗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胡遂《佛教禅宗与唐代诗风之发展演变》(中华书局2007年版)、査明昊《转型中的唐五代诗僧群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李小荣《汉译佛典文体及其影响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这些研究无论在对佛理的辨析、还是在对佛教文体、僧人组织形式的考察上,都较之以往,更为细致,使这一课题的研究被极大地丰富了。此外,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则在道教与文学的关系上有所开拓;张勇《柳宗元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黄山书社出版社2010年版)则在作家研究中,深化了对文学与思想文化关系的思考。

    文学史演进的时段性研究,在20世纪受到广泛关注。在新世纪,单纯以某段文学史为对象的鸟瞰式讨论,已经不多见,这一研究传统,更加突出了专题化的特色。具体来讲,就是群体研究和文体研究视角被极大加强。

    群体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兴起即已兴起,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开创了对文学史上中小作家及其群体的关注;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初盛唐文人群体的构成提出许多新的认识,积极地探索了将文人群体与诗歌流派、文学史演变环节联系起来考察的研究方式;赵昌平《“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对“吴中诗派”的分析,也将诗人群体和诗歌流派、文学史变化轨迹的讨论联系起来,揭示了隐匿的诗史环节;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对大历时期诗人群体的分析,也丰富了对诗史的认识。

    进入新世纪,对群体的研究进人更为专深细腻的层面,或侧重交游上的联系,或侧重身份际遇的近似,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从集会总集这一独特的角度,对大历浙东诗人群、浙西诗人群、东都闲适诗人群等以往文学史缺少发现和关注的诗人群进行了挖掘和讨论。袁行霈、丁放《盛唐诗坛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关于盛唐诗坛宫廷诗人、地方官诗人、布衣诗人等群体的讨论,则侧重身份际遇的近似,也对盛唐诗坛的独特面貌,做了深人的揭示。方丽萍《贞元京城文学群落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对中唐京城文人群体的讨论,思考细腻,挖掘深入。

    文体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中对“绝句”、“歌行”、“新乐府”等问题的讨论,将诗体研究与文学史现象的讨论,深入地结合起来。在新世纪,文体研究得到极大加强,成为热点。对唐代诗体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有论文六百余篇。关于诗体的研究,学界在古体、近体、歌行体以及诗体分类等问题上,都有积极的推进。薛天纬《唐代歌行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翔实的资料勾勒歌行的特点及演变轨迹,是歌行研究的重要文献。此外,杜晓勤《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通过对诗体的观察,思考诗史的演进轨迹,将诗体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紧密地联系起来。

    乐府诗研究作为诗体研究的一部分,在新世纪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在乐府诗的文献学、音乐学、文学等方面都有深入的开拓[6]。吴相洲《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袁绣柏、曾智安《近代曲辞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张煜《新乐府辞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刘亮《晚唐乐府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左汉林《唐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都引人注目。

    文体研究在散文领域也有所开拓。相当多的硕士、博士论文都集中于各种散文文体的讨论,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史素昭《唐代传记文学研究》(岳麓书社2009年版)等,都在相关的文体讨论上有所突破。

    小说研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在文本考证、主题与类型、社会思想文化内涵等方面,也取得了丰富的成绩,其中主题与类型的研究,从一个角度推进了对小说的内在艺术体制特点的认识,李鹏飞《唐代非写实小说之类型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对唐代非写实小说的三种类型进行了寻源溯流的翔实讨论。江守义《唐传奇叙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孙鸿亮《佛经叙事文学与唐代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也对唐代小说叙事特点做了细致分析。文体间的相互影响,也受到学者的关注,代表作有余恕诚《樊南文与玉溪诗:论李商隐四六文对其诗歌的影响》(《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吴怀东《唐诗与传奇》(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崔际银《诗与唐人小说》(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等。

    综上所述,新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对20世纪所形成的研究传统,做了更为专题化的发展,原本就具有专题化特点的文学及其外部成因研究,继续保持了专题化的特色,同时选题更为丰富。文学史演进的时段性研究,则发生较大变化,现在人们已经很少以某一时段为研究对象,而是转向以群体、文体的专题化研究为基础的文学史讨论。专题化的加强,是新世纪唐代文学“学科化”发展演变的重要特点。

    第三,学术组织更加成熟。

    新世纪,唐代文学学术组织进一步成熟。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定期召开年会,影响日益扩大。此外还有一些新的研究会成立,如中国孟浩然研究会(湖北襄樊2001)、广东阳山县韩愈研究会等。

    此外,新世纪成立的一些研究机构,也对唐代文学研究起到推动作用,如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2001)、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2002)、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2004)、西南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2001)。这些机构对唐诗研究都做出了一定贡献。

 

三  新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反思:对"学科化"的思考

 

    新世纪的唐代文学研究,是在“学科化”的高起点上发展,而新的时代环境,促使“学科化”在唐代文学领域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加强,这一方面可以更丰富地体现出“学科化”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也会相对于古典文学的其他研究领域,更早地显露出“学科化”可能存在的某些局限。

    从唐代文学研究在新世纪的发展来看,今后之研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专题化与综合思考的关系。专题化的极大加强,使对文学史笼统模糊的认识,趋于清晰和深人,但研究者综合视野的削弱,也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20世纪对文学史演进时段性的研究,虽然有肤泛的问题,但研究者的思考,还带有很强的综合性特点。文学现象的内涵是复杂的,与社会文化等外部成因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影响一被影响,其间有复杂的环节,这需要对文学史因素的综合性考虑,才能深人准确地加以认识。如果忽视这种综合性的思考,只是从专题化的角度,把文学史的某些因素描绘得更清晰,其结果可能就是在精细化的同时,对文学史的认识反而简单化、片面化了。

    对文学与外部成因的关系研究,唐代文学学者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有关的讨论,有时也存在文学与外因简单牵合,对文学现象与外因的分析不够深人等问题,今后,这类研究不应仅仅追求话题的变化,而要在讨论中关注到更有深度的层面,在从某一专题切人的同时,也要关注到政治、社会、思想、宗教等多种因素与这一专题的关联。

    群体与文体研究的推进,是唐代文学研究专题化的重要成果,但从文学史的丰富性来看,群体与文体对认识文学史都有局限。作家是个体与群体的统一,对群体过分关注,往往会削弱对个体创造的深人认识,这一点在对大作家的研究上,尤其会带来明显的认识局限。文体研究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但文体的分析,如果不能和文学史复杂的创作现象联系起来考察,也会制约研究的发畢。

    可见,专题化的研究,也需要研究者以综合眼光和素养,使之走向深人,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里就回到“专家”与“通人”之争的老话题。近代学术是以“专家”而非博雅的“通人”为主体的,在强调科学规范、便于学术协同积累的同时,也会削弱传统学术对“博通”的追求。对这个问题,不能以否定“专家”的思路来解决,而是要在尊重近代学术体制发展要求的前提下,使“专家”具有更丰富通达的素养。在专业教育日益发展的今天,做到这一点,尤其需要研究者的自觉,需要每个研究者对自己的专业化研究的局限抱有清醒的认识,努力加强多方面的素养,在研究中能以更综合的眼光观察问题。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博通素养的养成,不是靠简单扩大知识量就可以办到的,而是要深人理解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经典传统,在充分尊重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深人地消化理解,博观约取。新世纪“信息化”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使人们获得知识的数量迅速膨胀,人们的视野看上去更开阔了,但由于“知识”难以得到细致的沉潜消化,大量变成浮光掠影的一般“信息”,这种驳杂肤浅的多知,并不会带来博通素养的提髙,许多论文专著,利用电脑搜集大量资料,但仅仅堆砌一处,缺少辨析;一些学生所知甚多,但在写论文时又格局局促,难以开拓,这些都说明,“信息化”、“全球化”所带来的知识增长,并不是真正的博通,而吃透传统经典,对古代学术的核心问题有深人认识,仍然是培养博通素养的必由之路。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可以积极利用“信息化”、“全球化”所带来的帮助,使视野更加开阔。学术的创新是无法设计的,但研究者综合素养的提升,无疑是创新最重要的基础。

    从具体的学科特点来看,新世纪的唐代文学研究,也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这个学科既有的研究传统和研究方法,存在一些发展瓶颈。随着研究者综合素养的提高,这些瓶颈也许会自然得到克服,但今天把它们提出来,也许更有助于研究上的自觉。

    唐代文学之所以在古典文学各时段中,较早地形成研究传统,在“学科化”.上获得成熟,与它的研究对象很有关系。有人说,唐代文学是最适合做文学史研究的,这是因为按照近代的“纯文学”观念,唐代诗文、小说,都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标准,其文学研究的对象容易界定,不像之前的先秦两汉时期,什么可以作为文学史研究对象,还需要辨析讨论。同时,古典诗学对唐诗有高度的推重,宋代以后就形成了解读唐诗的批评传统,有关的意见,与“纯文学”观念的出发点,也很可以协调,不像宋诗,其议论化、学问化等特点,与近代“纯文学”观念不无扞格;因此,按照近代以来文学史的标准,唐代文学比较容易纳人文学史研究框架,研究者似乎不需要做太多的理论反思与探索,就可以展开研究,但是这种“先天的优势”,在研究越来越要求走向深人的今天,就成了制约理论反思的劣势。宋诗与近代纯文学观念不能协调的复杂性,刺激研究者探索宋代诗学的理论内涵,因此近年来宋代诗学的研究,就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取得了高度成就的唐诗艺术,对于唐代诗学的复杂内涵,有关的理论反思和分析解剖都还比较薄弱。

    新世纪十年,唐代文论研究的发展最为缓慢,以《文学遗产》为例,有关文论的文章只寥寥数篇,大多还集中在对司空图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学界对于司空图《诗品》的真伪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7],新世纪在沿袭这一论题的基础上,对司空图的研究有所拓展。张伯伟、卢盛江对唐代诗学的文献、理论,做了深入的探讨,但类似的成果,还是太少。李浩《唐诗的美学阐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乔维德、尚永亮《唐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著作,积极探索解析唐诗美学内涵的方式,但类似的研究呼应者并不多。陶文鹏先生在20世纪末,就呼吁加强对唐诗艺术的研究[8]。在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呼吁仍然值得关注。

    对于唐代文学社会文化环境的研究,在理论探索上同样比较薄弱。比唐代文学起步晚的宋代文学,同样关注士人群体、社会文化环境等问题,但许多研究注意吸收传播、知识生产等理论,形成比较独特的分析方式,提出有启发性的观点,对海外宋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旨趣,也有较多关注和交流。唐代文学对文学及其外因关系的讨论,巳经很丰富;但似乎普遍缺少更为复杂的理论思考,对社会文化现象的解读相对平面化。

    2010年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唐代文学第十五届年会,提出以“新视阈、新材料、新方法”为讨论主题,这反映了目前唐代文学研究寻求创新突破的焦虑。从《文学遗产》2001—2011年刊发的唐代文学论文来看,对“诗”的关注还是最多的,对“散文”、“小说”的讨论仍然比较少,文论方面的讨论尤其薄弱;从时段来看,“盛唐”、“中唐”是热点,而“初唐”、“晚唐”比较薄弱。选题对于20世纪的研究格局,还多有沿袭,如何开拓新的空间和领域,这其中,理论探索和反思的加强,越来越需要引起关注。如何深入理解唐代诗文小说的艺术内涵,如何理解唐代社会的复杂现象,都需要理论思考,以此发现材料间内在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或者可以打开新的思考视阈。

    总之,新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学科化”成就十分突出。“学科化”蕴含着近代学术体制的内在要求,对于它所暴露的问题,不能以取消“学科化”的方式来改正,而是应在尊重“学科化”的前提下加以改善。既尊重学科的研究规范与学术传统,也对研究上的局限具有自觉,积极深化研究者博通的素养,加强理论探索与反思,从而使唐代文学研究不断获得良性发展

  

 

注释:

[1]学界对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总结,傅璇琮、罗联添主编《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1-8卷,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4-2012)所刊载的研究综述最有代表性,本文参考了有关研究综述的内容,但着重从“学科化”的特点出发,对唐代文学研究状况做新的梳理。

    [2]参见陈尚君《唐代文学文献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3]参见陈尚君《唐代文学文献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第22页。

    [4]傅璇琮、蒋寅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参见卢燕新《新世纪唐代文学文献研究综述》,《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1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241页。

    [6]参见梁海燕《新世纪十年唐代乐府诗研究综述》,《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1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8—241页。

    [7]参见陈尚君、汪涌豪《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辨伪》,《中国古籍研究》1996年第1期;张健《〈诗家一指〉的产生年代及作者一兼论〈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此外,《中国诗学》第5辑(1997)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讨论专辑,刊发了王运熙、张少康、王步高、汪涌豪、张伯伟、张健、蒋寅、束景南、陈尚君等人的讨论文章,可参看。

    [8]陶文鹏《唐诗艺术研究的现状和思考》,《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第29—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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