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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思考

张剑

  

 

    20世纪80、90年代的宋代文学研究,与唐代文学研究的繁荣相比,无疑要沉寂许多。但从2000年中国宋代文学学会成立(王水照先生任会长)并召开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以来,宋代文学研究视角逐渐丰富,研究方法逐渐多样,研究梯队逐渐形成,研究水平逐渐提高,得到了近乎全方位的蓬勃发展。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丰富、多样、提高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瓶颈和问题,有必要及时总结。

 

 

    王水照先生曾多次提到宋代文学研究长期存在“三重三轻”的偏向问题,即重大作家轻小作家,重词轻诗文,重北宋轻南宋。经过新世纪十余年宋代文学研究界的共同努力,这些偏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但是,完全消化这些长期遗留的问题,并非十余年可以竟功,总的看来,重北宋轻南宋的问题得到较好解决,《文学遗产》2001—2011年发表文章的北宋与南宋之比达到35%:33%;重词轻诗文的偏向也得到局部改观,《文学遗产》2001—2011年发表诗词与文章的比例为诗词58%(诗30%、词26%、综合2%),文章10%(散文5%、骈文1%、综合4%),其中诗词之比已经接近,但文的研究仍未跟上;重大作家轻小作家的偏向问题,解决得不尽如人意,《文学遗产》2001—2011年所刊宋代文学研究论文中,属于作家个案研究的仅有五十九人九十一篇,其中柳永、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周邦彦、惠洪、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杨万里、姜夔、刘克庄、吴文英等十四人占了四十二篇(苏轼十四篇,居首位),可是宋诗作者近九千人,宋文作者过万人,宋代传世别集亦超过七百种,而所研究的对象不足百名,实在是成绩惨淡。当然,由于中小作家特别是小作家往往不足以单独成文或成书,对他们的研究往往体现在家族、地域、群体、流派中,以上数据不能完全反映问题,但人们对个体作家的研究过于扎堆和集中于大作家身上却是不争的事实[1]。

    除了传统的“三重三轻”的偏向尚未得到完全纠正,宋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还面临着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由于文献数字化趋势带来的研究技术化,由于大文学趋势带来的研究错位化,由于思力学养不足带来的研究浅狭化。之所以说它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因为即使我们有效解决了“三重三轻”的偏向,依然要面临着这些问题的挑战。

    (一)研究技术化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对传统学科或传统技能带来冲击。技术革命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状态、生活和交流方式,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习惯,当然也改变着学者的知识接受、知识结构乃至研究方法。比如东汉以后纸张的大量运用,宋代印刷术的发达等,都曾极大推进了当时学术文化的繁荣,并对写作方式、发表方式及学术价值判断发生着深刻影响。

    随着20世纪后期电子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电脑的普及,一场信息技术革命已经迅猛来到。对古代文学研究者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应该是1999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香港迪志文化有限公司联手推出了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这是一项中国文化划时代的大事件。因为不过数年,盗版风行,几乎每位有兴趣的文史学者电脑中都可以安装这部收书三千四百余种、七万九千余卷的百科全书的电子版,这是古人做梦都未能想到的。之后,《国学宝典》、《全唐诗电子分析系统》、《全宋诗电子分析系统》、《中华寻根网》、《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古代文献电子产品的不断开发和被利用,《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的建立和功能的日益强大,一些传统写作方式、发表方式和学问价值受到了极大冲击甚至完全颠覆。

    最明显的事实是:现在很少学者不用电脑写作和发送邮件;在进人写作之前很少不去期刊数据库检索相关研究;列举例证时也很少不使用电子文献检索了;在引用大段文献时,如果有电子版,也常是先拷贝,再核对原始文献(当然不核对原始文献的现象也比比皆是)等等。特别是知识的学习和获得,以前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而在今天,点击互联网则可以轻松获得各种需要的知识,使研究者眼界大开。.

    文献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带给了学术界无尽便利,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技术可以提供的支持,因为拒绝的结果会使自己逐渐被时代所抛弃。就像有了联合收割机还非要使用镰刀,与使用收割机的同行相比只能瞠目其后。但是,文献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也压缩了学术人的生存与意义空间,举例来说,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不仅在资源调査、环境评估、灾害预测、国土管理等领域成就惊人,而且引人文学后,亦可以从时空二维的角度关注整个时段和全部区域的文学发生、发展与流变,这样势必会对传统研究的部分领域,如年谱编寨、作品系年、文学流派、家族迁徙、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再像以往那样的简单归纳罗列已经行不通了,因为计算机有可能比你做得更快更好[2]。尤其是传统文献学,受到互联网和文献数字化的冲击最为强烈:过去被视为工夫和学问的“引得”、“重出作品考证”、比勘异文、寻找典故出处等也基本可以由电脑替代,甚至古籍自动标点都在开发研制中……传统的文献学评价体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价值虚化危险。

    文献数字化的发展,也带来了傅道彬先生所说的“技术伪装学问”问题。因为一篇篇材料繁富、貌似出自老学宿儒之手的文章,有可能是滥用和别有用心利用技术检索而得的结果。吴承学先生曾有感于“现在的博士论文,都是排列了许多材料,好像显得很有学问、很规范”的现象,幽默地说:“有些年轻学生得了数据库依赖综合症,如果没有数据库与电子检索,已经没有办法写论文了。”[3]的确,不少论文,本来两三个代表性例子已足以说明问题,却偏要列出几十个例子以显博学,其实大家都知道那几十个例子是如何“出笼”的。更甚的是有的研究者还只选取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有的研究者所举的例子似是而非,与论点本身只是远亲。再如古籍校点,不去调査版本情况,直接下载四库全书版本或其他电子文献,简单处理后即付梓面世;诗文集的笺注,直接复制《汉语大词典》的字词解释,而对诗歌本身所关涉的人事时地及作者用心、诗歌意蕴鲜有揭示,笔者称之为“古籍伪整理”。其实包括作家年谱的编纂和研究资料汇编,如果没有对研究对象较为深人的体认,就会捡到篮子里就是菜,一味醉心于材料的铺排,而没有编者的识见和选择,不知道哪些内容宜全编进来,哪些只要节编,哪些可以不编进来,势必造成垃圾信息充斥,本来要方便学者使用,最后弄得难以利用。如何防止研究的技术化,是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

    (二)研究错位化

    毋庸置疑,现代学术体制中各学科之间有着大体清晰的边界。但是,知识本身并无界限,古代作家身份的复杂多样性、古代文体的丰富多样性,使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发展面貌难以完全对应现代学科体制下的“文学”定义。借助现代“文学”之眼,回归到古代文学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已经成为不少有识之士的选择。

    尽管文学从来没有真正的“纯”过,不论古代文学还是现代学科体制中的文学,都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容,过度提“纯”会损害、割裂文学与人类社会的血肉关系。但是,如果把握不好火候,一味沉迷于泛文化或泛社会学式研究,刻意回避文学的审美自主性,也很容易成为布鲁姆讽刺的那样:“文学研究者变成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4]

    这样的研究错位,在宋代文学研究中时有发生,尤其在交叉型研究(即文化学研究)中体现得更明显。《文学遗产》曾接到一篇从范成大诗歌看南宋商贸活动与商人生活的来稿,角度还算新颖,所论也不无学术价值,但作者意在通过对范诗中有关城市市场、农村市场以及各类商人的描写,证实宋代市场形制的时空巨变、城市市场的繁荣、乡村集市及经营风格的多样化、农村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不同阶层商人的生活境况差异较大等,着眼点在于“以诗证史”,而非“以史证诗”或“诗史互证”,我们只好遗憾退稿。

    交叉型研究突破了从作家到作品或从作品到作家的单向研究模式,将文学放到它与更广阔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关系中去探讨,给文学研究提供了无限的开拓空间。它代表着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走向。然而,放得开更要收得拢,当研究者灵活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军事学、心理学、神话学、接受美学、女权主义、叙事学、新批评等方法,对文学与政治、经济、社会、军事、风俗乃至服饰、饮食、建筑、园林、器具、疾病、灾荒等之间关系予以分析时,其研究方法和对象固可以逸出文学的范围,但一定谨记研究目标和最终结论要回到文学来,即最后落脚点要落在文学上(当然,这个文学,不等于现代学科体制下的纯文学)。否则,就会如梅新林先生所担心的那样:“丐丨发轴心错位与‘边界’混乱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文学本位性的丧失而走向文学研究的泛化与异化。”[5]从而使文学变成别的学科的例证或注脚,陷人“文学为别的学科打工”的尴尬。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错位化,并不意味着研究失去价值,如果其研究的问题在所错位的领域是一个有价值的空白,其研究的方法和论证也都精深得当,错位的研究也能带来学术正价值的增长,只不过“身在曹营心在汉”,毕竟只是特殊之才和特殊之事,不足以也不太可能大规模地效仿。但是如何既取其他学科之长,又有效防止文学的错位化研究,使其落脚点回到文学本身,这恐怕是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面临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三)研究浅狭化

    所谓浅,指研究止于平面性的描述和常识性的介绍,缺乏深刻的问题创新意识和深入探析问题的能力;所谓狭,指研究止于琐碎、偏僻的选题和纯私人化的兴趣,画地为牢,缺乏开阔的学术视野、高远的学术境界和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关怀。

    平面性的描述和常识性的介绍,在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中屡见不鲜。且不说常规的文学史研究或因积累的资源过于丰厚,已形成一套成熟得近于陈腐的操作模式(如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内容、艺术特色、渊源影响的五分模式)和词汇(如“情景交融”、“想象丰富”、“构思新颖”、“比喻新奇”、“手法多样”等套话),造成了读者极度的审美疲劳;即使近些年方兴未艾的文化学研究,也很快形成了一定的套路,因循跟进的研究显得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如前些年大红大紫至今仍余温炙人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传播多流于对传播者、传播对象、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如歌舞、唱和、印刷、题壁、石刻等)的描述,其结论往往就是改头换面的现代传播学教材中的章节标题;接受则多流于介绍后世作家在哪些作品中提到和模仿了宋代经典作家与作品,其成果往往只相当于资料汇编的简本或繁本(这种工作计算机会做得更出色),模式化和套路化都很明显,鲜见于研究对象有更深人的考察与体会。再如家族文学研究,只是将属于这个家族的能文之士的活动和创作平铺直叙出来,从而使家族文学研究沦为家族成员作品的简单汇集、评价;有的论著也试图揭示某个文学家族产生及其兴衰的原因,认为其兴盛在于有一定经济基础、科举上较有成绩、家族富于藏书、有良好的道德和文化教育、婚姻关系上外家多能文等,但这样的结论并没有超出经验和常识的范围,对问题本身并没有什么推进,因为绝大多数的文学大家族都有这些特征。同样的困惑也存在于宋史界,柳立言先生就指出:“时至今日,宋代的家族研究已走人瓶颈,所探讨的问题……以累积的历史知识加上经验法则便可知其大概,若要回答更深人的问题,则心余力绌。……当昔日的知识已变为今日的常识,而研究者仍在上面打转,堆砌更多的史料,却无新视野新发现,那只能称之为形式主义,论文数量愈积愈多,但结果几乎千篇一律。”[6]的确,如果没有深刻的问题创新意识和深人把握问题的能力,所谓的学术研究,也就只能具备一定的知识积累价值,而缺乏重要的学术创新价值。

    琐碎偏僻的选题和纯私人化的兴趣,同样是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中的常见现象。古典文学研究史一回顾就是两千多年,人类生存的各种状态和生活经验被那些智慧如海、妙笔生花的前辈们不知说了多少遍,面对许多热点或核心问题,研究者往往生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感。于是有些研究者或出于创新的压力,或出于私人化的兴趣,或出于其他原因,转而选择一些冷僻题目,挖掘一些无人关注的中小作家,这似乎可以部分纠正前面提到的“重大作家轻小作家”的偏向,并填补“学术空白”,开掘新的学术领域,不是应该予以提倡吗?但这只是对“重大作家轻小作家”、“学术空白”、“新的学术领域”望文生义的误解。“小”固可以选择,但必须是有意义有价值能够“以小见大”的“小”;同样,“空白”应该填补,“新的学术领域”应该开掘,但必须是有学术生长点的空白和领域,不能画蛇添足,反增疣赘,更不能无视社会和历史的价值标准,把垃圾场误认为是值得开掘的新领域。一句话,并不是所有的小作家、小题目都值得投人大精力,也并不是所有的历史碎片都有真正价值和意义。

    为了避免误解,这里必须重申的是,我们并不否认平面性的描述、常识性的介绍、琐碎偏僻的选题、纯私人化的兴趣,都自有其价值所在,因为它们至少提供了知识上的积累;我们这里只是强调,研究有境界的高低和胸襟的广狭之分,面对一流、二流、三流、四流甚至不人流的学问,如何选择,的确可以悉听尊便;但如果你自愿选择的是三四流甚至不人流的学问,就不要抱怨自己的研究为什么得不到关注,为什么发表不到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因为这个结果在你选择的时候已经注定了。

    虽然研究水平的高低,关乎思力和眼光,也关乎学养和胸怀,研究者素质各不相同,无法强求统一,但研究的浅狭化,却的确成为了新世纪宋代文学乃至整个文学研究面临的重大挑战和问题。

 

 

    新世纪宋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如何避免研究的技术化、错位化和浅狭化,前修时贤,论之已多。《文学遗产》2011年第6期至2012年第3期在“新世纪十年论坛”栏目还刊发了十六位专家的精彩言论,将讨论范围扩大到古代文学研究的诸层面,笔者于此自难有特出之新意,为简明易记,谨将许多已是共识的想法撮述概括为“四通”,即熟通文本、融通四部、贯通古今、沟通中外。

    (一)热通文本

    俗话说“熟能生巧”,老辈人物对文本大多熟稔,且有沦肌浃髓的体会,知识了然于心,融化于脑,故能为己所用,于研究对象能具个性化的精妙阐发。我辈常见之病,首先在于文本不熟,知识非但不能了然于人心,反而寄存于电脑,欲有立言,必査电脑,没有电脑,则抓耳搔腮、呋颐结舌。王兆鹏先生给笔者的邮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文献的数字化和方便快捷检索手段,也产生诸多副面的影响。有了想法,资料唾手可得。读原著的少了,也就难以从原始资料出发,发现和提出真正有学术意义的问题来。检索而得的资料,往往是对原始文献的零碎提取和肢解,是‘无机’的材料,而不是有机的材料。对文献和文献的语境难以有整体的把握,自然也就难以回到历史的现场。”他不仅提醒过度依赖数字化技术的危害,同时还强调了熟悉文本、最大限度地回到阅读原始文献的重要性。

    然而仅“熟”尚嫌不足,还要能“通”,要在熟悉文本的基础上对文本的精魂有自己微妙的理解和识见。正如吴承学先生所言:“对于学术研究来说,熟悉文献还只是最基础的工作,关键在于以敏锐的学术意识把握其中包含的重要信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读书注重涵泳会心,善于读透文字背后的东西,常常能见人所不见,发人所未发。现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者的思想观念、真知灼见、研究者的学术个性越来越显得重要。……若没有这些,则一切数据都是没有生命,没有意义的。”[7]

    熟通文本,自有识见,而识见是目前人区别于电脑的最佳方式;熟通文本,自能正确体会文本所深藏的文学意味,使文本真正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视野中的文本,不致将文学论著错位到其他领域;熟通文本,自能深入分析和把握问题,判断和提升文本的学术意义,避免浅狭化研究的弊端。因此,葛晓音先生说:“读懂文本为一切学问之关键。”[8]

    (二)融通四部

    中国古代作家常不止于诗文写作,其著述往往旁涉经史子集。如果只关注其文学写作,就会硬性撕裂作家作为活生生的人的完整性,也无法对其思想和心灵世界做全面深入地探索,同时也很难真正理解其文学写作中的复杂况味。因此不少学者不再局限于诗文作品,而是从“人”的角度去研究作家,不论经史子集,凡有关作家本人的文本,皆可信手拈来。有的学者虽非研究作家,但也能够以问题为中心,根据问题的设置和需要灵活撷取相关学科的各种材料,不再机械恪守学科的限制。如此便将文学文本的范围由原来的集部扩大到经史子集四部,有利于回归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也有利于避免研究的技术化、错位化和浅狭化。这个方面陈尚君先生颇具代表性,他不仅有令人赞叹和艳羡的文献学实践成果,更有对融通四部的自觉认识:“前人说‘六经皆史’,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六经皆文。古代文人的知识构成,其实都是淹贯四部,辞章之学尤为显著。一流文人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等的著作也都遍及四部。要研究他们,如果没有对应的学问准备,没有对各部类学问的同情理解,其实很难做出清晰判断。《论语》四科的文学,今人解为文章博学,其实汉唐间最称道的博学宏词,也是这个意义上的文学。今人多取西方定义的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认识有很大不同。至少从研究者立场来看,中外的文学立场都应该尊重。”[9]

    有的学者可能担心融通四部会带来现代学科体制的混乱,容易让文学研究者失去立场、无可适从。对此问题,不少学者做了认真思考。如韩经太先生就提出以“古典文学艺术”的新概念来弥和“文化诗学”与“艺术诗学”之间的冲突,走出“纯文学”与“杂文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充分展现人文研究主体的‘思想者’意识和‘艺术家’本色”[10]。左东岭先生则提出以“文学经验”来统合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既要有“对文学现象的整体性与复杂性的把握”,不宜用此环节的文学经验与标准对应彼环节的文学经验与标准(如不宜以审美性的文本创造标准来衡量游戏娱乐、逞才斗巧或增进友谊的创作);又要注意“对文学现象之间关联性的把握”,“充分关注各种历史关联的矛盾性、复杂性和丰富性”,从而深化文学研究[11]。他们的意见都很值得重视。笔者也觉得,只要认识清醒,就不会出现无谓的精神焦虑。融通四部,并非是摒弃我们在现代不同学科体系中获得的教育和训练经验,而是在此基础上的融通四部。面对同样的文本,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解读的角度和方法亦各有差异,文学研究者往往受过较好的文本解读训练,对文本的感觉比较细密,强调感性维度和人文关怀,运用得当的话,不仅不会迷失自身,还能构成对其他学科的有效补充。

    (三)贯通古今

    贯通古今是近年来学界有感于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被人为断裂为两个各自封闭的领域所做出的回应。这种断裂使古代文学因缺少现代性而无法参与到当下和全球化语境的对话中来,现代文学又因失去与古代文学的联系而处于无根状态,难以真正与西方文学、世界文学抗衡,这样就造成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双重伤害。因此树立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意识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溯源”观念,就成为贯通古今的重要内容。

    但本文的贯通古今,并不单纯指将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相对应,以显示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期所出现的与现代文学相通的成分及其历史渊源,或是显示近世文学嬗变期的特征是怎样在中国文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成的[12]。本文的贯通古今,更多是要彰扬古今相通的文学精神,提倡古代文学研究要有人文关怀和现代意识,要面向当下的社会人生。惟其如此,才能以人文关怀破除技术化研究的冷滇,以现代意识约束错位化研究的冲动,以社会人生充实浅狭化研究的苍白。郭英德先生说:古代文学研究不能“萎缩成一个小小的学术圈子里的人们自玩自娱的精致游戏……在专业化的学术研究中关注社会现实,发扬主体精神,这才是学术发展的健康之路。只有对社会有意义的学术研究才有长久的生命力;只有对现在有意义的学术,才是于将来有价值的学术”[13]。这掷地有声的话语,也是本文贯通古今的心眼所在。

    (四)沟通中外

    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备尝闭关自守造成的百般苦难,也享受到开放包容带来的诸多利益,沟通中外、相互交流的意义和效果已经不言而喻。如新世纪域外汉籍[14]的开发,就可说是沟通中外的一个显见成果,它不仅提供给我们诸多可资借鉴的新材料和新角度,借以凸显中国文学的特性;而且扩大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空间,增添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品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外沟通、交流、合作的日益紧密,中国学术正逐渐将国际做为一个不能忽略的参照系,其价值认定和意义衡量不再完全自外于世界。若干大学甚至规定申报职称须有海外教育背景,于是出现许多中国学术青年纷纷拜认“洋师傅”的现象,这种有些荒唐的规定倒是在沟通中外的层面起到了某种积极作用。

    在沟通中外的过程中,常能感受到的是域外尤其是西方学者(不仅仅是汉学家)迥异于中国学者的思维方式。西方学者由于成长和教育环境不同,思想比较自由无拘束,有较强的问题意识,也擅长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他们大多接受过较系统的理论训练,更喜欢理论的不断推陈出新。这使中国学者接触西方理论,常有走马灯变换之感,一种理论尚未及细观,另一种理论已扑面而至,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热还让人记忆犹新,近些年来阅读、性别、印刷、社群、禁忌、旅行、城市、食物、服饰、家具、手抄本、,体、医疗、死亡、生态等文化学理论又让人眼花缭乱。而这些理论是在西方语境中产生的,往往不能完全对应中国现实,甚至方枘圆凿,对此要有足够的警惕,不要如莫砺锋先生担心的那样“养成一切都以西方的观贪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终极价值评判的标准”[15],而这一问题在较熟悉西方理论的年轻学者身上时常可见。其实我们从来不该奢望西方理论能够完全解决中国问题,中国学术应有自己的气象和自信,不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域外之眼确能帮助我们发现自身的盲点和不足,因此对待西学不必拒之千里,不妨出之以理性、开放和包容的态度,采取鲁迅先生的“别求新声于异邦”(《摩罗诗力说》)和“拿来主义”(《拿来主义》),取长补短,完善自己。这样既可走出技术化、错位化和浅狭化研究的局限,又可贴近和实践“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文化偏至论》)的文化理想,向中西会通的更髙境界迈进。

    当然,沟通中外不可断章取义,需要注意西方理论和方法背后常有一整套的哲学思想体系在支持,不能生吞活剥或机械生硬地摘取几个名词就算完事,对没有整体把握的东西也不宜信口开河和武断评判,应该对其理论与方法有一相对全面的认识与把握,如此始能深人交流,真正取其精粹。

以上“四通”,不仅就宋代文学而言,而是带有某种普遍性。“四通”并非什么灵丹妙药,只是前人说过无数遍的几句大实话,但关键在于能言是否还能行,漫说“四通”,即使“一通”也不易得。我们只有心向往之,身力行之,不急不躁,沉潜反复,相信新世纪宋代文学的研究终会再破瓶颈,进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注释:

[1] 这一点,通过刘学做的多次“宋代文学研究论著的统计分析”(每两年一次,分别收人《宋代文学研究年鉴》中)可以看得 更淸楚。最近一次“宋代文学研究论著的统计分析” (2010-2011),她统计个体作家研究的论著共一千五百七十三项,涉及二百零六位个体作家,指出其分布广度与前些年相近,“个体作家研究的状态整体上趋于收缩,对象开拓乏力”。

[2]《文学遗产》2009年第1期编发了一组“信息技术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笔谈,分别是郑永晓先生的《技术与心智的互补——建立在计算机检索基础之上的古典文学研究》、李铎先生的《从检索到分析——计算机知识服务的时代》、罗凤珠先生的《引信息的“术”人文学的“心”一谈情感计算和语义研究在文史领域的应用》,对计算机能够为传统学术提供何种服务做了有益探讨。

[3]吴承学《警惕“数据库体”论文泛滥》,《社会科学报》2007年11月22日。

[4]哈罗德·布鲁姆著《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12页。

[5]梅新林《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

[6]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前言”第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7]吴承学《警惕“数据库体”论文泛滥》,《社会科学报》2007年11月22日。

[8]葛晓音《读懂文本为一切学问之关键》,《羊城晚报》2012年7月8日。

[9]陈尚君《兼融文史,打通四部》,《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

[10]韩经太《古典文学艺术:价值追问与艺术讲求》,《文学遗产》2012年第2期。

[11]左东岭《文学经验与文学历史》,《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

[12]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序”,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13]郭英德《论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

[14]域外汉籍此处借用张伯伟的观点,指“存在于中国之外的用汉文撰写的各类典籍”,既包括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文书写的典籍,又包括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还包括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籍(包括残卷)(见张伯伟《域外汉播研究答客问》,《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5]莫砺锋《新旧方法之我见》,《文学遗产》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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