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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转变与“中华文学”的建构

朱万曙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和重心都在“汉民族文学”,很少自觉地将视野延伸到中国各个民族文学的范围。因此,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虽然越来越深人,总体格局却不够阔大。我们应该反躬自问:当我们在研究古代文学的时候,是否将各民族文学都纳入了研究视野之中?我们的潜在意识中,是否认为其他民族的文学远远不如汉民族文学那么精彩、那么优秀?这一点,特别明显地反映在各种文学史的教材中。我们的教材,即使是认真编撰的教材,也基本上是汉民族的文学史,对于其他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介绍得很少。一个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都产生、形成于古代,据朝戈金先生介绍,《格萨尔》现存最早的抄本,可以回溯到14世纪,现存最早的刻印版本是1716年的北京木刻版《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但现有的文学史并未将它们列人予以介绍。对于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之间文学交融的历史事实,现有的文学史更缺少深人的描述。

    这一切,都源自于我们关于“中国文学”的观念。我们的“中国文学”观念,是“汉民族文学”的观念。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我们的研究视野就局限在汉民族文学的范围之内。当然,术业有专攻,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研究兴趣和领域。但是,我们在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从事某一领域和专题研究的过程中,是否将思考的触角延伸到汉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文学?因此,要突破现有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格局,必须转变中国文学只是汉民族文学的观念,建立起中国文学是中国各民族文学——“中华文学”的观念,从而建构起“中华文学”的研究大格局。

    首先,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有相当多的作家作品,只是我们缺少关注和研究。除了《格萨尔》《江格尔》等史诗外,据多洛肯《元明清少数民族汉语文创作诗文叙录》著录,元代有少数民族作家151人,明代有83人,清代有别集流传的二百余家,有诗文流传的六百余家。数量如此众多的非汉族作家中,不乏有优秀作品者。例如元代的萨都剌,其诗歌题材的南北风情、感情的真挚,在我们的文学史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评价。即使是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其作品也有可取之处,比如清初的奈曼,《钦定熙朝雅颂集》收其诗作八首,其中《壬子二月赴军营作》:“不作边廷看,何愁道路难。缨从丹陛请,剑向玉门弹。饮饯酣春酒,登程破晓寒。为嫌儿女态,一笑据征鞍。”写从征的豪气,有很强的感染力。故法式善《八旗诗话》评价说:“卓荦倜俛,一往瑰奇,自是文坛骁将。”

    其次,历朝历代,各民族文学都有非常多的交融和渗透。在中国历史上,既有非汉族统治时期(元代、清代),又有不同民族政权并存或者短暂交替时期,甚至像唐代,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独孤氏、妻子长孙氏都是鲜卑人,带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基因,开辟了一个新的朝代。因之,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持续不断,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其中,文学上的交流和融合往往形诸笔墨,能够寻觅踪迹。不同民族政权并存或者短暂交替时期,民族之间的战争、政权之间的更替,往往激发文学家的创作热情,带来文学创作的新貌,其间往往折射着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背景。在非汉族统治时期,不同民族间的文学有大量交融的事实,元代中期奎章阁文人群体的创作,就有着汉族文人和蒙古族、色目人的交流。如作为色目世家贵族的贯云石创作了以南方风物为题材的《芦花被》,被人绘为《芦花被图》。又有贡师泰、张昱等人的题咏,形成了一个不同民族诗人之间的唱和效应(参见邱江宁《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类似这样的文学交融现象,在我们当下的文学史中,介绍得太少。

    再次,对于少数民族的非汉语文学创作,因为存在语言障碍,似乎只有在少数民族地区成长、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学者才有能力开展研究。但即使不懂得少数民族语言的学者,也应该对它们予以关注,自觉将它们纳入到研究视野中。这样,“中国文学”研究才能名实相副。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需要建立中国文学是中国各民族文学——“中华文学”的观念。当然,从观念到实践,还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除了关注和研究历代少数民族的作家作品,注重不同时期不同民族间的文学交融外,还需要寻找中华民族共同的审美精神和传统,挖掘其“和而不同”的文化内涵。这些对我们既有的知识、能力都提出了挑战。但是,观念的转变是实践的前提。我们期待"中华文学”命题的提出,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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