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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请重视“特殊的”文学本位

曹 旭

  

 

    文学的“本体”,决定了“文学研究的方法”。什么才是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呢?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是对作品文本审美的研究,是以作品为“中心”不断的向外扩展,如对语言美的研究、修辞美的研究、音韵美的研究、结构美的研究和风格美的研究 ;再就是意象美和意境美的研究。小说、戏曲还有场景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研究。

    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必须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以意逆志”。不妨说“,知人论世”的历史学研究,是文学的“外部研究”,而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文学本位研究,则是文学的“内部研究”。“以意逆志”,会因为不同人、不同时代,对作品得出来的结论不同而光景常新。文学是感情的结晶,活的生命。因此,文学研究是“特殊的”科学研究,除了像研究历史、研究哲学那样靠文献和理论,还要靠感觉、靠感性和感情的投入。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说 :“理性的对象就是对象化的理性,感情的对象就是对象化了的感情。如果你对音乐没有欣赏力,没有感情,那么你听到的最美的音乐,也只是像听到耳边吹过的风,或者脚下流过的水一样。那么,当音调抓住你的时候,是什么抓住了你呢?你在音调里听到什么呢?难道听到的不是你自己的声音吗?因此感情只是向感情说话。”(费尔巴哈《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第 551 页)

    诗歌和日常生活虽然用同一种语言,但它们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有时,文学的意蕴并不与其符号及其组构形式一一对应,而更依赖于语境和人的直觉体悟。

    譬如,“回家”,文学中的“回家”和历史记载中某人的“回家”不完全是一回事。历史可以记载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作年和他回家乡的情况,但永远不能解释陶渊明的“回家”,是回归精神上的本土 ;“田园”也不仅是种蔬菜瓜果的地方,而是与黑暗官场相对立的一块乐土 ;文学中的四季,也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界的春夏秋冬,“春花”和“秋月”的背后,会有更深的思想内容;“青松”和“磐石”,很可能是人格的象征。

    文学研究的最主要目的在于,感受、发现并传达“文学的美”。鲁迅《诗歌之敌》说 :“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情感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1925 年 1 月 17 日《京报》附刊《文学周刊》第 5 期)

    一种文学之所以有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反映现实的功能和反映心灵的功能 ;这种功能,是借助语言唤起读者的美感来实现的。虽然某些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的全面性未必超过史书的记载,杜甫笔下的盛唐和中唐社会,无论从量还是全面性、准确性来看,也许都不如新旧《唐书》和宋人的《资治通鉴》,但是,人们还是说,杜甫的诗歌是“反映安史之乱的一面镜子”;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也不如《顺宗实录》里记载的全面。但是,更加生动,也更加深刻。不仅因为杜甫和白居易的诗歌是文学,具有审美价值,能感染读者 ;更重要的是,文学还具有反映人心灵的功能,在这一点上,是新旧《唐书》、《资治通鉴》、《顺宗实录》所难以企及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说 :“诗比历史更真实。”因为诗所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而不是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一件一件的事情,发生的原因,事件的经过,等到历史书记载它们的时候,有时并不真实。后来恩格斯用这个理论来论述巴尔扎克的小说。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比法国当时许多历史记录、档案表格反映的法国社会更真实,就是这个道理。

    宋之问的《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首诗写离家日久的游子返乡,把快到家乡时因激动引起紧张、惊喜产生不安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感情。这首诗,不要说在初唐,就是放在盛唐,同写还乡的五绝之中,亦无能出其右者。杜甫《述怀》说 :“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为杜甫翻用宋之问诗一例。杜甫“畏消息”,由宋之问“情更怯”来;而“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亦不如宋诗“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凝练形象远甚。但考据者认定此是神龙二年(706)宋之问从流放地逃亡洛阳途经汉江所作,诗中的“不敢问来人”是因为有罪在身,这样的研究,不免大煞风景。

    物当以情观,诗更当以情来品读,理性判断与诗史互证是进一步诘难与求证的方式,前提必少不了感性的审美与诗性的品味。

    清朝诗论家吴乔《围炉诗话》说 :“文出正面,诗出侧面,意思犹五谷也。文,则炊而为饭 ;诗,则酿而为酒也。”这是著名的“文饭诗酒说”。不妨说,历史是“饭”,文学是“酒”。饭能吃饱肚子,酒能陶醉人生。但以为“酒”和“饭”都是粮食做的,“饭”是“酒”的哥哥,只要研究“饭”,就可以代替研究“酒”的观念,会笑倒所有的酒徒。

    文学具有“艺术虚拟化”的功能,里面写到的人物、情节、故事、情感,都是经过“发酵”成“酒”的“能陶醉人”的东西,并不是原来酿酒用的高粱、米谷和番薯片。

    我化用西方历史学家的一句话说文学 :一切文学史,都是人的心灵史和审美史。文学研究是研究人本身、认识人本身,通过文学研究人类过去的、现在的精神状态、审美史和感情脉络,才是我们研究文学的意义所在。

    研究文学的方法和工具,除了历史、哲学经常用的“历史判断”、“理性判断”和“价值判断”以外,还要从人心出发,加入“感性判断”;将心比心,“以心传心”,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心,用生命去体验,去领悟,去感觉,揭示文学内在的灵魂,这是文学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假如情感缺席,心不在焉,把文学研究混同于历史、哲学、天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就是失去文学自身特性,把“活文学”弄“死”,意义丧失大半的研究。

    钱锺书是坚决反对文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倾向的,他时把文学研究等同于“考据”,致使后者与“科学方法”几为同义的情况非常不满。他说“:文学研究是一门严密的学问,在掌握资料时需要精细的考据,但是这种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能让它喧宾夺主、代替对作家和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79 页)

    我说文学研究应该重视文学本位。并不反对用历史学的方法对古代文学进行研究,因为借助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外部研究”,能够更好地促进我们在文本细读后文学的“内部研究”。几十年对《红楼梦》的研究,对曹雪芹、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原型风生水起、众说纷纭的研究,各种各样新鲜的解码,超过了小说本身的精彩。如索隐派、考证派求证贾宝玉的原型是不是曹雪芹,宝、黛之恋是不是曹雪芹的自传等等,只要实事求是,不故作怪力乱神,也还是有助于对《红楼梦》理解的 ;但是,外部的工作做完以后,更重要的是进入《红楼梦》的文本,揭示《红楼梦》成为伟大作品的意义。

    除了历史说的“作品表现了什么”,还要让文学说“是怎么表现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不要“得鱼忘筌”,更不能“买椟还珠”。

    研究者要把每一首诗、每一首词、每一篇文章、每一部小说,都当成活的生命体。以“感性判断”介入“理性判断”;让“审美判断”联手“历史判断”。让它们共同参与,互相诘难,最后趋于一致,得出全面的结论,应该是 21 世纪文学研究中重要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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