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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古代文学学科的包容性特色

李 浩

  

 

    古代文学的学科具有多种特色:诸如民族特色、古典特色、时代特色、场域特色(空间特色)等,而包容性也应该是特色之一。

    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古代文学研究只能有预设好的一个立场、一个主旨、一种方法、一个话题,如人民性、阶级性、现实主义、批判性、典型性、艺术性等。回过头来看,显然太偏狭了,极大地限制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扼杀了许多优秀成果的产生,也阻碍了一大批优秀研究人才的脱颖而出,故有必要强调包容性特色。我认为包容性在古代文学学科中至少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成熟性

 

    古代文学学科是人文学科特别是中国文学学科中较早走向成熟的,虽然也走过弯路,犯过错误,但从整体上看,从长时段看,历史地看,已经走出幼稚、青涩,步入成熟。绝大多数学者对因市场经济带来的红尘滚滚,能散淡平静地对待。不再一惊一乍,随风跟进了。而是“也无风雨也无晴”,“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换言之,古代文学学科的成熟性主要是指在学科定位上已经走出“国粹民粹”或“陈疴旧语”的二难处境,能对古代的文人意识、文人情感、文人精神、文人生活从现代知识学层面上展开研究,在学科方法上它既依靠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又能吸纳借鉴西方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如阐释学、谱系学等,从而在古今对话与中西互释层次上实现了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锺书语)的学术境界。

 

二 多元性

 

    古代文学的多元性有研究对象的多元性,研究方法的多元性,研究材料的多元性,思想背景的多样性(如儒释道等),文学史的多元性等等。

    多元性或多样性使古代文学学人专家多而大家少,真正的通才更是寥若晨星。有人说这是现代教育制度的弊端,未尝没有道理,但其实早在战国时期,庄子就感叹到处都是“不该不遍”的乡曲之士。汉代王充已批评“知今不知古”与“知古不知今”两种弊端,讽之为“盲瞽”和“陆沉”。在学术生产日益精细化和专门化的今天,我们可以呼唤大家通才,但是多样性和多元性使每个学人仅能在自己的专门领域有所贡献,而要打通多个领域,掌握各种方法,越来越难。因为古代文学一方面具有古典学的特征,另一方面又是现代科学谱系中的一个分支。作为古典学,它要求面的通识博雅;但作为现代科学的分支,它要求专精尖,侧重于点的纵深开掘。每个人如能就某个方面有所钻研有所发明有所发现,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了。

 

三 贯通性

 

    古代文学研究的古今贯通,不仅仅是功能论上的古为今用,而且是目的论上的探讨古今演变的古今打通。随着时代的向前推移,古代的下限止于何时?再过一百年,19世纪末与20世纪文学仍能被称为近现(当)代文学吗?古代文学与现代、当代文学有何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前些年,知名学者章培恒、陈思和、胡明、梅新林等倡导并开过多次学术讨论会,出版过多部论集,复旦大学还设立了类似的学科方向,招收了这一方向的研究生,但我认为这仅仅是开了一个头,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古代文学的贯通性还表现在知能并重,研究与创作打通。能讲授古代文学课的人并不少,能撰写古代文学论文的人也很多,但能将古代常用的文体诸如尺牍、奏议、铭诔、诗赋、制艺、联语等进行实践的人越来越少,故对作品的感受和理解多人云亦云的浮泛之见,有时不过是一些凿空之论,较少能从写作甘苦角度来发微抉隐。至于像饶宗颐、叶嘉莹、张充和等,能打通六艺,游戏古典的,早已成了鲁殿灵光了。

 

四 吸纳性

 

    古代汉文化圈的汉语文学创作,是否应列入我们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海外学人的古代文学研究,是否应进入我们的视野?用其他语文发表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是否应该作为我们的参考文献?反过来说,用英文、日文等外国语发表的成果可否直接在我们大陆的学术刊物上刊登?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如《论语》热引发的各种《论语》版本、《论语》研究成果的出版,从杨伯峻、南怀瑾、傅佩荣、于丹,到李零等现象是否值得关注?“五四”的“打倒孔家店”的文化运动,“文革”的“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并没有实现广泛传播经典,普及经典(当然也没有真正完成批判经典、打倒经典的政治任务),近年来的一些并不高明的商业策划,反倒一定程度上接近了弘传圣道的任务,这些现象不是耐人寻味吗?

    此外,古代文学教学是否也应对学术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些热点和焦点问题给予关注?如曾经被热烈讨论过的人性与共同美问题,田园山水诗、山水画、边塞诗、形象思维等问题,还有如《胡笳十八拍》、《春江花月夜》等的讨论,都有很多的经验,值得新时代古代文学研究吸纳和借鉴。

    据说考古学界由衷感谢有关曹操墓的讨论,因其引发了大众对考古学的关注关心,客观上普及了冷僻专门的考古学。当然,公众参与到专门学术领域,并发出自己的话语和声音,有利也有弊。在古代文学研究史上,有很好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如《武训传》评论,《红楼梦》讨论,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等,作为专业学者应冷静地反思这些,汲取其中的惨痛教训。

 

五 超越性

 

    超越性首先表现在应超越知识论的樊篱,从价值论角度思考我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成果。宋代张载提出“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的区别,信息并非智慧,知识也并非智慧。英人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近百年被国人奉为圭臬,其实知识可能会成为造福世界的力量,也可能会成为毁灭世界的力量。最近福岛核辐射所引发的危机和忧患,再次证明知识和技术只有被智慧掌控才能成为正面力量,否则就成了危及人类自身安全的魔鬼。宋儒陆象山讲“吾虽一个大字不识,也可堂堂正正做人”。说明在“闻见”的层面以上,还有“德行”的境界、宗教的境界和天地的境界(“天地境界”借冯友兰语)。

    其次,也应超越任务驱动的狭隘理念,更多地倡导和鼓励自由探索。计划学术与计划经济一样,应审慎对待。虽然我们可以在学术史上找出以举国体制承担重大课题成功的例子,如大型类书《册府元龟》、《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的编撰,但迄今为止文学史上真正的文学名著和学术精品极少有计划、工程、项目的产物,大多是自由思考、独立创构出的个性成果。

    再次,还应超越对写作速度和写作数量的崇拜。学术史上确实有下笔不休、倚马可待的才子型的作家和学者,但这毕竟是个别天才。在学术生产日益标准化、规范化的今天,鼓励学者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才是给中国学术发展指明的向上一路。在学术生产中,不应再提“多快好省“的数量口号,而应倡导“少慢费优”的质量观念。泰勒制的量化考核不适宜在精神生产中推广,尤其不适宜在古代文学学科中推行。

    古代文学研究究竟应紧跟时代,还是应与时代保持距离呢?我觉得既跟又不跟,既变又不变。古代文学作为一种经典,在当下被传播被接受,产生效应是自然的,对当下的社会政治文化发生一定的影响也是正常的。但切忌高估这种效应或影响,更不必过分期待这种影响。学者的研究还是应多些超越与前瞻。

    古代文学研究还要能包容异见、包容偏颇,要给予各种学派和流派展示的平台,即使对异端思想也不要一棍子打死。王充、徐渭、李贽、布鲁诺、马克思在他们生活的时代都曾被视为异端。历史证明,在科学主义盛行中,往往会把一些科学的新芽给扼杀了。在正统正确的幌子下,也会把一些新颖、新创的新知给忽略掉。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包容产生了文化思想史上的百家争鸣,隋唐时期的文化包容也促成诗歌、散文、小说的兴盛。古代文学研究的包容不仅能促成古代文学学科走向自觉,而且也会对民族文化的全面复兴提供借镜。

    当前,举国盛谈“钱学森之问”,反思我们这么多年没有培养出多少拔尖创新人才,也没有产生可观的艺术杰作和学术传世之作,原因很多,一言难尽。其实也可以从我们的学科和研究是否具有包容性这一点来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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