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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于“还原”与“建构”之间

陈洪

  

 

    “还原历史。”这一直是文学史研究领域中,很多严肃负责的学者们的理想,也是他们工作的圭臬。20世纪50、60年代,他们在内心深处恪守此道,抗拒着庸俗社会学与简单两分法;80、90年代,他们高自标识此道,蔑视半瓶子醋式的“新方法潮流”。在这个意义上,“还原”之说维系学脉而有益学风,厥功甚伟。

    于是,尽管始终伴随着或强或弱的质疑,近十余年来,“还原历史”实际上成为了文学史领域带有很大权威性的话语,骎骎然而有不证自明的势头。

    然而如果我们超越情感上的尊敬,而纯然从学理上加以审视的话,恐怕有几个疑点还是无法释然的。

    疑点之一:历史可能“还原”吗?

    这在史学领域,其实早巳不成为问题。历史之不可能还原,至少在以下层面有着无可辩驳的理由。首先,生活是“全息”的,有着无穷多的侧面与无穷多的联系。人类的记录手段,即使在数码时代,也只能略存其梗概而已,何况是在数百数千年前。王安石称《春秋》是“断烂朝报”,其实相对于生活的丰富而言,我们所能看到的古代史料也大都不过是“断烂朝报”的水平。历史性研究据此进行,当然是别无选择的事情;但如果以为据此就可以将历史“还原”,就未免太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以及这些材料的“含金量”。实际上,当我们考索、辨证诸如李白究竟几人长安,曹雪芹祖籍丰润抑或辽阳的时候,只不过是对无数历史链条、无数历史环节中的个别环节做彼是此非的分析判断,而更大量的环节早已随时光的逝波而“白鸱没浩荡”了。分清彼此是非,自属研究者分内之事,意义、价值亦不待言;但一个或几个环节远非全部环节,遑论全部链条,这也是研究者应该心知肚明的。其次,我们据以“还原”的史料,都是相对的“客观”、有限的“真实”。一部二十五史,且不论“隐恶扬善”、“为尊者讳”、“成王败寇”的成分有多少,即使我们相信都是史鱼、董狐在秉笔,相对性、有限性也仍然是无法摆脱的,因为“历史说到底毕竟只是一种书写”。

    明乎此,在强调研究工作中应有穷究所以的精神时,在强调学术研究的客观态度时,标举“还原’历史”的旗号,是无可指责的,甚至也是必要的。但是,由此而夸大我们认识、把握世界的能力,夸大一些具体问题上文献辨证的意义,甚至把文学史的全部意义定位于“还原历史”,就未免误入迷途了。

    疑点之二: “文学”之史的研究应该以“还原”为观止吗?

    这个问题更是直抵古代文学研究的根本。“文学史”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相比,共同点当然是十分明显的——都是对“过去”的回顾与描述。但不同点同样是不容忽视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所描述的都是已经消失在现实生活之外的“过去时”的现象,研究者面对的是类似“化石”的对象,所依据的文献则是对此“化石”的说明。“文学史”则不然。它所描述的’对象往往具有双重属性,既是“过去”的,又是“当下”的;它所依据的文献,往往既是历史天空中曾经闪烁过的星,又是在今天现实生活的精神苑囿中仍在散发着芳香的生机勃勃的花木。当我们考证“行吟泽畔”究竟是发生在汉江流域还是沅江流域的时候,我们是在追寻历史;当我们沉思“何不堀其泥而扬其波”、“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的时候,屈原的精魂便如同站立在我们对面、凝视着我们眼睛的一位朋友。当我们讨论《石头记》庚辰本与己卯本的关系时,我们是在追寻历史;当我们看罢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带着失望的情绪重新细读文本,思考着剧中的林妹妹究竟缺失了什么的时候,我们的情怀和思考《倾城之恋》、《白鹿原》改编的得失之时并无二致。

    文学史面对的主要材料——文学作品以及围绕文学作品的有关文献,与其他领域的史学一样,实质是一大堆具有特殊逻辑关系的符号。这些语言符号之中当然携带着历史往事的讯息,串联起这些信息,给予尽可能自洽的解释,这便是“还原”。可是,这些语言符号中还携带着写作者的生命体验、心灵呐喊,这些并不因时光流逝而衰减,而固化。在一定的意义上讲,“尚友古人”,分享他们的生命历程,观赏他们丰富的心灵世界,从而把我们有限的生命(空间的与时间的)在精神世界中无限拓展开来,这才是文学史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其他的工作都是因为附丽于此才有了存在的理由,才有了特有的价值。

    疑点之三:学术研究的当代性、主体性有排除的可能吗?

    和前两个问题相关联的一点是,在古代文学研究的领域中,工作的当代性、主体性是“正能量”呢,还是“负能量”?

    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谈。第一个层面是纯粹理论层面。由于研究者是活生生的、存在于当下的“人”,其知识建构、语言工具也必然带有当代性,所以完全排除当代性、主体性,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如同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定律一样,观测所伴随的“主体干扰”是宿命的。不过,这种纯理论思辨对于解决具体问题帮助并不大。重要的是另一个层面:具体工作实践中又如何?

    这一层面又可分作两部分,以文献辨析为中心的工作与以文学性分析研究为中心的工作。前者肯定要更多地强调客观。不过,在对象的选择、材料的选择、路径的选择,研究者的个性(心理意义的个性与思想意义的个性)也是会发挥影响的。以《柳如是别传》为例,非陈寅恪不会做此题目,非陈寅恪也不会如此铺陈地来做此题目。更不要说《别传》字里行间发散出的属于研究者个人的真情性了。又如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在为传主缕述生平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照出了作者自家的精神面貌,这与其取材的重点、渲染的手法显然不无关系。

    至于说以文学性分析为中心的工作,研究者主体性的发挥更是不言而喻的。鲁迅先生讲:“(《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虽然说的是一般读者,道理却相通于研究者。日前某研究者倡言“《三国演义》、《水浒传》是中国人的精神地狱,《红楼梦》是中国人的圣经”,恰恰证明了鲁迅先生近一个世纪的论断并不过时,也证明了文学性“研究”的基础是文学性“鉴赏”——研究者也是一个“读者”。

    对此应该怎么评价呢?

    首先,作为一个研究者,自我的要求要高一些。既是一个普通读者,又要超越普通读者。《文心雕龙?知音》:“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千曲”、“千剑”既有广见闻的功效,也是尽量破除偏执的手段。

    其次,即便观过千剑、操过千曲,主观性仍会存在。这其实也是好事。带着主观的性情、体验分析文学作品,可以更多地体认文本中携带的情感、性灵的讯息,避免研究成果成为干枯的高头讲章。而研究者基于不同体认进行的研究,可以相互映衬、补充,可以充分体现出文学文本的多义性。

    但是,这种主观性,以及连带而生的当代性,必须有所制约。这种制约体现为对历史文献的尊重——在历史文献面前,研究者没有师心横口的权利。假如谁要坚持这一类权利也无妨,那就改行去写通俗小说或到媒体上主持什么讲坛好了。同时,这种制约也表现为对学术共同体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共识的尊重,否则也必然难以取得学术界的认可。

    要而言之,文学史领域中,“还原”与“建构”如同《周易》中的阴阳关系,彼此相对待,彼此相依存,彼此相涵容,彼此相促进。每位学者可以有所偏重,但不应偏执于一方;对于整个学科来说,徘徊于二者之间,可能是学科基本属性使然,也是一种正常的、良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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