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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先唐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孙少华

 

 

 

    新世纪十年来,先唐文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文学领域,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但也毋庸置疑的是,先唐文学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因惑、矛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在提倡“文史哲打通”和“文献与文学并重”的时代,“打通”与“文献”的学术目的是什么?界限在哪里?“文史哲不分”的情况下,“文学”的权重如何衡量?“文献”中历史与文学的比重如何考虑?历史与哲学的研究方法,能否无条件地应用于文学研究?等等。

    本文拟以《文学遗产》2001—2012年发表的先唐论文选题为参照,结合全国其他重要期刊和出版社发表(出版)的先唐文学研究论著,对新世纪十年来先唐文学研究的成绩、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略作陈述,供大家参考。

 

一  先唐文学研究的基本成绩与经验

 

    新世纪十年来,先唐文学作家、作品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选题:先秦两汉作品研究集中在《诗经》、《楚辞》;魏晋南北朝作家、作品研究集中在《文选》、《文心雕龙》、陶渊明等。《诗经》是先秦文学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对其中燕飨诗、婚恋诗、战争诗、农事诗、祭祀诗、政治批判诗、礼仪诗、怨刺诗及其之间的比较研究,逐年增加;《楚辞》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传统研究方法基础上对《楚辞》作者、时代、篇章结构的考辨,一个是结合《楚辞》对先秦文化的考察。汉赋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文体流变的考察,其他研究选题还有:汉赋与经学思想研究、汉赋与汉代社会制度与文化思想研究、结合汉代士风的文学研究、对汉代文学观念的考察、对汉代文化学的考察等。海外汉学还有汉赋材料衍变与疏离的研究等。

    《文学遗产》自2007年至2012年,持续在史传文学方面给予了较多关注,《国语》、《战国策》、《左传》、《史记》、《汉书》、《晋书》等方面的论文多有发表。尤其是汪春泓先生关于《史记》、《汉书》的文章,还一度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和争鸣。先秦诸子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子》、《庄子》和《孟子》;两汉诸子研究,西汉主要集中在司马相如、刘向、扬雄、刘歆等,东汉主要集中在王充、王符、仲长统等。海外诸子研究成果,以《老子》、《庄子》为最多[1]。其中日本学者的诸子研究较有特色,如日本学者福井重雅《陆贾〈新语〉的研究》[2]、谷中信一《齐地思想文化的展开与古代中国的形成》等。另外,还有日本学者儿岛献吉郎的《诸子百家考》(陈清泉译,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版)、台湾学者陈丽桂的《两汉诸子研究论著目录》(汉学研究中心2003年版),皆有重要文献参考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体日益细化,文体理论也逐渐成熟,对诗歌、散文、骈文、小说、乐府以及其他应用文体的研究,相对较多。同时,南北朝几个文学大家族,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以往较少注意的家族,也进人研究者视野,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东裴氏与文学,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与文学,都有相关论著发表。日本学者重视从“地域文学”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如中村圭尔《六朝江南地域研究》(汲古书院2006年版),涉及六朝江南的开发与文化的地域性等问题。

    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思想活跃,与文学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有道教思想与文学研究、佛教思想与文学研究、民间信仰与文学研究等。

    从研究成就看,新世纪十年来,先唐文学研究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呈现出如下四个基本特点:

    第一,传统研究选题在某些领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新突破”。

    新世纪十年来,秦汉文学研究聚集了一大批有实力的研究专家,对秦汉文学史料的搜集、对秦汉文学史发展概貌的勾勒、对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的梳理、对文学观念与文学风尚的考察等等,都取得了超轶前代的成绩。刘跃进先生对秦汉文学系统的研究与总结,代表了新世纪十年来秦汉文学的重要进展,他的《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与曹道衡合著)、《秦汉文学编年史》、《秦汉文学论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四部专著,结合微观透视与宏观扫描、文献整理与文学分析、时空交织与学科交融,将秦汉文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境地。

    第二,新出土文献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呈现出系统化、理论化的特征。

    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体现出鲜明的系统化综合研究与门类化个案研究相结合的特点。如结合出土文献与《诗经》历史、文化、文学研究,结合出土文献对先唐典籍个案的研究等。另外,结合出土文献对先秦学术特点、学派形成与分化的研究,呈现出系统化、理论化特点,如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虞万里《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U)年版),对思孟学派的学术特点与撰作体例,进行了深人辨析。

    第三,先唐原来较为“冷门”的选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新世纪十年来,先唐诸子文学研究,以往较少受到关注的题目,如《鬼谷子》、《文子》、《孔丛子》、刘歆、桓谭等研究,都有新进展。尤其是结合诸子著作对文学思想、文体流变、文论渊源的考察,皆有新突破。

    南朝文学传统选题研究,也大有突破,如“竟陵八友”研究,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论著。北朝文学在新世纪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较之前有所突破,如结合北朝社会历史、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有北魏考课制度研究、谣谶与北朝政治研究、北朝时期的酿酒与饮酒对社会的影响研究、乡里社会风俗制度与北朝文学研究等。

    海外汉学的西晋文学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日本学者佐藤利行《西晋文学研究》(周延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魏晋时期的政治、文化为主线,以陆机为中心,从历时、共时两个层面对西晋文学的特征和本质进行了深人考察。

    第四,文学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深人研究与丰硕成果,催生了一批“新学科”的萌芽。

    新世纪十年,先唐文学研究基本上沿袭了20世纪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但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研究观念和方法进行了深人实践,有的已经初步成熟和定型,初具“新学科”规模。例如,20世纪提出的文学地理学与文体学,在新世纪十年得到了极大的推进和应用,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就。文学地理学与文体学研究逐渐成熟,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初步显现。

 

二  先唐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近十年来,先唐文学研究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外围式”研究多于“内部性”考察。从选题来看,主要集中于文学地理(包括文学的地域流传与融合等)、文体发展与演变、接受与传播以及“文学与某某的关系”(出土文献的研究也集中在与文学的关系方面)四个方面,总体上“现象描述”多于“问题研究”;从方法来看,先秦两汉文学由于时代使然,体现出鲜明的“文史哲不分”的特征。本时期的文学研究较为重视“文学生态”的“外围式”考察:时代与作者、编纂与撰写、接受与传播、文学地理、文学与经史子之关系等等。即使那些结合出土文献、典章名物等开展的文学研究,也大多与文学分属“两张皮”,显得离“文学”较远。

    首先,先唐文学研究存在“炒冷饭”、“翻旧案”现象。随着新一辈学者的不断涌现,先唐文学选题呈现出精细化、多样化面貌。但纵观当前的古代文学研究,总体上看就是:方法上继承有余、创新不足,甚至方法和选题的雷同,比比皆是。有些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得到充分讨论的话题,目前仍不断被“炒冷饭”;甚至以往巳经成为定谳的话题,仍有文章在“翻旧案”。以《楚辞》、《文选》、《诗品》等典籍的研究为例,大多数文章,还是围绕20世纪学者提出的作时、作者、错简、编纂性质与过程、作品性质与风貌等等的考察,或者是学术史、文学史、接受与传播的选题。其中有些问题,可能很难形成定论。相反,具体到作品内部,结合当时的文学思想、文论范畴、历史背景、时代要求、文化意义开展的综合性研究,还比较缺乏。

    其次,先唐文学研究,缺乏有理论性、综合性和代表性,甚至具有现实意义和国际影响的“大成果”。一方面,理论性研究不足,是先唐文学的主要缺陷。多数论著基本上在具体的小问题上能够说得较为清楚,但理论概括能力严重不足。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的学者,对汉代及其以前的学术与文学,进行了全面反思,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文学理论命题。'我们应该有条件、有能力结合这些文学理论和各个时代的具体作品,展开“文学发生学”、“文学创作学”的研究。但是,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文体学史(或文体思想史)”、“文学理论史”的研究。先唐文学批评史领域,虽然也有不同成果,但尚未完全跳出以往的研究思路,既有微观性又有宏观性、既有学理又能推进文学史的研究,比较缺乏。即使从文献学角度来说,对先唐文论范畴的整理与研究,也非常不够。

    另一方面,新世纪十年来,先唐文学研究存在精细化倾向。有的研究者过于“求新”、“求奇”,致使选题越来越细,甚至越来越偏。这样的结果,会使得研究对象越来越小,有些选题甚至与文学的距离越来越远。相反,有些与文学相关,本来需要细化的研究,却被忽视了。如汉乐府中的歌、行、弓丨、吟、曲、谣、讴等发生、发展及其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们和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与发展的关系研究,还亟待加强。

    值得注意的是,选题精细化,不代表就可以没有人文思考、理论深度与宏观视野。目前一些研究,过于重视文献辨析与微观考察,历时性描述有余,共时性比较不足,尤其缺乏对不同历史时期文学作品体现出来的学术共性、人文情怀方面的理论总结。学术专著要有深度和影响,要产生情感共鸣与打动人心的力量,没有对文学共性的揭示与总结,是不可能的。

    古代文学要体现“当下意义”。这是一个老话题,但却存在新的挑战。古代文学研究要体现“当下关怀”,主要的目的是“以古鉴今”,实现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转换。只要是揭示了当时的文学规律、文人心态、文体演变、人文情怀与理论衍化的研究,都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价值与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转换意义。

    第三,学术史与文学史方面,还在沿用较为传统的写作模式与编纂方针。先唐文学需要打破以往的按照时代顺序“以人系文”的写作模式,综合文学发生与演变、文体流变与衍化、作家交往与撰写、作品接受与传播、时代要求与文学风尚、历史文化背景与文学描写的关系等各方面因素,开展文学史综合性研究。其中,既能体现文学内在的发展规律,又能提炼不同时期的文学理论命题。

    分体文学史方面,先秦缺乏一部既综合又细致的诸子文学史著作,汉赋文学史也需要重新思考与撰写。以汉赋为例,以往的文学史大多关注其文体衍化、历史背景、作家与作品介绍,具体到每篇作品蕴含的文学与文化的时代背景,还没有涉及。尤其是汉赋在两汉的发生、发展过程和体式演变的内在动力,尚未完全揭示清楚。有一些汉赋题材,如京都、纪行、游猎撰写的历史、文化与政治背景,还需要进一步深人讨论。从文学批评角度分析,汉赋在当时形成的诵读、学习、模拟、撰写的理论,以及后人对汉赋的注释、评价,对汉赋理论的阐述,还需要进一步加以探索和总结。

    先唐文学研究,除了能够揭示文学个案,还要关注综合性研究,揭示文学发生、发展的内在原因。对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来说,这个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从经、史、子学中独立出来的关键阶段,而其独立出来的学术动因、文化背景、历史机遇、参与者与推动者,以及独立出来之后社会对“文学”的接受、排斥与影响,都是值得我们考察的话题。尤其是,当时陆续出现的几部文学总集如《文选》、《文章流别论》、《翰林论》,以及文学理论作品如《诗品》、《文心雕龙》,是否与文学独立之风有关?对后来的总集编撰、文学批评有何影响?文学批评与文学进程的关系如何?需要引起我们的思考。

    第四,文学的“审美性”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文学与历史截然不同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它的“审美功能”。新世纪十余年来,文学研究者对版本、目录、校勘、训诂等文献研究的要求越来越高,使得“文学研究”越来越接近“历史研究”,文学审美严重不足。当然,先唐文学研究,尤其是汉代以前,存在“文史哲不分”的情形,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并非易事。但这并不代表不必重视古典文学的“审美性”。

    文学研究,自有其特殊性与技术性,文学研究者必须注意“文学本位”问题,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作为文学研究者的学科义务与社会责任。无论其研究在文学“外围”绕多远,最后都应该拉回到“文学问题”上来。如果文学研究者将自己混同于一般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就会迷失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学术身份,文学的学科性质与学术意义也会被歧解。就先唐文学而言,《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等作品,都是加强文学"审美性”的好题目。揭示文学的“审美性”,未必一定是单一的文学“鉴赏”,其中的学术性自然不容忽视,而揭示作家的人生命运、悲欢离合,梳理文学体式的发生、发展,都能给人以文学美感。

    最后一点,先唐文学研究,缺乏与海外汉学沟通的话语权与能力。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大陆缺乏了解海外汉学学术信息的直接途径。本此,推进大陆学者翻译、介绍海外汉学成果的工作,就需要提上日程。目前我们还没有建立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统一的“集体话语”。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我们对海外汉学了解不够、认识不足。

 

三  先唐文学研究亟待关注的几个问题

 

    首先,先唐文学研究,应该在“外围式”研究基础上,回到“以文学为本位”。

    罗宗强先生早就指出:“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如果没有用来说明文学现象,那就又可能离开文学这一学科,成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我们既然是研究古代文学,多学科交叉当然最终还是要回到文学本位。”[3]这个问题,涉及到文学的“古今打通”、文学与文献的关系。

    由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文史哲不分”与“学科融通”。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思考几个问题:“文史哲”如何才是“不分”,它们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学科之间如何才能够“融通”,“打通”、“融通”的目的是什么,如何具体操作和实现文学意义上的“融通”?在抛出一个文学研究方法的概念后,我们能否再提出更加具体的指导意见与实施办法?这是需要我们深人思考的地方。

    文学研究,有其特定的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历史、哲学或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未必完全或永远适合文学研究。根据文学研究的特殊性,我们应当深人到文学内部,紧紧围绕作家和作品,揭示文学作品的架构布置与转折贯串、语言文字的音节与句读、文学风格的产生与衍化、文章的剪裁与繁简取舍、抒情或叙事手法的运用,以及作家撰写时的谋篇布局考虑、创作心态与意图等。刘师培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讲“学文四忌”、“谋篇之术”、“文章之转折与贯串”、“文章之音节”、“神似与形似”、“文质与显晦”、“文章变化与文体迁讹”、“记事文之夹叙夹议及传赞碑铭之繁简有当”等等,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其实,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文学”本身,即作家和作品,不是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什么文化思想、历史风俗、接受传播等。作为熟悉本国文化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来说,再像西方学者那样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点放在文化、思想方面,就有盲目跟风、舍长取短之嫌。从学科性质上来说,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在性质与功能上有很大区别。文学除了传播知识、传递信息,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将“知识”与“信息”转化为“审美”。就此而言,我们需要对以往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刻反思。

    当然,强调“回归文学”,也不是刻意强调西方意义上的“纯文学”,或陈独秀先生提倡的与“文以载道”传统相背离的“无用之文”[4],也并不代表我们排斥“文献”、“历史”或“文史哲打通”,这是两回事。文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的,无论是文学、历史或者哲学,只要是适合文学研究、能够解决文学问题、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都可以为我所用;但在研究对象上,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要以“文学”为本位,也就是要利用从历史、哲学、文化、思想途径找到的资料来解决文学问题,而不是脱离语境,片面强调具有折衷主义色彩的“中外古今皆为我所用”原则。

    其次,先唐文学研究,应该在继承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回到“以语言为中心”。

    20世纪的很多文学观念,在21世纪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发展,但是,也有一些文学理论观念,尚未被完全开掘。例如,诗歌韵律学的研究,就很不充分。20世纪,王力等学者在诗歌韵律学方面进行了深人探讨,后来由于学科分类的细化,现在这个理论范畴好像仅仅局限在语言学研究领域。冯胜利先生在《汉语诗歌研究中的新工具与新方法》中认为:韵律学、语体学和语言类型学是汉语诗歌研究的“新的理论工具",并提倡建立汉语韵律诗体学学科,提倡文学研究“回归语言”[5]。从目前看,新学科的建立,尚缺乏必要的研究成果与理论准备,条件还不成熟。但“回归语言”的说法,确有道理。要把握文学发展的脉络,离不开学科交融与学术信息的整理与分析,在此之后,文学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语言”。正如钟振振先生所言:“文学是审美的,审美应该从语言的角度人手。文学研究欠缺审美,是因为欠缺文献、文本的解读,或者说未读懂文献、文本。”[6]读不懂的原因,主要是存在语言文字障碍,这样会妨碍文学审美力(或者说鉴赏力)的培养。文学鉴赏力,应该是文学研究者必备的能力之一。狄德罗说:“光有才能不够,必须兼有鉴赏力。”[7]绘画是这样,文学研究何尝不是如此?

    对于先唐文学研究来说,回到“语言”,尤其重要。先秦两汉文学的发生与兴盛,离不开语言文字的学习与总结。以《汉书?艺文志》为例,秦汉时期出现的字书就有:李斯《苍颉》一篇、赵髙《爰历》六章、胡母敬《博学》七章、司马相如《凡将》一篇、史游《急就》一篇、李长《元尚》一篇、扬雄《训纂》一篇、无名氏《别字》十三篇与《苍领传》一篇、扬雄《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故》一篇;其他还有东汉刘熙《释名》、许慎《说文解字》等。楚辞、汉赋、古诗、汉乐府的撰写与体式流变(甚至每一种文体自身前后创作思想、撰写模式的变化),魏晋南北朝佛教文学、少数民族歌谣的兴起,以及众所周知的“永明体”的产生,都离不开语言。这既是文学内在发展的需要,也符合社会与文化进化的基本规律。

    语言是打开未知领域的关键钥匙。先秦两汉文学,还有很多未知领域值得开拓。例如,将天文、地理、星象、历算、谶纬、民间信仰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文学研究,解决文学疑案,是一个亟待突破的方向。这种研究,离不开对语言文字的学习与运用。可以说,语言文字,是古代文人文学撰作的基本条件,是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文学的重要工具。先唐文学研究,尤其应该重视“小学”。对这一点,刘师培曾经有非常精辟的认识:“昔相如、子云之流,皆以博极字书之故,致为文日益工,此文法原于字类之证也。后世字类、方法,区为二派,而论文之书,大抵不根于小学,此作文所由无秩序也。”[8]运用语言文字这个工具,我们会较为深人地认识文学生成和衍变的规律。

    最后,先唐文学研究需要合理地“回归传统”。

    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所谓“传统”,应该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综合文史哲各学科、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大传统”,另一个就是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本身、符合“文学文本”发生发展规律的“小传统”。我们强调“回归传统”,就包括这两个层面。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回归传统”,也有两个任务需要面对:继承“旧传统”、建设“新传统”。

    中国学术与文学研究,历来讲究学术“大传统”。先秦两汉学术与文学,尤其如此。所谓“大传统”,用汉人的话来说,就是文章体现的“万类、王政、人事、法度”,或者概括为“天道”、“人事”,这是先唐学术与文学所要表达的主要内容,即将学术、文学作为传达个人理想,或民族、社会与国家思想、意志的工具。不同时代、不同作品展现出来的“道”,在称谓、程度与倾向性上不会完全一致[9],但那只是个人思想情感与政治表达程度上的差异,其本质落实在“道”、“用”上,没有问题。

    但对于文学学科来说,文学自然有属于其学科规律与性质的“小传统”。古代文学文本,有与古代历史、哲学相同或相近的文献记载与表述,但雷同的材料,在文学文本中却有着独特的编撰目的、记录方式与文化指涉。这符合文学的基本规律,属于文学的“小传统”。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不能忽视文学“小传统”的研究。

    无论“大传统”,还是“小传统”,都说明先秦两汉学术与文学思想,皆有其内在传承。这可以大大开阔我们的研究思路。以先秦时期为例,不同地域的学术发展可能不平衡,但本质上是不断交融的,互相之间不会完全割裂或孤立,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某种民间信仰,可能发生于某个国家或地域,但其他国家或地域的人们,一样可以有机会接触到,并且很可能也会加以接受、崇拜、记载或进行文学书写的活动。这有利于我们从更为全面、客观的角度,考察先秦文学的成书作者与时代。同时,文学研究的“传统”,还可以促使我们对以往的诸多研究方法进行必要的反思,并推动我们对新时期文学传统建设问题的思考。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传统”,建立属于文学学科的“小传统”,是近代学人的学术目标。清末以来,科学技术与经济水平落后于西方的现实,推动着整个亚洲将学习的目光投向西方。中国很多优秀学者,纷纷出洋,直接或间接地将西方的学术观念与思维方式介绍进来,催生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与西方现代学术理念的融合,带来了中国学术研究的空前活跃。在西方现代观念的冲击下,要想继续保持中国的“研究传统”,必须结合西方现代社会的思维方式,改进本国传统的研究理念,才能融人“现代元素”,跟上世界学术发展的潮流。晚清、民国以来的学术“新传统”,就是在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等人的努力下,将西方文学理论和哲学思想的“现代”元素,与中国学术的“传统”相结合,创造出来的。这是一种在继承“大传统”基础上,吸收西方理论精髓的“现代”,是属于文学特质的“小传统”。从这里说来,文学“小传统”的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起码对于实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对于实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本土化,甚至对于探索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皆具有哲学意义上的理论指导作用。

    本此,我们需要借鉴民国时期的研究经验,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研究方法的“现代”,一定是建立在“民族传统”基础上的“现代”,否则,中国文学研究就会丧失自己的民族特色和主体地位。“现代”无法割舍“传统”,也割舍不掉“传统”。很大程度上,“传统”应该在“现代”中占有一定的比重。诚如台湾大学陈昭琪教授所言:“在中国现代主义的框架里面,如果说现代性、现代主义是一条无法避免的道路,是一种已经确定的走向,那么现代主义框架中的传统主义要得到相当的重视。可以让传统主义得到更多的分量,或者说可以平衡现代主义和现代性所带来的冲击。”[10]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另一方面,古代文学理论的“本土化”(或者说“中国化”),涉及到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与世界接轨;第二,回归传统。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大量引进以后,中国大陆成立了不少汉学研究基地。这对于促进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以及与世界学术研究的接轨,不无裨益。但是,也要尽量避免对海外汉学的盲目崇拜,完全抛弃我们自己的学术传统。要看到,现在很多海外汉学研究,还存在割裂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弊端。有些研究方法,未必完全符合中国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规范。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海外汉学研究成果与方法,如“口传与文学”、“仪式与文学”等,不一定是西方汉学家的首创。有些命题,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刘师培、闻一多等人就早有揭橥,只不过后来由于我们对传统的忽视,误将“传统的”看成了“现代的”(或将“本土的”看成了“世界的”)。如果不学习传统,不尊重传统,盲目提倡“与世界接轨”,就有可能舍本逐末、缘木求鱼。

    “回归传统”,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与创新。我们既要对民国以来产生与流传的文学观念进行深入辨析与系统总结,也要借鉴海外汉学的研究方法,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原则,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文学研究“新传统”。

 

注释:

[1]与文学相关的主要是:〔美〕韩禄伯《简帛〈老子〉研究》(余瑾译,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美〕艾兰、〔德〕瓦格纳《王弼〈老子注〉研究》(杨立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张昆将《东亚〈论语〉学》(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版)等。加州大学河滨校区瑞丽关于《庄子》的研究、布朗大学罗浩关于《管子·内业》的研究、华盛顿大学康达维关于《荀子·赋篇》的研究等等,’是诸子文学研究方面引人注意的成果。

[2]日本的汉学研究,多参考胡宝华编著的《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中华书局2012年版)。

[3]罗宗强《目的、态度、方法——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点感想》,《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4]陈独秀先生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区别,是从大的文体概念上而言的。此处所论,主要就当前研究中“文学”、“文献”、“历史”之争而言。

[5]韵律学关注押韵、节拍和平仄,语体学关注说话时所用的语调、词汇和语法的语用类型,语言类型论即上古汉语类型的演变。参见冯胜利《汉语诗歌研究中的新工具与新方法》,《文学遗产》2013年第2期。

[6]钟振振先生安激大学2013年“《文学遗产》编委扩大会”讲话。

[7]狄德罗著、陈占元译《狄德罗论绘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页。

[8]刘师培《论文杂记·序》,《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8页。

[9]汉代及其以前的文人撰述,尊奉圣贤“引天道以为本统”的做法,故桓谭《新论》称:“言圣贤著法作事,皆引天道以为本统,而因附属万类、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義氏谓之‘易’,老子谓之‘道’,孔子谓之‘元’,而扬雄谓之‘玄’。”先唐文人撰述其实都遵循着个人所在社会提倡的“道”。

[10]陈昭瑛《现代性艺术潮中重视传统主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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