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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融文史 打通四部

陈尚君

  

 

    有学者讲到我们研究古代文学,不应该给历史学打工,可能是批评我的,我虚心接受。但各人的学术定位有所不同。我虽然在中文系任职,但自己定位是文史学者,而非仅是文学史学者,即就自己的能力,在文史两方面都有所涉及,并希望因为对两方面的关注,能够兼摄并融,各取所长,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也许因为这一缘故,我在最近三十年间,在我所熟悉的唐代范围内,看到文学、历史两个不同学科的发展过程,感到有责任将自己的感受提出,供各位参考。

    80 年代初,我刚步入学术领域,唐代文学研究面临重大转型。在吸取西方学术观念和方法的同时,更多地参取近代唐史大师陈寅恪、岑仲勉的治学方法,一是穷尽所有地占有文献,二是严格区分史料的主次源流,三是努力追寻唐代文人的生活真相和作品事实,从而最大程度地还原文学写作的本来面貌,对作家作品作出恰当的解读和评价,并进而促进了诸如文学团体的研究、文学与社会文化各方面关系的研究。那时的感觉,唐代文学学者更关心唐代基本典籍的整理和校读,更关心人事、职官、制度、地理工具书的编纂,正是以文献考据为基础的基本建设,带动了整体研究水平的提升。相比较来说,唐史界的正统习惯似乎维持较久,即便在基本史实研究方面也落后于文学圈。我记得很清楚,1987 年我在黄山见到一位唐史有名学者,自我介绍说在补《全唐文》,此公回答我:“我研究唐史,从来不看《全唐文》。”我顿觉无语。

    但最近二十多年,海内外唐史研究的治学格局和整体成就,发生了沧桑巨变,这是大家都注意到了的。追溯其原因,一是因为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完整发表,为唐代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立体文献宝库,推进了唐史研究在一代社会细节研究的全面展开 ;二是新史学或新社会史研究成为学术的主流,改变了原有的学术视野和方向 ;三是与欧美、日本和台港主流史学的交流的全面深入,并逐渐形成与国际学术接轨的基本学术规范。还可以说得再具体一些。敦煌文书中的籍帐,是寺院或官署的财物记录;吐鲁番文书中的受田残片,揭示了均田制在基层的落实情况;敦煌转经文或龙门造像记,提供了民间信仰的实况 ;墓志中的纷繁记录,包含了世族谱系和婚姻状态的描述,妇女生命历程尤为正史所忽略 ;新发现的《天圣令》是唐代行政法规的详尽记录。这些文献带动了唐史研究的一系列热点。新史学源自欧美和日本,台湾的转变经历了从《食货半月刊》到《新史学》的承继,起步比大陆略早。较具代表性的一篇宣言,即杜正胜的《什么是新社会史》(《新史学》第三卷第四期,1992 年 12月),认为“以前的历史研究比较侧重政治、经济和狭义的社会层面”,“经过前贤的努力,这些问题可能泰半已经解决,或虽未解决,但在既存条件下似不可能有新突破”。新社会史则“增益人民生活、礼俗、信仰和心态的部分”,并提出十二项纲目,包括生态资源、产业经营、日用生活、亲族人伦、身份角色、社群聚落、生活方式、艺文娱乐、生活礼仪、信仰与宜忌、生命的体认、生命的追求。每项下又分许多细目,如日用生活包括饮食、衣着、建筑、行旅,生命的体认包括身体、医疗、命运、生命限度的突破,等等。可以说将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都包含了进去。这些方面的研究,现在都成为史学研究的显学,唐代也是如此。至于基本学术规范的建立,大约《唐研究》是一个范例,只登论文和书评,所有论文应有学术史的叙述和海内外已有研究的回应,拒绝即兴的随感和浅尝辄止的杂记。

    唐代文学研究三十多年来成就巨大,特别是在作家生平研究、别集文本笺注、基本文献发掘和考订、文学集团和体派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研究诸方面,都有重大的建树。但相比较来说,大约从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与唐史研究的全新面貌来说,似乎改变不是那么大,部分研究有停滞难前的现象,更没有形成大的热点。我与许多朋友谈起过这一现状,大家都有改变的愿望,但又似乎没有好的建议。有些想法是共同的,即古代文学研究的今后发展,首先还是应立足于文学本位,坚持以文献为基础,重视文本解读,追求独立创新的研究;同时,也应该参酌人文领域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趋向,作适度的改变。我更多地觉得,新史学的许多主张,是值得我们学习参考的。或者说,我赞同某次史学会议提出的口号 :新史料,新视阈,新方法。

    新史料,所有学者都很重视。清末以来唐代新史料的发现最为可观,尤以敦煌遗书、域外文献、佛道二藏和出土碑刻为大宗,研究颇多。就文学研究来说,新见文献足以补充作品,增加作者,有资考订纠误,前人做了大量工作,还都是传统的文本考订工作。即便如此,大约学者的研究仍然跟不上新史料的发现速度。近代以来出土的大批墓志,至今还仅停留在文本整理阶段,研究远还不够。新见文献更重要的价值,则在提供了传世典籍不具备的研究价值,如敦煌吐鲁番文卷、长沙窑瓷器中大量通俗诗的趋同性,提示了民间诗歌流布的真实状况 ;敦煌吐鲁番的学郎题诗,可以见到童蒙文学教育的实况 ;佛藏和敦煌所出佛曲及王梵志诗,提供了佛徒以白话诗谕俗弘法的大量作品;唐人为亡妻所作墓志,存世文献仅存三四篇,出土墓志所见已经超过百篇,对研究唐代的夫妻感情、家庭生活都很重要 ;出土墓志不是经过历史选择的文本,其写作最能见出唐代文章的写作风气。还可以谈许多,不一一。

    新视阈,我认为可以包括研究的视野、取径和方向。就古代文学来说,似乎很长时期来将文学史作为主要工作,将作家作品论作为研究重点,都有所偏失。从最初的文学史开始,都是为应对教学而编写,描述主要变化,介绍作家作品,只能粗具梗概。我认为,古代文学研究可以开拓的领域非常开阔,许多方面几乎还有待拓荒。比如丧挽文学在存世唐人文章中大约占据三分之一强,至今缺乏系统研究 ;相比较抒情、叙事文学,议论文学研究大大滞后,应用文学研究还未形成规模 ;相比较精英文学,社会下层文学写作还很少受人关注 ;接受传播学研究风气渐盛,但基本还局限在影响研究,其实任何一个作家、一篇作品都有其传播史,以扎实的文献为基础的研究尤其可贵。前此列举新社会史研究的每一个方面,其实都与文学有密切关系,比如亲族人伦,正是许多文学作品表达的内容,与现代道德并无违忤,只是学者常加忽略 ;再如身体文学是近年的热点,其实如杜甫、白居易、韩愈、欧阳修等都常写自身状态 ;家庭、婚姻、妇女是国际汉学关注的热点,有关文学作品太多了,可惜研究还跟不上。当然,文学的根本是写人,但研究作家并不等于写人。朱东润先生一直倡导以英国传记文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学,即从最基本繁复的文献考订做起,在文本解读中融入对生活的透辟体悟,在社会人事纠纷中诠释杰出人物的生命历程,终以文学笔触写出,生动真切,绝不虚构。可惜现在的许多评传,见事见文,但并不见人。

    关于新方法,比我了解更充分透彻的学者很多,我就不多说了。

    现在一些学者从纵的方面提出古今打通,我很赞同。我所服务的复旦大学中文系 1925 年的成立报告就提出“整理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办系宗旨,业师朱东润先生也一直坚持凡研究现当代文学应先读《史记》。但从横的方面说,我觉得还应该提打通四部,尊重传统旧学的格局,开拓文学范围。前人说“六经皆史”,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六经皆文。古代文人的知识构成,其实都是淹贯四部,辞章之学尤为显著。一流文人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等的著作也都遍及四部。要研究他们,如果没有对应的学问准备,没有对各部类学问的同情理解,其实很难做出清晰判断。《论语》四科的文学,今人解为文章博学,其实汉唐间最称道的博学宏词,也是这个意义上的文学。今人多取西方定义的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认识有很大不同。至少从研究者立场来看,中外的文学立场都应该尊重。从传统的四部之学转变为现代高等教育的学科格局,部分得到了延续,如小学归于语言,诸子归于哲学,部分得以转型,如佛道归于宗教,金石归于考古,还有很多被放弃了,比方经学、杂家、方术、时令、谱录等,更何况传统学术的著作体式和评价原则都与现代有很大不同。我从三十年前开始唐代诗文的辑佚,逐渐明了四部群书都可能保存文学文献的道理,因而有可观的收获。近年关注被废部类或典籍的研究,也有不少采获。我相信,学者能关注四部,融通传统学术,对开拓文学范围,确定评价原则,理解文人生活,解读文学作品,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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