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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生活史和心灵史的古代文学研究

廖可斌

  

 

    探讨古代文学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可能对年轻学者和学生来说更有意义。已经成名的中老年学者,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已经形成比较稳定、甚至相对固定的知识结构、研究思路和方法,且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他们一般会按照自己既定的研究思路和计划,将自己的研究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当然不排除他们仍然对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保持一定兴趣,在可能的情况下吸收一些新的信息,对自己的知识结构、研究思路和方法进行某种微调,但要作出大的改变已很困难。只有个别特别富于创新精神、敢于挑战自我的中老年学者,才可能“衰年变法”,在晚年还尝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学习和运用新的研究方法,从而创造新的辉煌。

    但对年轻的学者和学生,探讨研究视野和方法问题就非常重要。对古代文学研究以至所有学科的学术研究事业来说,探讨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尤不可少。现在上到七十多岁、下到五十多岁的这一代学者,享受的学术资源和条件之优越是空前的。中国自19世纪末期开始传人西方近代文学理论观念,后来又有马克思主义学说传人。老一辈的学者,以他们出色的智慧,吸收这些思想资源,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作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但由于当时的研究人力有限,加上客观环境动荡不宁,他们的很多研究工作都还是点到即止,来不及完全展开。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新一辈学人所处的外部环境相对安宁、开放,获取各种资料也日益便利,他们能充分利用上述几方面的思想资源,同时又吸收近几十年来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想资源,并借鉴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日益完善的学术研究规范,充分展开研究,或系统整理文献,或创建理论体系,“新知趋邃密,旧学转深沉”,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这一辈学人几乎把到目前为止能用的学术资源都用过了。新一辈的学者和学生如何能走出新的道路,古代文学研究事业如何能可持续发展,就成为严峻的问题。因此,现在功成名就的一批学者,不能因为自己对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的需求不太迫切,而轻视甚至不负责任地嘲笑这方面的探讨。

    就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而言,影响巨大的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指出,学术研究范式具有重要意义。在旧的范式的阐释、分析功能发挥殆尽之后,必须探索新的范式。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历史学界借鉴西方当代史学的理论观念,实现了社会史转向,即从以政治史、军事史研究为主转移到以经济史、生活史、民俗史、文化史等的研究为主,开辟了许多新的领域,形成了不少新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改变了人们对历史图景的认识。在思想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社会化转向,从研究精英的、经典的、逻辑的思想史,到研究普遍生活中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即是这一转变的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相对来讲,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对研究范式和方法不太敏感。是否也可能出现回归生活史、心灵史研究的转向?

    提出这一问题,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对古代文学以至整个文学研究的性质、目的和意义的理解,一是对目前古代文学研究现状的观察。

    目前的古代文学研究是存在危机的,主要表现为三种现象,即重复、琐细和疏离,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关于重复。目前流行的平面的研究模式,基本上是一种划分地块的做法:个人——家族——群体——流派——地域——时段——范畴——文献等等,但地块总有划尽之时。前些年,一方面是因为海外学术研究的影响,一方面是受内部拓展的需要,研究视野和方法曾经有过一定转变,如重视艺术形式(音律、节奏、句法、文体)、文学传播、文学接受、性别研究等,带来了一定新气象,但毕竟空间有限,马上就形成了新的拥挤。

    一般都认为,宋代以上文学的研究已比较深人细致,元明清文学还存在较多有待开辟的领域,因此现在元明清文学成为热点。实际上在元明清文学研究领域,也已显现比较严重的拥挤和重复。据周明初教授发表在《文学遗产》2011年第6期的《走出冷落的明清诗文研究——近十年来明清诗文研究述评》,近三十年来明清诗文研究专著出版情况:1980—1989年,共有四十八种,年均近五种;1990—1999年,共有一百二十一种,年均约十二种;2000—2010年,共有四百种以上,年均约四十种。其中,2000—2005年,共有一百六十四种,年均约二十七种;2006—2010)年,共有二百三十六种以上,年均约四十七种。成果量在以加速度迅速增加。如关于流派研究,近十年以来,即有流派研究著作三十二种。明清时期的重要诗、词、文流派都有研究专著问世,如铁雅诗派、吴中派、浙东派、江西派、茶陵派、明中叶吴中派、复古派、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云间派、毗陵诗派、湖湘诗派、梅里词派、柳州词派、吴中词派、常州词派、临桂词派等。其中关于公安派、桐城派各有五部专著和论文集;关于常州词派有四部专著;关于茶陵派和竟陵派有两部专著。不是说这些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已经不能研究了,问题是如果研究范式大同小异,甚至都叫“某某派研究”,如何能避免重复?怎能出新?

    关于琐细。按照老的思路,路就越走越窄,选题越来越小。有些不太重要的作家,也有专门研究的论著;研究的时段越分越小,原来有明前期、明中期、明晚期、明末清初等概念,后来又有洪武朝、永乐朝、嘉靖朝、万历朝等概念,现在则有了嘉靖前期、嘉靖中期、嘉靖后期之类概念。对较短时段的文学进行深入研究,不失为一种新的研究角度,但如果这类选题太多,而又只是把研究内容细化,不能上下贯通,就没有太大意义。

    元明清诗文研究以至整个元明清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先秦到唐宋现存的文献资料都有限,任何一个细小的新发现都可能很有意义。元明清文学研究的特点是个案多,作家、作品浩如烟海,如果我们随便找一个作家、一些作品进行研究,可能也是“填补空白”,却不一定有多大意义。因为有些地块虽然还是空白,但那里本来就没有什么矿藏,不可能挖掘出什么东西。因此从事明清文学研究要有特别敏锐的问题意识,选择的研究对象可大可小,但必须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知识分子史、思想史、社会生活史等方面的某些重要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能小中见大,见微知著,这样的研究才富有意义。这可能是从事明清文学研究者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强调这一点,对明清文学研究健康发展非常必要。

    元明清文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状况,在先秦到唐宋文学研究领域也同样存在。如现在研究这些时段的博士论文选题,有“后代某位诗人对前代某位诗人的某种诗体或某种题材的诗歌的接受”这样的题目,显然也日趋重复和琐细。

    关于疏离。就古代文学以至整个文学研究的性质、目的和意义而言,文学作为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主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和人们的精神世界。文学研究大致包括这样几个层次,一是写什么,即考察文学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精神生活;二是怎么写,即分析文学作品选择和运用了哪些题材、体裁、技巧、风格等等;三是为什么要写什么和怎么写,即探讨作者的生活经历、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学本身的发展演变轨迹等等;四是探讨前人关于上述方面的研究的得失,即对前人关于上述问题的研究的研究,包括对各种文学理论和批评、文学史研究论著的分析和评价等。这几个层面的研究都是必要的、有意义的。但毫无疑问,文学的基本功能是反映生活、描述心灵,它在展示人类社会生活和思想情感的丰富性、生动性方面,与历史学和思想史研究相比,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文学创作、文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无非是要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长人们的智慧,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观察历史与社会,理解人性与人生。因此,注重生活史、心灵史的研究,探讨文学作品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精神生活,它们与当代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具有怎样的联系,能对当代人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感情提供怎样的经验和滋养,应该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只有这样,文学研究才能“接地气”,才能与现实生活保持联系,才能对当代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产生影响。文学研究也才能在当代社会现实生活中发挥它的作用,并因此受到社会较为普遍的关注,获得应有的地位。过去的古代文学研究者,都很注重对古代文学所反映的古代人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的探讨,鲁迅先生的《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王瑶教授的《中古文人生活》等,就是典型范例。前些年赵园教授出版《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着眼于士大夫在社会动乱变革时代的心灵体验,特别是他们对仕与隐、生与死等的思考,就拨人心弦,耐人寻味。反观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似乎越来越重视后面几个层次特别是第四个层次的研究,古代文学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世界越来越被搁置和遗忘,古代文学研究越来越变成了一系列文学史知识的堆积,失去温度,失去生活的气息、人的气息。古代文学研究也就日渐与社会公众疏离,日趋专业化、职业化,成为少数古代文学研究者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东西,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力日趋萎缩,地位也日趋边缘。高深的学术研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保持一定距离是必要的,但不能完全与社会现实生活脱节。否则,它冷落和抛弃了大众和社会,大众和社会也就会冷落和抛弃它。

    总之,无论从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和使命来看,还是从古代文学研究的状况来看,为了年轻一代学者和学生的未来,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前途,我们都有必要探讨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方法。

    所谓回归生活史和心灵史的古代文学研究,是指凡是与文学有一定关系的生活现象、心灵现象,不管是文人的,还是平民的,都可以研究。研究对象不限于文学本身,不仅仅研究文学反映了怎样的生活和心灵,而且研究文学所反映、所涉及的生活、心灵本身,以及文学如何反映生活和心灵。换言之,生活、心灵是研究对象的本体,文学只是研究这些现象的主要资料基础和路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世界无所不有,气象万千,而文学研究者熟悉文学文本资料,擅长文学分析的方法,从文学的角度切人,研究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世界,便可大显身手,这就为古代文学研究打开了无比宽广的空间。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脱离、放弃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而去研究历史学(包括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领域的问题。我认为不是这样。这不是放弃文学研究的领地,而是主动拓宽文学研究的领地,把本应该属于文学研究的领域,以及与历史研究、思想史研究交叉的领域,也纳入到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中来,改变文学研究日益变成历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的附庸的状况。而且,古代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世界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分门别类的研究,只是为了专门深人研究的方便。一旦进入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各学科就必然相互贯通。

    古代文学研究向生活史和心灵史研究回归,则举凡古代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律、科技、宗教、艺术、民族、伦理等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现象,都可以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对象。与专门研究这些方面的古代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教育史等相比,这些学科更重视对这些方面历史事实的考察,而文学研究则始终坚持文学本位,即重点关注人们与此有关的生活状态和心灵活动。

    例如君臣关系,这本是古代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世界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到现在为止我们实际上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从上古到清末,君臣关系以及人们关于君臣关系的想法难道始终完全一样吗?臣僚们口口声声“君王神明,微臣有罪”,他们心里的真实想法是怎样的,普通民众的想法又是怎样的,它们经历了怎样的细腻的难以察觉的变化呢?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受到苏轼《寒食帖》的启发,它前后笔势变换,生动反映了苏轼被贬黄州时期凄苦、愤懑的心情。其中将“君门隔九重”中的“君”字写得既小又潦草,根据笔迹学原理,这反映了他怎样的心态?从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相对隔绝的秦汉时代,到民众可以观看、阅读描绘古代帝王故事的戏剧、小说的明清时代,普通百姓对帝王的想象,又发生了多么丰富的变化?

    又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亲戚和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从氏族社会风俗尚有残留的先秦时代,到商品经济已有一定规模的明清时代,又发生了多少变化?城镇人与乡下人,南方人和北方人,环太湖流域和沿海地区的人与内地人,在这些方面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又有多少不同,它们之间又曾发生怎样的碰撞?旧道德与新伦理之间曾形成怎样的错综交织的局面,这种现实又在人们的心灵世界中造成了怎样的纠结冲突?中国人习惯于塑造至高无上、至美无瑕的父母之爱、兄弟姐妹之爱的形象。但在中国古代,凡是亲情都被伦理化,伦理既是一种天然亲情,也是一种社会秩序,一种权力。人们对亲情的言说,背后有大量非亲情的考虑,包括名利的考虑。在这些言说里,哪些是真情,哪些是其他?亲情在中国古代经历了一个怎样被神圣化为“天伦”到祛魅回归为“人伦”的过程?

    又例如,中国古代人如何看待家乡?如何看待乡亲?如何看待妇女、儿童?如何追忆童年?如何追忆受教育的经历?关于男性美、女性美的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南方人如何看待北方人,北方人如何看待南方人?城镇人如何看待乡村人,乡村人如何看待城镇人?对迁徙、远行等的态度有何变化?对山水、动物的认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财产的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农民、士人如何看待商人,商人如何看待农民、士人?中国人如何看待外族人?如何理解梦?如何看待出生、疾病、死亡?祭祀的对象、方式和心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等等。

    回归生活史、心灵史的古代文学研究有其特点。它不仅为古代文学研究者开启了更广阔的驰骋空间,也对古代文学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实现古代文学研究向生活史、心灵史研究的回归,首先要求广大研究者、学生以至整个学术界改变学术观念,摒弃过于狭窄的学科意识,无论是选题、立项,还是成果的发表和评价,都不要太在乎是否属于所谓纯文学的研究,确信只要是对生活史、心灵史问题的研究就有意义。同时,它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视野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研究者不能只了解本学科的知识和信息,而必须注意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努力拓宽知识面,真正做到自然而然的跨学科研究。又次,它对研究者的理论修养和思维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既然研究的不是纯文学的问题,就不能再依附于某种现存的文学理论和概念,不能再套用常见的文学研究模式和框架,而必须根据问题本身的实际情况,援用某种理论思路,或仿拟某种理论思路,或创立某种理论思路,搭建研究框架。再次,它对研究者收集材料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生活史和心灵史的研究,往往从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文本或事件人手,扩展开去,汇集各个领域所有相关材料,从中提出问题,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从而得出新的结论。如研究古代人对于个人生活空间的感受,就必须从诗文别集、史书、笔记、小说、戏剧、神话传说、方志、绘画、地图、雕刻、建筑等各种文献、文物中搜集资料,因此研究者必须掌握跨学科、跨语种收集材料的方法,并善于组织材料,善于将历史场景的生动丰富性与理论概括的逻辑清晰性结合起来。另外,它对研究者的解读文本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文本细读变得更为重要,因为生活就藏在细节中,心灵就藏在细节中。中国古代文学,以至所有的文字书写,都有粉饰、伪饰的习惯,不太直接、准确地揭示生活和心灵的真相。研究者必须分析、揭示这种伪饰下的真相,这既是一种挑战,也正是这种研究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最后要说的是,倡导生活史、心灵史的研究,只是为了开辟一条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空间。强调这一方面,决不是说以往的文献学、文学史、文学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就不能做了。这些方面仍然非常重要,多种研究角度、研究方法自可并存,相互配合,以共同构筑古代文学研究繁荣兴盛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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