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学术论文全文数据库 > 文艺理论研究 > 文艺理论研究

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个性问题

詹福瑞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古代文学研究无论在文献整理、文学史编撰和专题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一些方面或超过了前辈,或堪可比肩,这是毋庸置疑的,对此我们应该充满自信。不过为了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的不断进展,我们还应该寻找不足,寻找与前辈学者的差距,以求古代文学研究再上层楼。那么,与前辈学者相比,我们这一代古代文学研究者还有哪些差距需要弥补?换句话说,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向前辈学者学习呢?我个人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术个性的追求与形成。学术个性是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从学术观念、学术思维、研究方法以及成果结论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学术品格与学术特性。学术个性不仅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一个成熟而有成就学者的重要标志之一。所以,在当代古代文学学者中提倡自觉地追求研究的学术个性,对于推动学术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问实求真,因此真正的学术研究,其成果必然是独特而富有创见的。由此可见,追求学术研究的学术个性是学术研究品质的本质体现。古代文学研究虽然属于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结论只有一个,不可重复。文学多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譬如对古代小说、戏剧中人物的评价,对古代诗文义旨的理解,结论未必只有一个,故有“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有元好问“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论诗三十首》)之叹。但是研究成果的不可重复,却与自然科学研究一致。因此,越是富有创见的古代文学研究,就越是独特的,富有学术个性的。近些年来,对于古代文学研究一些陈陈相因、低水平重复、缺少原创性成果的现象,学者多有不满,一直在呼吁学术创新。而追求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个性与我们当下一再强调的学术创新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可以说二者互为表里 :没有学术创新,就谈不上什么学术个性 ;而追求学术个性,就必须要创新,因此也必然强化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创新意识,带动整个学科的进步。提倡古代文学学术研究的个性,不仅仅是为了充分体现学术研究的本质属性,进一步推动学术创新;还是为了激醒学术自觉,培养和造就一批成熟的优秀学者。对于学者而言,学术个性的形成,是学者成熟的重要标志,而且从实际情况看,形成了学术个性的学者,也多是有较大学术成就、为学术进步作出贡献的学者。

    学术个性是由多方面因素作用而综合形成的。有客观因素,有主观因素。就客观因素而言,研究个性要受研究对象和目的的影响。从文体说,有的学者习惯于研究诗文,有的专注于小说与戏剧 ;就文学现象而言,有的从事作家研究,有的从事地域、家族文学研究,有的从事流派研究,有的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等等。而具体的研究目的亦有不同,或在于文献整理,或厘清作家生平,或揭示文学史规律,或描述一个时期文学轨迹等。对象与目的的不同,自然会影响到研究结果的特点,大体而言,从事文献和作家生平研究的,其成果多偏于实证 ;而从事作品研究和文学史规律研究的则偏于阐释。而就主观因素而言,学术个性不仅表现其研究结论为个人的独特发现和创造,还表现为其鲜明的学术观念,独特的研究路数,以及研究方法、论述语言的鲜明个性。在主客观因素里边,学者的主观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学术观念直接指导着学者研究对象的取舍、对研究对象的价值判断以及研究路数和方法的择取,在研究过程中发挥着根本的作用。而研究路数和方法,则最能够反映学者的思维特点,处理问题的方式,因此也最容易形成个人的特征。因此有学术个性的学者,其贡献不仅在于发现并揭示新的文学现象,或为一文学现象提供新的解释等,还在于他或提出或坚守某一社会观念和文学理念,开创了新的研究方法,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比如著名的文史研究家王国维和陈寅恪,二人皆中西兼通,受西方的哲学、史学和文学观念影响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并且形成了个人鲜明的学术个性。表现在成果方面,王国维无论在词学、小说和戏剧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他以叔本华的悲剧观研究《红楼梦》,创《红楼梦》悲剧说;借鉴西方的主客观哲学观念研究词学,创词学境界说,均具有建立起中国现代学术研究范式的开创性意义。而其学术观念,则断然与同时代有不同者,即主张摒弃学术研究的功利观念,提倡学术即为目的的研究 :“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学术为手段而后可。”(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 卷,第 38 页)“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 3 卷,第39 页)其对文学的认识也是如此,服膺游戏说,“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王国维《文学小言》,《王国维文集》,第 1 卷,第 25 页),主张文学亦应远离“利禄之途”,虽然明显看出是受到了西方学术观念的影响,却也是王国维个人对中国学术、中国文学独立的思考。这种学术观念直接影响到他的文学研究,使其文学研究贯穿了唯美求真的精神气质。而王国维的研究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又吸收了现代史学的研究方法,提出学术研究的两重证据说,即所谓的“纸上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文集》,第 4 卷,第 2 页),同时又开创了中西比较的研究法,此两种研究方法,都一直影响到了当代。与王国维同时代的陈寅恪,同王国维一样出入于文史之间,其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就,亦十分显著,《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均为古代文学研究典范之作。而在学术观念方面,他所提出的独立之学术精神,坚守了学术研究应有的立场,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266 页),则指出了学术研究的正途。在研究方法上,其有着大影响的“诗史互证”,则打通了文史的壁垒,既为历史研究开发出新的材料,使历史学家通过生动的诗文材料对古人之思想感情有一真正的“同情之了解”;同时也使古代诗歌研究,注解更确凿,诠释更符合历史语境。进入到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学术观念渐趋一统,学术服务论成为主流的学术观念。实事求是地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术个性的形成。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 50 年代的古代文学研究中,亦不乏有学术个性的学者,譬如研究李白的两位著名学者林庚先生和裴斐先生。关于李白所处的时代,林庚提出著名的“盛唐之音”说,并论证李白的诗歌充满了这一时代的“乐观情绪”和“少年的解放精神”(林庚《诗人李白》,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而裴斐则提出异议,认为李白所处的时代,是唐朝由盛世走向黑暗的时代,李白的诗则以人生如梦和怀才不遇两个主题无情地揭露了那个黑暗的社会(裴斐《谈李白的诗歌》,《光明日报》1955 年 11 月 13 日《文学遗产》专栏)。师生二人研究李白观点不同,结论迥异,但都为李白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里特别指出的是二人鲜明的学术个性。林庚先生的研究充满了诗性的感悟和激情,而裴斐先生的研究则充满了思辨的智慧,这两种风格基本贯穿了二人研究的始终。

    学术个性的形成,有自觉与不自觉之分。有的是学者有意识追求的结果,有的则是长期积累无意识形成的。但是,对于今天古代文学研究尚缺乏鲜明学术个性的现状而言,我认为应该强调研究者学术个性的自觉,亦即强调 :作为优秀的学者,我们不要依赖于习惯的研究对象给我们的学术成果带来的某些特点,而应该在学术观念和研究路数、方法等方面,自觉追求其独特性。对待社会和人生,应有自己独立的认识;对待学术、对待文学,也应有自己深入的思考,一旦形成自己的认识,就勇于坚持,并贯彻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去。同时要以开放的心态吸纳古今中外各种研究方法,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研究路数和方法,力争为古代文学研究创造提供新的研究路数,建立新的范式。

收藏文章

阅读数[175]
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中国文学网”会员,请 登录 后发表评论; 或者您现在 注册成为新会员

诸位网友,敬请谨慎网上言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