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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艺术 :价值追问与艺术讲求

韩经太

 

 

    开宗明义,本文提出“古典文学艺术”这一新概念,包含着以下双重的学术意蕴 :其一,在学科建设意义上,鉴于“中国文学”被具体划分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而“现代文学”的学科发生原理,分明是以现代社会建设与现代文化建构的“现代性”为核心价值,所以,与此相对应的“古代文学”的学科发生原理,就需要追问其作为“现代性”之对应物的核心价值所在 ;其二,长期以来,文学研究的正反两面经验提示我们,把文学当做艺术来研究的“文学艺术”研究,相对于知人论世而自成体系的“文学史”研究来说,显然缺乏投入的力度和钻研的深度,有鉴于此,提出“古典文学艺术”这一概念,就意味着确认文学的艺术本质。以上两点的聚合,意味着学术主体自觉的两点论 :既要执着于“价值追问”,又须钻研于“艺术讲求”;如果说前者可以归结为“文化诗学”的学术理路,那后者便可以对应性地概括为“艺术诗学”的学术理路。不言而喻,聚合两点论的学术主体自觉,将充分展现人文研究主体的“思想者”意识和“艺术家”本色。

    关于“文化诗学”,与其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西方“新历史主义”说起,不如着眼于当下本土学界有意识的倡导与阐发[1]。显而易见,这已经不再是泛泛的“文学—文化”研究,而是以人文关怀和诗意讲求为基本内涵,并特别富于社会批判意识的精神文化实践。笔者以为,这样的“文化诗学”自觉,是当今人文学界主体理性日渐凸显的表现,说明我们所处的这个学术时代,并非沉浸于“泡沫学术”而不知自省,由此亦可见,我们并不缺少富有天下意识和忧患意识的“思想者”。

    跨世纪的中国学界,以典藏编修和国学研讨彼此推助的学术热潮,证明着文献聚集与思想争锋的双重自觉。在如是学术生态环境中,现代文学研究界遂有“重建学科的合法性”的学术思考[2],以近三十年来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思想突进为背景,探究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联系,关注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教育等现实问题。笔者相信,正是在这种可以称之为“文化诗学”的人文研究视域里,诸如“新文学”发生以来“中国旧体诗词”承传不衰的现象,以及其“合法性与现代性”问题,才得到了相应的重视[3]。尽管这只是一个小问题,但其见微知著的意义,却不可小视。一方面,现代文学史家基于“新文学”发生原理的“学理”标准,倾向于拒绝现代作者的“旧体诗词”进入现代文学史,以便维护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另一方面,“旧体诗词”之“新作”,却以其现实存在的鲜活事实,不仅具有对“新文学”以白话覆盖文言的实践反思意义,而且随着现代学人提出“现代汉诗”这一合成概念 ,“旧体诗词”进入“现代文学史”的“合法性”也已被提上了“学理”议事日程。笔者以为,在这种看似只属于现代文学史具体问题的表象之下,“古典文学”实质上获得现代承传“合法性”的人文研究态势,已然提供了继续作价值追问的学术基础,而一旦深入追问下去,必将触及许多与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有关的问题。

    或许,有人会质疑这种使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深度延伸的“文化诗学”理路,认为应该回归并坚守“文学性”。对此,笔者的看法是,如果我们所关注的对象不是形而上的“文学性”,而是那真正体现中国古典文学精神的“文学性”,那就不能不首先面对此“文学性”非彼“文学性”的文学性差异。譬如,学界共识所强调的中国“文章学”传统,以及其“道德文章”的核心价值体系,分明烙有超越现代文学理论所确认之“纯文学”的特殊“文学性”,于是问题就在于如何用具有普适阐释力度的理论范畴来具体界定这一非常特殊的“文学性”了。而现实情况是,学界至今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走出“纯文学”与“杂文学”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明确路径,从而也就无法摆脱“杂文学”一个“杂”字所带来的自我贬抑。这显然是一个需要跨学科综合探讨的高端学术问题,是一个既要“通古今之变”又须“辨中西之说”的思想大课题。直面如是课题,需要我们在观念层次上将“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对立关系转换为对应关系,为此,一方面有必要反思彻底弃掷文言而唯尚白话文体的偏执性大众通俗路线,另一方面,在寻找“民族复兴”和“文化传承创新”的现实实践载体时,有必要提醒自己坚持“现代性”的价值追求。值此之际,也许还需要具有一种像当初“拉娜出走以后”的问题意识,而当下的问题则是“走出‘西学’中心主义以后”。至少,我们总不能刚摆脱了庸俗社会学的束缚,又陷进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风水轮转心理机制。以普适人文价值观的阐释理性,确认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学性”,给“文章多体”而“美以致用”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一个明确的“说法”,应该是新世纪“文化诗学”研究的历史使命。

    当然,由于“现代性”与“古典性”的关系,必然涵涉“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所以,基于文化兼容原则,在更新“杂文学”概念以凸显中国传统“文章多体”特性的同时,又可以在符合“中”“西”普适标准的意义上,展开“纯文学”的探讨。毫无疑义,既能契合于西方“纯文学”观念,又能集中体现中国古典文学精神的中国文学艺术传统,正是那由古典诗、词、曲所组成的诗歌艺术传统。这里之所以说是诗歌艺术传统,而没有说成古代诗歌艺术,自然是考虑到“旧体诗词”的现代发展这一不争的事实。换言之,中国古典文学以“诗歌”为中心,奠定了其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诗国”地位,并在人类文明史上创造了一个无可替代的艺术高峰。基于此,笔者以为,站在“诗国”的艺术高峰上,正面讨论“纯文学”问题,应该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共享资源和共同课题。而意味深长的是,恰恰是在中华“诗国”艺术研究的深化问题上,需要提出“艺术诗学”来作为“文化诗学”的必要补充。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能将“艺术诗学”视为“文化诗学”进行到一定深度以后的必要延伸,甚至将“艺术诗学”视为“文化诗学”的内在进境,那将更有意义。笔者以为,沿着当今文化诗学“人文关怀,提倡诗意”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追问“,文化诗学”的深处就将生长出“艺术诗学”的生命之树。在世人习以为常的思维实践中,文化批评与艺术讲求经常被置于对立的两极,某种程度上,这还是“思想性”与“艺术性”一分为二并且此长彼消的思维模式的遗传,在这种思维模式的推理逻辑中,注重思想精神者必然轻视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反之亦然。而在视人文关怀与诗意追求为一体者看来,艺术讲求乃是人文关怀的一种必要内容,特别是当这里关于人文关怀的讨论是在中华文化传承创新与现代社会文化建设相统一的意义上实际展开的时候,树立如是价值观,实在非常必要。

    “艺术诗学”的研究,意味着“文学”与“艺术学”的通观阐释。举例而言,鉴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之诗画互补与诗乐相配的传统艺术范式,只有展开文学、美术学、音乐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融会而通观的研究,才可能克服单一学科研究难免隔靴搔痒的困难,才有望达到真正融会贯通的学术境界。且再以诗画交融的文学艺术史实为例,从顾恺之自觉到“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开始,如何表现富有言外之意的诗歌意蕴,使诗意形象视觉艺术化,就始终是古典画学的艺术讲求所在。与此相应,自南朝“巧构形似之言”开始,寄托情怀于山水丘壑之间的雅流文士,就坚持不懈地探索着语言艺术的综合表现力,于是,如同古典诗、词、曲的格律讲求是一种内化于文学文本的音乐美,古典诗歌艺术以“状溢目前”为审美理想而长期探索的语言艺术造诣,是否也意味着内化于文学文本的绘画美呢?如若正是这样,那么,同时内化音乐美与绘画美为文学表现力的古典汉语言艺术,就真是一个值得深入开发的艺术富矿!

    关键在于,我们只有用心培养自己的综合艺术敏感和多专业艺术分析能力,才有可能去实践开发这一艺术富矿的时代使命。顺便提及,在大学人文学科教育中,贯彻知识灌输与技艺训练相协调的教育方式,因此也将不失为题内应有之义。大学中文系的学习生活,如果是一种吟咏性情而笔墨陶冶的生活,那该多有诗意!须知,讲求诗意的人生态度,恰恰是通向担当时代使命的人文情怀的。在这个意义上,“艺术诗学”与“文化诗学”必然是相互推进、彼此会通的。

    比如,任何一种旨在阐发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的“艺术诗学”论述,都会在解读古典诗情画意之际关注到传统“文人画”的艺术精神,而对此艺术精神的阐发则又是关系到中国文化精神之提炼的,因为中国文化精神的实践主体,正是传统士大夫文人这一社会历史主体。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只有同样“精深”的人文研究才能真正把握其丰富而复杂的内容。相形之下,关于“文人画”的现有理解和阐扬,还远没有实现视域的博大与辨析的精深。让我们关注一个细节,细节的真实往往是还原历史真实的珍贵线索。一般说来,艺术界与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是确认王维为“文人画”之初祖,而其《辋川集》诗与《辋川图》画,则是典型的诗画艺术互补形态。据《蓝田县志》:“王摩诘画其所居辋川,有辋水、华子岗、孟城坳、辋口庄、文杏馆……凡二十一所,与裴迪赋诗,以纪诸景。”清人赵翼《题王摩诘辋川雪溪小幅》诗云 :“我闻辋川图径丈,幽景二十俱胪陈。”无论是基于西方美术的“风景画”传统,还是基于中国绘画的“山水画”传统,都很难为这种包含着二十个不同景区风貌的作品“定性”。对此,近年凤凰卫视专栏节目在讲述《中国地图学史》时,顺便提到王维《辋川图》,并提示世人注意:中国古代,地图与图画之间,严格的界限并不存在。王维此画模式,后人多所承传,宋世李公麟《山庄图》便是典型代表。这种类型的画作,画面空间内容大都非常丰富和复杂,而构图设计大都具有连续画和叙事性的双重特征,不仅如此,画卷中的每一景观,大都清楚地标示地名,并宛若地图般地标示出相对空间位置,犹如而今之园林全景示意图。就其绘画透视学特性而言,图卷大都采用鸟瞰式的透视,恰好印证了沈括所说的“如人观假山”。值此,笔者想特别指出,正是这种鸟瞰式透视与接续转换式构图的综合艺术表现模式,决定了“中国画”相对于“西方画”的典型特征,全面而又精确地揭示其间种种艺术奥秘,比起笼统地高唱民族特色,不知要艰难多少倍!但非此不能叩开中国艺术精神的“众妙之门”。艺术学界在阐释中国画“散点透视”原理时,习惯于援引沈括《梦溪笔谈》有关“以大观小”而“如人观假山”的著名论述,如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双重证据法”,以王维《辋川图》对照于沈括“如人观假山”之说,相信会有新的领悟。无论如何,以往我们关于中国绘画“散点透视”的画学原理阐释,以及有关“文人画”之“逸品”境界的人文精神阐释,尚有许多可商榷的地方。

    一面是道德文章,一面是诗情画意,两相辉映,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造就的古典主义艺术境界。而说到中国古典诗情画意,其艺术形态自然是多元多维的 :如欧阳修重申梅尧臣诗学理想之所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乃是诗歌艺术讲求“言外之意”与绘画艺术讲求视觉逼真的艺术合成 ;而在绘画艺术领域,不仅存在着沈括自身所阐发的“如人观假山”的透视法自觉,而且必然也存在着沈括所批评的著名画家李成所主张的“真山之法”,可以想见,在此“真山之法”与“如人观假山”之间,又将因为彼此冲撞而形成多少艺术思想的灵感?一言以蔽之,“文人画”艺术境界,绝不是古典诗情画意的唯一历史指向。

    即便是就“文人画”的艺术自觉而言,除了以文人书卷涵养自觉区别于专业绘画技艺,并特以清雅格调显示其不同流俗之外,其发生于唐宋诗画艺术高度成熟之际的“历史机缘”,就有许多可资讨论的话题。且以苏轼为例,他就不仅是诗画交融艺术的理论倡导者,而且具体表现出诗人、画家艺术地位平等的人文关怀。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引《国史》载述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戒其子语云 :“吾少好读书属词,今独以丹青见知,躬斯役之务,辱莫大焉!尔宜深戒,勿习此艺。”后代李日华《墨君题语》更有云 :“士人以文章德义为贵,若技艺,多一不如少一。……余尝谓王摩诘玉琢才情,若非是吟得数首诗,则琵琶伶人,水墨画匠而已。”若此前后呼应,早已将潜在的价值诉求告诉世人,那就是希望丹青艺人能够获得与属词吟诗同样的社会地位,由此看来,诗画交融的文学艺术史发展轨迹,就具有艺术诗学与文化诗学的双重意味了。苏轼的相关议论生动折射出此中多重内蕴 :《欧阳少师令赋所储石屏》诗云“: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次韵吴传正枯木歌》又曰“: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其中提炼出“妙想”与“摹写”两端,将诗意之妙思与画家之写实合二而一,诗画互补缘此而意味着虚实两极的交合。与此同时,也相应实现了“诗人”和“画师”的身份统一。在此基础上,《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进而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但是,最耐寻味之处,还在于苏轼的自我矛盾,《王维吴道子画》曰 :“吴生虽绝妙,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亦如其诗清且敦。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足见,即使清旷超达如苏轼,仍然难免于双重价值观的自我矛盾。有鉴于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艺术诗学探讨的深处,往往通向文化诗学的研究课题。

    当社会经济为文化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之后,提携大众人格使其良知不泯的人文力量,在笔者眼里,无非思想家与艺术家,所以,才主张叩问于“思想者”与“艺术家”两端以探询古典文学艺术之妙谛。愚者千虑,或有一得,但愿有益于当代学术的健康发展。

 

注释:

[1]童庆炳《走向“文化诗学”》,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肖明华《文化诗学 :中国文学理论的当代性显现——关于童庆炳先生文化诗学研究的哲学与社会理论思考》《,创作评谭》2005 年第 10 期。相关论文很多,读者可以广为参照。

[2]2005 年 7 月,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重建学科的合法性”国际学术研讨会。

[3]陈友康《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与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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