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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右文说”

周裕锴

 

 

    古代文学研究的核心其实是古代文学作品(文本)的重新阐释问题。这种阐释可以分为五个方面来进行,我在这里暂且借用文字学上的“右文说”,将古代文学作品的阐释任务用五个有相同“右文”的字来概括,这就是“驿”、“译”、“释”、“绎”、“择”。

    “右文说”始见于宋人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四的记载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水类,其左皆从水。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驿”、“译”、“释”、“绎”、“择”这五个字有共同的右文“ (睪)”。据《说文》段玉裁注,“睪”是伺视的意思。伺视有窥视、探究之义,正好能借以说明文学作品的研究阐释。下面我将从这五个字的本义出发,稍作推衍,依次谈谈我所理解的古代文学研究的五个方面。

    首先是驿站的“驿”,传递信息,即文献学的方法,提供准确可靠的文学文本。《说文》曰 :“驿,置骑也,从马,睪声。”“驿”就是传递官方文书的马或马车。西方阐释学(hermeneutics)以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神的信使赫尔墨斯(Hermes)命名,即“赫尔墨斯之学”。翻译成中文,也可叫“驿使之学”。虽然赫尔墨斯依赖的是一双翅膀,驿使依赖的是马或马车,不过二者在传递信息方面却大致相通。驿使传递信息一定要忠实。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信息传递而言,这就需要从文献学的角度尽可能恢复文本的原貌。文献学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等,从目录学入手了解文本的著录情况,从版本学入手了解文本的刊刻情况,从校勘学入手解决文本的文字问题,从辑佚、辨伪入手解决文本的真伪问题。文献学研究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很难想象根据错误的文本信息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著名的例子如陈尚君先生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著作权的否定,这一辨伪成果足以使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学界重新检视以前构筑的从司空图、严羽到王士禛的诗歌理论线索的可靠性。

    其次是翻译的“译”,翻译原文,即语言学的方法。《说文》曰“:译,传译四夷之言者,从言,睪声。”“传”就是运输,“译”就是翻译,都有由此及彼的转换问题。在英语里,运输(transport)和翻译(translate)也恰巧有相同的词源——转换(trans)。如果信息的发出者和接受者操的是不同的语言系统,那么信息的传递者还要承担翻译的任务。所以古代有坐车的驿使,叫 轩使者,专管别国方言的翻译。古典的文言文与现代的白话文之间、古典诗词和现代诗歌之间就有语言的隔阂,需要翻译。古代文学研究者,理应作翻译者,或是 轩使者,这就需要他能自由地穿梭于古典与现代的两套语言系统之间。语言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学典籍的整理中,主要是文字的训诂和词句的笺注。当今有一些古典文学“今译”或“选注”之类的书籍,走的就是这条路子。不过,有些“今译”和“选注”对语言学的方法还重视不够。比如苏轼名篇《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的“追逐李杜参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灭没倒景不可望”三句歌辞,各苏文选本大体认为“灭没倒景”一句是“谓张籍、皇甫湜等如倒影的容易灭没,难以仰望韩愈日月般的光辉”。这种翻译有增字为训之嫌,令人费解。其实,在古典文学写作传统中,“灭没”是骏马奔走神速的套语,“倒景”是形容天上极高处的套语。这三句作为一个完整的意群其义为 :韩愈文章可与李白、杜甫并驾齐驱,并翅翱翔,张籍、皇甫湜辈竭尽全力也难以赶上。如同天马之疾,令其望尘莫及,如同倒景之高,令其不可仰望。这个例子说明,我们只有注意到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词语本义、连文互文、修辞惯例和写作传统等因素,才能对其意义作出准确合理的翻译。

    再次是解释的“释”,解释分析作品,即文学的方法,赏析作品的文学意义和价值。《说文》曰“:释,解也,从 , 取其分别物也,从睪声。”(“ ”字音辨,不同于“采”字)“释”也是一种翻译,南朝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一《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第四》曰“:译者,释也,交释两国,言谬则理乖矣。”西哲伽达默尔说法大致相同 :“每一种翻译同时是一种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就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语词所作的解释的完成。”(《真理与方法》)“释”是阐释学的核心任务,也是古代文学研究的核心之一。举凡文本字句的注释,结构的解释,意义的诠释,都可归入“释”的范畴。程千帆先生与莫砺锋、张宏生合著的《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用系列论文的形式从各方面揭示了杜诗的艺术规律及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就颇具文学阐释的示范性。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来说,“释”就是解释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对在对话中要出现的事物所具有的理解,必然意味着他们在对话中已获得了某种共同的语言”(《真理与方法》)。所以古典文学研究者“释”的前提,仍然需要对古人的语言有深入的掌握。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对古人语言的理解,也涉及到对古人的“存在”的理解问题。比如宋人的“以禅喻诗”,正与其禅悦风气和禅学语境有极大的关系。若不知南宋禅学的宗派纷争以及严羽的禅学立场,我们便不了解《沧浪诗话》中“临济下”和“曹洞下”何以有高下邪正之分。若不知“羚羊挂角”、“空中之音”等禅语是关于文字在表达意义的澄明性方面的隐喻,我们便不能合理解释严羽既提倡“惟在兴趣”又推崇李杜诗的立场,而误将“兴趣”混同于“神韵”。

    第四是演绎的“绎”,理论演绎,即文艺学的方法,总结文学创作规律,上升到理论层面。《说文》曰“:绎,抽丝也,从 ,睪声。”由抽丝引申出寻求、推究之义。这是一种创造性的阅读、理解与解释,在掌握原文信息的基础上,充分调动“自由地接受”的审美经验,西哲施莱尔马赫关于阐释学任务的名言 :“与作者一样甚至比作者更好地理解其语言。”(《阐释学》)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艺学的价值,由此演绎而更好地得以实现。我非常欣赏程千帆先生主张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的取向,他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研读,从中总结出一系列抽象的诗学概念,如形与神、曲与直、物与我、同与异、小与大、一与多等等(参见张伯伟编《程千帆诗论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这就是用文艺学的方法对文学作品的创造性演绎,将古人并未自觉意识到的艺术原则一一抽绎出来。“绎”字还有一个意义,古人的诗话、笔记、选本、序跋中包含着极丰富的文学评论资料,包含着极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但由于文言文的表达方式以及印象式批评的传统,使得这些极有价值的言论很难被现代读者理解。古代文学研究者使用现代学术语言揭示其理论价值的过程,也就是演绎的过程。

    最后是选择的“择”,观点抉择,即用逻辑理性的态度,在若干种学术观点面前选择一种最能被学术界认可的“公论”。《说文》曰 :“择,柬选也。从手,睪声。”古典文学作品的文本阐释总是有多种可能性,“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诗歌文本更有“诗无达诂”之说。但这并不意味着阐释者可以自由无拘地大放厥词。因为在众多的阐释中,总有一种阐释最具或然性,最接近信息发出者即作者的本意。西哲赫施认为,只有回到作者原意的阐释才具有有效性(《解释的有效性》)。那么,怎样才能从众多的解释中找到最具或然性和可信性的解释呢?这就需要选择。选择当然是“择善而从”。什么是阐释活动中的“善”呢?我们称作“公论”,或者说学术共同体认可的基本逻辑。比如,崔颢的《黄鹤楼》首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有学者据敦煌本作“昔人已乘白云去”,并谓唐人选本均作“白云”“,黄鹤”乃后人据金圣叹意见臆改。另有学者则考订至迟在宋代已作“黄鹤”,且举唐代文献“乘黄鹤”之传说,以及李白《鹦鹉洲》、《登金陵凤凰台》两首仿效崔颢的七律,证明崔颢诗中三个“黄鹤”的句法结构正与李白诗三处鹦鹉、三处凤凰相同,因而认为传世的“黄鹤”之说可信,而“白云”之说可疑。这就是根据逻辑推理在两种版本、两种说法存在的情况下选择最具或然性的结论的例子。我之所以强调“择”字,除了主张在有价值的不同学术观点中“择善而从”之外,更在于对打着“见仁见智”的旗号随意提出所谓“新说”的警惕。倘若没有“择”字的限定,那么学术研究便会像大众传媒中的“大话”、“戏说”一样沧海横流,失去其应有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所以,我们可以把“择”字作为古代文学阐释的学术底线。

    以上“驿”、“译”“、释”“、绎”“、择”五个字所涉及的五个方面,都是关于文学本体研究的方法和策略。古代文学研究的理想状态当然是五方面的结合,但事实上,鉴于每个学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兴趣的不同,尽可分别从文献学、语言学、文学和文艺学入手,其方法本身并无高下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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