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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命题的意义及相关问题

马自力

 

    “中华文学”命题的提出,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就在“中华文学”的命题下组织编著过《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张炯、邓绍基、樊骏总主编,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时隔十四年,又在此基础上新编出版《中国文学通史》十二卷本(张炯、邓绍基、郎櫻总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尽管如此,在今天,“中华文学”命题由文学所再度提出和重新审视,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以下就“中华文学”命题的意义及其相关问题谈一些粗浅看法。

    谈及中华文学,不能不涉及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因为文明、文化、文学是由远及近、由外而内的,同时也是三位一体的。提出中华文学的命题,离不开'中华文明、中华文化这两个有机组成,尤其是后者o

    在中华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以及汉族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主流之后,多民族文化始终参与了共同创造的过程。从现代学术成立之时起,挖掘中华文明之源,梳理其形成、融合的过程,以及多民族文化共生共存、和谐碰撞的互动发展过程,始终是学术界面临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而探讨主流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流变过程中的融汇、定性、同化作用,则更为重要。

    事实上,汉族文化、文学在大多数时期,如汉、魏、晋、唐、宋,是主流的、强势的文化和文学,不乏少数民族统治者、文人、百姓倾慕和学习汉族文化、文学的例子。如欧阳修《六一诗话》记载:“苏子瞻学士,蜀人也。尝于清井监得西南夷人所卖蛮布弓衣,其文织成梅圣俞《春雪》诗。此诗在圣俞集中,未为绝唱。盖其名重天下,一篇一咏,传落夷狄,而异域之人贵重如此也。”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首先,文学自身具有的审美魅力,以及文学创作和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独特心灵体验,使得它具有一般思想文化成果所不具备的沟通人类心灵、跨越时代种族隔阂的作用;其次,是文化的内涵规定以及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使然,诚如《易经》贲卦的象辞上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行为。

    汉族文化、文学在大多数时期是居于主流的、强势的文化和文学,因而以往的民族文学研究,常常将汉族文学和其他民族文学割裂地对待,以至于那么多部中国文学史事实上被写成了汉族文学史。这一点在诗歌史的撰著上尤为明显,以至于2012年出版的《中国诗歌通史》设立“少数民族卷”会如此引人注目,因为这是第一部把少数民族诗歌纳入中国诗歌体系的诗歌通史。

    《中国诗歌通史》提出了 “观中西之别,通古今之变”的理念,借助今天“中华文学”的命题,我认为在这两点之外,有必要加上第三点——“成中华文学一家之言”。

    诚然,过去有些时期,学者做过交汇的研究。如在史学领域,陈寅恪的隋唐史研究、田余庆的六朝史研究;在文学史领域,李炳海、杨义分别做过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和宋元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上述研究,或筚路蓝缕,或探赜发微,为我们提供了典范和参照。但这些研究所体现的融通的理念和交汇的方法,在现今学术碎片化氛围的裹挟下,还远没有形成学术界的自觉意识和学理追求。

    因此,“中华文学”命题的再度提出,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历史表明,无论是民族和谐共存时期,还是民族矛盾冲突时期,都是文化交汇融合时期。所以提出“中华文学”命题的现实意义,最重要的是以“中华文学”为名,重新构建文学史。

    我认为,在大文学史理念框架的观照下,中华文学的建构和相关学科的建设应重点澄清、梳理和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要走出我们曾经自设的误区,要认识到古今、中外、世界的、民族的皆非唯一,那些唯古唯今、唯中唯外、唯世界的或唯民族的认识都是自设的误区,是唯方法论思维定势给我们带来的观念上的牵绊。我们不必拘泥于片面的概念纠缠,戚戚于这样那样的“纯洁的名分”,而应该树立起中华民族充分的文化自信,这对于建构中华文学大文学史观、重写文学史尤为重要。

    例如,每每到了“五四”,我们就会面临如何评价新文化运动的问题。事实上,正如现代文明的进程不可逆转一样,现代学术的发展进程也是不可逆转的。否定新文化运动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要求。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因素已经在宋元明清时期有所孕育,只是五四时期借助外力而发生了突变。谁也不能阻止已经发生的历史,更不能假设历史,或者以此为名置现代文明的历史趋势于不顾。尊重文化传统,以复古为革新,是中华文明古今通变的一般原则;但因尊古而泥古甚至复古,则被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

    第二,是注重学科内部和外部的融通。中文学科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只是没有做到融通,正如此次会议主办方指出的:“20世纪以来沿袭多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主要还是依照传统的历史分期、地域划分或者社会学的民族概念,将本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学,分割成孤立或单一的历史、地域、王朝、民族去研究,鲜有涉足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学的交汇、交流、交融的形态研究,即缺乏对中华民族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学多元一体的综合性研究。”我觉得这里的关键,是树立中华文学多民族融汇共生共创的意识,以治史的精神把握中华文学生成、发展、流变的历程,梳理和探讨相关问题。如中华文学在民族融合时期、汉族统治时期、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多元一体的一般性结构和样态;在中华文学形成、发展和传承过程中,文化教育、文学教育、礼义教育、文学观念、审美趣味的影响和作用;从文学生态的角度,给予民族文学和地域文化同等的关注,等等。

    第三,是注重探讨制度与文学的关系。文化传承中起重要和持续稳定作用的是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举凡文化、思想、利益,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形式来实现。后代之于前代,弱势文化之于强势文化,皆通过这种较为稳定和理性的方式,实现文明的过渡和传承,此乃中华文化尊古重史的传统使然。而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格化的历史传统、审美趣味则起了更重要的作用。

    第四,是大力建设数据库,主要是中华文学史料库和学术成果库。史料库的建设需要有时代的眼光和时代的特色,特别需要合力共谋,即依靠大数据云端共享,打通学科、地域、门户的壁垒。学术成果库的建设除了具有导向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重复劳动。在这方面,自然科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典范。当然,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有别于自然科学成果的确定性和唯一性。但毋庸讳言,人文社会科学成果除了个性化特征之外,也具有相当的确定性和唯一性。这需要我们具有专业的眼光,进行大量的艰巨的统计工作。我们现在已经建设了若干大型文学史料库,但大多数还停留在原始数据的搜集和保存的低级水平上,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二次、三次开发。比如通过地理系统数据库,我们可以考察某时代某些作家的漫游行迹,并且与他们的作品系年联系起来,使中华文学的研究更具有时空感和立体感。

    第五,是重视学术史的成果梳理、总结、回顾,借此寻找问题所在,这是学科发展的基点,也是学术创新的生发点。我们的很多专题研究,往往就是因为忽略了学术史的回顾总结,沦为低水平的重复劳动。人们常常讥讽学术界制造学术垃圾,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并不为过。看看《宋元学案》,看看祖先对于学问的态度,那些鲜活的事例,不啻为浮躁的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而对于中华文学的建构这样的大型工程而言,借鉴已有相关学科和专题的研究成果,寻找新的启示尤为重要。例如袁行霈、严文明、张传玺、楼宇烈等教授任主编的四卷本《中华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着重发掘中华文明解决文明冲突的能力,特别注重分析其面对民族融合与外来文明的态度与方法,指出中华文明能够在五千年甚至更长的历史进程中绵延不绝,正得益于其促进文明融合的经验。唐朝的开拓、宋金的对峙、元朝的统一、明朝的建立,中华文明在吸收周边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更为深广博大的文明形态,各种不同形态的文明也随着民族的融合参与了中华文明的建构。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清中叶的经济调整、清后期的政治改革以及辛亥革命的发生等,都是对中华文明自身传统的调整,也是在与西方文明交流过程中的相互适应。此外,这部著作还特别注重探讨中华文明的自我控制和内部协调机制,从而揭示了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深层原因。中华文明的形成,正在于武力内敛和文化扩张的协调统一。周边文明常常在攻伐中原文明的过程中,主动或被动地受到中华文明的吸纳,参与到中华文明新的建构之中,因而异族文明进入中原之后,带来的常常不是文明的萎缩,反而是文明的繁荣和新生。以复古为革新来处理行政制度,以通变意识来调整经济体制,以雅俗互动来发展文化艺术,中华文明正是通过这些自我调控机制,保证了文明的持续发展。以上对中华文明总体走向及其特征的把握,就很值得我们在构建和重写中华文学史时借鉴。

    第六,是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或者说个案研究)并重,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尤其要注重个案研究,因为个案研究常常走在宏观研究的前面。如杨义先生的《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就在宏观研究的指导下,做了10至14世纪中华文学多元一体综合性研究,积累了可贵的经验。可以期待的是,中华文学多元一体综合性研究的优秀成果,首先并更多地从个案研究中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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