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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佚文三篇释读

宫立

  
  1998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20卷本的《郑振铎全集》。郑振铎的儿子郑尔康在《编者的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这套全集共二十卷,总字数约八百万字左右,几乎囊括了父亲一生的全部著作和译作以及讲学、演讲等记录稿,还有书信及日记等等”,“这套‘全集’的有些遗漏是在所难免的。而且有些将来也许可能补充……也企望知情人及专家们多多指教,或是提供有关文章之线索,以便以后有机会再加以补充,使‘遗憾’尽可能少一些”。自全集出版以来,郑振铎新的史料陆续被发现。为尊重发现者的“首发权”,有必要将他们先后发现的情况依次略作说明如下:
  佚信。关家铮将郑振铎1949年11月2日致关德栋的书信一通整理并写成《郑振铎先生佚札》,刊于《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1期;
  新刊布的日记。陈福康整理了郑振铎的部分日记,在《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1期上刊出了《郑振铎1953年出国日记》,在《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1至第6期刊出了《郑振铎1957年日记》,在《文献》2005年第1期发表了《郑振铎〈求书日录〉佚稿》,在《文献》2005年第2期发表了《补郑振铎〈求书日录〉一则》,在《文献》2005年第3期发表了《郑振铎〈欧行日记〉佚稿》。
  演讲稿。刘涛将《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半月刊》第101期刊登的郑振铎演讲稿整理并钩沉,写成《郑振铎1930年代在上海的一次演讲》,刊于《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3期,陈福康对刘涛的发现作了补充说明,写成《再谈郑振铎1936年在上海中学的演讲》,刊于《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2期。
  一
  陈福康的《郑振铎年谱》(三晋出版社2008年版)下册第668页有这样一句话,“(1948年)九月,在《开明》新7号(总第45期)上发表文章介绍《闻一多全集》”。笔者查阅了《开明》新7号,关于《闻一多全集》的确有一篇文章,但作者并非郑振铎,而是摘录了朱自清、吴晗、郭沫若对4册本的《闻一多全集》(朱自清、吴晗、郭沫若、叶圣陶编,开明书店1948年版)的介绍,并附了《闻一多全集》的内容提要和书影。郑振铎的确在这期《开明》上写了介绍文章,但介绍的书不是《闻一多全集》,而是《开明青年丛书》。关于《闻一多全集》的介绍文章,刊于第10、11页。关于《开明青年丛书》的介绍文章,刊于第12、13页,第12页是沈体兰写的介绍文章,第13页才是郑振铎介绍《开明青年丛书》的短文,不见于《郑振铎全集》和《郑振铎年谱》,当为郑振铎的一则小佚文,照录如下:
  家有子弟的,常苦于找不到好书给他们读,许多大部头的文库之类,多半是炒冷饭,难得其中有几本是适合于现代青年们的需要的。开明书店出版的青年丛书,虽然不过五十本,而本本切合于青年们的需要,本本可读,特别是关于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深入浅出,趣味浓厚,就是给成年看的,也会不忍释手,增长了不少现代的知识。我自己就对于克拉克、法布尔和伊林几个人的著作,感到了极大的兴奋。这是现代的读物,值得介绍给现代的青年们乃至成人们的。
  开明青年丛书,由开明书店编印,自1932年开始出版,至1949年共出了100余种。开明书店青年丛书第1辑共50种。在第12页、第13页上刊出了这50种书的书名、作者或译者,但翻译类的书,只注明了译者,未注明原作者。经笔者查阅,郑振铎提到的“克拉克、法布尔和伊林几个人的著作”,指的当为开明青年丛书中的《任何人之科学》(克拉克著,顾均正译,开明书店1946年3月初版,1947年6月再版)、《五年计划故事》(伊林著,董纯才译,开明书店1937年5月初版,1948年7月特1版)、《几点钟》(伊林著,董纯才译,开明书店1936年8月初版,1947年5版)、《黑白——书的故事》(伊林著,董纯才译,开明书店1936年8月初版,1948年7月特1版)、《不夜天——灯的故事》(伊林著,董纯才译,开明书店1937年版初版,1947年再版)、《十万个为什么》(伊林著,董纯才译,开明书店1939年版)、《汽车怎样跑路》(伊林著,符其珣等译,1946年初版,1947年再版,1948年特1版)、《人和山》(伊林著,董纯才译,1936年8月初版,1947年2月4版)、《科学的故事》(法布尔著,宋易译,开明书店1935年1月初版,1948年7月特1版)、《化学奇谈》(法布尔著,顾均正译,开明书店1932年10月初版,1946年4月9版)。
  在郑振铎这篇介绍文字旁边,还有一段文字,“这个丛书包含各种学科,有叙实质的,有谈方法的,也有二者兼顾的。若干册的性质虽然不同,有两点却彼此一致,就是编撰的通俗化跟笔致的文艺化。通俗化,就没有艰深难晓的毛病;文艺化,就尽多引入入胜的妙处。通常涉及各种学科的书,一类是学校的教本,教本拘于体例,只能提纲举要,不免枯燥乏味。另外一类是纯学术性的著作,作者往往只顾自己的发挥,不很注意读者的领受,在一般人看来,有些望而生畏。这个丛书可以算是第三类。比较纯学术性的著作,易于食之而化。比较学校教本,又有丰富与多趣的优点。作为进修读物,最得益。”经笔者查阅,这段文字的撰写者当为叶圣陶,全文已经收入《叶圣陶集》第18卷中的广告集,不过其中的部分文字略有出入。
  鲁迅、叶圣陶、巴金、老舍、施蛰存、胡风、曹辛之等现代作家都写过不少广告文字(尤其是文学广告),有的早已收入作家的集子,如今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笔者期待郑振铎撰写的广告文字(尤其是文学广告)能早日被汇集在一起并加以研究。
  二
  1936年11月1日出版的《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22期有一个“悼鲁迅先生特辑”,作者有司徒乔、许杰、郑振铎、薰宇、胡仲持、徐调孚、叶圣陶、以群、王统照、吴文祺、天行、倪文宙、重立、征农。郑振铎写了《悼鲁迅先生》,但不见于《郑振铎全集》,当为佚文,照录如下:
  鲁迅先生的死,不仅是中国失去了一个青年的最勇敢的领导者,也是我们失去了一个最真挚,最热忱的朋友。他对朋友——只要他认为是朋友——的鼓励与帮助,是我们所最不能忘记掉的。他为秋白刊行了他的《海上述林》,在临死的时候,方才完毕了他的一个心愿。但他还有许多未完的工作待我们为他继续的做去。他在我们的心里是永远不死的!
  陈福康的《郑振铎年谱》下册第320页提到了《悼鲁迅先生》这篇短文,但只节录了这篇短文的第一句。鲁迅先生去世后,郑振铎先后写过《永在的温情——纪念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并不偏狭》,《鲁迅先生的治学精神——为鲁迅先生周年纪念作》《鲁迅与中国古版画》《鲁迅的辑佚工作——为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而作》等数篇纪念鲁迅的文章,而《悼鲁迅先生》估计是最短的一篇,仅有137个字,做到了“要言不烦,取其足以达意为止”(借用程千帆评刘永济语)。“他还有许多未完的工作待我们为他继续的做去”,的确如此,郑振铎在《永在的温情》中提到,“刚在前几天,他还有信给我,说起一部书出版的事;还附带的说,想早日看见《十竹斋笺谱》的刻成。我还没有来得及写回信”。经笔者查阅,郑振铎提到的这封信当为鲁迅1936年9月29日写给他的信,信中说,“《述林》已在关上候查,但官场办事雍容,恐怕总得一星期才会通过罢……我处无人可差,所以有几位之书,也只能总送尊寓,乞于便中分交。《博古页子》早收到,初以为成书矣,今日始知是样本,我无话可写,不作序矣。《十竹斋笺谱》(二)近况如何?此书如能早日刻成,乃幸”。鲁迅先生1936年10月2日又致信郑振铎,转托他送《海上述林》上卷给朋友。鲁迅期待《十竹斋笺谱》早日刻成,但可惜的是,如郑振铎在《复镌十竹斋笺谱跋》中所言,“迨第二册印成,先生竟亦不及见矣”。郑振铎在《鲁迅先生并不偏狭》一文的最后说,鲁迅“他的身体虽已埋掉,但他的精神却永远的笼罩在后来的踏着他的足迹前进的人们的身上和心上”。郑振铎并未忘记鲁迅的遗志,最终重印了四册本的《十竹斋笺谱》。
  三
  笔者偶翻1934年4月21日出版的《火把》第56期上看到《准备着我们的力与血》,署名郑振铎,不见于《郑振铎全集》和《郑振铎年谱》,当为佚文,照录如下:
  没法躲避与退让的,当敌人们打来的时候。
  敌人们的侵略,是得寸进尺,得陇望蜀的。你没法使他们心满意足,没法使他们适可而止。
  你退了一步,他们便更逼近了一步;你躲避了开去,他们便更要追踪搜索着前来。
  “历史”上的事实,足够证明了这真理。蒙古人南下了,宋人是不战而亡;他们求和,他们祈祷,他们纳士归降,欲保存宗庙社稷,作一小藩王,为赵家延一线之脉。然而不可能。到了口的肥肉,野蛮的敌人怎肯舍而不吞。满洲兵入了关,一路上浩浩荡荡的杀奔南下。说是吊民伐罪,结果是乘机攘窃。那末容易的伸手便取得到的江山,当然是更炽盛了他们的野心,非襄括了整个中国不可了;即是他们初心事仅以得北平为已心满意足。
  能够挡在敌人们之前,不使之前进的,只有力与血。外交上的空言酬酢与生命协定之类是无用的。
  当敌人们打来的时候,只有以眼还眼,以拳还拳的一条路可走,没法躲避,没法退让。
  敌人们用的方法或是猛进,一鼓作气的竟把你整个吞了下去;或是蚕食,得一步再进一步的和你零星算账,把你细细割;但其结果却是一样的。
  力与血是还报题目的挑战的最高的“呼号”,最有效地东西。只有力与血才能够打消了他们的烈火般的野心,阻止了奔马似的侵略的步履。
  “苟安”是自杀的绳索,而退让和躲避,除了把自己引到绝壁之边缘上以外是别无其他作用的。
  准备着!凶狠的敌人们是永远放不过我们的。
  我们该知道我们的枪口是该朝着那一方向放!
  准备着!为了和敌人们拼个你死我活,我们必得集中着全国青年人们的力与血!
  “力”得储蓄,得训练;“血”是时时在准备着为我们的祖国而洒滴!
  怎样储蓄我们的“力”,训练我们的“力”,那是一个最紧要的问题;生死关头便在于此。(三岁婴孩怎能和壮汉抗争呢,那便是“力”的问题。)
  团结是最重要的一步!
  个人是社会的一个细胞。正像全身血液与筋肉之必得协同工作一样,个人也必得忘记了自己,而为社会,国家工作着。无量数的个人的团结,便是最坚固,最伟大的“力”!
  而其次,便要讲到“军备”。那是真正的团结的力的表现,的工具。
  以中世纪的兵器(大刀之类)去抵抗二十世纪的武力,正像是骗三岁婴儿去敌壮汉一样。假如相信大刀能够抵抗飞机,那是非愚即狂的人。
  没有别的路可走,除了整军经武之外!
  十年教训,十年生聚,也只是为了储蓄武“力”。
  这是我们的口号,我们的标语!
  向这个目标而努力,而求学,而工作!
  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我们准备着“力”与“血”,准备着和最凶狠的敌人们决一场死战!
  躲避和退让是自杀的途径!
  努力工作,准备着!
  “军备第一”!
  “国防第一”!
  二三,四,十七。
  据《郑振铎年谱》可知,郑振铎1931年9月“应老友、北平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郭绍虞邀请去该校任教的。后任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合聘教授,每周各授六小时,主要教中国小说史、戏曲史及比较文学史等。先住成府,后住燕京大学天和厂一号”,直到1935年1月才离开燕京大学的。《火把》是北平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学生抗日会出版的不定期刊,郑振铎当时身为燕京大学的一员,慷慨激昂,呼吁面对敌人(日本人)的侵略,不要“躲避和退让”,要“准备着‘力’与‘血’,准备着和最凶狠的敌人们决一场死战!”
  郑振铎在《悼鲁迅先生》中说,“他(指鲁迅——笔者注)在我们的心里是永远不死的!”郑振铎在我们的心里也是永远不死的!
  

原载:《文艺报》2016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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