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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书成魔”的图书馆学家——郑振铎

尹培丽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郑振铎的研究多聚焦于其作为作家、编辑家、藏书家等侧面,而鲜少谈及他在图书馆学方面的成就。其实,他是个地道的图书馆学家,更是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拓荒者和践行者,在文献收藏、分类目录、阅读推广及古籍整理等方面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和卓然的成就。
  与图书馆结缘
  郑振铎因爱书而与图书馆结缘。如果说他最初痴迷于图书馆是缘于对书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求,那么他后来任职暨南大学图书馆馆长以及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主管全国图书馆工作)等工作,则是出于他弘扬文化、传播知识的“大家”远略。
  先生自己曾经说过:“我的知识是从图书馆里来的。”他甚至“浸泡”在图书馆里按学科(如社会学、文学等)如饥似渴地逐本阅读图书,像一块干透的海绵,近乎疯狂地吸收着知识的养分。
  郑振铎在国外学习期间,也充分利用当地的图书馆。1927年,在赴欧洲留学时他还曾给自己制订严密的学习计划,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要走遍欧洲各大图书馆,并阅览它们的奇书及中国的古典书籍。果然,在到达法国的第二天,他就去巴黎图书馆办理了借阅证,在巴黎短短一个月时间里,他遍阅了馆藏的几乎全部罕见书籍,如古代中国的经卷图籍等。当他在巴黎借到一本非常珍贵的敦煌抄本《太子五更转》时,激动得两手颤抖,眼泪都快要流下了。在巴黎图书馆的50天,郑振铎把馆藏的中国戏曲、小说全部翻阅,并编写了《巴黎国家图书馆的中国小说和戏曲》,对罕见的40余种图书作了版本、目录、内容的介绍和评述,寄回国内发表。
  在英国伦敦逗留期间,郑振铎又成为了大英博物馆的常客,那里保存着中国敦煌石窟的经卷善本。但按照当时馆里的规定是不能抄录的,先生只好背熟一段,到吸烟室里默记一段。这种精神在电子技术发达,可跨越国界进行馆际互借的今天,尤为难能可贵,可谓“笨”得可爱,“傻”得可敬。
  吸纳知识、抢救古籍之外,郑振铎开始关注作为“人类公共记忆大脑”的图书馆本身,并审视中西方图书馆存在的差异。与巴黎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的“为用而藏”相比,当时国内的藏书楼仍处于“重藏轻用”的封闭状态。1931年,郑振铎前往浙江天一阁查阅资料,被拒之门外。中外图书馆两种不同的藏书观,使他深深感到,图书馆的藏书是为了读者利用,图书馆应向读者全面开放。他在《谈分书》中指出:“书是天下之公物,谁也不能拥而私之。”正是在这样先进理念的引领下,才打破了天一阁的“闭门造车”状态。1951年4月,郑振铎再次拜访天一阁时,与范氏家族、宁波市文化部门领导一起商议。最后,范氏家族将天一阁捐献给国家,向读者全面开放。
  他还建议建立乡村、区域、省立、国家等四级图书馆。同时指出,图书馆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机构,必须有相应的专家才能提高图书馆学的学术水平,提倡要奖励那些对图书馆学术有特殊贡献的学者,以发挥图书馆作为理论研究阵地的功能。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文献收藏活动
  先生一生嗜书如命,把毕生的精力和财力投入到寻书、购书、整理和保护图书之中。其搜访之迹,近至沪滨,远达巴黎、伦敦、爱丁堡、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其私家藏书的品种与数量相当惊人,据统计,他捐献给国家图书馆的书籍达17224部,94441册。
  先生所藏图书中不乏旷世珍品,如《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一书,被认为是中国戏剧史上的奇迹。1931年,先生从他人手里购得从宋元到明代嘉靖年间的古佛道刻本200余种,填补了中国木刻画资料的空白。1937年所收藏的《邹式金杂剧新编》更是包含了近40种明清时期的杂剧,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发现。他对诗经、楚辞、明清人文集、戏曲、弹词、宝卷、版画等图籍的收集也甚是齐备,令人惊叹。
  独到的图书馆学思想
  身为作家、收藏家的郑振铎先生,虽未经系统的图书馆学训练,但缘于对书的热爱和对图书馆的倚重,使他成为了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并形成了实践性很强的图书馆学思想。包括图书采访、分类编目、阅读推广以及图书馆工作人员素养等方面。
  针对如何找到所需图书,郑振铎有着形象的比喻:“天涯何处无芳草”?他认为访书人员应当走出办公室,走到人民群众中去。“2000年前,汉成帝就曾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派遣若干的‘访书工作团’呢?我建议:由中央组织十个或十个以上的‘访书工作团’到各省市去”。公共图书馆在挖掘地方文献、丰富特色馆藏方面可以借鉴此法。
  他还创新性地提出“专家选书法”,认为采访人员要善于听取专家的意见。“我建议,如果要买书,书目非由专家开出不可。各研究单位及大学图书馆的人员,只是综合了各位‘专家’所开的单子去‘买’书而已。就是公共图书馆也应该时时请教当地的专家们,了解他们的需要,再动手买。”这种方法目前在高校和科研图书馆中已经得到了普遍利用。
  郑振铎还十分重视分类编目工作,认为治书的第一步就是分类,类例是目录学的核心和最本质的东西,“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他还敢于批判既有的分类体系,包括杜威分类法等,倡导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图书分类法。并有多篇专题文章论述文学的分类,他主张“我们要有一种新的分类,明了而妥当的分类”。
  1950年,他领导成立了图书分类法工作小组,参加者有于光远、王重民、向达等人,甚至革命前辈徐特立也被他请来参加了座谈,几经努力,制订出新中国第一部比较科学的图书分类法。1954年,他还亲自主持了全国第一届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并主讲“中国古典文学的宣传”,此外,还邀请冯雪峰、傅青华、何干之、袁翰青等名家去讲课。同时,郑振铎还在《文物参考资料》第一卷第8期发表《〈图书分类法问题研究资料〉前言》,指出:“如果新的图书分类法不搞好,图书馆的业务是无法展开的”。
  先生“素喜治疏略之学”,十分重视目录工作。《西谛书目》所列近10万册藏书中,目录方面的书籍就有295种,823册。他还对历代许多目录学家有过评论,为历代许多目录学著作写过题跋,阐述自己的认识。“他编制的大批书目、索引以及藏书题跋不仅为目录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也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对目录书籍的出版也非常关心。1956年,他还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多篇阐述目录的价值、功用和编纂方法的短文。这些认识、看法、评价,包括鉴赏等,主要收入在《西谛书目》《西谛书跋》《劫中得书记》等著作中。这些著作大大丰富了我国目录学宝库,也为我们学习和研究郑振铎在目录学上的成就打开了一个宝库。
  除了对既有书目的收集、整理外,先生还自己编制书目。极具代表性的有《关于俄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中国戏曲史资料的新损失与新发见》《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佛曲叙录》《中国戏曲的选本》《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钞本百种传奇的发见》《明清二代的平话集》《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见》《读曲杂录》《中国小说提要》《中国版画史引用书一斑》《长乐郑氏所藏版画史目录》《宋金元诸宫调考》《唐人文集目录》《宋人文集目录》《元人文集目录》《明人文集目录》《清人总集目录》和《清词集〈附清词话集〉目录》等。
  先生还十分重视索引,提倡编制索引,研究和评论索引。1944年9月3日,他在《清代文集目录跋》中说:“统计《清集索引》所收者,予已获得十之八九,而溢出索引外者,则在四百八十种以上。他日当复可掬予所得,编印一索引续编也。”郑振铎还动员学术界来关注索引,介绍、评论索引,编制各种书名索引、著者索引、地名索引、人名索引、分类索引、笔记索引、古籍索引、报刊索引、专科论文索引、书后索引等,这些索引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正如阮冈纳赞在“图书馆学五定律”中所指出的“书是为了用的”,郑振铎也非常重视图书馆的服务工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阅读推广”。他呼吁图书馆应该重视宣传馆藏资源,激发读者的阅读热情。他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后,虽工作繁忙,但每每看到许多有价值的图书仍尘封在图书馆就深感痛心,还自愿当起导读的角色。为了激发大众的读书热情,他还在《人民日报》开了一个轻松而富有诗意的书评专栏——漫步书林。他说:“书林是一个最可逛、最应该逛的地方,景色无边,奇妙无穷。不问年轻年老的,不问是不是一个专家,只要他(或她)走进了这一座景色迷人的书林里去,只要他在那里漫步一会儿,准保他会不断地到那儿去的,而每一次的漫步也准保会有收获的。”他还热心回答读者的来信,鼓励读者充分利用图书馆,多读书,读好书。
  1935年8月,郑振铎兼任暨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时,还发动教师将私人藏书保存到图书馆阅览室,让大家利用。他还在对暨南大学图书馆藏书进行了全面调查的基础上,编写了有关所藏南洋的书目,建立了一个反映华侨文化特色的“南洋书库”,专供南洋侨生和研究者使用。如今它已成为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这是我国大学图书馆较早建立特色书库的典范之一。
  郑振铎在古籍整理方面也成绩斐然,一生从事了大量的校勘工作。他从清代华广生的《白雪遗音》(清道光八年刊本)里选校出俗曲马头调等134首编了《白雪遗音选》,开印行民间情歌之风;1935年至1936年出版的12册《世界文库》中,中国古典文学著作都是他所校辑和标点的;编校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包括汉魏到清代的平话和文言小说三卷五册,是很长时期内选辑范围最广、校勘较精、数量最多的第一本中国短篇小说选集,鲁迅在《唐宋传奇集》序中对此书大加赞赏;他校勘标点的《水浒全传》,是新中国建成立后《水浒传》最完善的一个本子。
  一代文豪郑振铎是当之无愧的图书馆学家。当我们怀着敬畏之心梳理其主要思想和学术观点时,不仅为其认真刻苦和聪慧睿智所打动,更为其脚踏实地和远见卓识所震撼。即使在信息科技高度发达、电子阅读逐渐“挤压”图书馆生存空间,“图书馆消亡论”此起彼伏的今天,先生的图书馆学思想仍然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像一盏明灯指引后来者阔步前行。
  

原载:《文艺报》2016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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