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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潘颖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郑振铎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全才型”人物,郭沫若等学者称他为“百其身莫可赎的一代才华”,胡愈之说“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他都作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端木蕻良说:“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最卓越的一个。”在他的诸多成就中,我以为最为重要的应该是他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创性贡献。
  在他40年的文学生涯里,他的儿童文学理论可以说是他文学创作的精华凝结。他的儿童文学理论倡导在于“为人生”的凸显,为儿童的成长而负责任的抒写,通过文学这一媒介促使孩童睁大双眼看世界,认知世界。概括来讲,他的儿童文学理论有两大理论结晶与两种功能。
  他的第一大理论观点在于对孩童兴趣的启蒙,对文学本位的重视。这一观点表现为“儿童本位论”与“文学本位论”两重本位思想的兼顾,儿童本位论是其进行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儿童本位论观点就是指儿童文学的内容指向要以儿童的心理、兴趣点为中心,不仅要考虑到不同年龄儿童的性格特点,还要考虑到孩童身心健康的发展,创作出的作品要健康、易懂易诵,达到像白居易诗歌一样浅近直切的境界,将孩童的精神食粮放在与给予儿童物质食粮同样重要的地位上。“文学本位论”是其文学创作的具体实践的表现形式与手段,强调作品文字要简洁、流畅,具有朴质的美,儿童文学样式应以神话、传说、神仙故事、小说、歌谣等为主体,他尤其推崇安徒生童话和伊索寓言,并通过模仿、改编等文学手段自主地创造新的中国童话。
  他的第二大儿童文学理论观点是儿童文学是无国界的。郑振铎的文学着眼点始终是站在人类整体文明的大局上进行观瞻、比较研究的,具有一种跟全球不同文明的文化进行对话的思维。郑振铎通过研究比较各国传统民间故事,得出一个规律:有许多儿童读物都是没有国界的。他主张在采用民族的乡土的纯粹的中国故事的同时,“一切世界各国里的儿童文学的材料,如果是适合于中国儿童的,我们都是要尽量的采用。”但他又特别指出:“对于那种养成儿童劣等嗜好及残恶的性情的东西却要极力的排斥”。脚踏着祖国母土,汲取本土文化精华,与全世界文化进行对话交流,这就是郑振铎儿童文学“无国界论”的真谛。这一观点,对世界儿童文学的整体发展、演变、进步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更好地与世界接轨,从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这是郑振铎儿童文学理论的又一大智慧结晶。
  郑振铎的儿童文学论具体的文学功能要从两方面进行考虑。第一个方向是对于儿童本身兴趣发展,对于儿童文学从无到有、从僵化到活泼的进步的贡献;另一个方向就是一种反向思考,通过比较的方法来证明他的儿童观。他的儿童观与封建垄断下的儿童观是势不两立的,对于封建黑暗笼罩下儿童的天性被阻隔被压抑的这一普遍现象,郑振铎是痛心疾首的,并且迫切地要打破这一藩篱。历史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必有一种光明将驱逐黑暗。显然,郑振铎儿童文学的观点就是这样一柄光明长剑,破除了千百年来封建儿童观将儿童视作可愚弄的顺民的错误观念。在传统的封建儿童观里,“子子”儿童观,父为子纲,“父让子死子不得不死”被视为铁定的信条。这种儿童观是一种纯粹的工具主义,它是机械的,儿童的生理、社会属性本身是处于一种弱化的存在中,而郑振铎的儿童文学理论中儿童是一个独立的人格存在,认为儿童是不同于成人的个体,他们的兴趣着眼点完全不同于成人,他们通过接收儿童文学中有益于自身的兴趣点来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
  郑振铎不仅注重建设儿童文学理论,而且时刻在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践行。他的文学实践始终坚持以儿童为本位、文学为本位的儿童文学观。郑振铎对于现代儿童文学所做出的突出贡献,集中体现在翻译、改编、创作等方面。
  我国一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作品。直到新文化运动,启蒙与救亡思想解放的双重变奏,许多国外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传进国内,才让人逐渐意识到儿童文学的主体是儿童。郑振铎认为翻译具有改变中国文化传统的功能,即体现在他所倡导的儿童文学“无国界论”的观点中,所以他从翻译国外的儿童文学作品入手,开始进行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与许多人持有的怀疑态度不同,在西方作品能否经过翻译还能准确地传达出原作中所包含的思想与风格的问题上,郑振铎一针见血地提出“文学书是绝对能译的,不唯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地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之美也可以充分地移植于译文中”。在儿童文学翻译方面,他有着自己的翻译标准:句子应简单流利,用词应生动形象,译本应尽量口语化、应忠实于原文等等。
  以此为标准,郑振铎翻译了泰戈尔的《飞鸟集》《新月集》以及《泰戈尔诗》等作品。他选择白话文作为翻译语言,不仅仅是对白话文的一种积极推广,也使得作品感情的表达不受语言的限制。他吸收西方语言的特点,并在翻译时大胆应用,即体现在对语言进行“欧化”,丰富了白话文的表达方式。在翻译时采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式,使译本在更加贴近原文本意的基础上不影响读者对文学作品整体的理解。1925年,郑振铎出版了《印度寓言》一书,其中收录了他翻译的55篇非常适合儿童阅读的印度寓言故事。印度学者海曼歌·比斯瓦斯在1958年《悼念郑振绎》一文中曾说:“他可能是第一个把印度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人,他同样是当前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
  不仅仅局限于翻译,郑振铎为了使外来的作品更加贴合我国国情与儿童特点,还常常对国外的儿童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和译述。如童话故事《竹公主》,就是郑振铎由流传于日本民间的经典童话故事《竹取物语》译述而来的。他还译述了法国著名动物寓言故事诗《列那狐的故事》,将一篇讽刺中世纪法国社会阶级矛盾斗争的长篇叙事诗,改写成为具有我国特色的、充满哲理的儿童寓言故事,使这部在欧洲具有深刻影响力的作品在中国得以传播。
  除了翻译国外的儿童文学作品,郑振铎一直探索属于中国的儿童文学模式,并积极进行创作。在儿童文学中,童话因为可以通过虚构幻想的世界来反映生活,传达哲理,深为儿童喜爱。在童话的世界里,郑振铎塑造了一系列光明、积极、善良的主人公形象,通过描写他们与黑暗邪恶势力的对抗,并最终取得胜利,突出了儿童文学作品对于儿童的正面引导作用。此外,郑振铎还创作了一些极有韵律、朗朗上口的儿歌,如《海边》《小猫》等,由懂得音乐的许地山谱曲发表在《儿童世界》上,既能歌唱,又能朗诵,非常符合孩子的兴趣与审美。
  郑振铎推崇的儿童文学理论及儿童文学的翻译、译述和创作在现代儿童文学史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但他对于中国儿童文学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
  《儿童世界》的创刊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思想大解放,人们开始发现并重视“妇女”甚至“儿童”的地位。“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以及教育体制的改革,更加促进了儿童文学的出现与发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些作家已经逐渐开始关注儿童这个群体,依托杂志和报刊提出了一些儿童文学理论,并创作了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只不过还没有出现相对固定的儿童文学创作群体。《儿童世界》的创刊主要得益于文学研究会的帮助,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周作人、茅盾、叶圣陶等作家都曾呼吁并身体力行地为儿童进行文学创作。
  郑振铎担任《儿童世界》主编时期花费了大量的心思,小到创刊发刊词先行刊登的目的,再到文学作品的约稿及对儿童自己创作作品的募集,还有开辟专栏展示各类题材的设置,无不体现他儿童文学的理念和文学素养。1922年l月,《儿童世界》正式创刊,而它的创刊词《〈儿童世界〉宣言》却已登载在1921年12月28日的《时事新报·学灯》、12月30日《晨报副刊》、1922年1月1日的《妇女杂志》第8卷第l期等报刊上了。郑振铎认为《儿童世界》是给儿童读的,但儿童喜读的书,还得靠家长、老师的推荐和选购,首先要使他们了解《儿童世界》,才能到达孩子们手里,所以《〈儿童世界〉宣言》刊登在了成人报刊,先引起舆论的重视,让长辈们对刊物的宗旨、内容有所了解,从而影响儿童。此举事半功倍,《儿童世界》很快便风靡全国,广为人知。《儿童世界》是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学发声的前沿阵地,但主要投稿者除了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还包括中小学教师甚至儿童自己。注重募集儿童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可见郑振铎对于儿童的尊重,对于儿童自我表达的向往,对于儿童创作属于自己的文学的期待。
  《儿童世界》注重给儿童传授知识、宣扬道德。杂志刊登许多科学小品文,用浅显生动的文字,深入浅出地普及自然科学知识,使儿童既乐于阅读,同时也能够在阅读中获得知识。郑振铎还经常选择世界各地奇异的动物作为封底插图,从而开阔儿童的眼界。《儿童世界》宣扬新道德,批判虚伪丑恶的旧道德。但是这种思想并不是以充满训诫的口吻充斥在作品中,而是通过童话和寓言,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从而对儿童进行熏陶。
  《儿童世界》注重一种在实践之上的文体开拓,这显然与同时代的诸多儿童杂志刊物有着明显的创作特色上的区别。如中华书局创刊的《中华童子界》是介于半文言文与半白话文之间的文章,注重的是一种中国传统童话的文体模式,以成人的口吻、趣味、文体倾向来代入儿童这一独立角色之中。由商务印刷馆主办的《学生杂志》是以说明文为主的,重在为儿童带去五花八门知识的刊物。难能可贵的是,《儿童世界》自创刊之日起,郑振铎就苦心孤诣地为其设定了近10种主要文体:“诗歌童谣”、“故事”、“童话”、“戏剧”、“寓言”、“小说”六类几乎包括了儿童文学的主要体裁,在大量进行这几类文学创作的同时,郑振铎还注重儿童文学趣味性的文体开拓,他别出心裁地从中国传统的艺术之中汲取灵感,将“插图”作为一种辅助的文体来引入《儿童世界》的刊物之中,在向西方文学接轨的同时,创造性地将“歌谱”、“格言”、“滑稽画”这种辅助文体纳入《儿童世界》的文体版图之中。《儿童世界》对儿童文学各式文体的创立完善的功劳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不愧给中国现代文学史增添浓墨重彩一笔的刊物。
  除了文学层面,《儿童世界》在其他方面也非常注重杂志对于儿童的吸引力。比如郑振铎非常重视用美丽的封面图画、花纹等图案吸引儿童对杂志的注意力。封面采用胶版纸印制的彩色图画,“儿童世界”四个字也充满变化,使杂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让读者产生强烈的阅读兴趣。
  郑振铎在现代儿童文学的创立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既着眼于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又身体力行地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既以一生之力创办中国第一个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又呼吁同时期的其他优秀作家投入到对儿童文学的关注与创作中来。郑振铎以他自身良好的艺术修养与充满爱的笔触,为儿童搭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时代。
  

原载:《文艺报》2016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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