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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朴率真的人文书写——略论郑振铎散文的艺术魅力

苏鹏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郑振铎既是一位涉猎广泛、建树卓著的优秀学者,又是一位著作等身、举足轻重的著名作家。他在诗歌、小说和散文等文学创作领域都多有建树,在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独特贡献。唐弢曾这样评价他:“西谛写过诗,写过散文,写过小说。在这方面似乎很难说他有多少超越同辈人的地方,然而谈中国现代文学而不涉及西谛,却是一件难以设想的事情。”胡愈之称他“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都做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作到的那么多的贡献。”也许是郑振铎在社会活动和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太突出,遮蔽了其文学创作成绩,以致人们几乎忘记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尤其是一位毫不逊色的散文大家。
  据统计,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郑振铎曾出版过《山中杂记》《海燕》《欧行日记》《西行书简》《蛰居散记》《民族文话》《劫中得书记》等散文集。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散文作品未曾收集。纵观郑振铎的文学创作生涯,散文是他自始至终一直坚持笔耕不辍的文体。翻阅其散文作品,我们能感受到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朴素率真的充沛情感以及毕生追求光明正义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诚如有研究者指出:“在郑振铎的文学创作中,更能体现其艺术气质的还是他的散文。”的确如此,读其文,便可以知其人,某种意义上说,郑振铎的散文作品就是其人格精神和情怀的投影。爱憎分明的价值立场、渊博深厚的学识修养和纯朴真挚的情感表达,使得郑振铎的散文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郑振铎是一位毕生追求进步的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家。在他的散文创作生涯中,坚贞不屈地追求光明、义无反顾地鞭挞黑暗是一条清晰的精神线索。郁达夫说过:“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郑振铎散文所表现出的强烈个性就是现代知识分子勇于批判和质疑黑暗、积极捍卫和伸张正义的人文主义精神情怀,这是郑振铎散文的生命源泉,也是其最重要的艺术魅力。早在1919年,郑振铎主编《新社会》时,就专设了“随感录”栏目,推出了一批思想进步的作品,他本人也亲身投笔创作。这一时期,他的《中国人与人道》《天地人》等文章,主要矛头都对准了旧社会的黑暗,都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启蒙教育意义。上世纪20年代初,郑振铎陆续创作了一些引起较大反响的作品,比如《血和泪的文学》,它既是新文学运动的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献,同时又是一篇重要的充满激情的抒情散文,贯注着作者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情怀。“五卅”期间,郑振铎创作的名篇《街血洗去后》写的是作者在大屠杀后的所见所闻,作品在开篇的第一句话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愤怒和谴责——“什么事也没有如‘五卅’大残杀事件发生得出我意外使我惊怖的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章结尾写到当天夜里作者再次来到南京路看到的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一幕情景——“转了一弯,看见宁波同乡会前拥挤了很多人。我们一惊,以为又出了什么大事。怀着戒备心走近一看,原来是南方大学平民学校在那里开游艺会。”作品到此戛然而止,但是对帝国主义暴行的谴责控诉和对国民性的批判却引发了人们更深入的思考。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来说,批判质疑和启蒙救亡永远都不是过时的话题,从郑振铎这类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强烈的担当精神和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发表于1926年5月30日的《向光明走去》,是为纪念“五卅”一周年而作,也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它的主旋律是控诉黑暗,向往光明。作品一叹三咏,“是的,是的,现在是黑暗时代。……走去、走去,向着光明走去。光明终于是要到来的!”作家用诗性的语言描述了对光明的渴望和追求,并坚信光明一定会到来。还有在《烧书记》中,作者历数历史上昏庸的统治者强制烧书的“咄咄怪事”,又转笔写到日本帝国主义钳制文化、烧书抓人的拙劣行径,并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和谴责。“书如何能烧得尽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以烧书为统制的手法,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作者义愤填膺的情态跃然纸上,坚守正义的立场坚定鲜明,具有积极的现实教育意义。从这些佳作中,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追求光明和进步的坚定信仰和人文情怀。难能可贵的是,这份信仰和情怀一直贯穿着作家的文学创作生涯,无论是大革命失败后被迫离开祖国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以及抗战胜利后和新中国建设时期,郑振铎一如既往地保持了激昂的爱国热情和浓郁的人文情怀。某种意义上说,郑振铎的散文正是因为拥有这样充沛的底气和正能量,才能持续散发出生机和活力,吸引着一代代读者不断重温品味并被持久地感动感染着。
  郑振铎还是一位学识广博、学养深厚的学者。他的散文作品中融入了多方面的学识积淀,可以说,是学者散文的典型代表,呈现出博识妙趣的审美特点。读他的散文作品,犹如置身知识的汪洋大海,神游其中,令人流连忘返,可以享受高雅的情趣和获得“真知”的喜悦,这也是郑振铎散文的重要艺术魅力之一。郑振铎的散文中,诗词名句、小说戏曲、民俗典故、人物名胜、史料考据,甚或海外奇闻掌故,往往比较密集地交织出现文中,令人目不暇接,但是却每每给人以自然贴切的感觉和一种和谐存在的美感。比如在《蝴蝶的文学》一文中,作者把吟咏蝴蝶的诗篇和相关文学典故顺手拈来,穿插在文中——从刘孝绰、李商隐、郑谷、苏轼、谢逸等人的咏蝶诗,到日本的咏蝶俳句;从《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故事,到《搜神记》韩凭妻的故事,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再到《古今乐录》中“华山畿”的故事;从中国的鬼魂化蝶故事到日本的鬼魂化蝶传说,等等,俨然组织起了一篇古今中外关于蝴蝶的文学史话,读来妙趣横生,可以使人学到很多趣味性的知识,开阔审美视野,提高文学修养。比如,他的考古游记系列散文,每到一处往往把历史人物和名胜古迹都汇聚到笔端,通过写人物和名胜勾勒出深厚的历史文化脉络。在《长安行》中,作者写到“说起长安,谁不联想到秦皇、汉武来,谁不联想起汉唐盛世来,谁不联想到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就在这里写出他们不朽的大作品来,谁不联想到李白、杜甫、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来,他们的许多伟大的诗篇就是在这里吟成的。”可以说,不用过多地渲染笔墨,仅凭这些历史人物,我们也能够领略到长安的深厚文化积淀。在《郑州,殷的故城》中,作者听闻在郑州发现殷商时期的城墙时,马上想到:“这个远古的城墙遗址是相当于荷马史诗所歌咏的特洛伊古城的,是相当于古印度的摩亨杰达罗遗址。”这简单的一句话,既说明强调了事情的重要性,也充分显示了作者渊博的学识。再比如:《云冈》中,作者频频引用《魏书》《续高僧传》《水经注》《山西通志》等典籍史料,既相互参照印证,又梳理了历史脉络,在文中起到了古今呼应的效果。此外,郑振铎的散文还经常涉及一般散文作家很少涉足的领域,比如:《插图之话》,作者从孩童时玩的花纸画片说到国外图书的插画,从屈原《天问》所吟咏的庙堂壁画说到汉武梁祠石刻,内容生动丰富,同时,又集知识和趣味于一炉,是极其难得的散文作品。《北平笺谱序》《访笺杂记》等篇什也是融专业知识和趣味性于一体的作品,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版画史的极深功力。此类作品充分显示了郑振铎散文作为学者散文的高雅趣味性,闪烁着真知灼见的光辉,自然别有一番艺术魅力。
  郑振铎是一个待人真诚、热情率真的人,他的这一性格特征投射在散文作品中,形成了鲜明的纯朴率真的行文风格。老舍曾回忆说:“他的一个特点是爱朋友,他不因为意见不同而不爱朋友。他有热情,见你有一技之长便帮助你。”俞平伯也说,郑振铎“最难得的是他的天真”。郑振铎的散文也像他的性格为人一样,大多写得朴素无华、率性真诚。洗尽铅华的文字和真挚率性的感情,构成了郑振铎散文的又一重要艺术魅力。正所谓,“风格即人”。在文学创作观念上,郑振铎极力主张情感的真实和自然。他曾说:“我们要晓得文学虽是艺术也能以其文字之美与想象之美来感动人,但却决不是以娱乐为目的的。反而言之,却也不是以教训,以传道为目的的。文学是人类感情之倾泄于文字上的。他是人生的反映,是自然而发生的。他的使命,他的伟大的价值,就在于通人类的感情之邮。”在谈到自己的诗作时,他也强调,“我们要求‘真率’,有什么话便说什么话,不隐匿,也不虚冒。我们要求‘质朴’,只是把我们心里所感到的坦白无饰地表现出来。”从郑振铎的文学创作来看,他很好地实践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和主张。他的一系列悼念和回忆朋友的散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纯朴率真的审美风格。他常常通过写和朋友交往的细节和故事,自然而然地带出对朋友的真情实感,比如在《悼夏丏尊先生》中,作者通过一些与朋友交往的细节和小事,生动地勾勒出了夏丏尊关心朋友和耿直的性格特征。夏丏尊“爱护一切的朋友,常常担心他们的安全和困苦。我在抗战时逃避在外,他见了面,便问道:‘没有什么么?’我在卖书过活,他又异常关切地问道:‘不太穷困吧?卖掉了可以过一个时期吧。’”朋友间的相互关切,在几句简短细微的言语交谈中便具体地呈现出来。文中写到夏丏尊的耿直性格,则是通过一件小事来表现:“他很耿直,虽然表面上是很随和,他所厌恶的事,隔了多少年,也还不曾忘记。又一次,在一个宴会上遇到了一个他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时代的浙江教育厅长,他便有点不耐烦,叨叨地说着从前的故事。我们都觉得窘,但他却一点也不觉得。他是爱憎分明的!”通过这一件娓娓道来的小事,无需多言,耿直的夏丏尊先生的形象便跃然纸上。在《悼许地山先生》中,作者追述了台湾被日本占领时期,许地山一家毅然放弃全部财产,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的感人事迹,形象地写出了许地山五兄弟都是“真实的君子人”。还写了许地山常用的笔名“落花生”的由来,以及他在香港沦陷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作者收藏善本书的故事,细致地刻画了许地山先生的担当精神和乐于助人的性格特征。在《哭佩弦》一文中,作者用细腻的文字记叙了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认真备课的情形以及写文章一丝不苟的态度,为人们呈现出了朱自清先生可敬可爱的高贵品质。再如,在《永在的温情——纪念鲁迅先生》中,作者充满温情地回忆了鲁迅先生慷慨赠书的逸事。文中,作者满怀感激地写到“这可爱的直率的真挚的友情,这不意中的难得的帮助,如今是不能再有了!”在这类文章中,作者一切的记叙和描写自然贴切,却无不蕴含着真挚情感,通过回忆历历在目的往事,表达出对师友们的真挚的悼念之情。这些文章在现代散文史上也是难得的具有“真性情”的佳作。除此之外,郑振铎散文中还有一些直抒胸臆的率真文字,虽然朴素无华,却有一种让人过目不忘的真诚的感人力量。比如,在《春风满洛城》一文中,作者谈到龙门石窟的保护问题,便直接写出了必须尽快解决的三个大问题,言辞恳切,条理清晰,能够起到使人高度重视的效果。在《郑州,殷的故城》中,文章结尾,作者执笔写到“郑州是有关古史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必须要更加仔细、更加小心谨慎地从事基建和考古发掘工作,不能再有任何粗率的破坏行为了!”言辞中的关切和忧虑溢于言表,发人深省。再如,在《金梁桥外月如霜》中,作者在文末更是直接抒发心中豪情——“赶着到大相国寺一游。正有新兴的气象。旧的封建遗存物死去了,属于人民的大市场正在兴起,那繁华的景象一定会远远地超过《东京梦华录》所记载的。”在上述一类文章中,作家往往不太注重文采辞藻等细节,而是快言快语,爽快地表达心中的真实情感,或是提出解决建议,或是批评警示,或是热情礼赞。直抒胸臆的率真风格不正是折射着郑振铎的人格魅力么?某种意义上说,通过这些朴素的文字,我们见证了作家的纯朴和真诚。这也是郑振铎散文的一种独特的感人的艺术魅力。
  总而言之,郑振铎的散文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他大部分的散文,文字平淡而见新意,章法轻松而见严谨,读者能直接接触到作者的心,犹如当面倾听其谈吐,浑然忘却这是一种文学的表现——这不正是一种相当高超的艺术境界么?”确如此言,郑振铎的散文就是一种直面人心的艺术,总是给人如沐春风的自在感觉,它带给人们的纯朴率真的具有浓郁人文精神情怀的审美体验,值得我们珍视,更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和发扬。
  

原载:《文艺报》2016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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