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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俗文学史》看郑振铎的史学贡献

李莉

  
  郑振铎毕生热爱文学,不但从事文学创作、翻译和理论研究,还穷其精力不断搜集各种资料,撰写了多部文学史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文学大纲》《中国文学史》《俄国文学史略》等都是其智慧的结晶。《中国俗文学史》是其中最耀眼的作品,在多个学科引起热烈反响。该书初版于1938年(商务印书馆),2006年5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了插图本《中国俗文学史》(下文提到的均指此书),插图、校勘和补丁的增加使得它成为众多版本中最完整最生动的一种。巨著写作年代已过去70余年,但先生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重证据溯本源的治学方法以及著作中流露的远见卓识仍然值得借鉴和学习。
  《中国俗文学史》“导读”中,陈福康予以高度评价和赞赏,认为这是“我国开创性、奠基性的一部俗文学史”,并总结了三大贡献。深入研读这部著作后,发现它犹如一座宝库,可以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解读,郑振铎对文学史的巨大贡献也值得进一步探究。
  为俗文学/民间文学正名,提升了其史学地位,拓展了学科疆域
  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命名与关系问题,至今仍存许多争论。一般认为有作家创作的俗文学和民间创作的俗文学两类。前者归类在作家文学中,后者就是通常所谓的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与民俗活动紧密相连,学科归属于民俗学。然而,民俗学者关注的是民俗活动的过程,侧重于民俗的社会性和文化特征研究,对民俗活动产生和存在的文学未必会有更深入更专业的探究;文学研究者认为民俗活动中孕育出来的文学比较粗糙,地位卑微,不及文人文学精致、高雅,不愿花心思关注它。于是造成了民间文学“两不管”的现象,即民俗学者不在乎,文学研究者不重视。俗文学也因为其通俗性不被主流文学所看重。是故俗文学和民间文学常处于文学的边缘状态,其文学性被忽略,史学地位被轻视。
  通过探本溯源,郑振铎在著作的第一章开宗明义,指出了俗文学与民间的关系:“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许多的正统文学的文体原都是由‘俗文学’升格而来的”。据此可知,这里“民间的”、“大众的”与“正统的”、“主流的”相对而言。民间文学是民间产生的,为大众所创造和传播的口头文学,创作者无法考证,是俗文学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郑振铎的俗文学是广义的,是指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而在口头传播的、十分流行的、具有文学性的通俗类作品,因其“俗”趣而在广大民众中存在,流行,变异,被不断记录和改写。它包括不署名的民间文学和署名作者的部分文人文学。
  随着学科分类的细化,如今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多注重前者,作家文学研究者则多注重后者。这种分类虽在边界上较为清晰,但两者的渊源关系和共性特征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模糊。郑振铎的俗文学观,让读者更加清晰地看到俗文学的渊源与发展轨迹,更加清晰地了解他把民间文学和俗文学统称为“俗文学”的缘由,更能够明确著作结尾的那段话:“五四运动,不仅结束了正统文学的历史,同时也结束了通俗文学的历史。而要把他们重新的估定价值。”一个时代的文学结束了,但文学的价值及影响远远没有结束,需要后来者重新评估。
  厘清了概念,再根据古代文学发展实况,郑振铎确定了“俗文学”范围:“差不多除诗与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畴里去。”这个范畴涵盖了民间文学的主要体裁(著作中未列神话、传说),也把早期流行于民间大众后发展成文人喜爱创作的几种文体(小说、弹词等)列入其中。
  大文学史观的确立,拓宽了文学视野,扩大了文学疆界,“俗文学”地位随之建立。郑振铎认为:它“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史主要的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这一论断打破了文学疆域,改变了狭隘的文人文学观。整个中国文学史,不但有文人在书写,也有广大民众在书写;不只有严肃、高雅的正统文学,也有活泼清新、充满欢愉的俗文学,而且留下了许多精彩篇章。作为文学史研究者,应该把所有文学创作者和文学类型纳入到整个文学史视野,放到文学整体中思考。扬弃之后加以继承和发展,为后继者提供完整的参照体系。
  五大“发现”理清了文脉,挖掘了价值
  1、发现了“俗文学”的六大特质:大众的、集体创作的、口传的、新鲜的、奔放的、勇于引进新的东西。这些特质是作者遍观从《诗经》到晚清的整个古代俗文学后得出的重要结论,是一个文学史家以谨慎严肃的态度高度概括而成。它奠定了民间文学的总体特征,也为俗文学研究提供了指针。专著中民歌论述最多,近一半比例。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民歌数量在古代民俗学中最为盛行,最受欢迎,影响也最大。二是作者特别喜爱民歌,关注民歌。他十分赞赏汉乐府民歌,认为《陌上桑》《病妇行》《孤儿行》等作品真切地反映了民众的情绪和社会状态,文人文学因吸收民间文学的特点而变得清新美丽,少了些死板、矫饰、晦涩与深奥。
  2、发现了变文的价值,改写了文学史。过去很多无法理解的文学现象、文学关系通过变文找到了缘由和根据。郑振铎认为:发现了变文,“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锁”,“替近代文学史解决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一结论高屋建瓴,体现了论者深邃的眼光和渊博的知识。变文在宋真宗时代消失,却在后来的通俗文学发展上“遗留下最重要的痕迹”,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及其后的很多文人如王维、白居易、苏轼、袁宏道、龚自珍在思想上或创作上都有烙印。作者花费一章篇幅,搜集很多案例讨论这种已不复存在的文体,又在后文中探讨了变文影响下的宝卷、诸宫调、鼓词、弹词等文体,这是对中国俗文学的一次全面清理,一次盛大检阅。让人们了解到整个文学史发展的轨迹,看到了历史文献的文学成就和俗文学的魅力,也看到了祖辈们的智慧。他们遗留下的这些宝贵财富值得珍惜传承。
  梳理了文学发展的脉络,更多的文学风景映入眼帘。特别是僧侣们对文学的贡献,被郑振铎的慧眼发现了。他评价说,“从唐以后,中国的新兴的许多文体,便永远的烙上了这种韵文与散文合组的格局。//讲唱‘变文’的僧侣们,在传播这种新的文体结构上,是最有功绩的。//‘变文’的韵式,至今还为宝卷、弹词、鼓词所保存。可谓源微而流长了。”郑振铎不再局限于文人文学和正统文学,把一切对文学有贡献的作品都纳入其中,把一切对文学有贡献的创作者都囊括进来,展示他们的成绩。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对文学的热爱。
  3、发现了宝卷的文学性。过去注意“宝卷”的人极少,“没有人将他们看作文学作品”。这就意味着,在郑振铎之前,宝卷属于道德伦理性唱本,主要教人从善,它的文学性没有被发现,更没有被重视。是郑振铎的辛勤耕读与玩味,领会并欣赏到了宝卷的美学特征,进而归诸文学类作品中。
  宝卷不仅有极强的文学色彩,也很张扬人的个性。对女性影响很大的《香山宝卷》(又名《刘香女宝卷》)描写了一个女子“具有殉教的崇高精神”,这类题材“在我们的文学里却是很罕见的”。《鱼篮观音宝卷》具有“博大的救世精神”,观音化作妙龄女子劝恶人从善。郑振铎肯定了宝卷的题材意义,进一步肯定了宝卷描绘女性形象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宝卷可以看到古代女性的高贵品格和牺牲精神,为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铺垫。
  4、发现了民间的女性文学,为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范例。浩瀚的古代文学里,女性作家寥若星辰。俗文学中的女性几乎没有被主流文学提及。元明时期出现的弹词大受女性欢迎。她们在欣赏弹词的同时也开始创作弹词,由此引生了女性弹词作家。“于是在弹词里,便有一部分是妇女的文学;为妇女们而写作,且是出于妇女们之手。”专著列举了几位弹词作者:陶贞怀的《天雨花》(有疑问)、陈端生《再生缘》、梁德绳续作《再生缘》、邱心如《笔生花》、程惠英《凤双飞弹词》,而周颖芳的《精忠传弹词》又被认为“文笔很谨严”,“确是弹出一个别调的”作品。侯香叶喜爱改编弹词,她前后改订过四种弹词。除了这些有名有姓的女作家外,还有很多无可考证的女性作者。可见,女性文学作者既有史书记载的,也存在很多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女性创作者。正是郑振铎对民间俗文学的深入研究,才让人们有充分的证据相信;在极端的男权话语中,民间也隐藏着女性文学,以弹词的形式表达她们的心曲和理想,为古代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案例。
  5、发现方言俗语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提出重估俗文学。谈到唐朝文学时,郑振铎评价白居易的诗虽然妇孺皆解,但还“不是通俗诗;它们还不够通俗,还不敢专为民众而写,还不敢引用方言俗语入诗,还不敢抓住民众的心意和情绪来写”。他把晚明以后的弹词分为“国音的与土音的”两种。吴语土音弹词《三笑姻缘》“保存了无数的方言俗语”,是一部“别开生面”之作。由此可知,方言俗语是否入诗入词入文被用来判断其作品是否通俗、作家是否为民众写作的重要标准。俗文学的“俗”义体现于作品是否能为民众接受和喜欢。可见郑振铎是站在民众立场来表达他的文学观,具有鲜明的平民情怀。这些思想在“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平民文学以及现代新诗倡导中均有提及。
  重视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开创了独特的文学史叙述模式
  1、广泛收集一手资料,根据真实的丰富的资料大胆判断。《中国俗文学史》除了第一章“何谓俗文学”是从概念、范围、理论等方面宏观研究外,其余各章均是用大量文本资料来叙述。对于所收录之文本,作者大多有评论,有观点。有的评价寥寥数字,见解却十分深刻;也有的引经据典,纵横捭阖。这种表述方法生动活泼,极富洞见和理论色彩。既能感受各个时代、各类俗文学的风貌,也能引导读者欣赏、体会论者的卓越见识与学术思想。郑振铎认为《诗经》中“一些农歌,一些社饮、祷神、收获的歌”能够把古代农业社会的生活状态“活泼泼地”表现出来,其真实性与艺术性是很多贵族诗歌、文人诗歌难以与之媲美的。对于《维摩诘经变文》的发现,他表现出无限的喜悦,“千年后的今日,突然发现了这样的一部伟大的名著,除开了别种理由之外,已足够使我们兴奋,使我们赞颂喜欢之不已了。”为此,他采纳大量资料来说明变文的类型、馆藏、经典文本及其发展变化情况,摘录精彩段落加以点评,阐述它在唐朝民间流传的盛况,以及它对文学史发展所产生的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这部分述评结合,夹叙夹议,文采飞扬,可以见出论者文思之敏锐、情绪之高昂,对传统文学的热爱与礼赞。
  郑振铎的诸多论断可谓学界独步。他抹去历史的烟尘和浮云,让后来者看到了先祖遗留的光辉文明,让后学们的研究少走了很多弯路,功莫大焉。
  2、郑振铎通过大量案例解读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并由此说明文人文学对民歌的再创造与再传播。他追溯最早的文人文学所受民间文学影响。“屈原、宋玉之作,其受到民歌的影响是当然的。”《楚辞》里的《九歌》《大招》《招魂》等篇目中都有大量的民歌。《春秋左氏》《荀子》等经典著作也引用了民间谚语、格言,到元明以后,文人也在创造民间文学。今人论及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互动关系时,都是以郑振铎的研究为基础。可见其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和源泉性。
  民歌在民众创作阶段无法考证具体出处,流传过程中,若得文人喜爱,会被进行再创造。这项工作从元代、明代就开始了。清代“最早的大胆的从事于民歌输入文坛的工作者,在嘉庆间只有戴全德,在道光间仅有招子庸而已”。这种再创造使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广泛受益,文本更加精美,传播范围更加广阔。招子庸所作的《粤讴》“好语如珠”,后来竟然出现了许多拟作,可见“其势力”之大影响之广!他还对黄遵宪辑录的几首山歌进行了评价,“确是像夏晨荷叶上的露珠似的晶莹可爱”,正是因为可爱,他怀疑“作者必定不会没有所润色的”。这就如实分析出文人搜集山歌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润色,润色过程也是民间文学的再创作过程。
  3、独树文学史撰写风格。一般的文学史撰写,以时间为经线,以文学现象、文学思想、作家作品、论者评价等为纬线串联而成。俗文学是民间自生自灭的文学现象,没有统一的纲领和指导思想,也没有具体的理论规约,零散、自由是其主要特征。要梳理出清晰的线索和逻辑,需花费巨大的工夫和精力。对此,《中国俗文学史》以历史发展为主线,以文体为经线组建文学史的经纬关系。采取概念——特征——文本——观点的叙述模式,不枝不蔓,以民间文学文体的变化和消长为中心,以丰富的资料为内容,突出各类文体的艺术特点和独特风格,同时抒发自己的感受,提出新颖见解。既注意各种文体间的因果联系,也关照其形式上的变异与产生的新特征。它在文学史结构上的贡献不可小觑。
  

原载:《文艺报》2016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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