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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情怀——郑振铎

房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郑振铎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一生横跨多个领域,是众人眼里典型的“全才”。胡愈之先生曾在悼念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文学工作中,你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你都做出了平常一个人很少能做到的那么多的贡献。”(《哭振铎》)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郑振铎是较为复杂的一位,他不是一位简单的作家或学者,也从来没有将自己局限于一隅。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他都取得了令人叹服的成就。不过,他始终都执著于文学本位主义的理念,在所从事的每项工作中都积极推动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伯乐”和“人梯”
  在早期新文学的发展中,郑振铎是一位重要的推动者。他不但有着过人的社会活动能力,而且有着极为深厚的理论素养,在新文学建设上有一套自己的理念。他所主编的文学杂志和书籍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著名作家何其芳曾说过,“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是郑振铎先生编的《小说月报》的读者。他翻译的泰戈尔的《新月集》和《飞鸟集》,也是我当时喜欢的读物。我上大学的时候,他在北京教书,并且和章靳以郑正铎做学问不为求名、不为逐利,为的是能够使用文化的力量为中华之崛起尽一份力。而这种精神也是今天我们在回顾诸多民国时期的大师时,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点。郑振铎虽然只是一介书生,但他却以“笔”和“舌”为武器,投身于改造那个黑暗时代的斗争中,探寻着救国救民的道路。
  由于家庭困窘,郑振铎于1917年考入了不收学费的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今北京交通大学)学习。这一时期郑振铎主要与同样是来自“小学校”的瞿秋白、许地山、瞿世英、耿济之等人来往,郑振铎事后回忆这段经历道:“我们几个人代表的都是小单位。而且在那些单位里,做工作十分困难,群众意见多,领导不起来,特别是我几乎成了‘单干’。我们这一群代表着‘俄专’、‘汇文’和‘铁路管理’的便在一起,成了一个小单位,主要原因是平常见面多,比较熟悉,因之,在开会、活动时也就常常在一起了。”(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第12期,1955年)由于“单位小”,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天,他们并没有接到游行的通知。这并不是说郑振铎等人缺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同样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这次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运动。在那个“新”字风行的时代,郑振铎参与创办了一份今天不太为人们熟悉的刊物《新社会》,这份刊物是以“北京社会实进会”的名义发行的,而“北京社会实进会”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附属组织,是一个以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为主要目的的社团。最初青年会只是组织了部分学生参加夏令营等活动,主要讨论一些宗教和人生的话题。但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潮愈演愈烈,部分热心学生不满足于单纯的宗教活动,开始讨论起青年学生“社会服务”的问题,并决定组建一个新的社团关心政治、讨论政治,也就是《新社会》。这份刊物在今天知道的人比较少,但对于郑振铎却是意义重大,可以说是他一生辉煌事业的起点。郑振铎承担了刊物主要的编辑、校对、出版事务,同时也是主笔之一,亲自撰写了发刊词,他在发刊词中开篇就写道:“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但是我们应该向那一个方面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改造,改造的方法和态度,是怎样的呢?这都是改造的先决问题,主张改造的人所不可不明白解答的;在现在改造的动机方在萌芽的时代,尤不可不慎重又慎重的决定的。”他在文中还批判了部分人主张暴力的思想:“效法德日,用他们的军国主义,来改造我们的家族制度。这真是‘以暴制暴’啊!”在文章的结尾处则写道:“总括起来说,我们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郑振铎:《新社会·发刊词》,《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1日)可以说这一时期郑振铎的社会改造思想并没有超越五四时代的主旋律,而且明显受到了基督教宗教思想的影响,比较重视知识分子对于服务社会、改造社会的作用。在随后的《社会服务》《怎样服务社会》等文章中,他又具体阐述了自己的对于社会服务的意义、价值和方法。郑振铎认为:“‘社会服务’的意义,乃是:我们知识阶级里的人,利用职务的闲暇,实地的投身于劳动阶级或没有觉悟的群众中,利用种种切实的方法,以唤起他们的觉悟,改造他们的生活,增进他们的幸福的一种工作。”在如何看待社会服务的价值,区别社会服务和基督教的慈善事业上,郑振铎写道:“试看我们中华民国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能享共和的实在幸福?岂不是因为没有觉悟的人过多么?有这个教训,我们可以知道:社会虽已改造,而大多数就没有觉悟,则这个改造的社会,必定只有其名而无其实。因此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应该从大多数的平民身上打算,决不能专从知识阶级的自身做功夫……‘社会服务’的工作,就是从一般平民身上打算的,就是实际上使平民觉悟的。……‘社会服务’是达到社会改造目的底唯一方法了。”(郑振铎:《社会服务》,《新社会》第7号,1920年1月1日)至于如何实现社会服务的崇高目标,郑振铎用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做了生动的比喻,病人有病,医生应该首先做出认真的诊断,找出病因,然后对症下效,同样社会有病,也必须先做认真细致的调查工作,找出社会的病根,才能获得最好的社会服务效果。此外,郑振铎还对从事社会服务所应当具有的素质给出了自己的总结:坚贞的意志、强聒不舍的精神、和蔼诚恳的态度、不应当有厌恶鄙弃的心理。从上所述中,可以看出,郑振铎在五四时期虽然没有处在时代漩涡的中心,甚至有些边缘化,但他对于寻找中国出路的努力也已经渐露端倪。
  此外,郑振铎对于中国的邻国苏俄的社会变革也印象深刻,多次谈到苏俄社会的变革和苏俄文学的发展,并在表达自己社会改造思想的时候引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来表明服务社会,宣传觉醒,团结工农的重要性。“俄罗斯革命的成功,人家说是李宁们的功绩,我却说是虚无党十年来改变方针,鼓吹农民的效果。没有他们的传播运动,我恐怕俄国到百年后还没有革命呢。即起革命,恐怕也早已消散了,怎么会有现在的基础呢?”(郑振铎:《社会服务》,《新社会》第7号,1920年1月1日)认可了苏俄革命的进步性。而在阐述自己文学思想的时候,他高度关注俄国文学,对俄国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所发挥出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给予了毫不吝啬的赞扬。他认为俄国文学历史虽然比较短暂,国家看起来还是半开化状态,但文学成绩已经位于世界前茅了。“他有许多特质比别国的文学都超越些:第一是人道的爱音,或爱的福音的充溢;第二是悲苦的音调,灰色的色彩的充满;第三是他们的悔恨的灵魂的自忏;第四是哲理的丰富;第五是多讨论社会问题的;第六是病的心理描写;第七是用现代的语言,现代的文法组织来写平民的生活状况,更没有哪一个的文学比他更忠实更平民的,更能感动人的了!”他甚至热情洋溢地表示,要改造新文学,就必须认真介绍俄国文学。(郑振铎:《苏俄文学发达的原因与影响》,《改造(上海1919)》第3卷第4期,1920年)
  这一时期的郑振铎,本质上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更多的是秉持了一种混合着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改良主义、基督教博爱精神等思想的复杂集合体,也还没有完全认清中国社会矛盾的主要层面和斗争的残酷性。这也使得郑振铎在随后一段时间内陷入了一种“白者嫌其赤,赤者嫌其白”的尴尬境地。因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革命思潮兴起的一段时间内,郑振铎更多的是以一个学者和编辑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也沉默了许多,但在这沉默之下依然难以掩盖郑振铎的赤子之情,秉持着勤于思不如敏于行的精神,加之也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资源,他开始践行自己年轻时期就定下的“社会服务”的宏愿。除了在燕京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任教外,郑振铎还是文学研究会的创始者和主持人,长期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主持及参与了大量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书籍的出版,此外还收藏保护了大量珍贵历史典籍,对于现代中国文化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郑振铎的学术研究并不局限于学术本身,更多的是试图通过对中西古今文化,尤其是文学的研究,探寻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共性,为改造中国文化寻找一条出路。比如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目的,郑振铎表示首先在于对文学作品价值的认识:“文学虽然受时域地域人种的深切影响,虽然印上时域地域人种的深切的痕迹,然而这究竟不过是表面上的歧异;其内在的精神却是不朽的,一贯的,无古今之分,无中外之别。最野蛮的民族与最高贵的最佳,其情绪的成就是不必相差的很远的。我们要明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最好的工具,莫过于由于文学;同时,读了文学的作品,我们便也可以充分的了解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而编写文学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古今世界,认识到他国的先进和我国的落后,并通过对于文学平等性的论述,表达出对于中国重新崛起的殷切希望。(郑振铎:《中国文学史的目的》,《西北风》第15期,1937年)另外,在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国学”、“国故”论争中,郑振铎也旗帜鲜明地反对将大量精力、财力消耗在弘扬所谓的“国学”、“国故”上。在《切莫谈所谓的“国学”》一文中,郑振铎总结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当前的内外环境下,应该有专门的少数人来进行国家文化的整理研究工作,而整个社会仍然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引进、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上来改造中国的落后局面上。可以说,郑振铎本人并没有偏离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性批判的路线,但相比较一些态度更加激进的学者,他也认可“国学”或者更准确的说“中国学”存在的合理性,尤其是对于其他国家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重要性,而且他本人在30年代整理中国传统文化,对相关书籍的保护整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同样体现出了郑振铎对于文化与社会的基本态度。
  郑振铎是当时文坛的权威之一,在出版界也有巨大的影响力,能够得到郑振铎的首肯,无疑对很多尚籍籍无名的青年作家的文学事业起到很大的帮助,而郑振铎也确实非常乐于关照那些有才华的青年作家,甚至一时和鲁迅并称为“南迅北铎”。在郑振铎心中,文化改造社会还是要靠年轻人才能有坚持下去的希望,因此他更希望有出色的年青作家出现。中国近代著名的作家巴金、老舍都曾在创作生涯的起始阶段得到过郑正铎先生的热情关怀,巴金在他生命中最后一篇没有完结的遗作《怀念振铎》中曾经把郑振铎称作“我的前辈”,是他“把我送进了文学世界”,“经常关注我陆续发表的作品,关心我的言行。他不教训,他只引路,树立榜样”。文章虽未完结,但从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巴金对郑振铎这样一个他人生路上的导师的尊重。老舍和郑振铎之间千里马与伯乐的故事同样为大家所熟知,老舍在伦敦写完《老张的哲学》之后,经过许地山的推荐,在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从第二期开始署名“老舍”,老舍也由此正式步入了文坛。郑振铎还专门为这个文学新人的作品写了《卷头语》,高度评价了作品中表达出来的讽刺艺术,勉励老舍再接再厉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这也是他在文坛广受尊重的重要原因。郑振铎对于青年作家的提携不仅出于一种爱才和胸怀,也同样体现出他始终在践行社会服务的初衷,在春雨润物细无声中,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后备力量。
  郑振铎还曾大力提倡话剧,早在1921年5月,郑振铎、欧阳予倩、沈雁冰等13人发起成立了五四文学革命后最早的话剧社团“民众戏剧社”,作为文学研究会的附属组织,明确提倡戏剧“为人生”而创作的目标。郑振铎30年代在上海暨南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期间,深感在日本侵略者狰狞之色尽显、国事危机日益加重的危急关头,文学对于社会的宣传效果远不如话剧明显,再次大力倡导话剧,还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对话剧的兴趣,支持学生话剧的排演。在“孤岛时期”郑振铎又参与组建了当时上海最著名的话剧社“上海剧艺社”,团结留在租界中的广大爱国文学艺术人士,坚持排严肃话剧,宣扬民主精神和爱国精神,郑振铎经常在演出时到场观看,给予热情的鼓励(《郑振铎努力倡话剧》,《青青电影》第5卷第4期,1940年),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沦陷。
  可以说,在郑振铎的学术事业甚至他的整个生命中始终贯穿着服务社会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也许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普遍具有的,但能做到像他这样卓有成效的并不多见。
  同志一起编《文学季刊》。这个刊物对当时比较沉寂的北京的文学界,是起了推动作用的。曹禺的成名作《雷雨》,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悼念郑振铎先生》)可以说,郑振铎在新文学事业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很多作家走上文学道路,以及很多名篇佳作的问世,都和他的付出有着一定的关系。
  早在“五四”运动之初,郑振铎就和当时很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崇高热情,积极投身到了改造社会的大潮中。“五四”运动刚爆发的时候,他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创办了一系列刊物,并大声疾呼:“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新社会〉发刊词》)文学研究会的创建是郑振铎先生文学事业中不可省略的一笔,作为该团体的发起人,他经大家推举起草了《文学研究会章程》,并确立了这样的宗旨:“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在新文学的建设上,郑振铎一开始就能表现出如此远见卓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他对文学的理解不但冷静深刻而且视野开阔,这个宗旨也几乎成为了对他一生文学事业的精准概括。
  郑振铎一生有过多种身份,而对现代文学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杂志编辑。在上世纪30年代,郁达夫就对他的编辑工作极为认可。他在主编文学刊物期间,对新作家的提携和新文学作品的推出更是功不可没,这也使他在现代文坛上长期处在一个中心位置。比如他所主编的著名副刊《学灯》,推出了很多重要的新文学作品,其中就有郁达夫的《银灰色的死》。后来,从茅盾那里接手主编《小说月报》后,他更是充分地发挥了“伯乐”的角色。著名作家许地山在他鼓动下走上了创作之路,并发表了《命命鸟》《商人妇》《缀网劳蛛》等一系列重要作品。女作家庐隐的处女作《一个著作家》是由他推荐,而代表作《海滨故人》则是经他亲手发表。还有很多年轻的作家,因为得到了他的提携,而在文学道路获得了更为长远的发展。
  在编辑事业上,郑振铎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在他高涨的工作热情中,渗透着一种国家和民族的大义。比如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他与叶圣陶、胡愈之等友人因不满当时的上海舆论界而创办了《公理日报》。胡愈之先生后来曾这样描述郑振铎这期间的工作状态,“你把一切都丢开了,整晚不睡觉,自己动手写稿、编报、校对、接洽印刷,还在你自己的家门口亲自派报,所有当时参加工作的朋友都比不上你的干劲。”(《哭振铎》)在郑振铎的编辑工作中,从来都是有热情而无私心。也正是因为这种高贵品格,才形成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强大凝聚力。他先后主编过《文学旬刊》《文学》月刊、《文学季刊》《文艺复兴》等刊物,几乎每一份刊物的周围都汇集了一个皇皇可观的作者群体。曹禺的《雷雨》、钱锺书的《围城》等现代文学经典都是发表在他所主编的文学刊物上。
  郑振铎在编辑事业上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所主编的杂志上,还体现在所主编的一系列的文学书籍。在他主编的《文学研究会丛书》里,除了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作品,也把当时其他团体作家的优秀作品一并出版。此外,还有《鲁迅全集》《世界文库》《美国文学丛书》等等。这些文学书籍不仅对早期新文学成就作了总结,同时也拓展了新文学创作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郑振铎所从事的编辑和出版活动是其文学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集中地反映了他慧眼识英才的“伯乐”眼光和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
  文学本位的艺术理念
  郑振铎对现代文学的贡献,与他独到的艺术理念是分不开的。这种理念不仅体现在他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上,还体现在他的创作当中。
  在早期新文学的发展中,郑振铎首先是从一种理论的高度提出了自己的艺术理念。他既反对鸳鸯蝴蝶派在创作上的那种娱乐姿态,也反对正统文学的载道观念。他明确指出,“文学就是文学:不是为娱乐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也不见得为宣传,为教训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新文学观的建设》)他认为文学就是要抒发真性情,在提倡“血和泪的文学”的同时,他又认为“血和泪的文学不仅是单纯的‘血’与‘泪’,而且是必须顾到‘文学’二字。”(《杂谈·无题》)这种文学本位主义的理念使他超脱了那种狭隘的艺术视野,对当时的新文学创作来说,无疑是一种有益的矫正。我们也不难发现,郑振铎先生的文学观念和鲁迅先生有着很多相通之处。他从来不是简单地为文学而文学,在提倡文学本位主义的同时,又非常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
  对于中国新文学事业,郑振铎也并非只满足于理论上的构想,他从一开始就积极地进行着创作上的实践。和很多现代作家一样,郑振铎也在中国新诗史上留下过重要的一笔。在“五四”时期一度流行的小诗热潮中,郑振铎是主要的推动者之一,他的那首《我是少年》则受到了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赏识。他在创作领域的涉猎相当广泛,曾先后尝试过诗歌、散文、散文诗、小说等多种文体。这些作品无不洋溢着浓郁的情感,它们不但代表了早期新文学的创作水平,而且也引导了一大批作家在创作上的实践。
  不过,郑振铎用心最多的还是散文,所取得的成就也最大。在他的代表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有这样的话,“在我们的文学史里,最苦的是,抒情的散文太少。”因而,郑振铎极力提倡散文的抒情功能,如他的《山中杂记》《海燕》《欧行日记》《西行书简》《蛰居散记》《劫中得书记》等作品集,无不是以强烈的感染力著称。这种创作风格在他的小说中也有体现,比如他的《猫》《桂公塘》《黄公俊之后》等名篇,都带有着不同程度的散文化特征。值得一说的是,虽然郑振铎先生在创作中极为注重情感的表达,但是他所追求的并不是一味的小资情调。在他的作品中,有缠绵感伤的氛围,更有为民族大义拍案而起的冲冠之怒。像他的《街血洗去后》《六月一日》等文章,完全是一种大义凛然的控诉。
  另外,郑振铎在新文学创作上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的原创作品中,还体现在他对外国作品的译介上。在他翻译外国作品的过程中,大都包含着一个二度创作的过程。他把自己的创作风格也带入到了所翻译的作品中,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比如他翻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影响了包括冰心、何其芳在内的很多著名现代作家。尤其是他在翻译那些童话作品的时候,更是充分考虑到了中国儿童的阅读特点,带有着浓郁的本土化特征。而这些翻译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当时的新文学创作。
  自成体系的文学史研究
  文学史研究是郑振铎文学事业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所著的《文学大纲》《插图版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无不是现代学术史上的扛鼎之作。郑振铎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当然是和他那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分不开的。鲁迅先生在1935年致增田涉的信中曾说过,“中国教授中郑君是工作和学习都很勤谨的人。”更为重要的是,郑振铎还善于吸收前人的成果,在传统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治学方式。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不但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学者,而且也让包括鲁迅在内的同时代学者大为赞赏。
  在对待古今中外文学的态度上,郑振铎所持的是一种可贵的整体观念。他认为文学可以有优劣之分,却不能为狭隘的国家或群体观念所局限。因此他在治学上也颇有剑走偏锋的意味,对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作品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尤其是对于中国古典小说,郑振铎有着一种天然的热情。在他小时候,每次一翻开《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这些作品,几乎是废寝忘食。即便在避难欧洲的时间里,他每天都要花去大量时间流连于英、法等国的图书馆,查阅古典文献成了他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治学方式上,郑振铎极为注重对前人的继承,坚持处处用史料说话。在《研究中国文学的路径》一文中,他这样说过,“凡要下一个结论,凡要研究到一个结果,在其前,必先要在心中千回百折的自喊道‘拿证据来’。”在他的代表性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史料都是当时别人的著作中所没有过的。对于这种研究方式,鲁迅先生曾在1933年致台静农的信中说:“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真赏,宜也。”事实上,郑振铎的文学史研究不但受到了胡适先生的巨大影响,而且也得到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真传。在他的文学史著作里,不仅有新史料更有新发现。也正是因为有史料上的自觉意识,他在文献的校勘和收藏方面做出了惊人的贡献。
  更为难得的是,虽然郑振铎非常注重史料的价值,但是他并不是简单地为史料而史料。与当时流行的文学史著作相比,郑著文学史的一个最大亮点就在于它的文学史观。在研究过程中,郑振铎先生往往是从一种宏观视角入手,来把握历代作品和作家流派的演变。在这一点上,他接受了一度流行的“进化论”观念。不过,他又完全超越了“五四”时期那种后者居上的激进立场,充分注意到了古代文学的价值,并指出了“进化论”在文学史领域的意义。他说:“所谓‘进化’者,本不完全是多进化而益上的意思。他乃是把事物的真相显示出来,使人有了时代的正确观念,使人明白每件东西都是随了环境之变异而在变动,有时是‘进化’,有时也许是在‘退化’。”(《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他的学术名篇《水浒传的演化》《三国志演义的演化》《西游记的演化》等文章,无不清晰地勾勒出一种“进化论式”的文学演变。
  而在对待文学发展的问题上,郑振铎则提出了著名的“两动力说”。在他看来,任何一种文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免会僵化起来。而在这个时候,文学往往因为两方面的刺激,才获得更为长远的发展。其一是外来文学,其二就是民间文学。因此,他在论述古代文学的时候,格外注重来自印度文学的影响。同时,他也非常注重民间文学的价值,并梳理出中国小说的演变。那些在很多人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正是他所关注的对象。他的代表作《中国俗文学史》可谓是一部带有开创性意义的学术著作,它不但丰富了当时的文学史研究,而且为后来的学者开辟出一个新的空间。
  此外,在从事文学史研究的过程中,郑振铎也没有简单地就文学而论文学,在他的文学史观里涵盖着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比如在论述元代戏曲的时候,他就是从当时社会的生活现状入手,深入剖析了元代戏剧兴起的原因和发展的社会背景。他的代表作品《元代“公案剧”产生的原因及其特质》《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等文章,都是从一种宏大的社会历史视角出发来探析文学问题。在今天看来,这种研究方式未免有些老套,而就当时的学术界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总体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郑振铎有其无可替代的贡献。无论是在新文学的建设上,还是在旧文学的整理上,他都功不可没。从他那成就惊人的文学事业中,我们处处能够看到鲁迅先生的影子。诚然,郑振铎最终没有达到鲁迅那样的深度,但是二人从事文学事业的方式却惊人的相似,他们对文学的理解也比一般人要博大精深。虽然郑振铎在创作以外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更大,但是他自始至终都执著一种文学本位的艺术理念。因此,我们对他的认识也应当回归到一种文学的意义上来,尤其应当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背景联系起来。
  

原载:《文学所》2016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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