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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文章,一生皆为文学事

——论郑振铎的文学思想及贡献

刘启涛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郑振铎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一生横跨多个领域,是众人眼里典型的“全才”。胡愈之先生曾在悼念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文学工作中,你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你都做出了平常一个人很少能做到的那么多的贡献。”(《哭振铎》)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郑振铎是较为复杂的一位,他不是一位简单的作家或学者,也从来没有将自己局限于一隅。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他都取得了令人叹服的成就。不过,他始终都执著于文学本位主义的理念,在所从事的每项工作中都积极推动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伯乐”和“人梯”
  在早期新文学的发展中,郑振铎是一位重要的推动者。他不但有着过人的社会活动能力,而且有着极为深厚的理论素养,在新文学建设上有一套自己的理念。他所主编的文学杂志和书籍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著名作家何其芳曾说过,“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是郑振铎先生编的《小说月报》的读者。他翻译的泰戈尔的《新月集》和《飞鸟集》,也是我当时喜欢的读物。我上大学的时候,他在北京教书,并且和章靳以同志一起编《文学季刊》。这个刊物对当时比较沉寂的北京的文学界,是起了推动作用的。曹禺的成名作《雷雨》,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悼念郑振铎先生》)可以说,郑振铎在新文学事业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很多作家走上文学道路,以及很多名篇佳作的问世,都和他的付出有着一定的关系。
  早在“五四”运动之初,郑振铎就和当时很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崇高热情,积极投身到了改造社会的大潮中。“五四”运动刚爆发的时候,他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创办了一系列刊物,并大声疾呼:“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新社会〉发刊词》)文学研究会的创建是郑振铎先生文学事业中不可省略的一笔,作为该团体的发起人,他经大家推举起草了《文学研究会章程》,并确立了这样的宗旨:“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在新文学的建设上,郑振铎一开始就能表现出如此远见卓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他对文学的理解不但冷静深刻而且视野开阔,这个宗旨也几乎成为了对他一生文学事业的精准概括。
  郑振铎一生有过多种身份,而对现代文学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杂志编辑。在上世纪30年代,郁达夫就对他的编辑工作极为认可。他在主编文学刊物期间,对新作家的提携和新文学作品的推出更是功不可没,这也使他在现代文坛上长期处在一个中心位置。比如他所主编的著名副刊《学灯》,推出了很多重要的新文学作品,其中就有郁达夫的《银灰色的死》。后来,从茅盾那里接手主编《小说月报》后,他更是充分地发挥了“伯乐”的角色。著名作家许地山在他鼓动下走上了创作之路,并发表了《命命鸟》《商人妇》《缀网劳蛛》等一系列重要作品。女作家庐隐的处女作《一个著作家》是由他推荐,而代表作《海滨故人》则是经他亲手发表。还有很多年轻的作家,因为得到了他的提携,而在文学道路获得了更为长远的发展。
  在编辑事业上,郑振铎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在他高涨的工作热情中,渗透着一种国家和民族的大义。比如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他与叶圣陶、胡愈之等友人因不满当时的上海舆论界而创办了《公理日报》。胡愈之先生后来曾这样描述郑振铎这期间的工作状态,“你把一切都丢开了,整晚不睡觉,自己动手写稿、编报、校对、接洽印刷,还在你自己的家门口亲自派报,所有当时参加工作的朋友都比不上你的干劲。”(《哭振铎》)在郑振铎的编辑工作中,从来都是有热情而无私心。也正是因为这种高贵品格,才形成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强大凝聚力。他先后主编过《文学旬刊》《文学》月刊、《文学季刊》《文艺复兴》等刊物,几乎每一份刊物的周围都汇集了一个皇皇可观的作者群体。曹禺的《雷雨》、钱锺书的《围城》等现代文学经典都是发表在他所主编的文学刊物上。
  郑振铎在编辑事业上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所主编的杂志上,还体现在所主编的一系列的文学书籍。在他主编的《文学研究会丛书》里,除了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作品,也把当时其他团体作家的优秀作品一并出版。此外,还有《鲁迅全集》《世界文库》《美国文学丛书》等等。这些文学书籍不仅对早期新文学成就作了总结,同时也拓展了新文学创作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郑振铎所从事的编辑和出版活动是其文学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集中地反映了他慧眼识英才的“伯乐”眼光和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
  文学本位的艺术理念
  郑振铎对现代文学的贡献,与他独到的艺术理念是分不开的。这种理念不仅体现在他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上,还体现在他的创作当中。
  在早期新文学的发展中,郑振铎首先是从一种理论的高度提出了自己的艺术理念。他既反对鸳鸯蝴蝶派在创作上的那种娱乐姿态,也反对正统文学的载道观念。他明确指出,“文学就是文学:不是为娱乐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也不见得为宣传,为教训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新文学观的建设》)他认为文学就是要抒发真性情,在提倡“血和泪的文学”的同时,他又认为“血和泪的文学不仅是单纯的‘血’与‘泪’,而且是必须顾到‘文学’二字。”(《杂谈·无题》)这种文学本位主义的理念使他超脱了那种狭隘的艺术视野,对当时的新文学创作来说,无疑是一种有益的矫正。我们也不难发现,郑振铎先生的文学观念和鲁迅先生有着很多相通之处。他从来不是简单地为文学而文学,在提倡文学本位主义的同时,又非常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
  对于中国新文学事业,郑振铎也并非只满足于理论上的构想,他从一开始就积极地进行着创作上的实践。和很多现代作家一样,郑振铎也在中国新诗史上留下过重要的一笔。在“五四”时期一度流行的小诗热潮中,郑振铎是主要的推动者之一,他的那首《我是少年》则受到了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赏识。他在创作领域的涉猎相当广泛,曾先后尝试过诗歌、散文、散文诗、小说等多种文体。这些作品无不洋溢着浓郁的情感,它们不但代表了早期新文学的创作水平,而且也引导了一大批作家在创作上的实践。
  不过,郑振铎用心最多的还是散文,所取得的成就也最大。在他的代表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有这样的话,“在我们的文学史里,最苦的是,抒情的散文太少。”因而,郑振铎极力提倡散文的抒情功能,如他的《山中杂记》《海燕》《欧行日记》《西行书简》《蛰居散记》《劫中得书记》等作品集,无不是以强烈的感染力著称。这种创作风格在他的小说中也有体现,比如他的《猫》《桂公塘》《黄公俊之后》等名篇,都带有着不同程度的散文化特征。值得一说的是,虽然郑振铎先生在创作中极为注重情感的表达,但是他所追求的并不是一味的小资情调。在他的作品中,有缠绵感伤的氛围,更有为民族大义拍案而起的冲冠之怒。像他的《街血洗去后》《六月一日》等文章,完全是一种大义凛然的控诉。
  另外,郑振铎在新文学创作上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他的原创作品中,还体现在他对外国作品的译介上。在他翻译外国作品的过程中,大都包含着一个二度创作的过程。他把自己的创作风格也带入到了所翻译的作品中,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比如他翻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影响了包括冰心、何其芳在内的很多著名现代作家。尤其是他在翻译那些童话作品的时候,更是充分考虑到了中国儿童的阅读特点,带有着浓郁的本土化特征。而这些翻译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当时的新文学创作。
  自成体系的文学史研究
  文学史研究是郑振铎文学事业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所著的《文学大纲》《插图版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无不是现代学术史上的扛鼎之作。郑振铎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当然是和他那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分不开的。鲁迅先生在1935年致增田涉的信中曾说过,“中国教授中郑君是工作和学习都很勤谨的人。”更为重要的是,郑振铎还善于吸收前人的成果,在传统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治学方式。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不但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学者,而且也让包括鲁迅在内的同时代学者大为赞赏。
  在对待古今中外文学的态度上,郑振铎所持的是一种可贵的整体观念。他认为文学可以有优劣之分,却不能为狭隘的国家或群体观念所局限。因此他在治学上也颇有剑走偏锋的意味,对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作品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尤其是对于中国古典小说,郑振铎有着一种天然的热情。在他小时候,每次一翻开《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这些作品,几乎是废寝忘食。即便在避难欧洲的时间里,他每天都要花去大量时间流连于英、法等国的图书馆,查阅古典文献成了他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治学方式上,郑振铎极为注重对前人的继承,坚持处处用史料说话。在《研究中国文学的路径》一文中,他这样说过,“凡要下一个结论,凡要研究到一个结果,在其前,必先要在心中千回百折的自喊道‘拿证据来’。”在他的代表性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史料都是当时别人的著作中所没有过的。对于这种研究方式,鲁迅先生曾在1933年致台静农的信中说:“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真赏,宜也。”事实上,郑振铎的文学史研究不但受到了胡适先生的巨大影响,而且也得到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真传。在他的文学史著作里,不仅有新史料更有新发现。也正是因为有史料上的自觉意识,他在文献的校勘和收藏方面做出了惊人的贡献。
  更为难得的是,虽然郑振铎非常注重史料的价值,但是他并不是简单地为史料而史料。与当时流行的文学史著作相比,郑著文学史的一个最大亮点就在于它的文学史观。在研究过程中,郑振铎先生往往是从一种宏观视角入手,来把握历代作品和作家流派的演变。在这一点上,他接受了一度流行的“进化论”观念。不过,他又完全超越了“五四”时期那种后者居上的激进立场,充分注意到了古代文学的价值,并指出了“进化论”在文学史领域的意义。他说:“所谓‘进化’者,本不完全是多进化而益上的意思。他乃是把事物的真相显示出来,使人有了时代的正确观念,使人明白每件东西都是随了环境之变异而在变动,有时是‘进化’,有时也许是在‘退化’。”(《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他的学术名篇《水浒传的演化》《三国志演义的演化》《西游记的演化》等文章,无不清晰地勾勒出一种“进化论式”的文学演变。
  而在对待文学发展的问题上,郑振铎则提出了著名的“两动力说”。在他看来,任何一种文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免会僵化起来。而在这个时候,文学往往因为两方面的刺激,才获得更为长远的发展。其一是外来文学,其二就是民间文学。因此,他在论述古代文学的时候,格外注重来自印度文学的影响。同时,他也非常注重民间文学的价值,并梳理出中国小说的演变。那些在很多人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正是他所关注的对象。他的代表作《中国俗文学史》可谓是一部带有开创性意义的学术著作,它不但丰富了当时的文学史研究,而且为后来的学者开辟出一个新的空间。
  此外,在从事文学史研究的过程中,郑振铎也没有简单地就文学而论文学,在他的文学史观里涵盖着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比如在论述元代戏曲的时候,他就是从当时社会的生活现状入手,深入剖析了元代戏剧兴起的原因和发展的社会背景。他的代表作品《元代“公案剧”产生的原因及其特质》《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等文章,都是从一种宏大的社会历史视角出发来探析文学问题。在今天看来,这种研究方式未免有些老套,而就当时的学术界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总体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郑振铎有其无可替代的贡献。无论是在新文学的建设上,还是在旧文学的整理上,他都功不可没。从他那成就惊人的文学事业中,我们处处能够看到鲁迅先生的影子。诚然,郑振铎最终没有达到鲁迅那样的深度,但是二人从事文学事业的方式却惊人的相似,他们对文学的理解也比一般人要博大精深。虽然郑振铎在创作以外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更大,但是他自始至终都执著一种文学本位的艺术理念。因此,我们对他的认识也应当回归到一种文学的意义上来,尤其应当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背景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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