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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的学历与见识

韩石山

  
  那个时代的学者中,少有这样全面的学术训练
  说到徐志摩的学历,不可不说到他的父亲徐申如先生。
  现在的人,钱多了,怎么花,一说就是投资。
  投资的目的,一是让资金取得最大的利润,二是让资金取得资金以外不可用资金衡量的回报。
  以前者而论,徐老先生是失败者;以后者而论,徐老先生是成功者。他把他的儿子,打造成了中国现代最有名的诗人之一。徐家的门楣,永世闪动着耀眼的灵光。
  小学中学不用说了,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
  且说徐的大学学历。
  1922年10月回国前,先后在国内外七所大学就学。依次是,北京大学预科——上海沪江大学(浸会学院)——北洋大学法预科——北京大学法科——美国克拉克大学历史学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研究生院。
  在国内,在美国,念过的几所大学,都是考上的。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完了硕士,原本是要念博士的,且认为,拿个博士不费力气,因为仰慕罗素的名望,便轻易地“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的引诱,买船漂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今译伏尔泰)认真念一点书去。”(《我所知道的康桥》)
  有一点,在此需作一辨证。
  对在克拉克大学的学业,我在写《徐志摩传》时,依凭的是梁锡华的《徐志摩新传》。梁氏去过克拉克大学,查过徐的学历档案。现在看来,做事不细致,多有疏忽。多年前,张宏文先生亲赴该校,披阅存档,终于弄清,徐志摩1918年秋赴美,一入学就插入三年级。在国内的学科成绩为校方承认,充抵了两个学年的学分。这样,到1919年6月,即获得一等荣誉学位。距毕业所需,仅差四个学分。志摩遂利用暑假,前往设在纽约的康奈尔大学夏令班,选修经济学和英语两科,很快便拿到四个学分,顺利毕业。
  在他那个时代,出国留学的,有他这样全面的社会学科训练的,就是学者中也没有几个。几十年后,一位名叫赵毅衡的中国学者,赴英讲学期间,深入研究过徐在英国的行踪,颇有感慨地说:徐可说是一个最适应西方的中国人。
  胡适的见识,有些地方反不及志摩
  先说他留学归来,怎样建树他那不世的功名的。
  举个小例子。1923年他在北京上海两地奔波,时不时的,会把自己的诗作选出一两首,给两地的刊物。有次过上海,上海有名的《学灯》副刊的编辑,有幸要到他的一首诗,名为《再会吧康桥》。3月12日,刊出了,是当作散文刊出的,根本就没有分行。
  他说这是诗,要分行。
  编辑知错就改,很快便分行刊出。
  又错了。
  他的这首诗,有意在中国提倡一种新的诗风,每11字为一行。这家报纸的栏目,极有可能是每8字为一行,而每行之间有空字,这样一来,用徐的话说是,“尾巴甩上了脖子,鼻子长到下巴底下去了”。好在当年谁也不知道新诗该是什么样子,编辑又是好脾气,那就第三次登出。这才勉强像个新诗的样子。
  徐志摩的《再会吧康桥》一诗,起初就是这样红起来的。
  千万别以为初创时期,只要挥舞柴刀,以劈草莱,就能成为一个大诗人,一个大文化人。
  不会这么简单。
  且看当年对苏俄的态度,就知道,徐志摩的见识,就是搁到现在,都不能说落后。
  1923年,他曾写过一篇文章,赞美苏俄公使馆前的升旗仪式,对苏俄公使加拉罕先生的形象赞美有加。说那面徐徐升起的红旗,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
  那时他还没有去过苏俄,只能从表象上作出自己的判断。
  1925年春,因为与陆小曼的异常婚恋,响动太大了,决计去欧洲避避风头,便取道西伯利亚去了法国。经济上不甚宽裕,也是朋友有意资助,便应了《晨报》老总之请,沿途为报纸写一系列的通讯文章。这样,就有了从容观察苏俄的机会。
  毕竟有良好的社会学训练,又是本着如实报道的态度认真观察,如此一来,也就看到了在公使馆门前看不到的真实的苏俄社会。
  访欧归来,秋天,接办了著名的《晨报副刊》。正好这时,胡适要去伦敦开会,也是取道西伯利亚,路过莫斯科,没有停留,只不过是利用转车的一两天,参观了学校等教育机构。胡适是个爱写文章的人,这次没有顾上写文章,而写了几封信,将在俄都的见闻,写给一位张姓朋友。这位张姓朋友,也是志摩的朋友,对志摩说,把胡大哥的这三封信登了吧。情面上推不过,登是登了,但登出的同时,作为主编的徐志摩,写了批评文章作为按语放在前面。
  胡适在信中说,苏俄虽然实行的是专制主义政策,却真是用力办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英语专制的音译)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
  徐志摩在按语中说,这是可惊的美国式的乐观态度。由愚民政策,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分析过种种原因之后,他说,我们很期望适之先生下次有机会,撇开了统计表,去作一次实地的考察,我们急急的要知道那时候,他是否一定要肯定俄国教育有“从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的可能。
  崇尚民主,反对专制的胡适,为什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志摩的说法是,胡大哥这些年从来没出去过,“自从留学归来已做了十年的中国人”。
  据此可知,作为一个大变革时期的知识分子,见识是第一位的。
  这里,我要做个道歉。在我的《徐志摩传》里,写到这件事,总觉得光这样说说,似乎有头无尾。徐志摩这样批评了胡适,胡适会没有反应吗,我想,胡适是个明白人,很快会知道自己是错了。但是,我手头又没有胡适认错的资料。怎么办呢,便依据臆测,写了一句:“胡适后来承认,志摩对他的批评是对的。”
  《徐志摩传》出版十几年来,什么时候翻到这儿,见到这一行字,我都知道是撒了谎。这些年看书的时候,什么时候都操着这个心,看能不能找到胡适公开认错的文字。终于让我找见了。去年读台湾出版的《徐永昌日记》,在第十一册,民国四十三年三月六日条下,有明确记载,原文为:
  “胡适之五日在自由中国杂志社欢迎会演说,曾言忏悔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信赖。”
  一直到死,他都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
  关于徐志摩的死,多少年来,人们总是说,他所以急着赶回北京,是为了听林徽因给使馆人员讲建筑,而搭了送邮件的飞机送命的。
  前两天晚上,无意间看到南方某市的一家电视,正播出一个关于徐志摩的片子,不是纪录片,像是个讲述片,说到徐志摩坐送邮件的飞机,是这样说,当时火车票价贵,邮政飞机票价便宜,徐志摩为了省钱,便坐了邮政飞机。
  真是想当然。事实是,当时中国已有了航班,只是坐飞机的人太少,徐志摩是大名人,航空公司为了拓展业务,送给徐志摩一张免票,这张票可随时坐航班的飞机。那天徐到了南京,第二天要北去,打电话问过机场,没有航班,只有送邮件的飞机,无奈之下,只好坐了这架小飞机。
  说徐志摩赶回北京,是为了听林徽因的讲座,确有动人之处,他最初爱恋的,是这个女人,如今为了捧这个女人的场,轻易送了自己的命。真是生也徽因,死也徽因。
  过去,我也是这样看的。
  现在,我不这样看了。
  我认为,他所以匆匆离开上海,是因为与陆小曼吵翻了,急着赶回北京,是因为局势变化太快,他想有所作为。须知,从北京到南京,他坐的是张学良的专机,专机去南京,是送张学良的外交顾问顾维钧,向南京方面请示处理东北危急的方略。也就是说,沈阳方面,最近有大的变故,他是知道的。
  1931年9月16日下午到南京。晚上去看望杨杏佛,杏佛不在家,留了个条子,这个条子,便成了志摩的绝笔。是这样写的:
  “才到奉谒,未晤为怅。顷到湘眉处,明早飞北京,虑不获见。北京闻颇恐慌,急于去看看。杏佛兄安好。志摩。”
  北京闻颇恐慌,急于去看看,这才是他急于赶回北平的真正的原因。
  遇难的这天是9月17日,第二天就是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
  南下,他坐的是张学良的座机,张不在机上,是送张的外交顾问顾维钧到南京,向中枢汇报东北的局势并请示应对方略。机上乘客只有他们两人,彼此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当是题中应有之义。东北局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顾不会不告诉徐。
  他担心的,正是这个。
  他亟亟回去,欲有所作为的,也正是这个。
  可以说,一直到死,他都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为时局担着心,为这个老大民族担着心。
  

原载:《文艺报》2016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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