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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艺文叙论

薛瑞兆

  金代文化以中原传统文化为基础,融入北方少数民族的风习,由此涵养了一代风流人物,造就了一代灿烂艺文。《金史》卷125《文艺传•序》云:
  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经籍,宋士多归之。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命书,粲然有可观者矣。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①
  金代艺文的创新精神
  女真在部落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代封建王朝,较少思想禁忌,注重实用,从而激发了人们的探索热情。因此,不惟传统、敢于创新,成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
  (一)自然科学方面的创新影响
  1.数学研究成果卓著。金代天文历法比较先进,与当时社会具有良好的数学氛围有关。如女真仆散忠义②、契丹耶律履③、乐平杨云翼④、易州麻九畴⑤、房山刘伯熙⑥、宿州武祯⑦等等,俱见涉足数学,造诣精通。同时,也推出了一批优秀成果。如刘汝谐的《如积释锁》,“绛人元裕细草之,后人始知有天元也”⑧。天元,指北宋以来形成的天元方程法,以天元设定未知数,相当于现代“设x为某”,先立“元”、后列“式”,以适应方程运算的需要;细草,即通过设问和演算来阐释天元术原理。其中,李治⑨集诸家之大成,所著《测圆海镜》、《益古演段》,把以“天元术”为标志的数学研究推向当时世界的高峰。
  2.医学开创百家争鸣局面。入金后,一些士人纷纷投身医学领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改变了以往热衷诠释经典、筛选局方的倾向,破除了因循守旧的陋习,而以新的思维探索理论研究与临证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建立起适应社会生活需要的辨证施治理论与方法。例如,刘完素的“火热论”、张元素的“脏腑辨证论”、张子和的“攻邪论”、李杲的“脾胃论”、王好古的“阴证论”,竞创新说,各树一帜,即所谓“医之门户分于金元”⑩,极大推动了中医理论的发展,迄今仍具启发意义。
  (二)文艺创作方面的重大突破
  1.诸宫调讲唱空前繁荣。金代前期的《刘知远》已应用“缠令”,至《西厢记》则更为普遍。所谓“缠令”,亦称“套数”,是由同一宫调内的若干小令联缀而成,有引子、尾声。这些宏篇巨制的涌现,标志着“诸宫调”讲唱艺术已经成熟,能够集合不同宫调的套曲敷演传奇故事,为院本向北曲杂剧飞跃提供了宝贵经验。金代后期,一些社会名流也染指通俗文艺,加入民间草根行列。例如,商道尝改编南宋张五牛的《双渐苏卿》。需要指出的是,以《刘知远》、《西厢记》为代表的诸宫调讲唱作品,以其硕果仅存而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
  2.北曲杂剧乘势崛起。北曲杂剧是以院本与诸宫调的结合而发展起来的。金院本即金之杂剧。自北宋,春秋圣节三大宴,乐次十九盏。伎乐、菜肴随盏更易,次第而进。盏与伎乐联在一起时,则离开宴饮而指乐次。其中,有两“盏”杂剧,分为前后场,互不相联。一盏即一场,每场由“两段”组成。瓦舍演出也如此。入金后,则渐次演变为前后“两盏杂剧”(11)相联,连续演出四段。由于每“盏”的时间不长,其音乐组织应是单一宫调的套曲形式,而一个复杂的故事需要几个“套曲”来完成,两盏四段的规制既为之提供了可能,也受到制约。这样,由四段院本或四个宫调套数敷演一个故事的形式固定下来,以极富魅力的独特样式而赢得城乡大众的喜爱。
  3.词创作形成新风格。金代词家辈出,如“借才异代”之吴激、蔡松年,“国朝文派”之蔡珪、党怀英,“贞祐南渡”之赵秉文、元好问,气蕴不同,竞相风流,把一代文学样式发挥得淋漓尽致。有金一代崇尚苏轼,反映在词作领域,多意境开阔,格调爽朗,透出雄浑之气。因此,后人以“清劲能树骨”(12)概括金词特质。实际也如此。金词较少受柳永、秦观、周邦彦等婉约词风的影响,即使吟咏儿女之情、冶游之事,亦寓刚健于婀娜,譬如燕赵佳人,风韵与越女吴姬有别。以“词”言志书怀,多骨重神清,犹苍岩挂树,鹰击长空,意境苍凉深邃。
  (三)思想文化方面的累累硕果
  1.北方儒学不惟传统。金代后期,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理学传入北方。而北方学者不惟传统,指陈其弊,有所扬弃;同时,阐扬精华,有所吸取。滹南遗老王若虚《论语辨惑序》:
  尝谓宋儒之议论,不为无功,而亦不能无罪焉。彼其推明心术之微,剖析义利之辨,而斟酌时中之权,委曲疏通,多先儒之所未到,斯固有功矣。至于消息过深,揄扬过侈,以为句句必涵气象,而事事皆关造化,将以尊圣人而不免反累,名为排异端而实流于其中,亦岂为无罪也哉!至于谢显道、张子韶之徒,迂谈浮夸,往往令人发笑。噫!其甚矣。永嘉叶氏曰:“今之学者,以性为不可不言,命为不可不知,凡六经孔子之书,无不牵合其论,而上下其词,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测识,而圣贤之实,犹未著也。昔人之浅,不求之于心也;今世之妙,不止之于心也。不求于心,不止于心,皆非所以至圣贤者。”可谓切中其病矣。晦庵删取众说,最号简当,然尚有不安及未尽者。(13)
  例如,伊川程颐尝言:“妇人夫没,虽贫穷无以自存,亦不可再适人。饿死事小,失节事极大。”滹南遗老评曰:“此迂儒执方之论也。先王制礼,虽曲为之防,亦须约以中道而合乎通情,故可以万世常行,而人不为病。若程氏者,刻覈已甚矣。”(14)这位滹南遗老还猛烈抨击北宋以来偏执形式的文风。特别是“四六”文体,必谨四字六字律令,类俳可鄙。有云:“四六,文章之病也。而近世以来,制诰表章,率皆用之。君臣上下之相告语,欲其诚意交孚,而骈俪浮辞,不啻如俳优之鄙,无乃失体邪?有明王贤大臣一禁绝之,亦千古之快也。”(15)
  由此可见,北方学者冷静思考宋人得失,以新的思维和视角探索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为学界注入活力,令人耳目一新。元好问《自题中州集后》诗云:“陶谢风流到百家,半山老眼净无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16)则略显激动,流露出诗论之外的情绪。
  与此同时,释、道两家围绕“心性论”展开的讨论,各自发力,生气勃勃。贞祐南渡后,中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丧乱,令各族士人陷入迷茫。释、道二教则乘虚而入,竭力推行各自的理念。如全真教王喆的《重阳全真集》,丘处机的《磻溪集》,曹洞宗万松的《从容庵录》、《拈古请益录》等等,同儒家学说既交流又竞争,极大地丰富了一代人文思想的内涵。释氏卷帙浩瀚的“赵城藏”,道家内容宏富的“玄都藏”,各成为金代艺文的重要标志。而教派之林立,思想之混沌,也蕴育了那个特殊时代的思想解放,并引发了儒家弟子的奋力抗击。金末名士刘祁有云:
  予尝观道藏书,见其炼石服气以求长生登仙,又书符咒水役使鬼神为人治病除祟,且自立名字、职位云。主管天条而斋醮祈禳,则云能转祸为福。大抵方士之术,其有无谁能知?又观佛书,见谈天堂地狱、因果轮回;以为人与禽兽无异。且有千佛万圣,异世殊劫,而以持诵、布施则能生善地。大抵西方之教,其有无亦谁能知?因思吾道,天地日月照明,山河草木蕃息,其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礼文粲然,而治国治家焕有条理。赏罚绌陟立见,荣辱生死穷通,互分得失,其明白如此,岂有惑人以不可知之事者哉?而世之愚俗,徒以二氏之诡诞怪异出耳目外,则波靡而从之,而饮食起居日在吾道中而恬不自知,反以为寻常者,良可叹也。呜呼!愚俗岂可责邪?而士大夫之高明好异者往往为所诱,不亦悖哉!(17)
  2.语言学与时俱进。宋金时期,汉语语音与文字的发展极为活跃,而新兴通俗文艺使用的白话俗语及儒、释、道各以白话俗语传经授业,无不为争取更多的观众与信徒,正成为一种时尚、一场竞争、一股潮流,这已然形成新的汉语语言体系。金代学者努力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相继推出一批颇具创意的著述,如《四声篇海》、《改并五音集韵》、《新刊韵略》等等,对字书编纂与音韵改并发起全面改革,并创造了“平水韵”(18),为汉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北方民族学者与作家大批涌现。例如,女真完颜勖、契丹耶律履、渤海王庭筠、鲜卑元好问等等,前后相望,各领风骚。其中,以女真皇室的创作颇具代表意义。海陵王完颜亮《南征维扬望江左》云:“万里车书尽会同,江南岂有别疆封。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19)骨力遒劲,自然明快,充分抒发了这位年轻君主追求“混一天下”的豪迈情怀。笔锋之恣肆,气势之豪迈,使无数文人骚客自愧不如。章宗完颜璟《宫中绝句》云:“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扬花。”(20)典雅精工,瑰丽纤巧,反映出女真已渐次脱去质朴粗犷之气,诗作情境完全融入唐宋韵律之中了。密国公完颜璹生当国祚危亡之际,又长期遭遇“门禁”,不得不把自己的视角转向田园风光。其《北郊散步》云:“陂水荷凋晚,茅檐燕去凉。远林明落景,平麓淡秋光。群牧归村巷,孤禽立野航。自谙闲散乐,园圃意犹长。”(21)犹如一幅水墨画,文华落尽,萧洒淡远,深得古诗真谛。
  综上所述,一代社会风情造就了一代独特的艺文,形成了一代灿烂的文化。需要指出的是,金代诸宫调讲唱文艺所以获得长足发展,而在南方却渐趋衰落,这与北方社会较少鄙视或非难通俗文艺有关。同时,女真的思想禁忌不多,有利于各族士人破旧立新,与时俱进,在数学、医学及音韵学方面取得划时代的成就。从这样的意义说,金代艺文具有突出的多样性与包容性,体现了通俗实用的特点和富于创新的精神。
  金代艺文的正统意识
  女真有国百余年,同以往鲜卑、渤海、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相比,对中原文化更加认同,接受更加自觉。自熙宗迄章宗,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消除旧法,建立新政,“大率制度与中国等”(22),实现了女真社会的封建化,使各领域都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
  (一)自觉追求封建正统地位
  熙宗自幼“解赋诗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奕棋战象”,“宛然一汉家少年子”。执政后,又聚拢了一批儒学名士,教以“中国为君之道”,使这位年轻君主同旧有观念渐疏渐远,“徒失女真之本态”(23)。他仰慕中原文化,在上京会宁创立孔庙,尝言:“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他崇奉以文治国,有曰:“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24)力图将女真融入华夏文明之中。
  海陵王“嗜习经史”,颇具文学修养。篡立后,不满足僻处东北一隅,同南宋、高丽、西夏分治的格局,遂力排众议,将京师迁至“天地之中”(25)的燕京,改称中都。他反对重夏轻夷,尝言:“朕每读《鲁语》,至于‘夷狄虽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朕窃恶之。岂非渠以南北之区分,同类之比周,而贵彼贱我也。”(26)正隆元年(1156),命修复汴京大内,为再次迁都、兵伐江左作准备,有云:“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以为正统。”?(27)明确表达了统一天下、嗣承正统的宏伟目标。
  世宗通晓中原文化,“常慕古之帝王,虚心受谏”,鼓励臣下“有言即言,毋缄默以自便”;他主张任人唯贤,“止取实才用之”;倡导节省:“大凡资用当务节省,如其有余,可周亲戚,勿妄费也”(28)。同时,他还强调女真传统,尝言:“朕昔时尝见女真旧风,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29)他以为,“女真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30)。因此,他告诫诸王:“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31)遂多次诏令,禁止女真改称汉姓,不得学中原人装束,以保持女真的民族个性。
  章宗以皇太孙即位,继续贯彻乃祖制定的方针,甚至命女真策论选举加试骑射,以发扬尚武精神。在金朝诸帝中,章宗懂得从深层意识形态巩固政权的重要性,尝谓宰臣曰:“凡言女真进士,不须称女真字。卿等误作回避女真、契丹语,非也。今如分别户名,则女真言本户,汉户及契丹,余谓之杂户。”(32)所谓本户,即正宗之户,与其“国人”、“种人”的身份一致。略去“女真”二字,以凸显“本户”进士地位。至于汉人及其他民族及第者称“词赋进士”、“经义进士”,不过“杂户”而已。苦心思虑,无以复加。
  这几位女真守成君主自觉追求封建正统地位,在以文治国方面均有所建树。追求之执著,几乎无处不在。
  1.实行中原礼仪。金之礼仪大率遵循唐宋制度,也保留了自己的旧有礼俗,即所谓“凡公服则用汉拜,若便服则各用本俗之拜”(33)。汉拜,指朝堂之拜,用中原礼制。本俗,亦作“本朝”,包括女真、契丹人等。至于诸人衽发,皆从“女真”之制。世宗尝言:“本国拜天之礼甚重。今汝等言依古制筑坛,亦宜。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郊祀之礼岂可不行。”(34)强调了大金王朝对于契丹、赵宋的合法代替。因此,女真功臣依中原礼制受祭,金源山川也都依例封谥,立祠享祀。这与契丹分“南北”、仅在“南面”实行封建礼制不同。而女真礼制的封建化,使之摆脱了部落社会“无知夷狄”(35)的状态。
  封建礼制的本质在于别尊卑与亲疏,而女真的观念有所变化。“其立法初意,欲以同疏戚、壹大小,使之咸就绳约于律令之中,莫不齐手并足以听公上之所为,盖秦人强主威之意也。是以待宗室少恩,待士大夫少礼”(36)。不仅如此,世宗还重儒轻吏,以为“儒者操行清洁,非礼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为吏,习其贪墨,至于为官,习性不能迁改。政道兴废,实由于此”(37)。在这位女真君主看来,儒与吏的任用,关系政道兴废的大问题,当以礼义廉耻作为职官受刑与否的标准。“杖者所以罚小人也。既为职官,当先廉耻,既无廉耻,故以小人之罚罚之。”(38)
  2.崇奉传统德运。自章宗朝发起的“德运”之议,反映了女真君主已将自己的发迹纳入华夏封建文明序列。所谓德运,是将王朝的兴衰与木、火、土、金、水等五行相生相克之说相联系。自汉以降,每朝都以五行之“一”立德兴运,代代相承。有金一代虽多次集议,却从未改变“土”德(39),以上承北宋“火”运。尽管此说“侈陈五行传序之由,而牵合迁就,附会支离,亦终无一当”,而大金皇帝仍“据为典要”(40),无非藉以宣示女真入主中原的正统合法性。
  当时名士赵秉文尝著《蜀汉正名论》,论证了“中国”与“夷”之间的发展关系,以为“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41)。也就是说,那些名称是因时而变的。如南朝斥北朝为“索虏”,北朝诬南朝为“岛夷”,各以“中国”自居。隋唐统一后,南北都是“中国”了。他还提出“汉”与“非汉”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公天下之心”:“西蜀,僻陋之国,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称曰‘汉’。汉者,公天下之言也。自余则否。”所谓“汉”与“非汉”,即“正统”与“非正统”。这些源自封建历史观的论述,目的在于为女真“夷”之身份辨护,抵御来自南宋的攻击,使大金王朝立于传统道德的制高点。
  3.以继统者修史。自熙宗,女真君主均热衷读史。世宗特别推崇《资治通鉴》,以为“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42)。在女真君主内心深处,大金是承祧中原封建王朝而来的,应当从中吸取治国的经验教训。因此,女真注重修史,以同前代开创的传统接轨,是其标榜嗣承正统地位的重大行动之一。皇统中,耶律固、萧永祺等修成《辽史》。章宗朝,以前修未善,又命党怀英、陈大任等重修。当时两修《辽史》而未刊行,与女真不愿同契丹发生继统联系有关。此外,金代亦设“国史院”,由宰执首辅监修,领修、修撰等职官俱由著名词臣充任,人才济济。太宗朝已有“起居注”,熙宗朝始修“实录”,且各朝“实录”比较完备。金亡后,元人赖以修成《金史》,“迥出宋、元二史之上”,称为“良史”(43)。
  (二)全面接受中原传统文化
  自金初,女真竭力推行“本朝之制”(44),按“猛安谋克”编制契丹,命汉民易服削发,“不如法者死”(45)。由于女真同汉、契丹在经济文化方面存在的差距显著,那些同化政策遭到强烈抵制,不久即被废止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女真大举移民关内后,纷纷改易姓名,从语言、饮食、起居、节序、婚丧等方面,无不“强效华风”(46)。因此,大金统治者不得不转而遏制“汉化”倾向。然而,令女真君主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制定的种种政策反而加速了女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融入。
  1.推行女真民族文化教育。女真崛起初期,即抓紧建立自己的民族文化教育。天会元年(1123),选诸路子弟习学女真字,拔其优者送上京,由女真字专家教授,学成后派往各地教授生徒,为女真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逐步建立起京师“六学”的汉、女真两个文化教育体系以及遍各地的女真学校,消弥或缩小了北方同中原的文化差距。而且,后宫亦设“宫教”,召博学老儒为之,以使后妃知书达礼。如显宗孝懿皇后徒单氏,章宗之母,“好《诗》、《书》,尤喜《老》、《庄》,学纯淡清懿,造次必于礼”(47)。贞祐南渡后,诸世袭猛安谋克好文之风日盛。“妻母报嫂”的婚俗犹如隔日黄花,“丁忧庐墓”之制则为越来越多的女真人奉行。至于妇人,“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树立,有烈丈夫之风”(48)。
  2.创立女真策论进士科。天会年间,女真在中原、燕云恢复科举选士,企图以中原、燕云之人治理中原、燕云之地。大定十三年(1173),诏设策论进士科,亦称女真进士科,命猛安谋克子弟赴试,开创了少数民族科举选士的新纪元。女真举子徒单镒(49)、奥屯忠孝(50)、纳兰胡鲁剌(51)、夾谷中孚(52)、完颜素兰(53)、斡勒业德(54)、孛术论长河(55)等等,前后相继,登第夺魁。同时,由于金代科举的发展,其制度渐趋完备而成为历史上较少丑闻的考场,深深吸引了女真、汉、渤海、契丹等各族士人,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社会的文化教育。“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旧与乡里之彦,率由科举之选。父兄之渊源、师友之讲习,义理益明,利禄益轻,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56)一大批经由科举培养的女真及其他民族的人才脱颖而出,或入翰苑掌文词,或任节镇帅军旅,跻身津要,彻底改变了金初“借才异代”的局面。
  3.将汉语经典译成女真文字。大定四年(1164),世宗命设译经所,“颁行女真大小字所译经书,每谋克选二人习之”(57)。凡历代经典文献,包括子部著述、名家文集,几乎无所不译,如《论语》、《孟子》、《史记》等等。章宗时,又“置弘文院”(58),加强译经力量。实际情况是,世宗鉴于熙宗与海陵王相继被臣下所弑,而将儒家的忠孝观念作为调整君臣、宗族和家庭关系的准则。尝言:“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59)章宗遵循祖训,“诏亲军三十五以下,令习《孝经》、《论语》”(60),以驯服女真人的野性,促进社会封建化,巩强大金政权。几位女真贵族关于“仁”的讨论提供了生动例证:
  寝殿小底驼满九住问匡曰:“伯夷、叔齐何如人?”匡曰:“孔子称夷、齐求仁得仁。”九住曰:“汝辈学古,惟前言是信。夷、齐轻去其亲,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仁者固如是乎?”匡曰:“不然,古之贤者行其义也,行其道也。伯夷思成其父之志以去其国,叔齐不苟从父之志亦去其国。武王伐纣,夷、齐叩马而谏。纣死,殷为周,夷、齐不食周粟遂饿而死。正君臣之分,为天下后世虑至远也,非仁人而能若是乎。”是时,世宗如春水,显宗从,二人者马上相语遂后。显宗迟九住至,问曰:“何以后也?”九住以对,显宗叹曰:“不以女真文字译经史,何以知此。主上立女真科举,教以经史,乃能得其渊奥如此哉。”称善者良久,谓九住曰:“《论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汝不知不达,务辩口以难人。由是观之,人之学、不学,岂不相远哉。”(61)
  女真如此大规模地将汉语经典译成本民族文字,而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首创之举,并引发了女真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使儒家学说成为这个北方少数民族普遍接受的文化思想。同时,也强化了大金统治者的正统意识及其对封建正统地位的追求。
  需要说明的是,中原与北方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影响是相互的。如燕云汉人先是遭遇契丹二百年“胡风”熏染,原有习俗已经异化;继之经历女真百余年统治,“胡化”特征愈益突出。乾道五年(大定九年,1169),南宋名士楼钥从使金国,沿途所见,感受颇深。河南故地早已“改变衣装”,或跪或喏,杂用“胡礼”;“语音亦微带燕音”。一过白沟,“男子多露头,妇人多耆婆。把车人云:‘只过白沟,都是北人,人便别也’”(62)“风声气俗顿异,寒暄亦不齐”(63)。白沟亦称拒马河,原是宋、辽分界处。当时,女真人的语言、乐曲、舞蹈以及一些适应环境的生活习俗,正成为时髦,即使不用政令推行,也为中原汉人所接受。这样,女真同汉及其他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社会生活中,彼此的语言障碍消失了,生活习俗接近了,甚至民族心理也趋于一致,从而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与此同时,女真崛起初期即与契丹、渤海、汉族通婚,而这在社会下层是受限制的。后来出于缓和民族矛盾,增加女真人口,转而鼓励那些迁入内地的猛安谋克“与契丹、汉人昏(婚)因(姻),以相固结”(64)。由此导致民族畛域渐趋淡化了。因此,金亡后,那些生活在中原的女真人即被划入“汉人”范围。
  金代艺文的历史局限
  女真崛起后,开创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新局面,无论武功或是文治,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都留下了辉煌篇章。然而,由于女真自身及封建传统观念的种种局限,那一代人所创造的艺文竟备受摧残,以至于所存无几了。
  (一)自身的狭隘民族意识束缚
  女真以落后的生产方式入主中原,不得不听任那里先进的生产方式继续存在,并最终融入那种生产方式所代表的文化。因此,女真人在接受中原优秀文化的同时,也沾染了腐朽没落的东西。如避讳制度,一招一式,学得酷似。金太祖族名阿骨打,汉名完颜旻,其法仅避汉名,讳之尤严,如“误斥其讳”,则“杖背流递”(65)。泰和中,避讳已臻极至,讲究之繁多,规定之严苛,“自此不胜曲避”(66),造成了诸多消极影响。由此可见,女真由部落而跨入封建社会,却无法跳出历史的局限。女真入主中原,以“国人”、“种人”自居,形成或明或暗的民族等级。“有兵权钱谷,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67)汉儿指燕云汉人;中原汉人称“南人”,处境卑微。天会间,选举以词赋为主,优遇燕云汉族士人,而对中原汉族士人却百般歧视,甚至命主文者不予录取。后来,随着金朝与南宋媾和,及南北选举、释褐授官等制度的统一,女真同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缓和了。但是,女真同其他民族之间的不平等问题却不可能消失。世宗强调“天下一家”,一旦涉及民族利益即变得偏狭。例如,世宗为救济女真屯田军户,欲签汉人佃户入军籍,而将其所佃官田分给女真人。宰执唐括安礼谏曰:“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彼此耕种,皆是国人,即日签军,恐妨农作。”世宗斥曰:“卿习汉字,读诗书,姑置此以讲本朝之法。前日宰臣皆女真拜,卿独汉人拜,是邪非邪?所谓一家者,皆一类也,女真、汉人,其实则二。朕即位东京,契丹、汉人皆不往,惟女真人偕来,此可谓一类乎?”(68)世宗治国被誉为“小尧舜”(69),称得上一代明君,而其民族意识竟如此狭隘,不惟缺少“明君”应有的度量,也暴露了自己的小家子气。因此,“偏私族类,疏外汉人”(70),成为那个时代的政治特征之一。
  同时,汉人为维护自身生存,不得不灵活对待沧桑变化。一方面,他们在驱为大金臣民的过程中,固有的民族意识趋于淡化了;另一方面,客观存在的民族矛盾又使彼此之间的隔阖难以消融。贞祐南渡后,大金国力愈益衰败,那种隔阖也愈益深重。汉族及其他民族士人的思想、情感与心理都发生了复杂而微妙的变化,深藏内心的民族血缘关系的种子或因事萌发。金末刘祁有云:
  李丈钦止为余言:“宋制,省曹有检正,皆士大夫,其堂吏主行移文字也。”且问余以宋制与金制孰优?余以为宋制善。钦止曰:“此议与吾合也。”(71)
  这些私下议论反映了女真“分别蕃汉”造成的恶果,导致大金王朝在中原丧失了“多数”民族的支持。因此,蒙古初入中原推行“戊戌选举”,即吸引了金末士人纷纷进入考场,及第者达四千余人。一大批前朝进士竞相出仕新朝,如王鹗、刘肃、敬铉、杨果、王磐、徐世隆、王昶等等。一大批社会名流为避兵祸而涌入南宋境内,如李俊民、杨宏道、王元粹、房皡等等。即使隐居乡里者,也不拒绝在一定层面同蒙古汗王合作,如元好问、李治、段成己等等。而且,那些女真王朝的降叛臣子,除少数为虎作伥者,多未在道德节操层面背负苟且偷生之类的骂名。这些有别于以往朝代更迭时的士庶心态。
  需要强调的是,女真接受中原文化,不可避免地被“汉化”,但是,其自身的狭隘民族意识也不可避免地同“汉化”对立。至金末,女真强行屯田拨地而引发的同汉及其他民族之间的冲突,已达空前尖锐地步。“雠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若营垒,若散居,若侨寓、托宿,群不逞哄起而攻之,寻踪捕影,不遗余力。不三二日,屠戮净尽,无复噍类。至于发掘坟墓,荡弃骸骨,在所悉然”(72)。与此同时,有金一代积累的典章文物,特别是女真字文献,也与王朝的倾覆相伴,几乎毁灭殆尽了。
  (二)沉重的封建传统观念制约。
  女真以“夷虏”入主中原,追求封建正统地位,而“夷虏”不可为正统的传统观念,竟使女真人的追求成为悲剧。自元初诏修辽、宋、金三史,即歧议纷纭。或强调以北宋为正统,辽金为僭窃;或主张以辽金为“北史”,建隆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史”。由于争论不休,三史修纂陷入停顿。至元末,再次诏修三史,各方意见依然莫衷于是。其时大元江山已是风雨飘摇,蒙古当局顾不得士人们的陈词滥言,以丞相脱脱总裁,力排众议,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73)。三史因此得以修成,而歧见远未结束。元末杨维桢《正统辨》云:
  今日之修宋、辽、金三史者,宜莫严于正统与大一统之辨矣……再考金之有国矣,始于完颜氏,实又臣属于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于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将而篡有其国,僭称国号于宋重和之元,相传九主,凡历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议者又以金之平辽克宋,帝有中原,而谓接辽、宋之统,吾又不知其何统也?议者又谓完颜氏世为君长,保其肃慎,至太祖时,南北为敌国,素非君臣,辽祖神册之际,宋祖未生,辽祖比宋前兴五十余年,而宋尝遣使卑辞以告和,结为兄弟,晚年且辽为翁而宋为孙矣。此又其说之曲而陋也。汉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兴于汉、唐之前乎?而汉、唐又与之通和矣。吴、魏之于蜀也,亦一时角立而不相统摄者也。而秉史笔者,必以匈奴、突厥为纪传,而以汉、唐为正统;必以吴、魏为分系,而以蜀汉为正统。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阅万世而不可泯者也……金泰和之议,以靖康为游魂余魄,比之昭烈在蜀,则泰和之议,固知宋有遗统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绝为得统,可乎?好党君子,遂斥绍兴为伪宋。吁!吾不忍道矣。(74)
  这篇著名的论辩充满偏见,反映了元末南方士人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影响了明清两代社会。在杨氏眼里,北方的契丹与女真乃天生“夷虏”,即使接受中原文化洗礼,也不能入列华夏“正统”,从而暴露了那些论辩的狭隘与虚伪,表明封建士大夫超越历史局限的复杂艰巨性。
  元亡后,明人仍耿耿于怀。王洙著《宋史质》而奋力疾呼:以两宋为正统,辽金为僭越;元蒙无论,明承宋祚,等等。明代后期,女真后裔满人从辽东重新崛起,建立“后金”政权。而大明皇帝惑于阴阳家之说,以为大房山金陵王气旺盛所致,遂命摧毁陵墓,挖断地脉,构筑关帝庙,以为“厌胜之术”(75)。然而,这些举措未能延缓朱氏王朝覆亡的命运。满人入关,以“夷虏”居华夏,且与女真渊源相亲,似乎心虚。乾隆以“辽金虽称帝,究属偏安。元虽统一,而主中华才八十年。其对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76),谕曰:“昔杨维桢著《正统辨》,谓正统在宋不在辽、金、元,其说甚当。今《通礼》祀辽、金,黜两晋诸代,使后世疑本朝区南北,非礼意也。”(77)如此等等,以示公正。其实是清帝从女真那里汲取了教训,为笼络广大汉族士人之心而发表那样一通无关紧要的宣言。此后则故作暖昧,既未承认两朝正统地位,也未撤消辽金诸帝祀礼(78)。
  综上所述,宋、辽、金三史在纷争与匆忙中修成,无可避免地留下诸多缺憾。除《宋史》外,辽金二史俱未设“艺文志”,明人修《元史》亦如之。岂辽、金、元三代无“艺文”?这不过是那些秉史笔的封建士大夫的狭隘心理在作祟:北方“夷虏”不应享有创造艺文的地位。因此,自元以降,金代文献“一任散佚”(79),也就不奇怪了。入清后,乾嘉学者纷纷为《金史》补修“艺文”之志,多附之于元,虽为私家著述,却草草从事,谬误百出,令人不能卒读。由此可见,金代艺文之立世,何其艰也!
  但是,有金一代创造的艺文是客观的存在,即使南宋士人也予以认同。真德秀尝云:“金国有天下,典章法度,文物声名,在元魏右。”(80)元人以为不刊之论,谓之“文风振而人才辈出,治具张而纪纲不紊,有国虽余百年,典章文物,至比隆唐宋之盛”(81)。特别是金元易代之际留下的遗产璀粲夺目。蒙古灭金是以异常残酷的方式实现的,社会文明几近摧毁。各族士人不仅面临自身的生存问题,还有如何传承中原文化的问题。于是,“中州元气”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定用语和一部分士人的精神寄托。在金人眼里,中州元气即中原道统文脉。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遗山元好问称有金一代系以“中国百年之元气”(82),他本人也被奉为文宗,“俾学者归仰,识诗文之正而传其命脉,系而不绝”(83)。当时,“中州”已脱离地理范畴而成为一个文化概念。遗山裒辑金代之诗,命以《中州集》。这种称名与女真王朝无关,也不涉及蒙古新贵,避开了令金末士人颇为尴尬的民族归属与国家认同问题而且还将自己置于中原文化正统传人的地位。南宋名儒家铉翁北上,阅《中州集》后,即摈弃了因南北隔阖而产生的偏狭,有云:
  广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生于数十百年后而视数十百年前人物,犹吾生并世之人。片言一善,残编佚诗,搜访惟恐其不能尽,余于是知元子胸怀卓荦,过人远甚。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篱,一家尔汝,视元子之宏度伟识,溟涬下风矣。呜呼!若元子者,可谓天下士矣。(84)
  应当指出的是,遗山先生为保存与宏扬中原文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不仅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撰写了一批当代史籍,整理出一代诗词文献,而且还言传身教,影响了当时文坛涌现的年轻俊秀,如商挺、郝经、王博文、王恽、胡紫遹、魏初、姚燧及白朴、刘因等等。这些金人子弟陆续进入政坛后,如群星般脱颖而出,具体参与了元世祖忽必烈倡导的变革蒙古旧法、建立中原新制的浩大社会工程,为扭转日趋严峻的文化危机不遗余力地鼓而倡之。郝经《再送常山刘道济序》云:“中国之势不振,正大之道不明,礼乐之治不兴,天地一元之气湮沦茫昧、杳然廓然者,岂无所自而然乎?”(85)王恽《西岩赵君文集序》云:“异时有大辞伯出,如王临川、元新兴,纂李唐之英华、续中州之元气、序文章之宗派者,则于是集恐亦有所取焉。”(86)这些人甚至以“中州元气”作为衡量士人品格高下的尺度(87),以“中州气象”作为评判诗作意韵优劣的准绳(88)。
  凡此种种说明,“中州元气”是一代士人自觉宏扬的文化精神,也成为一代文化的魂魄,并化作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思想。因此,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由女真与汉、渤海、契丹等各族士人创造的金代艺文,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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