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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周静轩诗看《三国演义》的版本演变

张志和

  关于《三国演义》的版本问题,笔者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上,发表拙文《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刊本考》,通过具体内容的对勘和考证,提出今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明书林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该书封面仍题写为《三国演义》)比今学界所认定的该书的最早刊本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要早大约20年以上。最近拜读到徐朔方先生的《论〈三国演义〉的成书》(见徐朔方著《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版)一文,徐先生断言“嘉靖本早于其他各本,其他各本都出于嘉靖本”。徐先生列了一些证据,但因为论述不够具体深入,导致结论上的失误。同时,在徐先生文章的后面有一则《附记》,针对拙文提出了几点置疑。我想,对于徐先生所论和对拙文所提出的问题,都有必要认真作出回答。但这又不是一篇小文所能容纳得了的。倒不如对徐先生提出的问题逐一作专门讨论,以见其真相,这要比泛泛的争论,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吧。
  一、周静轩其人及其诗在黄正甫刊本和嘉靖本中的情况
  关于周静轩的诗,最早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是毛宗岗,毛评本《三国志演义》卷首中《凡例》云:“叙述中夹带诗词,本是文章极妙处。而俗本每至“后人有诗曰”,便处处是周静轩先生,而其诗又甚俚鄙可笑。今编悉取唐宋名人之作以实之。与俗本大不同。”
  郑振铎先生在《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一文中也提到了周静轩诗,他说:“周静轩的诗,乃是嘉靖以后所羼入者;在嘉靖本上,什么都有,特别是诗词,与诸本完全相同,独独是没有周静轩的诗。我起初还疑心嘉靖本的编者,也许是一位毛宗岗的同志,他觉得周静轩的诗不大高明,所以把他们刊落了;然而经过仔细考察之后,便知道这一个猜测是不对的。”周静轩的诗究竟嘉靖以后羼入的,还是早于嘉靖本的版本中原有的?我们可以拿黄正甫刊本来同嘉靖本作些比较。同时,还可以通过对周静轩其人身世的考定,来推断《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
  周静轩即明中叶余杭县人周礼,嘉庆十三年(1808)《余杭县志》有他的传记:
  周礼,字德恭,号静轩。生而颖异,十岁能诗文,弱冠补邑弟子员。博极群书,淹贯经史,累科不第,隐居护国山,以著述为业。所著有《通鉴外纪论断》、《朱子纲目折中》、《续编纲目发明》、宏(弘)治中礼部进呈刊行天下;外有《训蒙史喻》、《通鉴笔记》、《秉烛清谈》、《剪灯余话》、《湖海奇闻》、《警心崇说》、《读史诗集》、《北游史稿》等书,皆传于世。性孝友。父母卒,庐于墓左,推己产与兄,盖不独以艺文见重。缙绅名公各有传记、像赞。学者称静轩先生。
  又,明末建阳书坊刻的《增广事类氏族大全》中《皇明人文》卷十八《隐居静轩》亦有他的小传,内容较简略。所不同的是在说他隐居“以著述为事”后,提到“已而援例赐其冠带荣身,自号其居曰‘静轩’”。从上述材料中,可以推想周礼累科不第而后隐居于护国山当在其60岁左右,此后乃作成《续编纲目发明》诸书。到弘治年间礼部将他的几种书“进呈刊行天下”应当是他在60岁以后乃至70岁左右的事了。而“援例”捐资朝廷,得了个“冠带荣身”的名头自然也应当是在他的晚年。他应当是在这一时期为当时写定准备付梓的黄正甫刊本,或某一接近于黄正甫刊本的版本写了这些诗。
  那么,黄正甫刊本或接近于黄正甫刊本的版本在何时称引了周静轩的这些诗呢?我们大体可以推算此书的编定并插入周静轩诗付梓刊刻,应当在弘治年间,即公元1500年前后,当不会晚于1504年,因为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二十一《孔明秋风五丈原》一节中,有明人尹直为诸葛亮所作的赞词。尹直乃明景泰五年(1454)进士,著有《名相赞》一书。嘉靖本所引尹直这首诗,即见该书卷二“丞相武侯诸葛公”条。(这也是嘉靖本非罗贯中原作,而是经后人整理加工过的一个明证。)案《名相赞》一书有尹直弘治甲子(公元1504年)春二月自序,可知该书大约即刻于此年。但黄正甫本《通俗演义三国志传》中并没有尹直的赞词,这也可确证黄正甫本的刊刻当在弘治甲子(1504)以前,实比嘉靖壬午(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刊刻时间早20年以上。周静轩的诗,在黄正甫刊本中引用了63首,嘉靖本中没有“周静轩”之名,他的诗也几乎不见于该本。这显然是嘉靖本的刊刻整理者将其“刊落”了,但其中尚有八首并未被删除,这八首诗分别是:分别是《迁銮舆曹操秉政》中的“血流硭砀白蛇亡”诗、《云长延津诛文丑》中的“誓把功勋建”诗,《关云长挂印封金》中的“月缺不改光”诗,《刘玄德古城聚义》中的“当初手足似瓜分”诗(此诗在黄正甫刊本中原为二首,嘉靖本将其合为一首)。《庞统进献连环计》中的“赤壁鏖兵用火攻”诗(此诗在黄正甫刊本中只有前四句),《玉泉山关公显圣》中的“当年父子镇荆襄”诗,《司马昭弑杀曹髦》中的“司马当年命贾充”诗和《诸葛瞻大战邓艾》中的“后主昏迷汉祚颠”诗。周静轩这八首诗到嘉靖本中全被作为佚名诗而代之以“史官有诗曰”或“诗曰”字样。
  嘉靖本的编者删去周静轩的大多数诗,仅保留的几首诗也都略去姓名,很明显是为了表明此书即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原作,证明蒋大器在该书《序》中所云“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为虚枉。如此看来,可谓用心良苦。
  二、周静轩诗是不是“嘉靖以后羼入者”?
  徐朔方先生在《论〈三国演义〉的成书》一文的《附记》中说:“联辉堂郑本、汤宾尹校正本也引用了周静轩诗,但这八首诗都没有标明它们的作者是周静轩,其中也有整首诗被删去的,当然不会有署名。张文断定这八首诗被嘉靖本引用,而删去作者周静轩之名,为什么不是相反,即这八首诗原是佚名或无名氏作品,被黄正甫刊本加上周静轩的署名?”徐先生的这个说法与郑振铎先生所言“周静轩的诗,乃是嘉靖以后所羼入者”是一个意思。那么,会不会是“相反”呢?
  徐先生目验过联辉堂郑本,这里不必多说。笔者就国家图书馆所藏黄正甫刊本、汤宾尹校正本和嘉靖壬午本中周静轩诗的使用情况作了详尽的统计和对勘,统计的结果是:黄正甫刊本中有周静轩诗63首;汤宾尹校正本中有周静轩诗43首,黄正甫刊本中有5首标明为周静轩所作的诗,汤本删去了周静轩之名。这五首分别是,《杨奉董承双救驾》中的“血流芒砀白蛇亡”诗,汤本改为“后贤有诗为证”;《云长延津诛文丑》中的“誓把功勋建”诗,汤本改为“后人有诗赞曰”;《云长封金挂印》中的“月缺不改光”诗,汤本改为“后人有诗曰”;《庞德智进连环计》中的“赤壁鏖兵用火攻”绝句,汤本改为“有诗为证”,并在第一句后插入“运筹决策尽皆同。阚生纳款欺曹操,黄盖停舟待祝融。千里舳舻沉水底”四句,且将周静轩原诗之第二句“一江波浪起烟中”改为“一江烟浪起波中”,接于上述四句之下,合为一律;《关云长大战徐晃》中的“陆逊青年未有名”诗,汤本改为“诗曰”。黄正甫刊本中另有若干首周静轩诗,汤本中均无。汤本中的周静轩诗不如黄正甫刊本多,且有部分周静轩诗被保存下来却删去其名,大概是因为汤宾尹校正的结果。这个汤宾尹大概同毛宗岗一样,认为周静轩的有些诗“俚鄙可笑”,加上周静轩其人又不是什么权威,所以就这么随意删改了。其他各本中周静轩的诗或多或少,互有出入,大概都是这个原因。
  从嘉靖壬午本看,保留周静轩诗共八首,皆删去周静轩之名,其中有五首,汤本亦删去其姓名,另二首为汤本中所无,即《玉泉山关公显圣》中的“当年父子镇荆襄”诗和《司马昭南阙弑曹髦》中的“司马当年命贾充”诗。另外,黄正甫刊本《刘玄德古城聚义》一节中有“静轩诗曰”,这两首诗在嘉靖本中也删去了周静轩之名,而改为“有诗曰”。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汤本中仅保留了前一首,而嘉靖本中却将二诗合并为一诗,这就露出嘉靖本袭用黄正甫刊本中的周静轩诗而删去周静轩之名的马脚来了。从黄正甫刊本中该处所引周静轩的两首绝句来看,前一首写刘、关、张离散后又重逢,后一首乃是歌颂赵云择主而事追随刘备的。两诗立意不同,各自独立成篇。嘉靖本中将其合为一诗,就出现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诗的第五、六两句的意思同前四句重复;二是前四句的韵脚与后四句不一致;三是在平仄对仗方面不合律诗要求。在黄正甫刊本中,这两首诗摆在这个位置合情合理。到了嘉靖本中,两首合为一诗,有明显的拼凑痕迹,如果说嘉靖本中的这首诗是原作,那么,决不会是这个样子。两相对照,结论只能是黄正甫刊本在前,嘉靖本袭用了其中的八首周静轩诗,却删去周静轩之名,而决不会是相反,也就是说周静轩的诗不可能是在嘉靖以后羼入进去,这八首诗也不会原本是佚名或无名氏作品被黄正甫刊本加上周静轩的署名。
  三、删去《论》《赞》《评》以腾出空白引录周静轩诗的说法讲不通
  徐先生的文章中用联辉堂郑本同嘉靖本作比较,发现郑本中采用周静轩诗70首,而嘉靖本不采用,因此猜测说:“有可能郑本删去转引《详节》(指宋人吕祖谦的《十七史详节》)的《后汉书》、《三国志》的《论》、《赞》、《评》是为了腾出空白以引录周静轩诗,既足以表明自己独具一格,吸引读者,又不至于增加篇幅,提高成本。”徐先生的这一猜测是建立在“嘉靖本早于其他各本,其他各本都出于嘉靖本”这个观点之上的。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联辉堂郑本刊行于明万历乙巳年(万历三十三年),与嘉靖壬午(元年)本相比,时间显然要晚很多。即使在志传本系统的各本中,郑本也是较晚出现的。事实是,在志传本系统各本中都引有周静轩诗(引用数量略有出入),所以说,徐先生说郑本删去那些《论》、《赞》、《评》是为了腾出空白以引周静轩诗的说法是不妥当的。
  上面已经说到,郑本是个较晚出现的并不具有代表性的本子。据笔者考证,黄正甫刊本乃是志传本系统中现存最早的刊本,也应当是现存明代所有《三国演义》版本中幸存下来的最早刊本。现在,我们单就书中插入诗词的情况用这个黄正甫刊本与嘉靖本作些对勘,来验证一下徐先生的猜测是否正确。通检二书,黄正甫刊本中除有个别残页、缺页中可能有引诗无法计算外,现存诗词241首,其中含周静轩诗63首;嘉靖本中现存诗词305首,其中有127首不见于黄正甫刊本,这127首中有55首是周静轩的诗,此外的72首中有23首标为唐宋名家如陈子昂、杜工部(杜甫)、杜牧、司马温公(司马光)、苏东坡(苏轼)、胡曾、曾子固(曾巩)等人的诗或题为“宋贤有诗曰”,其余49首不标作者姓名。黄正甫刊本中另有12首诗不见于嘉靖本,两书共有的诗174首(个别诗在文字上有出入)。
  根据这一调查,再来作些分析。如果按徐先生的说法,“嘉靖本早于其他各本,其他各本都出于嘉靖本”。黄正甫刊本自然也是出于嘉靖本,它也要删去嘉靖本中的那些《论》、《赞》、《评》以“腾出空白”来引用周静轩的诗。那么,黄正甫刊本为什么还要删去嘉靖本中的另外72首诗呢?况且这72首诗中有23首唐宋名家的诗作,难道这些作品还不如周静轩的诗更具有艺术性、更有影响、更有利于提高该书的声价?这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反过来看,即黄正甫刊本先于嘉靖本出现,嘉靖本是依据黄正甫刊本或某一个接近于黄正甫刊本的版本作了增删加工,那么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黄正甫刊本最初写定时插入诗241首,其中包括生活于明成化、弘治时期的周静轩诗63首,该本的整理写定者没有想到要为该书标上一个作者的名字,更没有想到要标上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名字,所以,他引用明中叶人周静轩的诗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嘉靖本的刊行者因为要为该书贴上“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标签,即把元末明初人罗贯中定为该书的作者,那么,明中叶人周静轩的名字和他的诗自然是不应该在书中出现的。于是,周静轩的名字就被统统删去了。他的63首诗本也要全部删去的,但其中有8首实在舍不得删,于是把诗保留下来,却把周静轩的名字全部改为无名氏。这样一删一改,标为元人罗贯中的原作,就没有什么破绽了。另一方面,因为嘉靖本的整理者或认为象黄正甫刊本这样的早期刊本,行文粗糙,且有些叙述太离谱(不符合历史事实),于是又动手对其作全面的整理加工,参照《十七史详节》中的《三国志》、《后汉书》等订正了文字,增入一些人物的《论》、《赞》、《评》,同时也增入一些唐宋名家咏三国人物故事的诗词和一些自作诗词插入其中,于是才有了黄正甫刊本中所没有的那72首诗。
  综上所述,由周静轩及其诗作的引用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要早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而出现,嘉靖本不可能是最早刻本。
  

原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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