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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一个文本的复杂身世与多重面相

陈文新

  
  作为中国古代一部极为重要的作品,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上承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和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以下简称《董西厢》),下启明清以后爱情题材的小说、戏曲,其重要性不同寻常。在明清时期的大量中篇传奇小说和“世情书”中,《西厢记》被奉为“淫书”宝典;《红楼梦》则以《西厢记》为爱情经典,并借助于《西厢记》来塑造宝黛的形象。一部作品的经历如此复杂,面相如此丰富,不仅表明《西厢记》内涵的多重性,也提示我们充分关注读者的影响力。一部经典的形成,作者的贡献当然不容忽略,读者的参与也是极其重要的。
  
  一、崔莺莺的表面身份与实际身份:从《莺莺传》到《董西厢》
  《西厢记》故事的源头是唐代诗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
  唐人传奇是在唐德宗到唐宪宗年间发展到鼎盛阶段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爱情题材的作品骤然勃兴。清代学者章学诚在谈到唐人传奇时说:“大抵情钟男女,不外离合悲欢,红拂辞杨,绣襦报郑,韩李缘通落叶,崔张情导琴心,以及明珠生还,小玉死报。凡如此类,或附会疑似,或竟托子虚,虽情态万殊,而大致略似。”①这类“风流”故事让当时的一大批文人如痴如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了整个社会“崇尚文辞、矜诩风流”的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进士阶层自身的好尚相关,他们“重词赋而不重经学,尚才华而不尚礼法,以故唐代进士科,为浮薄放荡之途所归聚,与倡伎文学殊有关联”②。迷恋“风流”,沉酣于红香翠软之中,不期而然就多了几分浪漫色彩与豪迈气度,为人为文,都追求一种潇洒热烈的境界。沈既济《任氏传》、许尧佐《柳氏传》、元稹《莺莺传》、白行简《李娃传》、陈鸿《长恨歌传》、蒋防《霍小玉传》、沈亚之《湘中怨解》、李朝威《柳毅传》、佚名《韦安道》以及《玄怪录?崔书生》等,均为有声有色的爱情名篇。
  元稹的《莺莺传》旨在写一种婚姻之外的两性交往。传奇中的张生被定格为“多春思”的“风流才子”,他追求的是“物之尤者”,是不同寻常的美色,因此长到二十三岁,还从来没有对青年女性动过心。莺莺的美丽使他“惊”,使他“惑”,使他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初恋。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红娘劝张生“因其德而求娶”,他等不及,说是倘若“三数月间”不能与莺莺结合,他就会因缠绵的相思而死去。他选择了“非礼”的途径来获得莺莺。正是这一选择,使张生与莺莺的恋爱成为韵事而不是婚姻的过渡或附属。
  从表面上看,《莺莺传》赋予莺莺的是名门闺秀的身份:一个上流社会的少女。传奇由此出发,着力写她举止端庄,沉默寡言的大家风范。初见张生,“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③,矜持得近乎傲慢。她的丫环也告诉张生:“崔(莺莺)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所以,当她内心已爱上张生,还用“待月西厢下”的诗简约张生私会,而张生如约来到西厢时,她并没有顺着感情的引导当即投入张生的怀抱。理智提醒她,这有失名门闺秀的身份。在理智的指导下,她显得比平时更为庄重。她随即把张生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还叫他死了企图通过“非礼”手段获得自己的用心。义正词严,用大帽子压人,其实是她自己怕有失身份。
  但《莺莺传》中的莺莺最终并没有做到“以礼定情”。如红娘所说,莺莺感情太丰富了,“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由于这样一种性格,她很容易被张生的“喻情诗”所打动。就在“赖简”后没几天,她终于克制不住对张生的爱慕而与他私下结合了,“曩时端庄,不复同矣”。至此,一桩韵事大功告成。
  婚前的私下结合,使崔莺莺的真实身份在后世读者那里引起了不少猜测,或者说,后世对她的大家闺秀的身份产生了怀疑。近代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从《莺莺传》的别名《会真记》入手,经过对“会真”之意的考察,认定莺莺的真实身份实为“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甚至是青楼女子④。《莺莺传》中的莺莺是否就是青楼女子,读者没有必要寻求确切的答案。但有个事实不容忽略,即:金代董解元采用《莺莺传》的题材作《西厢记》诸宫调,尽管表面上仍称莺莺为大家闺秀,但骨子里是把她作为青楼女子看待的,或者说,董解元心目中的莺莺实为青楼女子。董解元在给他的作品定位时,强调了两点:一,董解元本人是一个活跃于秦楼楚馆的才子;二,《董西厢》所设定的听众、观众或读者首先是“浪儿”,即流连于秦楼楚馆的狎客。“才子”为“浪儿”写作,他们共同的兴奋点是秦楼楚馆,是“倚翠偷期”,是“旖旎风流”。由此可见,董解元可能已把《莺莺传》中的莺莺视为青楼女子,《董西厢》只是这一思路的延续。
  既然莺莺实际上被定位为青楼女子,《董西厢》在写张生与她的交往时,便将张生写成无所顾忌也不需要顾忌的“狂生”。莺莺初见张生,“羞婉而入”,张生见了,“胆狂心醉”,“便胡作”,“手撩衣袂,大踏步走至根前,欲推户”。如果莺莺是大家闺秀,这方式就显然不合适。一天晚上,张生听见莺莺在窗外叹气,“火急推开门月下觑,见莺莺独自,明月窗前,走来根底,抱定款惜轻怜”。(卷四)虽然最后弄清是错抱了红娘,但假定是莺莺,张生也绝不会畏缩。在这样一种视莺莺为妓女的视角中,《董西厢》写张生与莺莺的结合,着意渲染,不乏色情意味。
  二、《西厢记》在明清两代长期被视为“淫书”宝典
  在明代中篇传奇小说中,王实甫《西厢记》一向被视为诲淫的读物,崔莺莺也一向被视为淫奔之女,“佳人”往往是“淫奔之女”的另一称呼。李昌祺的《贾云华还魂记》是明代现存的第一部中篇传奇小说。写元朝延祐年间,贾云华(名娉娉)之母与魏鹏(字寓言)之母有指腹为婚的约定。魏鹏成年后去拜见贾母,想与贾云华履行婚约,但贾母却让他们两人结为兄妹,想要悔婚,贾云华遂与魏鹏私下成亲。后来魏鹏因为母亲病逝回到家里,贾云华思念魏鹏郁郁而死。但最终借尸还魂,嫁给了魏鹏,两人白头偕老。
  小说中,贾云华的侍婢福福在得知贾云华已经私下和魏鹏成亲之后,批评她说:“小姐禀赋温柔,幽闲贞静……行配高门,岂无佳婿!顾乃逾墙钻穴,轻弃此身,恋恋魏生,甘心委质,流而为崔莺莺、王娇娜(娘)淫奔之女,以辱祖宗。……诚所谓既不能以礼自处,又不能以礼处人……。”⑤称崔莺莺为“淫奔之女”,同时又称仿效莺莺的贾云华为“佳人”,很明显,在这里“佳人”与“淫奔之女”所指的对象是同一的,只是在表达上褒贬色彩不同而已。
  《钟情丽集》是明代成化年间玉峰主人所作的一部中篇传奇小说,写琼州书生辜辂和他的祖姑表妹黎瑜娘先私下成亲后明媒正娶的故事。“才子”辜辂勾引“佳人”黎瑜娘是小说的核心情节,而他用来引诱“佳人”的媒介之一就是《西厢记》。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辜辂与瑜娘一起谈天。瑜娘说:“妾尝读《莺莺传》、《娇红记》,未尝不掩卷叹息。但自恨无娇、莺之姿色,又不遇张、申之才貌。见兄之后,密察其气概文才,固无减于张、申,第恨孱弱鄙陋,无二女之才也。”辜辂则说道:“卿知其一,未知其二。且当时莺莺有自送佳期之美,娇红有血渍其衣之验。思惟今夜之遇,固不异于当时也。而卿之见拒,何耶?抑亦以愚陋之迹,不足以当清雅之意耳。将欲深藏固蔽,以待善价之沽耶?”⑥
  所谓“莺莺有自送佳期之美”,“娇红有血渍期衣之验”,就是指崔莺莺和娇红都是主动的投怀送抱,与张生和申生“谐鱼水之欢”。辜辂强调这一事实,目的是说服瑜娘同自己“共效于飞”。“才子”眼中的《西厢记》,可以用来勾引未婚女子(“佳人”),不知当初王实甫在写《西厢记》时可曾料到?
  在另一部中篇传奇小说《寻芳雅集》中,《西厢记》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小说记叙的是元末浙江人吴廷章(号寻芳主人)与王娇鸾、王娇凤姊妹的遇合故事。一天吴廷章来到王娇凤的闺房,看到桌上有一本《烈女传》,就指着说道:这本书比不上《西厢》让人喜欢。王娇凤起初并不这样认为,在她看来,《西厢记》只不过是淫词艳曲罢了。吴生接着问道:《娇红传》(元代宋梅洞写的一部中篇传奇小说,也是讲才子佳人的故事)怎么样?王娇凤就对《西厢记》和《娇红记》提出批评:这两本书会让人的心术变坏,而且莺莺、娇红两个人的人品,长期以来都不为人们所称道,就更不用提羡慕她们了。吴生反驳她说:莺莺的才名,脍炙人口;娇红的节义,至今凛然。他们开始的时候都是因为情而相遇,之后又遇到了很多的挫折,最终都能“以义终其身”,是女中豪杰,并认为她们比王昭君、卓文君、西施等人在人品上都要高上许多。一席话说得王娇凤“语塞”。
  吴廷章赞扬崔莺莺“以义终其身”,事实上只是门面话;他真正的兴趣,是提醒王娇凤应该仿效崔莺莺“密约偷期”。王娇凤“语塞”则表明她已经心有所动,这以后王娇凤果然就和吴生私下结合了。《西厢记》竟然成了促成二人苟合的“催化剂”。
  在另一篇中篇传奇小说《刘生觅莲记》中,《西厢记》同样被看作是实现偷情的媒介。其中“佳人”孙碧莲与丫环素梅围绕《西厢记》的对话值得留意:
  莲笑曰:“女欲以碧桃绛桃、三春三红之事待我,如伤风败俗诸话本乎?”梅曰:“此事恐非儿女子所可自行。刘君前程万里,非近到之器。就之,恐玷彼清德;绝之,恐丧彼性命。差毫厘而谬千里,其端在此。勿谓素梅今日而言也。”……復谓梅曰:“自思天下有淫妇人,故天下无贞男子。瑜娘之遇辜生,吾不为也。崔莺之遇张生,吾不敢也。娇娘之遇申生,吾不顾(愿)也。伍娘之遇陈生,吾不屑也。倘达士重情,俯遂幽志,吾当百计善筹,惟图成好相识,以为佳配;决不作恶姻缘,以遗话靶。吾度刘君之意无不可,草草之事不难为,而所以不敢轻举妄行者,盖长虑却顾耳。然刘君之用情于我者,专矣。日月丸跳,如隙驹壑蛇,深欲息意不思春,恐报刘君之日短也。”……良久,莲笑谓梅曰:“汝年纪长矣,名桂红不谐,私呼汝为红娘,可乎?”桂红笑曰:“莲娘欲作崔,使刘君为张乎?今外无高墙,内无夫人,旁无和尚,邻无吠犬,以培桂、迎春为普救、西厢,何不可?而顾时时清白,刻刻崖岸,则向所云‘不敢’者,真也?伪也?诚也?假也?”莲面有惭色,徐曰:“吾欲尊汝故尔,谁为汝演《西厢记》也?”梅曰:“以桂红呼红娘为尊,莫若呼素梅为媒婆之为尊也。”⑦
  孙碧莲与丫环素梅之间的谈话,焦点是:孙碧莲想效法崔莺莺主动到才子刘一春的卧室欢会,却又心存顾虑,因此她说“崔莺之遇张生,吾不敢也”。但同时又不愿放弃这一念头,就提示丫环素梅,希望她扮演红娘的角色,在她和刘一春之间穿针引线,演一幕活《西厢记》。从这个例子读者可以看出,《西厢记》在所谓“才子佳人”的生活中,起了明显的鼓励“佳人”密约偷期的作用。
  以上说的是明代中篇传奇小说中的情况。在清代,即便是在《红楼梦》之后,《西厢记》仍被视为诲淫的教材。《蜃楼志》第三回《温馨姐红颜叹命苏笑官黑夜寻芳》有这样一段话:“素馨自幼识字,笑官将这些淫词艳曲来打动他,不但《西厢记》一部,还有《娇红传》、《灯月缘》、《趣史》、《快史》等类。素馨视为至宝,无人处独自观玩……。”⑧浮浪子弟用《西厢记》等来勾引女性,并且将它与《浓情快史》、《灯月缘》这些艳情小说并列,他们眼中的《西厢记》同样也只是一部淫书。
  无独有偶,在夏敬渠的《野叟曝言》中也有以《西厢记》引诱女子的情节。第31回:
  (璇姑)料想今夜断无他故,因把四嫂送来之书,展开一看,是一部《会真记》,一部《娇红传》,一部《好逑传》,板清纸白,前首绣像,十分工致。约略翻阅,却已得其大概……⑨
  李四嫂为连城公子送书给璇姑,目的同样是想借淫书打动芳心;所谓《会真记》,应当是指《西厢记》——《红楼梦》中也曾将《西厢记》称作《会真记》。
  可以说,《西厢记》在明清两代被视为“黄色读物”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无论是在小说家那里,还是在卫道士那里,都是如此。其中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无疑使这部优秀的爱情作品蒙受了“不白之冤”,这种状况甚至在整个清代都没有得到改变。
  三、宝黛眼中的《西厢记》:一部描写感情生活的经典
  在《红楼梦》这部伟大的小说中,《西厢记》不再被视为淫秽读物,曹雪芹以超越常人的眼光,赋予了它崭新的面貌。贾宝玉、林黛玉眼中的《西厢记》,与明代中篇传奇小说“才子佳人”眼中的《西厢记》,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格调。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第一次写到宝玉读《西厢记》,关注点与前代的“才子”们迥然不同。小说写宝玉看《西厢记》的地点是沁芳闸桥边的桃花树下,而且正是桃花盛开的时候;与之相对应,宝玉所关注的是“落红成阵”的意象。当这个书中的意象呈现在宝玉眼前时,大自然也以“落红成阵”的意象与之呼应。为了进一步突出这个意象,小说不仅强调宝玉因为怕桃花被人践踏,而将花瓣“抖在池内”,让“那花瓣儿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的细节,还设计了黛玉葬花的场景。
  明代中篇传奇小说聚焦于《西厢记》的“密约偷期”,将这部剧本当做好色之徒勾引女子的淫媒;《红楼梦》则聚焦于《西厢记》的意象,将它与青春凋谢的悲剧联系在一起。宝、黛的眼光,是一种读诗的眼光,也就是他们自己所说的读“文章”的眼光。所谓“真是好文章”,所谓“词句警人”,都表示意象的魅力超过了人物、情节的魅力。
  以读诗的眼光读《西厢记》,就《红楼梦》而言,效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小说提高了《西厢记》的品位,使它不再被视为诲淫的读物;另一方面,小说通过这一变换将林黛玉与明代中篇传奇小说中的“佳人”区别开来:中篇传奇小说中的“佳人”其实只是荡妇淫娃,而林黛玉则是《红楼梦》所塑造的一位“质本洁来还洁去”,以诗词为心的爱情女主角。《红楼梦》刻意将浮浪子弟和荡妇淫娃的“经典读物”《西厢记》纳入大观园中,这是极富匠心的一笔。熟悉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的读者,一定会惊讶于曹雪芹的胆识与才力:没有胆识,岂敢让林黛玉读《西厢记》?没有才力,岂能重塑《西厢记》的面目,将这部被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玷污的作品拯救出来?敢于让林黛玉读《西厢记》,并成功地让她读出诗意和青春短暂、繁华不再的悲剧主题,足以见出曹雪芹的卓越!
  那么,《红楼梦》是否完全不关心《西厢记》的“密约偷期”呢?当然也不是。而正是在这极易与明代中篇传奇小说混为一谈之处,我们发现了曹雪芹超常的睿智与才情。
  第二十六回,“潇湘馆春困发幽情”:宝玉信步走入,只见湘帘垂地,悄无人声。走至窗前,觉得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宝玉将脸贴在纱窗上看时,耳内忽听得细细的长叹一声,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宝玉听了,不觉心内痒将起来。再看时,只见黛玉在床上伸懒腰。宝玉在窗外笑道:“为什么‘每日家情思睡昏昏’的?”⑩一面说,一面掀帘子进来了。黛玉自觉忘情,不觉红了脸,拿袖子遮了脸,翻身向里装睡着了。
  “每日家情思睡昏昏”是《西厢记》中崔莺莺的一句唱词。“昨宵个锦囊佳制明勾引,今日个玉堂人物难亲近。这些时睡又不安,坐又不宁,我欲待登临又不快,闲行又闷,每日价情思睡昏昏。”莺莺对张生的“勾引”心存畏惧而又恋恋不舍,为情思所困,因而每日里昏昏沉沉。黛玉无意中叹出这一句,表明她对宝玉思念不已;宝玉听出了这层意思,“不觉心内痒将起来”;黛玉则因内心的秘密被人窥见而“红了脸”,感到害羞。情节的发展没有到此为止。宝玉听出黛玉对自己有意,便得寸进尺,作进一步的试探。
  二人正说话,只见紫鹃进来……宝玉笑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黛玉登时急了,撂下脸来说道:“你说什么?”宝玉说道:“我何尝说什么?”黛玉便哭道:“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账书,也拿我取笑儿。我成了替爷们解闷儿的了。”一面说,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宝玉心下慌了,忙赶上来说:“好妹妹,我一时该死,你好歹别告诉去!我再敢说这些话,嘴上就长个疔,烂了舌头。”(11)
  “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是《西厢记》中张生的唱词,“你”指红娘,“多情小姐”指崔莺莺。宝玉以张生自比,以紫鹃比红娘,也就是把黛玉比做莺莺。宝玉的这个意思,黛玉是愿意接受的;她不能接受的是宝玉表达的方式。一个大家闺秀,不能随便让一个异性开玩笑,尤其不能让一个异性用轻佻的口吻称之为配偶。所谓明媒正娶,即旨在以仪式的庄重性提高女性的身分和婚姻的严肃性。宝玉自以为是地表示要与黛玉“同鸳帐”,黛玉哪能容忍这种油腔滑调。她说宝玉“看了混账书”拿她“解闷”,说实话,并没有冤枉宝玉。她作出要告状的姿态,宝玉当然害怕,只得发誓再不敢说“这些话”。
  第四十九回宝玉引用《西厢记》的唱词,也是一次成功的戏拟或典故化用。
  宝玉因为纳闷黛玉和宝钗之间以同胞姐妹共处的关系变化,就借用《西厢记》红娘的一句唱词来询问黛玉,宝玉笑道:“那‘闹简’上有一句说的最好,‘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这五个字不过是现成的典,难为他‘是几时’三个虚字,问的有趣。——是几时接了?你说说我听听。”(12)宝玉在听了黛玉的解释后,才知道其中原委;并且用《西厢记》中的另一句唱词“小孩儿家口没遮拦”,取笑黛玉说错酒令的事。
  《西厢记》中的红娘热心促成张生和莺莺结合,莺莺在红娘面前却假装拒绝张生。后来红娘才得知莺莺已私下答应了张生的约会,自己反被瞒过,所以惊讶而带嘲讽之意地问道:“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宝玉原来也有意调和黛玉宝钗的矛盾,现在却突然发现他们已如此要好,自己被蒙在鼓中的情形恰和红娘相似,所以借红娘这句唱词来问黛玉。
  在明代中篇传奇小说中,《西厢记》被处理为勾引之媒,《红楼梦》第二十三、二十六两回,写宝玉借《西厢记》词句表示他与黛玉的关系类似于张生与莺莺的关系,隐然有模仿艳情小说的意味,但事实上只是戏仿。《红楼梦》和艳情小说完全不同。当宝玉借《西厢记》词句来问钗、黛矛盾何时化解时,《西厢记》已经被作为一种文化经典来看待。
  不仅如此,第五十一回又进一步讨论到如何看待《西厢记》的问题。“薛小妹新编怀古诗”,共十首绝句,其中《赤壁怀古》、《交趾怀古》、《钟山怀古》、《淮阳怀古》、《广陵怀古》、《桃叶渡怀古》、《青冢怀古》、《马嵬怀古》“都是史鉴上有据的”,《浦东寺怀古》咏《西厢记》,《梅花观怀古》咏《牡丹亭》,则是无史鉴依据的,于是引起宝钗和黛玉等人之间的一场关于《西厢记》、《牡丹亭》的争论。
  宝钗主张将最后两首删去另作,言外之意是:《西厢记》《牡丹亭》属于“杂书”,以“杂书”所载为诗的题材,那是不得体的。李纨、黛玉、探春的意思是,《西厢记》、《牡丹亭》虽是“杂书”,但宝琴“并不是看了《西厢记》、《牡丹亭》的词曲”才知道相关事件的,实在是因为相关事件已成为“人人皆知皆说”的“俗话”,“三岁的孩子也知道”(13),不必忌讳。这里,李纨划出了一条是非界限:如果读《西厢记》、《牡丹亭》的原著,那是不对的;如果从间接渠道知道红娘、张生、莺莺等人物、情节,未尝不可。李纨的这一见解,不妨说是《红楼梦》作者的见解。
  《红楼梦》在这里提示了一种阅读《西厢记》的可能性:“杂书”不能原原本本地去读,但不妨间接了解其内容,演唱其中的片断也是可以的。所以,即使是贾母,也曾提议“芳官唱一出‘寻梦’”,“又叫葵官:唱一出‘惠明下书’”(14),《寻梦》是《牡丹亭》中的一出,《惠明下书》是《西厢记》的一折;李纨是荣国府中备受尊敬的节妇,也不反对宝琴咏《浦东寺怀古》、《梅花观怀古》。
  《红楼梦》的高明之处在于:小说尽管不满意《西厢记》轻佻的格调,却并不声色俱厉地加以指斥,而是采用戏拟、反仿的方式,消解了被明代传奇小说视为“淫书”的《西厢记》,化解其庸俗的一面,并提醒读者留意作品值得留意的部分,将《西厢记》、《牡丹亭》转化为感慨青春短暂、人生无常的诗,从而确立了塑造林黛玉形象的基调,提高了阅读《西厢记》的品格。这一事实提示我们,读者的高下也会影响作品的品位,一个杰出的读者,其重要性可与作者相提并论。《红楼梦》展现出了《西厢记》的美好面相并将这一面相定格在读者的心中,仅此一点,就足以见出其伟大。
  注释:
  ①[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0—561页。
  ②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6页。
  ③[元]王实甫:《西厢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9页。
  ④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07页。
  ⑤[明]王世贞编、孙葆真等校点:《艳异编》,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07页。
  ⑥[明]无名氏:《万锦情林》,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⑦[明]吴敬所:《国色天香》,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版,第37—38页。
  ⑧[清]庾岭劳人:《蜃楼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⑨[清]夏敬渠著,湘白校点:《野叟曝言》,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244页。
  ⑩[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307页。
  (11)[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308页。
  (12)[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610页。
  (13)[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634页。
  (14)[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687页。
  

原载:《长江学术》201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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