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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中墨选活动的商品经济因素

顾冠华

  
  墨选编书活动是《儒林外史》表现那些科场失意的文人墨客生活的重要内容。作者通过此,意在揭示当时社会受科举钳制的深重,嘲讽、鞭挞众多追名逐利的文人名士的庸碌和庸俗,哀叹世风日下。然而,我们今天读来,却可从这大量的为科举应试服务的墨选活动描写中窥察到清代前期资本主义的萌芽,窥察到孕育在封建社会母体中的商品经济因素,从而也能进一步认识《儒林外史》的客观意义和价值。
  (一)墨选编书活动具有鲜明的商品性和雇佣性
  吴敬梓笔下的墨选者们既是一班文人墨客,又是一批出卖劳动力的雇工;其劳动力商品的物化形式便是编选评点出的一本本墨卷书稿。他们的雇主主要是东南沿海一带众多的书坊,如杭州的文瀚楼、嘉兴的文海楼等。第14回描写杭州城隍庙附近“一条小街”上,竟“有几个簇新的书店”,足见当时书坊出版行业的兴旺。这些书坊是集编选、出版、印刷、发售为一体的经营性书坊。它们与官刻、私刻之书最大的区别便是营利性发售——使其产品进入流通领域而成为商品,进而使整个墨选、出版活动都具有了商品性质,成为文瀚楼坊主和墨选者季恬逸等人堂而皇之所称的“生意”(第18回、28回)。
  书坊坊主与墨选编书者之间的关系是资本占有者与被雇佣者的关系。书中主要从事墨选营生的人物马二先生对人说:“我原在杭州选书,因这文海楼请我来选这一部书”;“在此选书,东家包我几个月,有几两银子束修”(第14回)。与马二先生同操此业的文士甚多,他们构成了一支人数可观的职业队伍。为了生计,这些墨客经常奔波流动于各城市之间,接受雇佣或寻找各种编书挣钱的机会。第28回中,带着二三百两银子到南京来找人合伙选书的盱眙人诸葛天申向季恬逸打听“可有选文章的名士”时,季恬逸道:“多的很!卫体善、随岑庵、马纯上、蘧夫、匡超人,我都认的;还有前日同我在这里的季苇萧。这都是大名。你要哪一个?”他马上在大街随便“捉”来了正“押着一担行李进城”的安庆墨选家萧金铉,为之“作成”了“一桩大生意”。季恬逸于中扮演了掮客的角色。
  需要指出,诸葛天申等人的墨选之事与墨选者受雇于书坊的性质不完全相同,他们之间不是雇佣关系,而是合资(合伙)关系:诸葛天申投入物质资本,而季、萧二人投入劳力资本。后者同样直接介入、参与书籍的经营,与前者分成获利;前者亦可得到部分著作权——在封面上署名于墨选家之后。墨选者们进行这种形式的合资,常比纯粹受雇于书坊获得的利益要多。例如马二先生对希图在他的选本上妄站封面的蘧公孙道:“小弟一不肯自己坏了名,自认做趋利——假若把你先生写在第二名,那些世俗人就疑惑刻资出自先生,小弟岂不是个利徒了?”(第13回)可见合资的墨选形式,可使墨选者获利更大。
  这些书坊和墨选者们面对着一个庞大的需求市场,这便是许许多多嗷嗷待哺的科举士子。他们为了实现金榜题名的梦想,迫切需要各种与科考有关的八股文的学习、参考资料,尤其是经过评点的历科试卷。正是这种大量的、畸形的市场需求刺激了书坊、墨选行当的发展。匡超人一人在五六年中即编选了95本此类书稿,他向人炫耀道:“弟选的文章,每回一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还有个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翻过三副板。”(第20回)
  (二)书坊出版者具有较强的商品意识
  书坊坊主为了获得更大利润,常努力扩大商品宣传,尽量招徕顾客,拓展市场;同时注意把握最有利的销售时机,将产品(书籍)迅速及时投入市场。书中数处都写到书店门前贴着书目广告式的“报单”、“报贴”的细节。如杭州城隍庙小街上的书店就“贴着报单,上写‘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科程墨持运》于此发卖’”(第14回)。嘉兴文海楼书店用“整红纸的报帖”预告新书,而且广泛征求历科考卷(第13回)。坊主还极为注重流通过程中的时间效益。马二先生在嘉兴选完墨卷后即去杭州,刚到杭州,他便发现其所选墨卷已出现在那里的书店里。这种将产品迅速面市的速度令人咋舌!而一旦出现有利的发售时机,坊主与墨选者便牢牢把握住,千方百计及时将书籍投放市场。例如,第18回中,文瀚楼坊主对匡超人说:“目今我和一个朋友合本,要刻一部考卷卖,要费先生的心替我批一批,又要批的好,又要批的快。合共三百多篇文章,不知多少日子就可批出来?我如今扣着日子,好发与山东、河南客人带去卖。若出的迟,山东、河南客人起了身,就误了一觉睡(即一次发售机会)……不知先生可赶的来?”匡超人心领神会,夜以继日拚命赶批,结果仅用六天就得以完成,终使书籍考卷及时刊印发售。事实上,坊主和匡超人虽不会说出“时间就是金钱”的话语来,但其行动充分说明他们是深谙这条“生意经”的。
  (三)墨选者受市场制约,颇为重视选本的市场适销性
  选本的市场适销与否是墨选者们评判选本质量、价值的重要标准和努力追求的目标。匡超人说:“选本总以行(即行销)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第20回)其他受雇于书坊的墨选者虽然不乏“迂夫子”,但亦非完全坐于书斋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编圣贤书”的腐儒,而是经常关注着书市的行情,关注着读者需求和书籍的行销情况。例如,当马二先生看到书店里有自己选的墨卷出售时,便“走进书店坐坐,取过一本来看,问个价钱,又问:‘这书可还行(行销)?’书店主人道:‘墨卷只行得一时,那里比得古书?’(即同一种科举试卷只有短期市场需求,而古典名著的销售却历久不衰)”(第14回)又如上引诸葛天申与人合作编选书籍,当其所剩银两不多而依靠赊欠来印刷和吃住时,与之合伙的季恬逸颇为犯愁,私下与人说:“诸葛先生的钱也有限,到欠下这些债,将来这个书不知行(行销)与不行,这事怎处?”这都说明墨选者们实际也在有意无意地按潜在的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行事。而合资性墨选编书的选家由于分成获利并共同承担投资风险(若书籍不“行”而赔本时,墨选者的劳力资本势必付诸东流——不会像受雇于书坊一样可获得工钱),因此,他们更关心和盘算选本的成本投入与产出情况。
  (四)为了获得更多“生意”,墨选者之间存在激烈竞争
  墨选者们为了使自己的劳动力商品得到更多的市场——被更多的书坊所雇佣、购买,或得到更多合资者的青睐,常常明争暗斗,激烈竞争。其形式大致有三:
  第一,以质量取胜。例如,相对而言比较忠厚老实的马二先生在选批时即相当严肃认真,他“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到深夜,不肯苟且下笔”,因为“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就能悟想出几十篇的道理”,力求对读者有益(第13回),企图以此赢得读者和坊主。然而马二先生立足选本长远质量效益的竞争手段并没有实际的竞争力,因为他忽视了质量的针对性,即:其所批之文实系八股时文——明明是只行得一时的东西,他却当成不朽的经典古文去批;明明读者所追求和批文所产生的只是应试的短期功利性效益,他却当成真正的学问和道理去挖掘,所以他并没有得到书坊主人的欢迎。
  第二,以效率速度取胜。例如上引匡超人接了文瀚楼三百多篇文章的批选生意后,仅用六天就批完,不仅比马二先生两个月的时间快了十倍,而且也大大提前于书坊主人的要求。这样的速度,若以马二先生的眼光看,肯定认为是“率而操觚”、“草率从事”。但这种“只行得一时”的八股文倘若像马二先生那样慢慢磨蹭出来,误了“一觉睡”,错过了当年科考时间,那么批得再好也是枉然。所以文瀚楼主人对匡超人的神速大加赞赏:“向日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楼,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不想先生批的恁快!我拿给人看,说批的又快又细,这是极好的了。先生住着,将来各书坊里都要来请先生,生意多哩!”(第18回)马二先生的磨蹭且发怒,与匡超人的“又快又细”,两相对比,胜负自然分明。
  第三,攻击同行,抬高自己。这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这些墨选者之间的相互攻讦除了存有自古而然的文人相轻恶习外,还存在“生意”——商品经济因素影响。例如,由于马二先生是墨选业界的重要人物,因此成了众矢之的,遭到不少的诽谤。浙江老选家卫体善恶狠狠地诋毁他道:“正是他把个选事坏了……终日讲的是些杂学……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胡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所以我看见他的选本,叫子弟把他的批语涂掉了读。”(第18回)这种人看似与马二先生“毫无瓜葛”,其实双方有着潜在的物质利益上的冲突与竞争。这种冲突与竞争,有时甚至使极端者忘恩负义、六亲不认。马二先生是匡超人的朋友与恩师,而匡超人一方面攻击“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一方面大肆自我吹嘘“惟有小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第20回)。那位马二先生比较厚道,他不昧着良心去诋毁别人,但也常会自我宣传。第14回中,他在蘧公孙面前夸称“杭州各书店里等着我选考卷”,而实际上他从未去过杭州文瀚楼书坊,且待他寻去时,书坊并“没有什么文章选”。凡此种种的不正当竞争,应该说是商品经济负面因素的形象表现。
  在儒林中,在文士界,重义轻利的传统儒家观念最为根深蒂固。许多人是迂腐夫子、清高士子。而当儒士们生活的一方“洁净”领地也渗进了浓厚的“生意”色彩,也不知不觉在一定程度上受商品经济的规律支配时,我们也就可以想见清代前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和商品经济因素已经具有了很强的生命力。
  吴敬梓形象地描绘了儒林中的这种受商品经济因素侵染而充满钱臭的墨选营生,为今人展现了一幅古代编辑与出版行业的活生生的艺术图卷。其创作旨归有二:一是通过墨选编书与科举应试之间潜在的供求关系,侧面揭示社会热衷科举的严重程度;二是以嘲讽、鄙夷和悲哀的笔触与心情来抨击他所认为的文人墨客的庸俗、堕落和世风日下。对于第二点,我们不能不说作者受时代的局限而站在“礼乐化俗”、“以德化人”的封建正统立场,用传统而落后的标准与世风,来评判一种新的社会现象。他不能看到,在失去文人的清高而多了市井的世俗的变化中,也存在着合理与进步的因素;他不能看到,旧的世风在江河日下的同时,悄然而起的新的世风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原载:《齐鲁学刊》1995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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