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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文体渊源试探

王进驹

 
  《儒林外史》独特的文体在小说史上极富于创新意义。吴敬梓的创造既离不开白话小说长期发展的条件,同时也与文言小说的传统有密切关系,从更深远和内在的因素看,《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可谓《儒林外史》的文体渊源,小说研究中对此问题似未曾注意到,本文试作粗浅探讨。
  一、“长篇”与“短制”
  《儒林外史》是不是一部长篇小说?既可以说这是不成为一个问题的,又可以说这确实是一个问题。鲁迅“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评论中,就隐约包含着这样的意味:这是具有“两栖”性质的小说。
  首先应该承认,吴敬梓是有着白话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并使之实践于小说创作的,作品的外部形式基本上具备了白话长篇小说的特点。这可从几点去看:1、小说的取名。此书起名《儒林外史》,虽然“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闲斋老人序),但“外史”毕竟还有“仿史”之意味,“史”便有着一种历时性、连续性,作品明确显示了多处编年时间的标志。章培恒先生认为:“吴敬梓在写作时,对作品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是经过周密考虑和计算的。”(注:见章培恒《〈儒林外史〉原貌初探》,载《献疑集》,岳麓书社1993年版。)这说明作者是有意识地使全书的故事内容在时间上构成一种统一性,这就有异于一般短篇小说集的结构方法。2、小说的章回体例和某些习惯用语方式。《儒林外史》明确把全书分为五十五回,按次序标明回目,而不是象话本小说那样每篇单独标目,而且《儒林外史》的题目是规整的对句,这是章回小说亦即中国特色的长篇小说成熟后最惯常的标目方式,而白话短篇小说只有像《二拍》等少数者用对句,大多都是单句题。《儒林外史》也沿用章回小说的一些习语及方式。全书第一回是以词开头引起,最后一回也用一首词收结。其他每一回必是以“话说”二字开头,回末用“只因这……有分教:……(两组对句),不知(未知、毕竟)……且听下回分解”这样的话语和方式来收结本回和提示下回内容,无一例外。这些都是章回小说明显的文体形式标志。3、虽然没有贯串全书的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但开头有“楔子”笼罩全书,结尾有“添四客”、“高山流水”相呼应。回与回之间,各单元故事之间仍然运用人物的转换、场景的转移、伏笔和回应等方法把它们衔接贯通,并未出现过断层。4、在小说语体上是非常纯熟的白话文,本世纪初以来,提倡白话文运动的几位著名人物(如胡适、钱玄同等)无不推崇《儒林外史》运用白话之炉火纯青,足为标准之国语,这种白话当然主要是从白话通俗小说发展而来。以上的因素说明吴敬梓有自觉的白话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在相当程度上依照章回小说的文体惯例去创作《儒林外史》。
  但同时也要看到,《儒林外史》又确实是与众不同的白话长篇,突出的差异便是其结构形式,即没有贯串全书的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各单元故事有相对独立性,全书像是由许多短篇组接连通而成。这一特征显而易见,所以一般都不会否认它是《儒林外史》文体特殊性的标志之一,只是在这一特征的性质和优劣的评判上看法不一。批评者多不用作详细、深入论证就可以判断它是无结构、无布局、不紧严、松懈、凑合、无机、不完整,而肯定者则需要费大力气去说明《儒林外史》的内部结构有着一条思想的主线或某种整合的原则,使全书内容能统一起来,呈现出有机性和完整性。七十年代后的海外学者和八十年代后的大陆学者中对《儒林外史》结构持肯定意见的趋于增多,他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不过一般都多从全书着眼,通过论证作品各单元故事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作品思想内容的统一性,从而说明结构的有机严密和独创性,但对于作品各单元故事内部的文体特点及其与整体结构的关系,对于吴敬梓的创作宗旨——品评士林与自我赏鉴(自况)——对全书结构的制约作用,似未予深究,笔者觉得从这些方面切入研究,或许能对《儒林外史》的文体特征有进一步的理解。
  《儒林外史》的结构确容易给人以“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感觉。不过,此“短制”与一般短篇小说是否相同?古代短篇小说的典范文体是唐传奇和宋元后的话本小说,这两种小说在语言方面之文言与白话,体例方面之仿史传记与书场程式,叙事笔调方面之客观呈现与说书讲述,风格方面之诗情雅趣与娱心通俗等都有很大差别,但是在结构原则和叙事追求上是一致的,即以有明显因果关系,较强的矛盾冲突,相当长度的完整故事作为结构原则,在情节次第展开过程中塑造人物形象,这是“情节——人物”模式的小说文体基素。传奇和话本小说作品一般都会有着这样的文体基素。《儒林外史》的各单元故事虽然也还保持着这种文体因素,但同时又在改变着这种因素。《儒林外史》每单元故事是由多个互相联系不紧密的生活片断组成,而非围绕一种矛盾冲突展开的连续性事件,在这些生活片断里人物活动象是随遇而生,自然呈现的,而非为了体现因果必然性的刻意安排。与表现内容上的日常性、平淡无奇色彩和琐碎状态相适应,情节的因素在这里不是表现为故事的首尾完整和曲折紧张、波澜起伏,也不是某种人物伦理性格的事迹演绎,而主要表现为利用一定长度的人物活动过程,揭示人物关系和社会环境,铺垫背景,营造气氛,构造出特定的生活场景,将人物置身其中,让他自行表演,使人从其言动状貌窥透其品性、人格、气质、才具和内心世界,把时间性的情节转化为空间性的世态图。因此《儒林外史》给读者以深刻印象的就不是一个个人物生平历史的传记故事,而是在特定的生活场景中直观地呈现着人物内在精神质性和心理状态的言行举止,是那一个个伴随着特定生活氛围和特征性细节、具有画面感的艺术情境,是那些具有“名言”性质、“典故”意义的人物话语。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说《儒林外史》“穷极文士情态”,可谓道出了《儒林外史》文体特质的重要方面,这可说是“情态—人物”模式的小说文体基素,它在最内在的层面上改变了“情节—人物”模式的文体基质,适应着作者根据创作宗旨采取的整体构思原则所引起的长篇小说外部结构的变化。以“情态—人物”的文体因素融注到白话长篇小说中,这既是吴敬梓的创造精神的体现,又是他善于汲取文言小说系统的文体因素的结果,这种文言小说的文体因素,主要是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的因素。笔者曾认为:“在古代文言系统的小说中,《世说新语》无疑是描写士人生活和精神风貌最优秀的作品,它以及以后与之相类的笔记小说,可能是吴敬梓从传统文学中汲取营养的最重要对象之一。”(注:见拙文《士人文学的高峰》,载《广西师院学报》1993年1期。)而未及进一步探讨,现从几个方面试作考察。
  二、“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
  《儒林外史》在有效地发挥了白话小说文体因素的作用之同时,植入了“情态—人物”的文体因素,这种因素渊源于《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六朝志人小说与志怪小说同属小说发展的前期,但志怪小说与后来的唐传奇、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有更多的承续性,原因在于它“怪”、“奇”的内容和明显因果性的情节因素(此亦与宗教及民俗观念有关)。而志人小说的文体因素来自先秦诸子中人物言行录及汉代杂传,其产生的社会文化土壤则是与汉代选官制相关的品评人物风气及人伦鉴赏之学。魏晋时随政治环境和文化思潮的变化,人物品评更注意个性意识、超卓风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容止言谈等,志人小说是这种时代风气的产物,《世说新语》为其代表。在它的影响下,后来形成了一种“世说体”的小说,有着比较稳定的规范,一直独立地发展到晚清,而基本上不与其他类型小说混合,惟在清代中期吴敬梓作为主流文人创作白话小说时,汲取了《世说新语》的精华,使小说文体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明代胡应麟在评论《世说新语》时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世说》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刘知几谓非实录,不足病也。”(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丙部《九流绪论》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胡氏所论可谓切中了《世说》最内在的文体特质。“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即不重纪事而专注于人物神韵风采,《世说新语》在人物描写上的美学追求,既与时代的美学精神:“传神写照”、“以形写神”相一致,又同品评人物的风气和方式相联系。《世说新语》除了把人物安置于一些重要的时刻和场合去表现其神气风度(如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奏“广陵散”[《雅量》2];谢安于围棋中闻谢玄等破敌而意色举止如常[《雅量》35]等)之外,更多的是在日常生活方式、社交场合中通过人物的言行举止去表现其品貌、气质、器具、才性,而时人即以此来论其高下优劣。如: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雅量》16)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着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
  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雅量》16)
  这些事例反映出一种判别人物流品之高下的方式,其特点就是选取人生中的一个片断去察识其历史和推知其未来,从当下的神情言举去鉴定其一贯的人生态度和精神风貌、品性才具。这种评鉴人物的思维方式是如此的深入人心,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与上举的择婿的例子相映照,下面一个择妻的例子也反映出同样的思维方式:
  王汝南无婚,自求郗普女。司空以其痴,会无婚处,任其意,便许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东海,遂为王氏母仪。或问汝南:“何以知之?”曰:“尝见井上取水,举动容止不失常,未尝忤观,以此知之。”(《贤媛》15)
  《世说新语》反映出的魏晋时代鉴赏人物的思维方式,实际也成为了作品本身表现人物的艺术思维方式,二者有着同一性,并且也跟“传神”、“以形写神”的美学原则相贯通,从而形成了《世说新语》最内在的文体特质:重心不在于叙事,不追求情节的曲折完整,描写的展开、深入,而以写人为鹄的,选取某一社会生活场景或个人生活片断,通过人物富于个性特征的举止言貌,直观地表现出其内在的品性、气质、才情和心理活动状态,从而生动地展现魏晋风度。这样的文体质素正是《世说新语》能影响后世并形成了一种小说文体的重要原因。只是后来的《世说》体小说再也没能达到《世说新语》那样的成就,倒是在白话小说中出现了《儒林外史》这样一部在文体特质和美学精神上与《世说新语》相通的作品。当然《儒林外史》毕竟是一部白话小说,它是在白话小说发展到相当成熟时期,借鉴了以往白话小说艺术经验的同时,汲取了《世说新语》的艺术精华,而又补其不足,使白话与文言两个系统的小说文体因素相融合而创作出来的独特作品。譬如,《世说新语》的每则篇幅较小,叙事过程、情节展开有限,描写的简省,人物关系、故事背景交代的欠缺,留下空白过多等因素,如不依靠刘孝标的注释,后人特别是文史知识、艺术理解力不够的读者将会在阅读接受上产生困难,其“传神”的效果会大为降低。而吴敬梓则发挥了白话小说的叙事相对完整,情节有一定长度,描写细致充分,人物关系社会背景揭示清楚和语言通俗畅达等长处,又继承了《世说新语》“以玄韵为宗”的精神和文体特质,创造出一部有时代特色的“穷极文士情态”的白话长篇小说。
  《儒林外史》除了在不重纪事而注重人物神韵这一文体特质上受《世说新语》影响外,还在其他的方面受《世说新语》文体因素的影响。
  三、文人性
  《世说新语》记载的人物,时间从东汉末至东晋,数量(重要者)有五六百人,其范围涉及帝王将相,士庶僧徒,但重点是在表现文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即使是政治家、军事家也不在于叙录其政绩功业,而主要是把他们当作“名士”来表现其“风流”的,连僧徒也被作为“高士”来看待(注:《世说新语•轻诋(24)》:“王北中郎不为林公所知,乃著论《沙门不得为高士》,大略云:高士必在于纵心调畅。沙门虽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谓也,”王坦之由于不为支遁赏识而作文贬诋支遁,说他不能称得上“高士”,实则正因为当时支遁影响大,有高士之名,王才这样去贬诋他。),所以此书从总体上讲是“一部名士底教科书”(鲁迅语),它的士人文化精神特质是它被后代文人喜爱的原因。在《世说新语》影响下产生的后代《世说》体小说也一直以文人生活为其主要表现对象。因此,文人性是《世说》的文体因素之一。而《儒林外史》在题材内容上也正是以其写士人的特征体现出在白话小说中的开拓性的。胡适说《儒林外史》:“既没有神怪的话,又很少儿女英雄的话;况且书里的人物又都是‘儒林’中人,谈什么‘举业’、‘选政’都不是普通一般人能了解的。因此,第一流小说之中,《儒林外史》的流行最不广,但这部书在文人社会里的魔力可真不少。”(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在白话小说创作中,吴敬梓第一次以现实中的士人群体为对象,把士人作为与其他社会层级既联系而又区别的类,从整体上去表现他们的生活面貌和精神品格,揭示了决定士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并表现了自己的文化精神和理想追求。可以说在吴敬梓之前还没有哪位小说作家表现出对士人题材的强烈关注,创造出呈现着生动多资的士人群体风貌的白话小说。吴敬梓之所以能创作出这样一部士人小说,从现实根源说决定于他作为士人之一分子的特异的生活经历体验,就文学题材的传统继承性而言,则不能不追溯到《世说新语》的影响。
  四、真人轶事性
  《世说新语》所写人物都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书中人物的行事有着各种史籍、相关材料作依据,后来唐代修《晋书》便从《世说新语》中采用了不少材料。刘孝标博引群书,为之详加注释,亦是把它视同“史”书的证明。后人研究晋代历史文化,无不以《世说新语》为重要资料。
  不过《世说新语》记载的虽为真实的历史人物,但这些人物之“事”却不是像一般正史那样对人物生平作全面完整的记录,而且也不注重在人物的事业功绩和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性行为上,而是重在人物个人品性、才情风度的遗闻轶事方面,一个生活片断,一则琐事,几句话语,却能使人直觉地感受到魏晋人物的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书中人物的遗闻轶事虽有一定来源,但不一定都符合史实,所以刘孝标在注中通过详确的考辨,纠驳了《世说新语》的许多纰缪,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对《世说》的“伪迹”、“妄言”加以贬斥。然而正是这种遗闻轶事能生动逼真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精神,反映着魏晋时代的时尚风貌。这里试看一个有纰缪的条目:
  王右军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吐汙头面被褥,诈孰眠。敦论事造半,方意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纵横,信其实孰眠,于是得全。于时称其有智。(《假谲》)
  刘孝标注云:“按:诸书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谬。”余嘉锡笺疏引《御览》中所引《晋中兴书》之文后案:“今《晋书•允之传》略同,且曰:‘……’,其非右军事审矣。《世说》之谬,殆无可疑。”这条把王允之事误作王羲之事记叙,从撰史原则来说是一个失误,但就文学性故事而言,则不减其艺术价值。这里不妨将《晋中兴书》关于王允之的相同故事用以作为对比:
  王允之字渊猷,年在总角,从伯敦深智之。尝夜饮,允之辞醉先眠。时敦将谋作逆,因允之醉别床卧,夜中与钱凤计议。允之已醒,悉闻其语,恐或疑,便于眠处大吐,衣面并汙。凤既出,敦果照视,见其眠吐中,以为大醉,不复疑之。
  两书都同为写一小儿之“智”,但《晋中兴书》更近于史的写法,而《世说新语》更近于小说笔法,无论是情境气氛的烘染,还是人物的行为、心理反应、性格、神态的勾画,以及感染人的效果,《世说新语》都明显优于《晋中兴书》。
  《世说新语》中有时把同样的事情写到不同人物的身上,有的还把它们放在同一门类中。如同是小儿盗酒而巧为应对,分别写了孔融二子和钟毓、钟会兄弟内容相同的事(《言语》4和《言语》12),可知纂编者无意于辨别人事之真伪,只要能表现出这一门类所要求的人物特性,就都不舍弃。《言语》22写蔡洪赴洛,应答洛中人之语,刘孝标注云:“按华令思举秀才入洛,与王武子相酬对,皆与此言不异,无容二人同有此辞。疑《世说》穿凿也。”又如《言语》24写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刘孝标按曰:“《三秦记》、《语林》载蜀人伊籍称吴土地人物与此语同”,王世懋批云:“吴蜀当此语,是本色,案王孙同为太原人,不当土风之异如此”。
  从《世说新语》所载多有异人同事,同事异辞的现象可见其传闻轶事的性质。撰编者并非不知道这些传闻轶事的可靠性如何,但却不去事事审核,考辨无误,这是与其编撰的宗旨分不开的,即:不重在记录史实,而在于表现人物性格品貌、才情气韵,从而在总体上表现出时代的文化精神——魏晋风流。因此,可以说《世说新语》并没有理会《语林》被谢安一言不实的批评而废弃的教训(谢安批评《语林》之事还是靠《世说》录载以传的),倒像是充分利用了这种“不实”的传闻性、轶事性来取得一定的创作自由度,以服务于其撰编宗旨。
  吴敬梓创作的《儒林外史》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但在“真人轶事性”这点上却有与《世说新语》一定程度的相似处。《儒林外史》的小说人物都是文学形象,不是历史真人,但其中多有以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现实人物为原型的,前人已指出了这个创作特点,有着丰富小说创作经验的鲁迅先生也肯定了此点:“《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廋词隐语寓其姓名,若参以雍乾间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这是《儒林外史》的“真人性”的表现。
  另一方面,吴敬梓又并不是简单地把生活中实有人物的事迹都直接搬到小说人物身上去敷演,即使是“自况”形象杜少卿这样的人物,也是有选择性地把作者生活中重要行事经过艺术加工熔炼而成,不是写成“自叙传”。如吴敬梓本人年轻时曾一度纵情声色的生活在杜少卿身上就没有反映,而是突出其豪爽旷达、慷慨好义的一面;生活中吴敬梓的因病不赴鸿博廷试在作品中也写成杜少卿的托病辞试等等。这都是根据作者创作意图,按艺术构思需要进行加工创造的表现,小说中许多有现实原型的人物形象都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如马二先生是以作者朋友冯粹中为原型,冯为人有“义气”的方面被写进了书中马二身上,如替蘧公孙消灾;助济匡超人等;而他的精于水利研究,尝裹粮徒步出游,遍历沿江各地,探淮黄水道利弊,著《治河前后策》等,这样一种治学讲究实践和致用的精神在马二形象里则看不到。而生活中冯粹中的热衷科名的特点在小说里却被重点突出,表现在马二先生的迷信举业上。还采用原型“曾遇假仙于浙水”的经历素材,揉合有关道人烧银、炼金行骗的传闻故事,写成马二被洪憨仙蒙骗一段;又采用了陆次云《湖濡杂记•片石居》所载的杭州吴山片石居扶乩的趣闻,写出书中马二先生听扶乩中有李清照等才女名字而不知是何等人的情节,表现他的迂腐和愚昧性格。(注:有关《儒林外史》人物原型和情节来源的材料见何泽瀚《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再版;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儒林外史》这种多以现实人物为原型,而又不粘滞于真人真事,善于撷取各种轶事材料进行熔炼,创造出成功的艺术形象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受到《世说新语》以及同类的志人小说的影响的。
  五、谐趣性
  《世说新语》在美学风格上有一明显特点,就是富于谐趣性。一则故事,几句妙语,往往能构成一个喜剧性情境,散发出幽默隽永的趣味。《世说新语》所载之人物故事是经过撰编者选择加工而编集成书的,对这些人物故事编撰者都会抱有某种褒贬的态度,只是这种态度并非由编撰者直接加以论断,而是由人物本身的言行及通过别的相关人物的评骘来表达。从全书看,大多数的人物故事所透露的是肯定性、赞许性的态度,小部分是否定性、贬抑性的态度。与此相关,《世说新语》的谐趣性一部分是通过否定性、贬抑性的人物故事体现出来的,这些人物故事的谐趣性,从近代喜剧美学的表现形态去看,主要属于讽刺和滑稽的范畴;《世说新语》的谐趣性主要是通过肯定性、赞许性的人物故事来体现,这些人物故事的谐趣性主要属于幽默和机智的范畴。《世说新语》的谐趣性是以肯定性、赞扬性的人物为对象与幽默和机智的表现形态为主要特色的,这在中国喜剧性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世说新语》中相当部分内容,描写了人物各种与世俗的情理习尚相违背的言行,貌似奇特怪诞,荒唐可笑,但却充分地表现出这些人物“越名教而任自然”,富于个性自由,自我觉醒意识的性格特征,从重要的方面反映出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精神——魏晋风度。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突出者如:“刘伶病酒”(《任诞》3),“刘伶恒纵酒放达”(《任诞》6),“阮籍嫂尝还家”(《任诞》7),“阮公邻家妇”(《任诞》8),“阮籍当葬母”(《任诞》9),“阮步兵啸闻数百步”(《栖逸》18),“阮仲容步兵居南道”(《任诞》10),“诸阮皆能饮酒”(《任诞》12),“王仲宣好驴鸣”(《伤逝》1),“孙子荆有才”(《伤逝》3)“王平子出为荆州”(《简傲》6)等。
  《儒林外史》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也是一部富于喜剧美学价值的作品。鲁迅先生说它“戚而能谐”,这“谐”就是喜剧性,它除了表现为对士人群体中否定性人物和现象的讽刺,还表现为对正面人物以各种特殊方式所表达的肯定和赞许,这就是幽默的喜剧表现形态,《儒林外史》在这方面的小说文体因素无疑也受到了《世说新语》的影响。(参见拙文《论〈儒林外史〉喜剧表现形态的构成》(注: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3期。))
  六、分类结构与创作宗旨
  《世说新语》在形式体例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类相从,按人物品性气质立类编排的结构,全书分三十六门,按门类去组织编排人物故事、言语。这种分类结构除了与汉刘向《说苑》有某种承续关系以及可能与西晋郭颁《魏晋世语》、东晋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等志人小说有承续关系(注:因这些书已佚,不能知其面貌,但从鲁迅辑录的材料看,它们的每则文字与《世说》相近,一则就是一个小故事,有独立性,推测其书体例亦与《世说》相似。)外,还与魏晋人物品评分不开,有的研究者已注意到这点:
  《世说》三十六门的分类和设置与当时人物品题之风极有关系。……其类目设置差不多都是以人物品题和鉴赏为视点而区分的:有的品鉴人物的不同类型,如“孔门四科”中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以及自新、栖逸、轻诋、假谲、俭啬、汰侈、惑溺等门;有的品鉴人物的不同性格,如方正、雅量、豪爽、任诞、简傲、忿狷、谗险等门;有的品鉴人物的不同才能,如捷悟、夙惠、术解、巧艺、排调等门;有的则直接为人物品题的记载,如识鉴、赏誉、品藻、容止、企羡等门。其余,如规箴、伤逝、宠礼、黜免、尤悔、纰漏、仇隙等门,虽与人物品题关系不大,但从广义上也是一种人物品评。
  (注:见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40~4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儒林外史》作为一部章回小说,其结构形式自然与《世说新语》有着很大的差异,但如果我们略去枝节而从作品总体构思的大处着眼,便会感到,《儒林外史》是采用着分类—对比的结构,这样的结构与《世说新语》的分类编排体例,在思维方式上有着相似性,尤其重要的是如同《世说新语》的分类结构与其品藻人物的需要相联系一样,《儒林外史》的分类—对比结构,也是与其创作宗旨——品评士林和自我赏鉴(自况)相适应的。
  前面我们说《儒林外史》受到《世说新语》文体因素的影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吴敬梓汲取了《世说新语》的文化精神——魏晋风度,而在清代中期的历史情境中与自我切身的人生经历体验相交合而产生了特殊的“名士”意识,这种名士意识促使他采取创作“外史”的方式对士林进行全面审视、评骘,并将自己化身于其中比照衡鉴,达到自我确认,自我标举和自我慰藉的目的。可以说以“真名士”来自我赏鉴与品评士林,这便是《儒林外史》的创作宗旨。(注:对这一方面的问题,此不能详论,笔者有另文探讨。)
  品评士林与自我赏鉴的创作宗旨在总体构思上的体现,首先是作品不采取以某个或几个人物和某一中心事件贯串始终的结构方法,而是以士人群体的“品地”来分层别类,(注:闲斋老人序:“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其分诸类人等即以“品地”为准绳。)安排全书结构,这样就使“赏鉴”和“品评”能不局限于少数人小范围之内,而可在面广数众的基础上进行,以利于表现出一代文人的精神面貌。同时,经过分类组织的人物序列,自然就形成对比映照关系。分类的原则是从大类到小类,多层划分。第一层次是真名士(广义)和非名士两大类,以三十一回为大的分界线,前半部主要是非名士(楔子除外),后半部主要人物为真名士(47~54回较混杂);第二层次是在非名士中又分为时文士和假名士两类;在真名士中分为豪杰、奇人、真儒贤人、讲孝悌者、实践礼乐兵农事功者、愤世傲俗者等。第三层次是在时文士中又分为久困场屋晚年登第者(周进、范进);有功名的绅衿(张乡绅、严贡生、严监生);从科举人仕之贪官恶吏(汤奉、王惠、荀玫);道德沦丧的秀才(王德、王仁);迷信举业者(鲁编修、鲁小姐、马纯上)等。在假名士中又可分为世家公子好虚荣者(娄三、娄四、蘧公孙);假高士、假山人、假侠客(杨执中、权勿用、陈和甫、张铁臂);附庸风雅,滥充名士的三教九流(景兰江、支剑锋、胡三、卫体善、赵医生、随岑庵、万雪斋、牛玉圃、季恬逸、金寓刘、萧金铉、诸葛天申、辛东之等);被世风熏染变质的青年(匡超人、牛浦郎);风流才子(杜慎卿、季苇萧)等等。前后两大部分之间从总体上构成了反—正的对比映照,每一部分中又有各层次的同类映照,如时文士与假名士的对照;时文士中科举迷与绅衿与入仕者的映照,假名士中各流人物的映照;在同一小层次上还有具体人物的映照,如周进与范进;严贡生与严监生;权勿用与杨执中;王德与王仁;匡超人与牛浦郎等等。书中人物许多都不发生直接的联系,但通过这种有意识的分层别类的结构安排,让人物各自登场表演,造成了鲜明的对比映照效果,可谓妍媸毕现,高下自分,优劣判然。
  其次是作品总体结构上的两大部分本身的特点也和创作宗旨的两个方面相适应。前半部是品评士林(贬抑性)为主,后半部是以“自我赏鉴”(揄扬性)为中心,当然后部分里“自我”与“士林”也是相辅相成的。这两大部分总体上都依循分层别类的原则去安排人物的进出和前后的联系,但相对来说前半部对这一原则的贯彻更严格和明显,而后半部分则有所变通。这种特点主要表现在:前半部按层次、类别的顺序,通过前一小类的人物或相关场面搭桥过渡到另一小类人物的描叙,各小类人物构成了同一层次的内容,然后过渡到另一层次。每一主要人物的活动最多在五回里连续出现,一旦他的行事已毕则此人物基本不再出现(个别偶尔露面也只是陪衬性质)。另外,前部分的地点转变频繁,没有一个地方形成能聚结各类人物的中心。而在后一部分,比较明显地呈现出以一个重要人物的活动、交往关系和影响作为线索,结合分类编排原则进行结构的特点,而且后部分基本是以一个地方作为聚结和转换人物的中心。这个重要人物就是“自况”形象杜少卿,这个中心地点就是作者三十三岁后移居之地南京。
  从杜少卿正式出现(31回)到退出(46回)历经16回之远。其中31~34回对他是集中描写,35~37回也用了较多笔墨,后面用笔相对减少,但多数回目里仍有出现或在情节线索上有牵涉、影响,特别是41回同奇女子沈琼枝的交往、46回“三山门贤人饯别”都是用力之笔。46回后杜少卿不再出现,但仍通过其他人物来写他的影响。如48回王玉辉从徽州到南京找庄绍光、杜少卿等人不遇,回顾了泰伯祠之祭礼;49回在高翰林邀请的宴席上,武书重提杜少卿纂了一部《诗说》来嘲讽高翰林。31~46回中除44回汤家兄弟外,其余各回主要人物全为肯定性的,除了庄绍光、虞博士、迟衡山等真儒贤人,还有萧云仙、汤镇台这样虽不是文人,但却有兵农礼乐之事功的,可作为士人理想的内容。沈琼枝则有“女名士”之风度。这些肯定性人物多有原型,原型人物与作者有着师友亲戚关系。因此在作品中这16回的内容除了前七回基本是按作者生活经历中重要事件的时间顺序和线索组织安排外,后面9回内容也仍然与杜少卿有一定联系。在地点上,后部分人物活动多在南京,特别是46回前,这里吸纳聚结了一批肯定性人物,即使象郭孝子、萧云仙、汤镇台这些在四川、贵州或寻父或建边功的人物以及主要行事在五河的余特、在徽州的王玉辉,他们都因与杜少卿或其他人的交往关系而经由南京转换地方,这样南京就在空间上成为后部分组织安排人物故事的调度中心,这显然也跟作者中年后的生活地点、“自况”形象杜少卿的生活地点都是南京紧密相关。因此,后部分的结构特点既在总体上与全书的分层别类和对比映照原则相一致,又有着与前部分相异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正是与“自况”的创作思维方式和“自我赏鉴”的宗旨相联系相适应的。
  分类编排和对比映照,这本是极为平常、简单的方法,但这种方法所包含的思维方式一旦与吴敬梓的品评士林和自我赏鉴的创作宗旨相联系,与吴敬梓从《世说新语》所借鉴的结构原则相结合,就导致了白话长篇小说外部结构形式产生新的变化,而这种特殊的外部结构形式,也正是与汲取了《世说新语》“以玄韵为宗”美学精神而来的“情态—人物”的文体内在特质相对应,二者的互相配合统一,形成了《儒林外史》最重要的文体特征。
  以上从《世说新语》去探溯《儒林外史》的文体渊源,限于篇幅,一些问题还未能充分讨论,同时文中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也可能多有谬误。笔者只试图从一个角度去说明《儒林外史》并不仅仅是直接从白话通俗小说发展而来,它作为一部文人自觉创作的小说,实际上承接着更深远的小说和文学传统,希望古代小说研究中对这方面的问题予以更多的注意。
  

原载:《广西师院学报》199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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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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