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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走向”笔谈

王兆鹏等

 

  【作者简介】王兆鹏,湖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王齐洲,湖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毛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谭邦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张皓,武汉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


  【编者按】21世纪就要到了。世纪之交,如何总结本世纪的学术成就,规划下世纪的学术发展,理所当然成了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近来,北京、上海、武汉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分别组织座谈,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进行总结、回顾与展望。本刊发表这组笔谈,就跨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走向发表意见,算是对当前这场讨论的响应与支持。我们希望这组笔谈能促进大家对中国古代文学下世纪学术发展方向的关注与思考,以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学科体系的健康发展。


  
  完善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


  随着思维方式和学术观念的不断变革、研究手段的日益现代化(如电脑的综合使用),21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肯定会有崭新的变化和空前的发展。我在这里不想预测21世纪古典文学研究将向哪些方向发展和会有哪些发展进步,而是想说明,未来的古典文学研究要能够健康正常地发展,必须建立和完善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
  回顾近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广泛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不正常不规范的现象,这些不规范的现象如果继续发展到下一世纪,必然会给未来的古典文学研究造成负面的影响。
  现象之一是,隐性剽窃。在学术研究中,公开的剽窃,将他人的研究成果全部据为己有,这已为人们所不齿,一经发现,剽窃者会受到公众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但还有一种隐性的剽窃行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和谴责。有些古典文学研究的论著,并非所有的观点和材料都是抄袭剽窃而来,有部分的材料为著作者首次发现和利用,部分观点为著作者所独创,因而整体上其材料尚不失新颖,见解也不失深刻,但有部分的材料和观点则是来自他人的有关论著。参考利用他人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问题是,参考、引用了他人的研究成果,而不加注说明,俨然是自己的创造或发现,这就变成了一种隐性的剽窃。如果是不知别人的研究成果,只是观点的相似、看法的一致,那也是观点雷同。参考引用了他人的研究成果,加注说明,其实并不影响本人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创造性。注明参考、引用了他人哪些研究成果,一方面是表明对别人研究成果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能使人了解研究者本人的研究成果的学术起点有多高、创造性究竟有多大,同时还能够扩大本人研究成果的信息容量,给读者提供与本课题有关的研究资料和信息。一部学术著作,一篇学术论文,如果没有注明已参考或引用了哪些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读者就无法判断该论著究竟哪些是著作本人的创获,哪些是别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从而也无从判断该论著的学术含量和学术价值。注明参考、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实际上于人于己都有利,何以有人不愿为之?也许是因为有些人不大了解这一基本的学术规范;其次,恐怕是基于另一种不正常的自我标榜心理,即以为如果注明某一观点是参考他人的研究成果,就相对减弱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创造性和学术价值。原本是别人的创见,而据为自己的成果,虽然这种创见或观点有时已被改头换面,或变换表述的方式,或局部作了修正,但总归是别人的原创。将别人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后拿出去发表,与小偷将赃物改头换面后再拿出去销赃,是否属同一性质的行为?因此,参考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而加注说明,不仅是一种基本的学术规范,更是一种起码的学术道德和做人的品格。
  现象之二是,二手文献。所谓“二手文献”,是指有的古典文学研究论著常转引第二手文献,而不查核原始文献资料,常以讹传讹,时或造成史实错误或曲解原意。由于主观上一个人的阅读范围有限,客观上受藏书和文献资料不足的限制,在研究成果中转引第二手文献资料,原属正常的行为,但在这“正常”中时有不“正常”的现象。有些原始资料原来是出自常见的书籍,并非孤本僻书,一查即得,有的作者却不依据原书直接征引,而是从别人的研究著作中转引,有的甚至是从非学术性的普及读物中转引,更莫名其妙。先师唐圭璋先生1982年在《读词三记》一文中曾举两例:“前见有人论岳飞《满江红》文,引《直斋书录解题》,谓转引自《爱国词选》一书。案《直斋书录解题》并非僻书,何不直接查阅原书,而转引《爱国词选》?且查《爱国词选》中所引语,《直斋书录解题》中并无此则。错上加错,贻误更甚。”又有论贺铸的论文,不直接引用《宋史》原文,而舍本逐末,从近人词选中转引。因此唐先生告诫“引书不应舍本求末”,“希望科学研究工作者本着实事求是之精神,查对古籍,寻出来历,不应图省事便利,随手引近人书为证。”(《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这种引用第二手文献而不加核对以致以讹传讹的做法,在近几年的古典文学研究成果中,仍时常可见。
  从近人的著作中转引古代的文献应予复核,即使是引用明清人著作中有关明清以前的史料,也需注意考察其是非真伪,最好是直接引用最原始的史料。上引唐先生一文曾指出:“明清人引宋人轶事往往有误,盖因明清人自由剪裁宋人载记,字句俱不符原文,故引用宋人说词之语,必须引用宋人第一手资料。明人误引宋人书,清人又误引明人书,展转沿讹,贻害不浅。”并用具体的例证说明《历代诗馀》所附词话多误不可引用,《宋人轶事汇编》多系节录不可引用。清人其他词语著作所引宋人轶事也多不可靠(参拙文《〈乐府纪闻〉考》,《文献》1996年第4期、1997年第1期;王兆鹏、刘尊明《集诸家之大成,创亘古之伟业——唐圭璋先生整理研究词学文献的方法与贡献》,《文献》1997年第2期)。
  引用文献资料是否可靠可信,直接关系到结论的正确与否。如果作为论据的文献资料本身就有错误或不准确,那么据此得出的结论或观点自然也难以成立,其成果的学术价值也必然会大打折扣。
  是否引用第一手文献,或引用第二手文献是否予以核实,也能反映出著作者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一个连引用第二手文献而不去复核、连所引文献是否真实可靠都不认真对待的研究者,很难被人认作是学风严谨的学者,甚至让人怀疑他的研究工作能否称得上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工作。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是“上纲上线”,危言耸听。假如把这种不严谨的学风和不良的做法带入21世纪,一则或若干有错误的资料彼此抄来用去,又怎能去发现、解决新的问题?又怎能使未来的学术研究取得真正的突破和进展?
  现象之三是,失注文献。所谓“失注文献”,是指引用的文献资料,未注明出处或所注出处不全。有的研究论著,甚至有的学位论文,引用文献都不详注出处。引用古籍,或只注作者、书名,而不注明版本、卷数;引用近人著作,只注书名,而不详注出版单位及页码。
  详注引用文献的出处,一是表明所引的文献真实可靠,有据可查;二是给读者提供进一步查阅参考的研究信息或资料线索。所注出处不详,读者要验证复核文献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或据此进一步了解有关文献资料的详细情况,就颇为困难。古籍的版本不同,文字内容有差异,卷数的分合也不同。比如唐人范摅的《云溪友议》,既有一卷本,又有三卷本,还有十二卷本。如用此书而不注明版本,即使注了卷数,读者要复核也比较困难,必须把所有版本都查一遍,才可能找到某则被引用过的资料。有些书长达一二百卷或数百页,如仅注书名而不注明卷数或页码,读者也难以查阅核实。
  引用文献所注出处不详,有些是作者的问题,有些则是作者原已详注,而发表、出版时为省篇幅被编辑删去。一篇或一部符合学术规范的学术论文或著作,不应为省篇幅而删去不应删削的文献注释,更不应图省事而不详注。
  以上所谈的几点,都是文献方面的基本要求和规范。也许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但愿这常识能够真正地尽人皆知并尽皆为之。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期待观念转换
  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的。无论是学科体系的建立,学术资料的积累,还是研究方法的变革,研究范式的形成,都体现了不同于传统学术研究的时代新特点。如果说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学术研究是以资料的收集、整理、考订、辨析而见长,那么,本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则是以文学观念的更新为先导,一切创新皆源于它。
  然而,文学观念的更新是在创建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的过程中实现的。在创建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之前,学者们并不需要回答“什么是文学”的问题,经、史、子、集,文字、音韵、训诂,他们爱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没有观念的局限。如果一定要谈文学,也不过如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所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章太炎的说法,其实代表了近古以来中国人对文学的普遍观念。不过,20世纪的中国,国门已经大开,落后挨打的现实迫使人们以西方文化为样板来变革中国传统文化,以期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有人甚至主张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中国文学史学科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着手建设的。因而从一开始就受到西方文学思想与文学观念的影响,或者可以说中国文学史的学科体系本来就是西方舶来的,因为最早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的翟理士、顾路柏和日本的古城贞吉。既然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体系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这种移植在开拓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的同时,其实就已经规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的发展方向。
  用西方的文学思想和文学观念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毕竟是削足适履,郢书燕说,开始时并不觉得顺手。尽管西方的文学思想和文学观念是现成的,但中国的传统文学毕竟有许多不同于西方的特点,而完全消化西方的文学思想和文学观念也需要时间,所以早期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学者很难将西方的文学观念和中国的文学事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表现出理论上的幼稚和体系上的芜杂。例如,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讲义(1904)就包括文字、音韵、训诂、文法、修辞、群经、子史等内容,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则把文字学、音韵学、诸子学、经学、史学和汉魏乐府、唐代诗歌、宋代词曲、元代杂剧、明清小说杂糅在一起,足以说明中国文学的史实与西方文学观念的抵牾不合。直到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略》(1924)、鲁迅《中国文学史略》讲义(1926年,后改名《汉文学史纲要》)、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1928)、胡适的《白话文学史》(1928)和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等陆续刊出,具有西方现代意识的文学观念才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真正作为主导思想确立下来,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从此退隐幕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向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转换,不仅诞生了中国文学史这门新兴学科,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了一种能够与西方对话的现代品格,而且打破了中国学术史上长期文史哲不分的混沌局面,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门类的分化与发展。
  正是由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完成了文学观念的现代转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才得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与传统学术研究相区别,才有可能抛弃中国的传统概念而借用成套的西方权力话语来新人耳目,才产生了现代意义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正是有了这种转换,我们才能在五十年代初不受阻碍地全面引进苏联的文学理论和文艺思想,甚至包括其文化政策。应该承认,借用新的观念,人们的确发现了一些前人未曾发现的东西;运用新的方法,人们的确解决了一些前人未曾解决的问题;使用新的话语,人们也的确说了一些前人未曾说过的话。并且,这些全新的观念、方法和话语还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我们吸纳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的营养也有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我们之所以不能也不应该否定本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成绩,其理由便在于此。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必须指出,本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主要是在西方文学观念的指导和西方权力话语的规范下进行的,中国文学史的理论框架也只是对西方的一种比附,中国的文学发展只不过说明了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观念的正确。为了说明这些理论和观念,人们进行过许多争论,例如:哪些作家作品应该归入现实主义,哪些作家作品应该归入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否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主线?如何区分中国诗歌的再现与表现?如何区分中国戏剧的喜剧与悲剧?这些问题,都很难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正是囿于西方的文学观念,直到今天,我们还理不出一套为大家所认可的中国古代小说全目,因为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与西方的小说观念实在大相径庭,汉魏六朝小说家们对真实的追求实在不能用“虚构的故事”这样的小说标准来衡量;我们仍然不知道是应该将赋归入诗歌还是归入散文,因为西方只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几种文学样式,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将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归入散文部分,总让人觉得有些别扭;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选集《文选》选录有三十几类作品,人们研究的只是其中三五类而已,因为像诏、策、令、教、表、启、书、檄之类西方均视为应用文而不视为美文,研究者自然也就不予理睬;《文心雕龙》所论文体有《辨骚》、《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其中大多不合西方文学观念,以致使人不敢理直气壮地肯定它是一部纯粹的文学理论著作;小说评点、诗文评点这些极有民族特点的文学批评,因为不具有西方的文学理论形态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还有人文化成的观念、原道宗经的思想、比兴寄托的手法、风神气韵的话语等等,都得不到充分的研究。总之,在本世纪建立中国古代文学新的研究范式的同时,我们丢掉了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许多东西,尽管这是学科现代化过程中很难避免的,但它毕竟打上了本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缺少民族自信心而盲目崇拜西方的印迹,后来又受到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影响,以致我们始终缺少一种正常的心态和与世界各民族平等交流的现实基础,这是任何一个理智的中国人都必须承认的。这样的文化背景和研究心态,当然不可能产生具有自己民族思维特点和理论特点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如果世界各民族文学真的是一个模式,借用西方的文学观念来说明中国的文学发展也未尝不可。如果中国文学没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和语言传统,借用西方的成套权力话语来评判中国古代文学也未尝不可。然而,世界文学是丰富多采的,中国文学确有与西方文学不同的特点。从形式上看,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发达,而古希腊却有成熟的史诗;中国戏剧直到近古才发展成熟,而古希腊却有成熟的悲剧。从观念上看,“诗言志”是中国文学“开山的纲领”,而古希腊早期的理论却是“摹仿自然”;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把文学当做伦理教化的工具,而西方却一直鼓吹文学只是语言的艺术。从审美心理分析,西方人的美感是从视觉和听觉开始的,而中国人的美感却是从味觉开始的。总之,中西文学存在差异是不争的事实。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进步,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不断增强,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状的不满与日俱增,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要求中国文学史不再只是诠释西方的理论,而应该反映自己文学的民族特色和独特风貌,不再只是重复西方的权力话语,而应该用自己的语言来与世界各国人民平等交流。下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定会回复到中国古代文学本体自身,以我为主,博采众长,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新体系。这种体系的建立同样伴随着观念的转换;不过,这种转换不是来自对西方权力话语的简单套用,而是来自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性理解和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当代性诠释。在本世纪末乃至下世纪初,很需要有一批人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进行深入细致寻根究底的研究,对20世纪建立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体系和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进行全面清理和认真反思,以推动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与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双向交流和相互参照,从而实现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当代转换。这种转换有别于20世纪初的全盘西化,因为全盘西化的观念既不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实际,又割断了中国古代与现代的紧密联系。当然,这种转换也不是要回到传统,因为传统也是一个发展过程,中国实际上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传统文学观念。只有用民族的、历史的、发展的、变化的观点来理解中国古代文学,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当代转换。有了这样一个转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就会摆脱西方文学观念的束缚和西方权力话语的奴役,重建具有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学特色同时又具有当代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新体系,中国古代文学才有了与世界各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平等对话的基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品格和合适位置。
  当然,观念的转换不会是孤立进行的,它必然伴随有方法论的创新。观念与方法常常相辅相存,相得益彰。中国传统的泛文学观,是与中国古代强调整体把握、注重整体思维的思想方法相联系的。20世纪初中国引进的西方文学观念,则是与西方近代注重科学分析、长于逻辑思考的思想方法相一致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从20世纪中叶开始,西方思想文化界越来越不满于分解的线性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主张用系统的观点从整体上去认识和把握事物。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兴起的“新方法热”和“宏观研究热”,实际反映着古代文学研究界对长期束缚人们的庸俗社会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反感,对新的研究路径的探索,同时也预示着文学观念的现实转换必将成为时代要求。新方法中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强调的是事物的普遍联系,宏观研究所注重的是整体把握事物,这似乎与中国古代的思想方法颇为契合。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的整体思维缺少分析,而新方法是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综合的研究,这对中国传统思维是一个提升。中国古代的整体思维,西方以及中国近代的线性思维,当代西方和中国所提倡的系统思维,构成了人类思维正反合的辩证运动。如果这一基本认识可以成立,那么可以预言,下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不丧失自己的民族特点和学科特色的前提下,不仅可以也必然会打通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人为壁垒,而且会消弥各种研究方法的屏障,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和更大的包容性。事实上,20世纪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作出显著成绩的学者,在观念和方法上大都能兼收并蓄。例如,王国维和鲁迅用西方的文学观念研究中国的戏曲和小说,使用的却是中国传统的朴学方法;胡适用实验主义的方法研究《红楼梦》,其基本结论由考证而获得;闻一多研究《诗经》,便采用了诸如神话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方法;陈寅格的《元白诗笺证稿》,开了以史释诗、以诗证史的先河;钱钟书的《管锥编》融贯中西,成功地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这些成功的范例启示我们,下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仅在观念上会将复古和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在方法上也会将传统和现代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世界意义、既有传统底蕴又有时代精神的学术研究新格局。
  
  跨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学术格局的变化
  目前,各学科跨世纪走向与特点的研究,成了热门话题。而早在前几年,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传统文化的学者们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讨。在中国,自19世纪以来,研究古代文化的传统学科往往对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革以及新的思潮、新的方法比较敏感,常常先于其他学科而动,这次又如此。就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而言,它是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内驱力的反映。相信在新的世纪,在东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它将获得新的动力,从而呈现出新的格局、新的面貌,甚至新的形式。
  然而,正是站在这一高度观察,近几年的探讨显露出种种不足,归纳起来,无非是深度与广度两方面,例如学术格局的问题,就几乎没有涉及过。下面对此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一、下世纪不再只有一个学术中心,将出现三个或四五个学术中心
  目前,我国实质就只一个学术中心,即北京,这是解放后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要求政治中心也必须是文化、科学、学术、金融甚至是工业中心。然而现在工业中心已不再是北京,其它中心大集中的格局也将于下世纪发生改变。这只要观察一下发达国家就可以明白。美国的华盛顿是政治中心,而文化、科学、学术、金融等中心均不在此地。英国的学术中心据说在剑桥市(尽管该市离伦敦比天津离北京还近),法国的里昂是主要学术中心,德国学术中心据说是法兰克福,日本的古文化研究中心在京都……这倒并非发达国家有意分散,这里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是一种发展趋势使然,自有一定的道理。
  实际在我国历史上,至少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曾不止一个中心。中华民国建都南京,南京上海曾为一中心,而北京则是另一学术中心,武汉比前二者次要一点,但也可算一个中心。这种历史状况将会对以后的学术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五大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下世纪中叶我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方面也将与发达国家逐步缩小差距。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恐怕将不是学术重心的转移,而是中心的多元化。
  可以预测,随着交通的发达,信息传播的便捷,随着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进一步开展,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将形成三个甚至四五个学术中心。一个当然是北京,历史的现实的和可以预计的将来的条件,使北京的中心地位不可动摇。另一个是江浙地区,即长江三角洲地区,具体以上海——南京为轴心,再加杭州、苏州等城市,这一带实力雄厚的大专院校相对集中,耆学宿儒亦较多,学者比重也较大,目前在学科中已占有重要地位,具备中心的雏型,估计下世纪初叶将成为实际的中心。第三个中心将产生于中部,主要是湖北、湖南、四川、河南四省,可能联合形成,亦可能单独形成。此地区历史积淀丰厚,但现实条件尚不具备,之所以说它将形成中心,主要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和对趋势的分析。相信随着中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亦将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几省间的学术联系也会逐步加强,估计会于下世纪30年代以后慢慢形成中心。
  至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广州——香港为轴心,现实条件具备而历史积淀不够,客观因素较好而动机需求不足,它可能形成别的学科学术中心,对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而言,则取决于将来文化发展的需要了。
  二、将逐步形成若干学术流派,推动学科走向成熟
  若就19世纪末兴起的现代意义上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而言,在现阶段还是不成熟的。不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还没有形成学派。有学派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反过来说,凡是成熟的学科必定有学派。在这点上,正定理成立,逆定理也成立。
  从世界范围看,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中凡成熟的学科均有学派。且不说历史悠久的哲学、历史学、经济学中众多的流派,就是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现代成熟学科,亦形成了学派。如比较文学的法国派和美国派,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学派、格式塔学派、精神分析学派等,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三大流派更是为我国哲学界所熟知。即使是建立在严格的客观试验基础上的自然科学各学科,往往也有学派,如原子物理学中的波尔学派。
  考察我国的学术史,情况同样如此。清代朴学大兴,研究古文献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乾嘉学派的成就至今还为很多学者所钦佩。细分起来,其中又有以戴震为代表的“订误”派和以惠栋为代表的“钩沉”派,虽然一些著名训诂学者如段玉裁、王念孙、俞樾等都属订误派,似乎这派名气更大,但“钩沉”派仍然功不可没。晚清、民国时期,古汉语研究中又有章黄学派,古史研究中有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总之,我国传统的成熟学科均有流派。
  因此,可以推断,下世纪在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必定慢慢形成若干流派(其实这种状况本应于本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形成的途径,可能有这样几种:
  一是以某地区为中心,学者们在频繁的学术交流和切磋中,渐渐形成较统一或较接近的一些观点,采用相对集中的若干种研究方法,与其他的研究者相区别,从而形成流派。
  二是以某一历史积淀较厚、学科力量较强的高校或研究机构为中心,以该校(或机构)多年优秀的治学传统为基石,以教学、研究群体的学术共识为生长点,树起旗帜,以独有的鲜明的特色立于学坛,从而形成学派。
  三是以功力深厚、学诣精湛、卓有建树并从事本专业教学工作多年的老学者为中心,以他的学生群体为骨干,形成流派。一般来说,老师的知识结构、思维习惯、治学方式甚至学品人品都会对他的学生(尤其是他的研究生)产生影响。——尽管学生可能不同意他老师的学术观点。——一位学生全部接受或全部拒绝他老师的学识都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当他的学生、学生的学生寻找并发现从老师那儿继承下来的共同的东西后,学术群体的特性就自然凸现,流派也就自然形成。
  就流派形成的概率而论,第三种最大,第二种次之,第一种最小。就当前具体形势而言,在楚辞、唐宋诗、宋词、红学等领域中,学派的苗头已初见端倪,只不过行者不悟或不言而已。
  三、学术将会部分甚至大部分转型
  学术型态虽不属于格局,却与格局有一定的关系。此处不可能涉及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型态的内涵、类型、种类等,只能简单谈谈转型的必然趋势和如何转型。
  可以预计,21世纪中国社会将产生很大变化,有些变化甚至是很深刻的。况且,现代中国社会就已经在转型。而社会的转型,说到底是文化的转型,文化的转型又必定带动学术转型,这只要看看19世纪以来的中外学术史,就很清楚。近两年来,上海百位著名学者就这个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得到的结论也基本如此。
  另外,与现实社会和人毫无关系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是不存在的,它们必然要关注现实,也需要现实的关注。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当然不会例外,并且,它联系现实的紧密程度似乎超出许多其他学科。历史上,选家们的目光总是盯着现实的,选学和选本的着眼点就在于推进社会的文化教育和满足人们审美鉴赏的需要,而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则几乎家喻户晓。解放后,关于几部古典作品的争论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范围之大热情之高确实前所未有。如果说,这些争论的动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争论的目的也未必明确,那末文革结束后的空前的古典热则不能不说是人们了解古代文化强烈欲望的反映。且不说选本、注本、各种鉴赏书籍和辞典如雨后春笋,仅一本《新选唐诗三百首》先后发行共一百万册,老《唐诗三百首》发行总量比这还要多,就足以说明问题。近些年学术的相对沉寂有两方面的原因,社会的原因是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学科的原因是自身固滞、呆板、公式化。因而,部分分支(如选学、鉴赏、文学史等)的转型,则为必然趋势。
  那末,如何转型,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切准亚文化带。
  何谓亚文化带?即随着文化教育的发展,大专生、大学生、研究生将越来越多;而由于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其中多数人的文化基础只可能有高中或略高一点的水平,又由于所受的高等教育,他们的智力(思考、观察、认识等能力)却远高于高中水平,再加上受过职业教育的高中生、中专生,这层人便是亚文化带。亚文化带数量巨大,目前人数近亿,下世纪中叶将达到几亿。这是新的对象,以前的学术型态显然不适合他们——通俗的他们嫌太浅、太呆板,专业的他们不愿意也完全没必要去读。这就需要我们去研究他们的知识结构、心理特性、审美情趣等等,作出相应的改变或提高。既坚持较高的学术品位(没学术品味的作品他们也不喜欢)、较强的理论色彩,又善于运用活泼生动的形式、富于思辩而有特色的语言,只要做到了这点,在下世纪东西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的特定形势下,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化完全有希望再创辉煌!
  
  跨世纪古典文学研究:呼唤学术的独立品格
  1996年9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在乌鲁木齐主持召开了“跨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笔者以《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初议》的文章与会(见会议论文集《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1997年11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谈了一些粗浅的体会和思路。笔者认为,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既灿烂辉煌,又艰难曲折,奠定了现代学术的基本品格,收获了巨量的研究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但也堆积着许多的历史教训。在跨世纪的前夜,经验的总结和教训的吸取,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而且,往往这一时期或这批学者的经验,恰好就是另一时期或另外一些学者的教训。全面地谈论这些问题不是一篇短文所允许的,且就本文的标题即学术的独立品格问题略抒浅见吧。
  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史,粗略地划分一下,似可分为世纪前期、世纪中期、世纪末期三大阶段。很显然,世纪前期与世纪末期形成首尾两大高潮,而世纪中期则处于低落变态。如果以成就为纵坐标以年代为横坐标来为20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史画坐标图,把两头高中间低画出连线,大致的模样近似一条反抛物线。我想,我们应该解释这条反抛物线的形成,特别要解释世纪中期古典文学研究何以跌落到那种境地,并从中寻找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和复杂的,有待学界共同思考,但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学术独立品格和学者独立人格能否受到尊重能否自我保持的问题。
  能否受到尊重是指学术研究的特殊运作规律能否被社会认识和认可,有不有一个宽松的外部社会文化环境,来保证保护并且激励学者们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勇于革新,慎思独创,不断开拓新局面,攀登新境界。8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从复苏到复兴的历程,充分证明了外部社会文化环境优劣变迁,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之深巨。而反观世纪中期(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已不难大体解释学术园地之凋残零落。现代文学研究界必须面对一个艰难的学术命题,那就是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写出了优秀作品的一批名流,何以50年代以后几乎都只能坐享前誉,不能动笔?他们在担心什么?而不久就到来了的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的遭遇是不是验证了他们的担心决非多余?对50年代以后文化氛围的逐渐演变,也许是诗人比较敏感,何其芳自1949年写出《我们伟大的节日》之后,突然沉默了,尽管爱戴他的人们以雪片似的无数信件相催促,但直到1954年他才艰难地完成了一篇新作,而这首新作却只不过是一篇《回答》。在《回答》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些句子:“从什么地方吹来的奇异的风,吹得我的船帆不停地颤动:我的心就是这样被鼓动着,它感到甜蜜,又有一些惊恐。”“我身边落下了树叶一样多的日子,为什么我结出的果实这样稀少?”“我的翅膀是这样沉重,像是尘土,又像有什么悲恸。”这样的诗句在当时的确是令人费解不合时宜的,因此必然的反应是引来无数上纲上线的批评。诗人从此开始了真正的沉默,他的清亮的歌喉“17年”很少吟唱,文革时代更无法开口,连悼念毛主席逝世的诗也无处发表。他是离开人世之后才获得公开控诉的权利的,他1977年逝世后才正式发表的一首诗就叫做《我控诉》,虽然还是向领袖倾吐心声,但毕竟终于说出了心里的话。他说:“如果作品/不能表现出个性和精神/算什么诗人!”“我不过不肯拾他们的唾沫,不曾说他们的好话,也不曾给他们送过检查……他们就要禁止我歌唱,想用他们的手把我埋葬,想把所有的歌喉加上锁,中国成为无声的中国……”。一个真正的诗人不能自由地歌唱的时代,真正的学者也是不可能自由地进行学术活动的,那些还被允许发表的文字,一定有些变形变态,至少也要贴上时代的红色标签。极左思潮与个人崇拜及其病害,立国既稳即渐渐加深发作,愈演愈烈,到文革十年而登峰造极,文化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发生严重偏差,陷整个中华民族于一场文化劫难。包括古典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始则受极左政治之奴役沦为附庸,但终因其力不从心而遭抛弃,成为批判改造进而实施毁灭性打击的对象。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园地首当其冲,在最极端的岁月里几乎被夷为平地,不但是学术的独立品格被肆意欺凌,连学者的普通生存权利也横遭剥夺,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史在这段时间跌入谷底,势所必然。
  古典文学研究之学术的独立品格和古典文学研究者之独立的学术人格一旦得不到尊重甚且遭受凌辱,在这块美丽的园圃里,我们就难以欣赏到正常的鲜花随季节开放,倒是时有怪果挂枝,令人涕笑皆非。随手举一例吧。《水浒传》的研究建国以来并不十分热闹,远远比不上不断受到毛主席称扬的《红楼梦》,而1975年,由于几段谈话(当时敬称“最高指示”)的发表,竟一花引来万花开,粗略的统计,这一年在报刊正式发表的评《水浒传》论文(民间墙报及会议文稿当然不计其数)竟达1500余篇,作者遍及工厂、农村、军营、中小学乃至幼儿园等各行各业,其中也有古典文学教师和研究者的声音。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人人都是在领会、诠释和发挥领袖的指示及其意图,没有人在说自己的话,从性质上说,这无异于明清时代八股考生“代圣贤立言”历史丑剧的一次现代重演。在这种时候,谁还记得学术为何物?更遑论学术的独立品格和学者的独立人格了。
  问题的讨论稍微深入一点,就会涉及学界及学者自身了。如果我们承认,学术当永远以人类愈臻善境为其终极关怀,那么就不难在理论上认定一个事实,即学术研究永远都是在为人类描绘比现实更加美好的未来。学者们就必须随之接受一个与之共存的事实,那就是进步的学术既然要致力于社会的不断改造,则从理论的认知上不难论定,学术与现实的矛盾具有普遍性永恒性因而不可能绝然避免的。特别是在社会发展历史的某些恶变时期,这种矛盾甚至可能会达到极其酷烈尖锐对立的严重程度,黑暗腐朽落后的社会势力可能利用学术,欺蒙学术,压迫学术,强奸学术,乃至暴力取消学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是一个极端的例证,历代的文字狱也不断地在续写这一血腥的历史;即使是在社会较为健康地发展的良好阶段,学术也不可能与现实在方位和程度上完全保持一致,决非方方面面都能与之同步吻合。既然学术研究的独立品格,在任何时期都注定要不同程度地受到现实的掣肘束缚和影响,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就不应该对外部的社会文化环境抱太多的幻想,不要期望在尽善尽美的外部关怀和呵护下才来从事学术研究,要想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也应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改造现实,而不要指望施舍。一般地说,进步的学术,应该也可能与发展较为健康的社会建立起相互配合调适的良好关系,而一旦遭逢社会的恶变,学术的独立品格和学者的独立人格就应该被强调,要用莲花处污泥而不染的坚贞品格,维护学术的尊严和纯洁。那些丧失了学术独立品格和学者独立人格的所谓学术,不具备真正的学术才有的生命和价值,必定成为历史的笑料。在这方面,20世纪中期的古典文学研究也是经验和教训并存的,而在跌入谷底的十多年里恐怕是教训多于经验的。例如1965年毛泽东曾与陈毅通信论诗,说到宋人不懂形象思维,宋诗味同嚼蜡,领袖自可有其不同于他人的艺术趣味,但那个特殊时代,他的杂谈竟能一笔就勾销了宋诗的美学价值,宋诗研究顿时人人缄口,十几年中再无人敢于问津,直到70年代末渐有论及,还在为“味同嚼蜡”作注脚。1971年,在古典文学研究万马齐喑、溃不成军、专门的研究著作罕见出版的大氛围里,文坛学界的泰斗人物郭沫若,突然出版了一本学术专著《李白与杜甫》,但这并不是古典文学研究复苏的信号,并不是真正学术的好消息。近有学者论定,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几乎是用文革中整专案材料的方法,不惜曲解材料以抹倒杜甫,其背景还不仅是极左思潮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因为“毛主席更爱好李白诗”,所以那些“怪论实际上是个人崇拜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表现”,“荒诞而可悲”。以本文的视角来审视,则《李白与杜甫》正是那个非常年代里学术研究丧失独立自由品格和科学态度的一个标本,郭沫若先生在这本书的写作中,丧失了学者最可宝贵的独立人格。无独有偶,1973年前后到1976年,刘大杰先生用“儒法斗争”的线索,来改写他享负盛誉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留下了学者曲从政治趋奉时风而丧失自我的千古遗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顾准,他的处境比郭沫若要艰难得多,但是他却在艰难竭蹶中坚守着自己独立的学术人格,自由地思想着,敏锐地观察着,那双睿智的眼睛穿云透雾,洞见实质,其胆其识,俱可称奇,于是他在1973年左右写下的文字,竟丝毫未受时代思想与语言风气的污染,令今人读之尤觉肃然起敬。作为一个学者,独立的学术品格,从上述的实例对比中看来,是多么的要紧呵,那是自己的学术生命之所在呀!
  其实不仅有在畸形政治面前如何保持学术独立品格的问题,在眼花缭乱的西方文学观念与批评方法的冲击面前,在市场经济某些不利于学术健康发展的因素的影响面前,在社会生活乃至学术界本身某些不良风气的干扰面前,都有同样的问题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存在,限于篇幅,暂不申论。
  世纪之交反思古典文学研究的百年历程,试着初步解释六七十年代的谷底现象,写下这些不成熟的文字,其意决不在苛求前辈学者,而是前车有鉴,后学不可重蹈覆辙。就要跨入21世纪了,呼唤一下古典文学研究独立的学术品格和学者们独立的学术人格,对于我们如何正确面对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给古典文学研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实,也不无意义。
  
  悲壮的世纪回眸
  第一部中国文学史问世约有一百年了。百年来,我们出版了数以百计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论文。然而,我们在20世纪末回眸文学研究的百年历程,并没有多少丰收之喜,却感到一种困惑,一种悲壮的文化危机感。
  上个世纪末,正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人在民族危机中才“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摩罗诗力说》);英国人和日本人编了“中国文学史”,我们自己才开始写文学史,才开始设中国文学课。讲了一百年,写了一百年。现在发现,作为文艺学组成部分之一的中国文学史,其话语模式与基本理论大都是从西方移借来的。其中很难说到底有多少称得上是现代中国人的创造,到底有几本完全是我们自己的精神产品。
  问题在于,一百年来我们追随西方,先是学欧美,又一度学苏俄,然后再学欧美。几乎失去了独立的文化品位,缺乏理论创造性、思想自主性和学术个性。表现在概念术语、思维模式、理论主张三个层面上的西化。
  且不说高校教材一度曾用舶来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给古代作家贴标签;只看我们在文学研究中常用的基本概念如“主题”、“情节”、“文本”等,只看我们的文学史所采用的时代背景加作家生平加作品简介的模式,只看我们所论证的“反映生活”或者“表现自我”的主张,都无不来自西方。当我们争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孰优孰劣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无论哪一方,其实都是在替别人兜售文化商品!我们在祖传的文学土壤上无偿地替西方理论辛勤耕耘,而缺乏自己的思想,只不过验证着精神分析、实证主义或人类学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说。失落独立的品位而不自知。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危机!
  古语云:“智者创物,能者述焉。”(苏轼《书吴道子画后》)模仿西方,仿效得再像也不是创造。结果在世界学术殿堂里听不到中国的声音。中国人的智慧哪里去了?
  中国古代有自己的话语,有独特的文学品格,有丰富的创造力。中华民族数千年生生不息,忧乐甘苦,创造了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独具自然人性美的文学,创造了八卦《周易》、《诗经》、楚辞,创造了《文心雕龙》、“六才子书”和以《红楼梦》为代表的文学话语与审美品格。那曾经是在世界上领先的强势话语,曾引得日本等国的学者来华求学,也曾以海纳百川的气概将西来的佛学中国化。
  令人痛心的是,在列强入侵的民族危机中,中国文化的强势话语逆转为弱势话语。世纪末的危机惊醒了中国的先觉者,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他们不得不师夷而求自强。经过一个世纪前仆后继地奋斗,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向西方学习使我们得以发展进步;但是也留下了难以愈合的文化创伤,例如学术“断层”和话语阻障等。当我们操着半生不熟的西式话语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时候,并不能切合中国的实际;而中国古老的传统,对于用西式话语培养出来的中国学生,却反而隔膜起来。一种文化上的危机重新困挠着中国学人。面对世界性波动的西方浪潮,中国学子倍感民族意识和文化品格的可贵,悲壮地“回首昆仑望故乡”(王国维《咏史》其一)。
  悲壮的回眸不同于盲从,也不同于悲观。有人以为,采用人家的话语何妨,比如中国人现在也穿西装。另一种观点是自认文化上的弱势,视西化为生存状态之必然。这两种看法其实都是在文化层面失去了中华民族的自信与自觉。我们认为,研究中国文学自然需要中国特色的话语。话语不同于纯形式的词语,它是具有一定文化意蕴的思维范式和言说习惯。可以借鉴西方,但要中国化。我们并不排斥西方的先进的思想方法,也不可能完全回复中国古代的话语。只是面对当前强势的西方文化,我们切不可邯郸学步,数典忘祖,失去民族自我的形象与品性。
  中国特色的话语哪里去寻?让我们回到我们祖先的语境中悉心体会。这种话语其实并未断绝,它一直鲜活地存在于民间,活在中国的城乡闾里之间。例如至今相传的“情韵”、“景致”、“品味”、“传神”等等。中国文学基于民生乐艺的秉性,以不离美感的语言符号,体现出自然人性美的特点;中国文学研究的话语也应与之相合,尽可能用更有形象美的方式来表达更有人情意味的心声。
  处在世纪之交,我们当然应该立足于现实基础,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体现出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创造出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古人,不同于儒家,也不于道家的当代中国的话语,述写出充分中国化的文学史。我想,这样的古代文学研究可以用丰富活泼的自然人性来指称其品味,用复义象征、品美感悟指称其特点。
  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常苦于难以认识自己。倘问我自己用的何种话语,则可能使我陷于不可阐说的痛苦。“道可道,非常道”。既然老子也曾用语言阐说不可说的“道”,为什么我们不能用一种还不够成熟的话语来表示我们对理想的中国话语的追求呢?

原载:《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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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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