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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石刻对宋代文学传播的作用与影响

王星 王兆鹏

  
  石刻曾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普遍的文献记载方式,但早期石刻以实用与留存后世为目的,并不为当世传播而设。石刻诞生于廊庙,成长于民间,与政治文化生活关系密切。至宋代,朝廷右文,金石勃兴,石刻的当世传播功能遂日益突出,在宋代政治、文化、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文学的联系也日益密切。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宋代石刻对宋代文学传播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一、读碑与刻石,加强了对宋代文学传播者的激励与熏染
  宋代石刻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大大激发了文人对石刻文学作品的阅读与传播兴趣,这主要表现在宋代文人特别酷爱读碑,热衷刻石。
  自东汉碑刻兴盛之后,天下碑刻既多,读碑便成为文人生活中的一种常课。中唐诗人李郢《酬刘谷除夜见寄》诗云:“读碑丹井上,坐石涧亭阴。清兴未云尽,烟霞生夕林。”[1][6903]唐诗僧齐已《寄体休》诗云:“金陵往岁同窥井,岘首前秋共读碑。两处山河见兴废,相思更切卧云期。”[1][9633]前者写读碑的清兴悠长,后者叙秋日岘首读碑的往事,都充满人文情趣,让人回味。只是这样的读碑记录并不多。
  到了宋代,这种读碑、读拓本的记录就比比皆是了。仕宦途中、迁谪路上,丰碑古刻时时遇之,亦时时读之。宋初诗僧梦英,一生好书法、喜读碑,常“闲骑劣马寻碑去,醉卧荒庐出寺迟”;“寻穷太华高低景,念尽长安内外碑。”[2][71、72]诗人王禹偁则“见碑时下岸”,“几处古碑停马读,到时春笋约僧尝。”[3][689、705]南宋诗人范成大一生酷爱读碑,年轻时自谓“读碑索句仍投辖,谁是扬州控鹤仙。”[4][646]年老时则自叹:“登版自怜行蹭蹬,读碑仍怪视蒙笼。”[4][625]诗人张镃“坐余沿石闲听水,茶罢巡檐遍读碑。”[5][603]刘过“摩挲墓铭看,久立读碑阴。”[6][38]刘克庄“春风萧寺同登塔,落日荒台共读碑。”[7][35]至于欧阳修酷爱金石,王安石工于碑志,苏、黄诗书传天下,他们对于读碑的热爱自不必细论。对于一些出身孤寒的文士而言,碑刻文章更是他们常加搜读的对象。朱长文云:“余少也学古……古书之载于纸墨者几希,而存于金石者类在,于故都之外四方之远,与夫山林墟墓之间……早夜不舍,所逰必问,所居必求。”[8][37]足见其搜访阅读之勤。
  而那些碑刻集中的名胜之地,他们更是时常光顾,读碑题诗,蔚为风气。例如祁阳浯溪,诗人张嵲“去时吊古愚溪上,归日读碑浯水边”[9][425];黄庭坚贬中一至,“三日徘徊崖次”[10][610];杨万里则在浯溪边“剥苔读碑,慷慨吊古”[11][470];范成大亦“周遭岩壑寻胜迹,摩挲石刻立多时”[3][26060]。为了读碑,他们甚至夜以继日:“县官抱烛读碑字,夜阑相视生咨嗟”[3][175]。而那些山僧们则常常前为向导,“知予好古心常切,僧与前山觅断碑”[3][255]。
  宋人读碑,常常读得很细,张孝祥得朱新仲所寄“石刻二诗,《龙溪序引》,既再拜钦诵斯文之妙,三复卒业”[13][361]。宋人读碑不仅读得很细,有时还能背诵。“傅献简与杜祁公取未见石刻文字二本,皆逾千言,各记一本。祁公再读,献简一读,覆诵之,不差一字。祁公时年逾七十矣,光禄丞赵枢在坐见之。”[14][155]由此二例可以想见,熟读背诵碑刻文章的人,当还大有人在。
  如果联系到宋代的文化精神,可以看出宋人是将读碑研文作为一种风雅的生活方式来追求的。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其“一”即为《集古录》一千卷。李清照则终生难忘她与赵明诚省衣缩食,市碑刻文书字画,灯下相对赏玩的幸福。陆游将苏轼蜀中石刻精选出一卷携带在身边,谓为《东坡书髓》。李丕绪“集历代石刻,为数百卷藏之。”[15][9938]刘季孙“性好异书古文石刻,仕宦四十余年,所得禄赐,尽于藏书之费。”[16][1128]而苏轼《答贾耘老》云:“寄示石刻,足见故人风义之深,且与世异趣也!”[16][487]这些都可说明宋代士人认为读碑研拓,实风雅相兼,是一种精神享受。南宋人周晋的一曲《清平乐》便道尽了读碑的清欢,词云:“图书一室,香暖垂帘密。花满翠壶熏研席,睡觉满窗晴日。手寒不了残棋,篝香细勘唐碑。无酒无诗情绪,欲梅欲雪天时。”[17][2766]
  宋人不仅热爱读碑,亦热衷刻石。只要可能,他们则四处留题刻石,立碑刻石可以说是宋人精神表达的一种需要、一种方式。
  那些名篇佳作,宋人一刻再刻,诸如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司马光《训俭文》等等,皆不止一刻。而苏黄作品入石更多,王明清《挥麈录》载九江有碑工李仲宁,刻字甚工。其“家旧贫穷,只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18][763]。李仲宁因镌刻苏、黄词翰,能得一家人生活饱暖,足以想见苏黄诗文刻石之多。宋人还常常刻自己的作品,韩琦知定州,作“阅古堂”,自为记,书于石刻置堂中。欧阳修致仕后作《会老堂》,有《会老堂诗》刻置堂上。蔡襄、苏轼、黄庭坚等书法大家,更常常书写自己的佳作令人刻石。范成大《骖鸾录》谓其三十四年间三过严子陵钓台,皆有诗刻于壁间[19][44、45]。
  宋人刻石,小至一首好诗,一联佳句,甚至一个字。多到十几篇,几十篇,几十卷,甚至个人的全部作品。如《赠梦英诗碑》多达三十三人作品,苏轼《寄题与可学士洋州园池》石刻亦有三十首,其他“八咏”、“十咏”一类石刻则为数更多。而冲退处士章察“尝为歌诗杂文二十卷行于世,《卦气图》以石刻于府学之西,《太玄经图》并文集,刻于中兴寺子云祠堂”[20][301],则是将个人全部作品刻之于石了。至于游山玩水,吟诗作赋,访古题字,更是宋人最喜爱的一种雅事,此时“山川之胜,翰墨之缘,可以兼得”,题名题诗,难以计数。或述仕宦之迹,或抒游赏之乐,或发归隐之思,或泄愤世之情;或上巳修禊,或清明祭扫,或中秋待月,或重阳登高,或新正宴集。宋人身影虽历经千年,仍在一方方山间水泮的石刻中晃动。
  综上,宋代右文政策及文人博雅好古使他们与石刻更加亲密,石刻渗入宋代文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他们精神世界里极重要的一部分,读碑与刻石已成为宋人风雅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从本质上说,是宋代石刻激励、熏染、造就了大批石刻文学作品的热爱者、阅读者与传播者,这对于宋代文学传播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二、容受与选择,强化了宋代文学传播内容的重理明道倾向
  宋代石刻不仅激励、熏染、造就了大批文学传播者,而且对宋代文学传播的内容具有极大的规约性。从曾经刻石的文学作品来看,宋代石刻对所传播的文学内容具有选择性,这种选择性强化了宋代文学重理明道的文学基调。
  石刻对所传播文学内容的选择性在石刻诗词数量的巨大悬殊中显而易见。学界通常将宋词视作宋代文学的代表样式,但通过数量统计,则发现宋词刻石其实很少。一方面是宋诗与宋文的刻石数量远远超过宋词,另一方面是诗、文刻石过程中,特别强化了重理精神与明道意识。
  宋代石刻文学作品多数都与教化相关,其中以教育类的学记、寓有教育意义的箴铭类石刻最多。宋代一些曾经刻石的作品,如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无愠斋记》,司马光《谏院题名记》《训俭文》,范仲淹《岳阳楼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王安石《虔州学记》,范纯仁《布衾铭》,欧阳修《醉翁亭记》,曾巩《筠州学记》,周敦颐《爱莲说》《拙赋》,张载《西铭》,陈瑾《责沈文》,还有朱熹的众多石刻作品,几乎都含有明道阐理、劝世化俗的内容。
  即使是诗歌的刻石,宋人也常常从这些作品移风易俗、表彰人伦、垂范世俗等方面的作用去考虑的。如:欧阳修诗歌刻石者,早期有《思颍诗》与《续思颍诗》,后期有《会老堂诗》。欧阳修解释《思颍诗》的刻石的动机云:“初陆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书所作十有三篇为《思颍诗》,以刻于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盖自南都至在中书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毫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见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渐短,其心渐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几览者知余有志于强健之时,而未偿于衰老之后,幸不讥其践言之晚也。”[21][605]刻《思颍诗》就是要证明自己不是贪图禄位、留恋权势之人,从而为这组诗加上垂范世人的劝世意义。而《会老堂》诗云:
  古来交道愧难终,此会今时岂易逢。出处三朝俱白首,雕零万木见青松。
  公能不远来千里,我病犹堪爵一钟。已胜山阴空兴尽,且留归驾为从容[21][829]。
  此诗为表彰友道而作,欧阳修有意为之建堂刻石,并写信给吴冲卿云:“近叔平自南都惠然见访,此事古人所重,近世绝稀,始知风月属闲人也。呵呵。有《会老堂》三篇,方刻石续纳。”[21][2372]可见此三篇的刻石,明确是为了表彰友谊,振起世风。再如文同为杨巨川《种柳诗》刻石作序,批评“人皆喜善自己出,若名于他,则万计沮碍无少假贷者十常八九”[22][706]的不良世风。而他为《赏梅唱和诗》石刻作序,则力论“成之之力其胜愈于生之者”[22][706],劝世人多为成之者、出力者、奉献者。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宋人在镌刻诗歌作品时往往要同时刊一篇诗序,而序文则多数为诗作附加上一些劝世化俗,或修身践道的内容。李泽厚先生说:“从中唐起,……为后期传统文艺定规立法的巨匠们,其审美理想中渗透了儒家的思想。他们要求在比较通俗和具有规范的形式里,表达出富有现实内容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伦理主张。这种以儒家思想作艺术基础的美学观念不只是韩、杜等人,而是一种时代阶级的共同倾向。”[23][147]而宋代石刻则主要沿着这一道路发展下来。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石刻本身的庄重性、严肃性,使石刻作品在内容上,对儒家大道具有较强的选择性、容受性。而这种内容的选择,反过来又强化了文以载道的传统,同时也影响到宋代文学传播的主流,进而影响宋代文学的主要风貌。由于石刻在传播内容上的选择性,更强化了宋代文学的重理明道倾向,这正是石刻对宋代文学的最大的影响之一。
  
  三、增值与凝定,加强了宋代文学作品的传播效果
  石刻将诗文与书法融为一体,对作品具有增值效用;而反复刻石,促进了作品的经典化;被石刻凝定的作品,具有坚固性、持久性、开放性,延长了作品传播的时效性,并构成了一个长效交流对话的空间。所有这些都加强了宋代文学作品的传播效果。
  1.词翰双美,提升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传播力
  石刻是一种较特别的书面传播方式,是一种视读传播,它不仅作用于读者的潜听觉,更作用于读者的视觉,而优秀的石刻作品,能最大限度地传达出作家书法的神韵,带给读者视觉的美感享受。汉字原本具有声美、意美与形美,而书法或灵活飞动、或气势磅礴、或潇散自然、或端庄凝重,其神气韵味又远非单一的字形之美所能比拟。在古代,书法向来未曾与诗歌、绘画等艺术形式分开,实为前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书法形式存在的文学作品,才是完全意义上的古代文学作品。而石刻则使这种原生态的“真正完整”的作品保存下来,大大加强了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
  我们无法听到宋人浅斟低唱的小词,是一种永远的遗憾,我们无法再看到以书法形式存在的原生态的文学作品,又何尝没有遗憾呢?而石刻则将极小部分作品与作家的真迹一起保存下来,实大快人心。而且石刻的书法之美还提高了作品的传播能力,有些作品,如果不是借助书翰之力,恐怕早已经失传。如欧阳修《集古录》中跋唐沈传师《游道林岳麓寺诗》云:“右《岳麓寺诗》,沈传师撰并书。题云《酬唐侍御姚员外》……独此诗以字画传于世,而诗亦自佳。传师书非一体,此尤放逸可爱也。”[21][2281]沈诗虽佳,若非因其刻石,以字画传于世,也早如唐侍御、姚员外之作,不见踪影了。
  石刻书法气韵往往与其文辞相互呼应,相互生发,共同传达出作品的精神意蕴,加强了作品的美学价值,亦有助于读者对作品的领会与感悟。宋人对此深有体会,苏舜钦有《古松诗》刻石,楼钥跋云:“曼卿上世家幽州,燕俗劲武,少以气自豪,书体兼颜柳,前辈谓愈大愈奇。……此诗‘影摇千尺’、‘声撼半天’,尤为人脍炙,皆警策也。欧阳公称文章劲健称其意气,余以为字画犹有剑拔弩张之势。吾乡郡从事官舍中先有《筹笔驿诗》石刻久矣,今赵君致远又欲刻此,是为二妙也。”[24][179]此为翰墨有助于诗文。周必大《跋山谷草书太白诗》谓:“南丰谌氏收山谷草书李太白歌行一卷,殆中年笔也。予家藏数卷,亦太白诗。非谪仙妙语,不足发龙蛇飞动之势耳。”[25][517]此为诗文有助于翰墨。
  诗文与翰墨相辅相成,大大加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从而让人流连不舍。朱熹云:“观妙东楹,李公侍郎(李弥逊)遗墨,语意清婉,字画端劲,每至其下,辄讽玩不能去。然岁久剥裂,又适当施供张处,后十数年当不复可读矣。别为摹刻,授道士使陷置壁间,庶几来者得以想见前辈风度。”[26][3928]朱熹被词翰双美的李诗所征服,每至其下,则讽玩不能去,且惧其泯灭,而别为摹刻,足见其感人之深。词翰双美大大提升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同时也加强了作品的传播力,使之更耐人品味。
  2.反复刻石,强化了名篇的典范性与影响力
  石刻对文学典范形成有重大作用并对文风具有导向性,因为石刻具有过滤与选择功能,刻石的过程也是作品典范化的过程,而典范又引导文风的走向。某家作品因反复刻石而成为一时典范并影响创作的情况在宋代时有发生,笔者另有专文论及。而单篇作品的反复刻石及其长久传播,亦促进了作品的典范化,加强了作品的影响力。
  首先,作品的多次刻石,对作品的典范化有重要的意义,一些无名氏作品,也会因为人们的反复刻石而成为一时的“经典”。如张世南《游宦纪闻》载:
  德兴邑廨有石刻二诗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行商之身,南州北县,不如田舍,长拘见面。……安稳眠睡,直千直万。”“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百里,不知千里。我饥有粮,我渴有水……父母之乡,天子马蹄。”沙随先生跋云:“右二诗,不知何人作,上饶公端殿汪先生,过豫章之进贤,手书于旅舍。后三十年,门人程迴授邑于兹。既受代,始于郡中得之,而真迹不复存矣。友人高季安会丞是邑,季安先生姻戚也,因托刻于石,先生下世七年矣。噫,迴跋。”此诗始刻于进贤,再刻于德兴。丙子巨浸,出于泥滓中,石断字漫,邑宰潘传重刻之。世南爱其言近而意切,惧其碑之复沦,故纪于此。[27][74]
  此二诗虽不知作者,却一刻于进贤、再刻于德兴、三刻于丙子年。诗歌本身并不特别出色,只因其言近意切、理直事真、耐人寻思之故,而为人所重视。但若没有反复刻石的表彰作用,则较难进入人们的阅读视野。
  而那些优秀作品的反复刻石,对其典范意义与影响力的强化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可以说宋代名篇多刻石,宋代石刻多名篇。如周敦颐《爱莲说》、陈瓘《责沈文》皆因朱熹的多次刻石而加强了其经典性与影响力。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在宋代至少刻了四次,前后历时近百年,特别是苏轼所书碑,当时摹拓不休,流传极广。而对于此文,王安石、苏轼、秦观、黄庭坚都有不同看法,但因其刻石流传极为广泛,其典范名篇的地位遂不可动摇。以至在宋代即有仿效之作,如南宋吴升为友人黄公绍所作《在轩记》开篇云:“余里中交游不出四五家,樵溪东流如练,莲华诸峰如屏障会其前者,直翁之家也。竹门其傍,倚松作屋,古木修篁,前后蔽亏者,在轩也。”[28][634]显然受到《醉翁亭记》开篇的影响。至于《醉翁亭记》所引发的文体讨论及时人的仿效,更是轰动一时[29]。
  而且,石刻作品在反复刻石的过程中,还会被书丹者或刻石者进行加工修改,更增加了名篇的艺术魅力。如宋太宗《戒石铭》本后蜀孟昶之文,原文二十四句,太宗取其中十六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勒石州县,遂成千古名篇。再如方勺《泊宅编》谓“欧阳作《醉翁亭记》,后四十九年(按:误,当为四十五年)东坡大书重刻于滁州,改‘泉冽而酒香’作‘泉香而酒冽’。”[30][3]王士祯《香祖笔记》亦引用此条,内容略有不同,谓东坡改为“泉甘而酒冽”,并认为苏轼所改实胜原句[31][208]。则此二字位置的小变动,亦大有功于欧文。
  而朱熹改谢良佐《论语解序》更为成功。谢氏《论语解序》云:“脱去凡近,以游高明。莫为婴儿之态,而有大人之志。莫为一身之谋,而有天下之虑。莫为终身之计,而有后世之虑。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32][77]朱熹改成《上蔡先生语录》刻石云:“脱去凡近,以游高明。勿为婴儿之态,而有大人之志。勿为终身之谋,而有天下之虑。勿求人知,而求天知。勿求同俗,而求同理。”[33][518]朱子主要是将谢氏“莫为一身之谋”两句,合成“勿为终身之谋,而有天下之虑”一句;将“莫”、“不”等字统一换成“勿”字,远较原作精粹、工整、有力。这些无疑会加强作品的经典性与影响力。
  3.互动对话,延长了文学作品传播与交流的时效性
  首先,石刻刻之于摩崖或立于学宫寺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特别的空间,成为一种有形交流对话的场所。这一点极像今日网络上的BBS论坛,一方石刻仿佛就像一个“帖子”,只要有人“发帖”,只要这“帖子”有些分量,就会有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纷纷跟进,就会有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意见彼此碰撞。只是古人“发帖”,要借助石刻,远没有网络便利。但那种亲临现场,同时饱看山水之美与翰墨之富的乐趣,也是我们今天无法企及的。而且由于石刻的坚固性与持久性,遂延长了文学作品传播与交流的时效性。
  而且石刻具有开放性,以一对多,便于众多参入者跨时空的精神交流。在交流中既与前人对话,又欲创作出别具新意的佳作,必然形成一种无形的竞争,成为促进创作的动力。如浯溪石刻以元结的《大唐中兴颂》为主要话题,形成了诗与颂两个系统的文学作品大比拼,诗作者中,比较著名的就有米芾、张耒、秦观、黄庭坚、王炎、李清照、范成大、杨万里等,而不太著名的作者则不下三四十人,宋代浯溪诗作现存者尚有六十余首,而亡佚者尚不知几何。宋代的《中兴颂》作虽然只有一篇刻在浯溪摩崖之上,但是宋代高宗与孝宗之际曾存在一个大宋中兴颂作的创作小高潮,则不能不归之于元结《大唐中兴颂》的潜在影响与众人积极参入对话的作用。这些作品相互关联,形成不同的子话题,在承继中有创新,显示出极强的创作活力,并且催生出不少的精品。后代作者来到浯溪,阅读了前人的诸多留题,难免有所思所感所悟,不免产生参入对话的冲动,可见石刻所形成的这一交流对话环境,是一种开放系统,具有很强的召唤性。
  再如四川涪陵白鹤梁水下石刻,多达一百余段,涉及人物三百多,其中题名八十多段,诗作录入《八琼室金石补证》者仍存16首,以朱昂端拱元年所刻最早。朱诗云:“欲识丰年兆,扬鳍势渐浮。只应同在藻,无复畏吞钩。去水非居辙,为祥胜跃舟。须知明圣代,涵泳杳难俦。”[34][34]因白鹤梁唐代刻有标志水位的石鱼图画,而当地民间有石鱼兆丰年的传说,故这些诗作皆围绕石鱼兆丰年一事展开,主旨则歌颂圣代政治清明与太守贤能,同韵之作居多,充分体现了同一地点石刻作品在主题上的趋同性及其相互关联性。而其中也会有少数作者能因难见巧,产生佳篇。如朱熹借石鱼抒写哲理,跳出窠臼,诗云:“眇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经纶尽此中。每向狂澜观不足,正如有本出无穷。”[34][40]由此可见,石刻对同一地点的同类作品创作影响极强,非有特别识见与手腕,常常难以另辟新境。
  而江苏盱眙在北宋时为宋人游览胜地,因米芾《第一山诗》而驰名天下,米芾诗云:“京洛风尘千里还,船头出汴翠屏开。莫论衡霍撞星斗,且是东南第一山。”[34][515]第一山有米芾、张大亨丙戌岁题名,丙戌为崇宁五年,诗当作于是时。因淮北之地平夷,从京师至汴口均无山,米芾将盱眙南山命名为第一山,诗作亦颇有气势。南宋时宋金以淮河中流为界,盱眙成为宋金边界,于是石刻题名多与出使接泮相关,而诗作则充满爱国情思。如袁说友绍熙二年所作《第一山诗》云:“极目俄登最上岩,秋风衰草塞云间。漫遊淮浙几千里,今识东南第一山。志士逢时宁恨晚,壮怀有泪不须潸。兴亡自古知多少,天道何曾不再还。”[34][528]而戴良镌刻的无名氏《登第一山诗》显然是袁诗的和作,诗云:“玻璃为壑玉为泉,得伴□游半日闲。手把殊勋留□石,且将佳句压名山。遗□赤子头应白,感慨□臣涕欲潸。见说君王收边略,宵衣只待使车还。”[34][544]这些诗作仿佛把我们带回了宋代边关,读之令人感慨。以上都是碑刻在原地与观赏者互动交流,促进文学创作的例子。而且以上数处皆延续上百年,终宋之世,持续不衰,对宋代文学传播创作自有其影响。而后代仍有人继之不绝,足见石刻的长期影响力。
  当然还有更多的时候,并不是由诸多碑刻构成一种交流环境,而是仅仅由某一方著名石刻,甚至是石刻的遗迹而引发作者的文思,创作出新的篇章。如青州范公泉石刻诗文,设若范仲淹镇守青州时不曾在兴龙寺构亭刻石,则后人相关作品都将不会出现。再如滁州《醉翁亭记》石刻及相关诗文创作,亦是如此。检索宋人文集,这种因观览石刻而起兴赋诗的例子极多,如杨万里《之官五羊过太和县登快阁观山谷石刻赋两绝句呈知县李绅公垂主簿赵蕃昌父》[11][156],韩淲《半塘寺法华童子塔和石刻韵》《绿筠轩观坡翁诗刻》[35][634、666],等等。
  其次,拓本的流通又会形成一个无形的交流对话的场所,引发更多人的新创作。如韩愈的《石鼓歌》,便是在石鼓文拓本的激发之下创作的。而李清照的两首《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诗,亦是在读到张耒诗作时,感情被激发而写出的名篇。其他因为读石刻拓本而激发灵感,引来诗思的记载还有许多。如王十朋《明庆忏院》诗序云:“明庆忏院上方地爽而幽,盖精篮之胜也。予因会友托迹于其间,一日探囊中,得石刻诗一本,乃王瞻叔国博先生题台人秀野堂也。摹写景物颇类于此,因置之壁间,意有感触,遂借其韵。”[36][167]像这样因为读拓本而创作诗文与古人读文集刊本有感而作诗文,性质是一样的,亦是古人产生创作冲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对而言,石刻拓本往往因为有众家题跋,以及兼有书法之美,常常比读文集,更能引发交流与探讨,触动文思,引起创作冲动。
  最后,宋人因刻石之事而相互沟通,或因拓本的交流传播而互相酬谢,即因石刻及拓本相关联的事务性交往,也会形成交流渠道,促进文学创作。如韩琦《阅古堂》刻石而引发的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唱和之作。再如苏轼黄楼刻石,使黄楼成为徐州名胜,由此而引发的诗文创作都是如此。石刻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相互交往的媒介,而交流唱和又是诗文繁荣的重要原因,故刻石活动也会推动创作的兴旺繁荣。
  总之,石刻因其坚固、持久性及拓本的广传性,构成了多层面的长效的互动对话空间,加强了作品的传播效果,对文学创作亦有长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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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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