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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偈颂到童谣——谈古今文体之关联性

吴承学

  
  有些很遥远的事,突然想起来,却恍如昨日。35年前,我们成为“文革”后第一批考进大学的学生,对一切都感到很新奇,也很兴奋。开学后所有新生被编进不同的连队进行军训,单调与艰苦的军训生活,也有比较轻松的时刻。在各个连队集中开会之际,都有个飙歌的程序。飙歌有如喝酒,是需要“劝”的。各个连队都有人负责“拉歌”,在他的指挥下,全连队扯大嗓门,齐声向对手发出友好的挑战和热情的邀请:
  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很辛苦!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很着急!
  一二三,快快快!不要像个老太太!
  大家拼命喊着诙谐口号,同时还配合着有节奏的掌声。一时间,会场气氛热烈到极点,大家笑成一片。在那个年代,这些拉歌口号,就是最有趣最轻松的形式。当然,当时所唱的都是“红歌”了。
  我们童年逢上革命岁月,没有唱过什么童谣。多年以后,我有了孩子,陪着孩子,才注意到童谣。有些童谣也是与数字相关的,近乎拉歌口号。比如: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老虎没打着,打着小松鼠。
  松鼠有几只,让我数一数,
  数来又数去,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这里,在这里,我的朋友在这里。
  啦啦啦啦真欢喜,同唱歌来同游戏,
  笑嘻嘻,多甜蜜,我的朋友就是你。
  这些童谣朗朗上口,既是数目字启蒙,也训练儿童的语言能力,当然还有寓教于乐的目的。
  后来,读了一些古书,才知道不要小看这“一二三四五六七”,以它们入诗,可是古已有之的。看似简单,其实也不简单;看似通俗,也可以很高雅。
  从现有文献看,最早以从一至七的数目字入诗的是唐代的罗隐。《甲乙集》卷九诗《京中正月七日立春》:
  一二三四五六七,万木生涯是今日。远天归雁拂云飞,近水游鱼迸冰出。
  罗隐所描写的是二十四节气的立春。立春意味着春天的开始,“生涯”即生机,诗中描写的万木、归雁和游鱼,带来了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消息。这一天刚好是正月七日,所以诗人第一句写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具有真实的数字意义。
  罗隐这首诗,因为造语独特而受到褒扬。清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二十列举历代排比修辞的杰句:
  “一二三四五六七”,固唐贤人日之著题,“枇杷橘栗桃李梅”,且汉代大官之本色。古乐府之《鱼戏》:“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浣花集》之《杜鹃》:“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元刘仁本之《蕨萁》:“东山有蕨萁,南山有蕨萁。西山有蕨萁,北山有蕨萁。”明袁中郎之《西湖》:“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卧。”同一排比也。
  其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固唐贤人日之著题”,就是指罗隐的《京中正月七日立春》。它的特点就是“排比”,也就是将数目字从一排列到七。梁章钜认为诗歌中这种排比事物的修辞方式,始于汉代七言《柏梁诗》中大官令“枇杷橘栗桃李梅”句,它排列了各种果实的名字。当然,排比的方式古已有之,但是同一排比方式,表现起来千差万别。以“一二三四五六七”直接入诗,和以果实名字入诗,确实有不同,果实本身是没有顺序的,而数目字是有顺序的,只能按既有的顺序排列。所以,以口语化的“一二三四五六七”直接入诗,确是胆子比较大,因为处理不好就显得笨拙,或者别扭。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举了古人大胆创辞的例子:
  古人才深似海,胆大于天。故命意造句,咸出人意表。然亦有平中见奇,为今人不敢道亦不肯道者。如李德新之“东西南北人”,用夫子成语犹可也,若古诗“鱼游荷叶东,鱼游荷叶西,鱼游荷叶南,鱼游荷叶北”四句,止更四方,并不叶韵。杜少陵“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四句一韵。韩昌黎“鸦鸱雕鹰雉鹄鹍”连用七鸟名,罗昭谏“一二三四五六七”连用七数目,更有连用七“然”字、五“休”字成句者。又欲以极鄙极俗之语,化为出风入雅之句,为可怪也。然惟古人为之,今人则不可耳
  这里提到:罗昭谏(罗隐)“一二三四五六七”连用七数目,即是《京中正月七日立春》一诗。他从诗歌创作造语出新的角度来肯定罗隐诗,认为这是“古人才深似海,胆大于天。故命意造句,咸出人意表”的例子。以数目字入诗,古已有之,但罗隐此诗,以“一二三四五六七”铺陈开篇,敢于一口气连用七个数目字,从文体学角度看,可谓自创一格,确有其特色,这是其出名的原因。
  罗隐排列“一二三四五六七”还是实在的数目,到了宋代,禅僧偈颂里大量采用“一二三四五”或“一二三四五六七”的句子,由于与禅悟结合起来,数目字有虚用,有实用,有实指,有象征,况味明显变得复杂。
  在此前的佛教典籍中,也出现不少排列数目字的文献,但到了宋代才大量出现以数目字排列的偈颂(为了方便阅读和节省篇幅,以下所引偈颂除了特别标明之外,皆引自《全宋诗》,只注明作者、卷数)。偈颂中的“一二三四五”或“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什么意义?数目字与其他词语相比,本身无疑具有独特的意义。
  数目既是构成理性思维的最基本、最初始的元素之一,也是人们认识世界最早接触的内容,所以数目字的罗列可以表示极为简单、清晰、浅显、人人都懂的不容置疑之义。如:
  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返覆数千回,总不出今日。霜风刮地来,法身赤骨。(释宗杲,第一七二○卷)
  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从头点检来,笑杀维摩诘。带累李胡子,喷水髭须湿。洒浄已周圆,次念波罗蜜。蒋山恁么道,千古谁人识。识不识,何处觅,堪与丛林为轨则。(释昙华,第1940卷)
  这些禅偈中“一二三四五”与“一二三四五六七”具有一般数目意义。又如曹勋《新岁七十以人生七十古来稀为韵寄钱大参七首》之三:“一二三四五六七,行年临之如电疾。只将香火对清闲,古井无波应委悉。”(第一八八三卷)从字面上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和七十岁是有关系,不过,它还含有时间流逝如数数之快的意义,故有“行年临之如电疾”之叹。
  数目字可以表示自然而然、本来如此之义。由于它们是由小至大渐进的,因此也可以表示事物渐进,或者事物之间的逻辑顺序。老子《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数目字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又是一切的开始,所以“道”这样复杂的问题也可以用数目来表达。
  一二三四五六七,数目分明谁委悉。李淳风与袁天纲,推尽先天算不出。算得出,昨日五月尽,今朝六月一。(释绍昙,第三四二八卷)
  一二三四五六七,讽诵受持皆秘密。如人亲入宝山中,一切珍奇从此出。(释清远,第一二九七卷)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循环逆顺数将来,数到未来无尽日。因七见一,因一亡七。踏破太虚空,铁牛也汗出。绝气息,无踪迹。(释子涓,第二○六三卷)
  以上偈颂中的数目字与后面内容,尚可以看出前后意义上的逻辑关联。不过,在许多偈颂中,数目罗列与其他诗句之间,往往没有语言与逻辑的关联,从而呈现出更为复杂丰富的意义。先以宋代释普济《五灯会元》所载义怀禅师与子涓禅师为例:
  越州天衣义怀禅师,永嘉乐清陈氏子也。……长游京师,依景德寺为童行。天圣中,试经得度。谒金銮善叶县省,皆蒙印可。遂由洛抵龙门,复至都下,欲继宗风。意有未决,忽遇言《法华》,拊师背曰:“云门临济去!”及至姑苏,礼明觉于翠峰。觉问:“汝名甚么?”曰:“义怀。”觉曰:“何不名怀义?”曰:“当时致得。”觉曰:“谁为汝立名?”曰:“受戒来十年矣。”觉曰:“汝行脚费却多少草鞋?”曰:“和尚莫瞒人好!”觉曰:“我也没量罪过,汝也没量罪过。你作么生?”师无语。觉打曰:“脱空谩语汉,出去!”入室次,觉曰:“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恁么不恁么总不得。”师拟议,觉又打出。如是者数四。寻为水头,因汲水折担,忽悟,作投机偈曰:
  一二三四五六七,万仞峰头独足立。
  骊龙颔下夺明珠,一言勘破维摩诘。觉闻拊几称善。(《五灯会元》卷一六)
  “一二三四五六七”究竟什么意思?它与“万仞峰头独足立”之间,究竟构成什么逻辑关系?究竟能不能、要不要寻找其确实的意义,恐怕很难讲清楚。此类的偈颂甚多,再举数例:
  一二三四五,升堂击法鼓。蔟蔟齐上来,一一面相睹。秋色满虚庭,秋风动寰宇。更问祖师禅,雪峰到投子。(释仲易,第七八○卷)
  一二三四五,梅雨炎蒸暑。碓觜也生花,道芽知几许。古佛与露柱交参,猫儿咬杀猛虎。(释绍隆,第一四○五卷)
  一二三四五,虚空阙处补。五四三二一,当门书大吉。好手挥斤去鼻泥,衲僧机妙安能识。蓦然识,百草头边露消息。(释宗杲,第一七二○卷)
  一二三四五,禾山打鼓金牛舞。劈面来时着眼看,全身放下休回互。(释正觉,第一七七八卷)
  庭前柏树子,一二三四五。窦八布衫穿,禾山解打鼓。(释玿,第二○四九卷)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拾得语寒山,丰干骑老虎。报君知,莫莽卤。从来保福四谩人,不似禾山解打鼓。(释昙密,第二一○一卷)
  从外行人的角度理解,这些数目字罗列可能显示禅宗语言的某些特点。禅宗语言形态往往口语化,质朴甚至鄙野,但语带机锋,看似通俗,实则高妙,与悟道方式、思辨方式之间关系密切。有时似乎答非所问,或者是跳跃性的,不着边际,让人无法猜透其内在的含义,以此来打破一切逻辑思维的关系,引发妙悟。偈颂中的数目字罗列是实指还是象征、隐喻,不好判断,它们在语言意义指向上有一定的随意性。因为这些话很难去逻辑推理,只有靠自己修证妙悟才能明白它的底蕴。
  以上偈颂不少有“禾山打鼓”之语,如“禾山打鼓金牛舞”,“禾山解打鼓”,“不似禾山解打鼓”。“禾山打鼓”是著名的禅宗公案,又作禾山四打鼓、解打鼓、禾山打鼓等,即唐末五代禾山无殷禅师的故事:
  问:“习学谓之闻,绝学谓之邻,过此二者,谓之真过。如何是真过?”师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真谛?”师曰:“禾山解打鼓。”问:“即心即佛则不问,如何是非心非佛?”师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师曰:“禾山解打鼓。”问:“万法齐兴时如何?”师曰:“禾山解打鼓。”(《五灯会元》卷六)
  无殷禅师对于学人数次完全不同的参问,均答以“禾山解打鼓”(懂得打鼓)。“解打鼓”究竟有什么深意?恐怕很难有标准答案。也许正是禾山故意以这种莫名其妙、答非所问的回答来截断一般人的思维和逻辑惯性,让人摆脱语言的桎梏,从而有所领悟。有些偈颂罗列数目,可能也有这方面的意义。
  以上拉杂而谈,不着边际,现在到了“卒章显志”的时候:本文的主旨是提出古今文体之关联性问题。
  古往今来,有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文体之间,却可能有某种关联性。古今文体关联性的研究并不是为了满足博学和考据的兴趣,其理论指向是古今文学的演化及其基因。我曾经说过,有些看起来完全是新创的当代文体,却可能与古代文体有某种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文革”时期,全国各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时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这是特定时期的特有文体。“致敬电”无所不用其极的赞扬谀美之辞,那种夸张、排比、铺张的修辞,就含有中国古代文体的某些文化基因。那些“致敬电”的写作者未必接触过古代的章奏、贺表、捷报等文体,但这些文体所具有的封建精神的文化基因却在标榜“革命”的“致敬电”中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参见拙著《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绪论”部分)。古今文体关联性的表现是多样化的,可能在功能上、思想观念上,也可能是在语言形式上。
  古代佛偈与当代童谣属于完全不同的文体,并没有明显的影响和传承关系。但是,它们在文体形态上无疑有其相似性:这些迥然相异的文体不约而同地运用“一二三四五”与“一二三四五六七”这种数目字的排列。它们在文体形态上的关联性,正是由汉语数目字的特性而产生的。
  “一二三四五”与“一二三四五六七”本身都带有某种顺口、通俗、老少皆晓的特性。佛偈、童谣与拉歌口号这些文体都是基于汉语的语音与节奏的特点,利用“一二三四五”与“一二三四五六七”熟悉与顺口的特点作为起兴,借势起韵;而且把数目字和根本无关系的事物牵扯到一起,又能产生某种出人意表的、陌生化的喜剧效果,而在偈颂中,则可能成为高深莫测的话头。
  顺便说,在古代诗歌中,以“一二三四五”与“一二三四五六七”入诗的,在诗歌形态上,基本是古诗。这种文体选择的原因很简单:在“一二三四五”或者“一二三四五六七”之中,只有“三”字是平声,其余都是仄声。以古诗来处理这种声韵条件是比较方便的。
  古今文体之关联性是中国文体学研究的一个新题目。本文只是以一个很细微、边缘的例子对此略作探讨,希望能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注意和兴趣,并且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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