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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娱乐文化与唐传奇演变

成松柳 彭琼英

  
  有唐一代文学的发展,在唐代诗歌光焰的辐射下,文赋不断革新,词体逐渐产生和建立,各种文体都在不断成熟与新变,惟有传奇是一个例外。唐传奇真正成熟、繁荣的时间只有中唐贞元至长庆短短四十年,几乎所有的唐传奇优秀作品都产生于这一时期。其兴也速,其衰也速,这样的文体演变在前代并未出现过。幸好唐传奇并非仅仅以静止的书面形态流传,而是同时以动态的说、唱、演等表演形式存在与流行,这才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但这一点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充分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对表演形态的唐传奇的考察,探索唐人娱乐生活面貌,了解唐传奇的生产方式,从而追寻唐传奇产生、成熟、陨落的历程。
  
  一、娱乐文化活动需要与唐传奇的产生
  任何一种文艺形式的产生,不管其后来走向与盛衰状况如何,在当时,必然与社会的生产方式有密切关联,唐传奇的发展演变也不例外。胡应麟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1]认为传奇是文人作意好奇之作,这是从创作者的角度思考的结果。而对于唐传奇的创作意图,学者们普遍认为是“行卷”“温卷”的需要。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很多文献中找到例证。“顾世间则(传奇)甚风行,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为行卷。”[2]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则描述得更为详细,“唐世举人,先借当时显人,以姓名达主司,然后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3]唐朝廷以文取士的科举制度和士子们“行卷”与“温卷”之风促进了唐传奇创作的兴盛。文人们通过自己的文章诗赋,以之为贽,奔波于主司和文坛巨卿之间,以此扩大声誉,谋求一第。
  这些都是从传奇产生的外部条件进行考察的结果,行卷之风固然是促使士子们创作传奇的重要外部条件,然而我们却很难证明哪一篇传奇作品真是士子“温卷”之作,哪一篇传奇真的对应举者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不能否认的是,“行卷之风”确实为唐传奇的产生创造了一种背景和环境条件,或者说提供了一种时代氛围,对唐传奇的创作者产生了影响。
  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另一些表面上看似没有联系的现象和事实,与唐传奇的繁荣有着分不开的关系。那就是“社会经济生活的进步和富裕;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出现;城镇居民日常闲暇时间的增多和对文化消费日益高涨的需求。”[4]中唐以降,唐代城市性质和功能有了很大变化。“沿街开店,坊内商贸,夜间交易,完全违背了城市设计的初衷,挑战着城市里坊格局的合理性。城市的商业气息冲击着旧有的制度。随着市民队伍的壮大,那些旧有的规定开始逐渐松动,‘城’与‘市’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严密封闭的街区结构开始松弛和裂变。”[5]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变化,城市“市民”娱乐消费的“文艺市场”开始繁盛,由此产生的大量口头或书面的文艺作品,因此成为反映广大民众思想观念,宣泄广大民众心理情绪的载体,成为广大民众的精神寄托。“历史条件下作者们不同的创作动机有很大关系。唐人传奇的兴盛主要是出于青年文人们在聚会游宴时遣兴抒情的需要。传奇创作一旦兴起,以投合文人们的趣味,往往流行甚广,逐渐由朋友间的娱乐助兴而更大程度地起到为作者延誉的作用。”[6]
  唐代都市中主要的娱乐形式有郊游、赏花、宴饮及其他的民间百戏,其中,文人参与人数最多、最频繁的便是宴饮集会。自古以来,文人们举行诗酒文会,唱和酬答,给人们留下了高雅而浪漫的印象。唐代文人集会活动不但盛行于京城宫廷,而且蔓衍到地方,成为文人一种重要的生活形态。“文人集会与文学创作向来关系密切,它促使传奇产生。”“无论唐人传奇,还是敦煌讲唱文学作品,目的都是为了娱乐消遣,它体现不同文化水平人们的不同娱乐消遣方式。”[7]元人虞集《写韵轩记》说:“盖唐之才人,于经艺道学有见者少,徒知好为文辞,闲暇无所用心,辄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意,傅会以为说,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娱玩。”[8]对唐人传奇做了比较概括的评论,从中可以看出,传奇本来就是文人之间藉以相互娱玩的创作。
  讲述本人奇遇,以之为诗题与友朋唱和并由善叙事者撰成传奇文,这种风气直接带来了传奇创作的繁荣。在唐传奇篇末,常常有述及创作起因,多为友人聚谈,聚谈的主题则是奇闻轶事。这在文献和唐传奇本身就能找到很多记载。“如《任氏传》“浮颍蛇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庐江冯媪传》“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汉南,与渤海高、天水赵儧、河南宇文鼎会于传舍。宵话征异,各尽见闻。”《莺莺传》、《李娃传》中均有类似记载,以上例证表明,不少传奇是文人聚谈时,征其话异的产物,而闻异事录而传之则几乎是所有传奇的共通点。这些“征其话异”的文人聚谈,虽没有后代的“说话”影响那般广泛,但为传奇的创作和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渠道。许多传奇都是文人们聚谈时产生的,通过对他人转述的内容不断加工而逐渐形成的。
  
  二、娱乐文化活动的群体化与唐传奇的发展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9]鲁迅语。小说在唐以前,一直是以志怪志人为主要内容,而传奇,汲取了六朝志怪文学的营养,为小说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它从志怪走向现实,记录爱情而更具文采。它依靠自己的独特,成为中国小说本干上“独秀的旁枝”[10]。
  唐传奇的繁荣首先表现在作家作品的数量方面。更重要的表现在它总体面貌的绚丽多彩,千姿百态上,而这又是由内容的丰富和艺术的精湛所决定的。
  斗鸡是唐代帝王极喜爱的一项娱乐活动,“上好击毬,由是风俗相尚。”[11]因为帝王的喜好,百姓亦爱之成风。《冯燕传》记录了冯燕因善击毬斗鸡戏而得宠的过程。《东城老父传》则全文介绍贾昌因善斗鸡而受玄宗宠爱近四十年的经历。以上两篇是斗鸡这一娱乐活动在唐传奇中的反映。根据汪辟疆的《唐人小说》,反映唐人宴饮的就有《古镜记》《游仙窟》《任氏传》《柳氏传》《柳毅》《李娃传》《长恨歌传》《周秦行纪》等近二十篇。唐人娱乐为唐传奇的繁荣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唐传奇的创作目的是娱玩,因此其内容也与娱乐有很大的关联。传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是娱乐消遣的需要。而唐人的娱乐活动也为传奇提供了许多鲜活的素材。文人宴饮、诗歌唱和、士子狎游,都是唐代文人喜好的娱乐活动,而这些娱乐行为在唐以前小说中少有记载,唐传奇中则数见不鲜。
  准确地说,传奇所反映的最主要的生活内容是——文人艳遇。以男人为主体的人仙之恋、人鬼之恋,以及男子与倡女的恋爱都是唐传奇刻画的对象,其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男子与倡女的恋爱。这与唐人喜好狎游的娱乐行为密切相关。
  中唐以来,由于社会动乱不安,科举入仕已不再是文人们出人头地的出路,安于享乐、贪求情欲的世俗想法盘旋在文人的心中。城市的发展,坊市的划定,蓄养私伎蔚然成风,而出入红楼,狎狭相游更是文人们的群体娱乐行为。唐代文人进士阶层在正式婚姻之外恋爱关系的发展,为此提供条件的则是商业性娼妓的存在以及男女礼防相对松弛的状态”[12],是唐传奇存在的基本条件。正是这些没有道德羁绊,不被管制的娱乐行为为文人们提供了宣泄渠道,艳遇也成为了文人的首要聚谈主题。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娱乐领域中,文人的思想如同草原上的奔马,肆意奔跑,文人的恋爱故事,也成了唐传奇中真正重要、足以激发创作热情的题材。
  “中晚唐以来,官妓制度进一步普及,士大夫蓄养私伎风气更盛,这些都为诗人的歌诗创作提供了更大的方便。”[13]歌诗唱和作为唐人宴饮中的重要娱乐活动,在《游仙窟》《周秦行纪》《湘中怨解》等篇中都有详细地描写,而诗歌赠答则几乎每一篇传奇中都有涉及。《柳氏传》中“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通过诗歌赠答,细腻地刻划了韩翊小心翼翼地欲了解柳氏如今的心态,以及柳氏因自毁容颜,欲迎却拒的心理。《游仙窟》则基本上是用骈体文写就的,通篇描写十分细腻繁复,穿插了大量的诗歌。歌诗唱和为唐传奇增添了许多的艺术特色,也成就了唐传奇的辉煌。“像《游仙窟》这样大量地用诗唱和,恐怕还是模仿民间对歌的习俗。”[14]程毅中还指出,诗歌“互相赠答,是唐代传奇里才盛行起来的。”认为唐传奇是最初对唐人的歌诗赠答的娱乐行为进行记录的文体。
  唐人的娱乐活动不仅影响了唐传奇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为唐传奇带来了许多的观众。以抄本形式流传的唐传奇,仅限于上层社会的文人士子,范围不广。而文人聚谈和“说话”,则通过口头传播的方式,使传奇故事在市民群众及民间流传越来越广泛。当然,在唐代,“说话”还没有成为一个专有名字稳定下来。
  唐代已有职业艺人表演的说话:“元和十年……韦绶罢侍读,绶好谐戏,皆通人间小说。”[15]据大历时人郭湜所撰《高力士外传》记载,唐玄宗晚年在宫中每日与高力士一起“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16]听人说书成了玄宗消磨时日的重要手段。段成式于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17]“斋筵听说话”[18]。说话在唐代不是专有名词,一般朋友间讲故事也称说话,从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得知,唐代民间说话常在斋筵及生日筵席上表演。孙棨《北里志序》云:“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19]可见当时的妓女于歌唱之外也会“说话”,传奇也经常充当说话的内容,特别是在宴饮之中。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下自注云:“乐天每与余游从,无不书名题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尤未毕词也。”“一枝花话”是白行简的《李娃传》所记录的故事,这也是可考的较为确切的唐人以传奇为“说话”内容的资料。尽管,这些资料是远远不够的,但唐代说话的真实面貌,如今只能靠这些零星的记载进行推测。
  
  三、娱乐文化主体的转变与唐传奇的式微
  “唐传奇产生在文人圈子之内,只供文人同好聊作谈资或案头阅读,其发生和消亡受到文人自身生存条件和思想条件较严格的限定。”[20]唐传奇的作者大多是文人士大夫,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有学者甚至将传奇描述为“进士文学”,因为它属于独特的娱乐群体。随着国家的日益衰落,进士制“洎乎近代,厥道寝微,玉石不分,薰莸错杂”;“暨咸通、乾符,则为形势吞嚼。”[21]不再寻求出仕,耽于世俗享乐的士子们逐渐丧失了创作的欲望。政局之动荡、前途之绝望也使文人们失却了遣兴娱乐的闲情逸致。这样,传奇创作就丧失了它原来因以兴起和发展的外界刺激和客观条件,其创作动机就必然转换到新的方面。
  唐传奇的创作目的归根结蒂主要还是供文人们在游宴时作谈助。这就使它所表现的生活面受到相当大的束缚。除却艳遇、奇闻,似乎再也没有可以拓展的题材了。除外界条件的变化与创作动机的改变之外,唐传奇本身的局限也限制了传奇创作的继续发展。唐传奇由产生伊始就已形成的以“奇”为归的旨趣,使它忽略了许多现实生活中看来平凡普通的活生生的素材,这就使本来已相当狭窄的表现范围更形局促。“在极度混乱动荡的末世,人们对侠义和清官的期待取代了他们对爱情的憧憬。”[22]爱情不再是唐传奇的主题,《虬髯客传》、《上清传》、《红线》等一系列反映侠义的作品逐渐成为传奇的主流,至此,唐传奇如同无了源头活水的溪流,逐渐式微。
  纸质化的传奇只是文人间互相娱玩的作品,出仕无望的士子们不再津津乐道于奇闻轶事。在“安史之乱”的硝烟笼罩下,原来聚集在京城的优伶流落到全国各地,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歌舞艺术的普及。曾经文人们无法触及的“梨园弟子”出现在生活的周围,高水平的歌舞技艺走出宫闱,进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唐传奇长篇大论的叙事结构逐渐不适应于注重乐舞歌唱的娱乐活动。文人们在感受这些艺术的同时,逐渐改变文学创作的风格,并不断地想要创作与之相近的更易于表演的文体。唐传奇的创作主体皆为男子,也都是从男性视角进行叙事,唐传奇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也都只是男人心目中所想要的、理想的女性形象,当唐传奇还活跃在文人圈子时,这些只是它的特征,而当它踏入尘世,成为女性表演的对象,这些就成为了它的缺陷。
  失却了创作源泉又难于传播的唐传奇步入了困境,书面形态的唐传奇至此走入了生命的死胡同,借其他的艺术形式蝶变而获得新生。
  唐传奇与歌行体的互动是其曾收获众多关注的原因之一。贞元末、元和初,唐人传奇中“传”类的创作出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潮。这一高潮的形成,归因于元稹、白行简、陈鸿、白居易、李绅等后来文名藉藉、声望煊赫的青年文人互相配合为同一题材创作相辅而行的传奇和叙事歌行。元稹的《莺莺传》有《莺莺歌》,白行简的《李娃传》有《李娃行》,陈鸿的《长恨歌传》有《长恨歌》,这样的书面与表演相结合的唐传奇形态使传奇一时达到生命的巅峰。
  也正是因为传奇体与歌行的相互影响,书面文学与说唱艺术高度互动,使得传奇逐渐具有曲艺化的倾向,娱乐的主体也有文人士子向倡女优伶转变。唐传奇逐渐被敷演成大曲、鼓子词,在庙堂宴饮中演出。《任氏传》敷衍出《郑六遇狐妖》大曲,《长恨歌传》《冯燕传》被改为大曲体制。随着市井文艺的高度发达,那些本来就带有市井文艺特质的传奇体再次被吸引过去,与说唱艺术合流,而发生曲艺化的倾向。说唱戏曲的强大引力,甚至使人感到唐传奇的面貌已从文本形态向表演形态倾斜了。《离魂记》、《柳毅》、《南柯太守传》、《李娃传》、《莺莺传》、《王维》、《王之涣》、《昆仑奴》、《霍小玉传》、《谢小娥传》等十余篇唐传奇被后人改编为戏剧而世代流传。
  尽管书面的唐传奇在辉煌后瞬间陨落了,但是,仍然有一些作品以各种形式活跃在后人的生活中。在书面文本形态之外,唐传奇以说、唱、演的形式拓殖于民间,与民间文化互动。说、唱、演的过程又不断丰富着传奇,促进传奇书面文本的改进与完善,又不断滋生新的传奇,并进而影响着敷衍传奇的说、唱、演节目,如此生生不息。丰富多彩的说唱、戏曲的演出与接受,在唐传奇的外围构成了五光十色的文化生态圈,这些都可以视为唐传奇的研究外延。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使得文艺的生产方式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尤其是市民文学,它与城市娱乐文化,有着密切的双向关系,唐五代词的发展如此,唐传奇的演变也是如此,它们的演变发展都与唐代娱乐文化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
  
  【参考文献】
  [1]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58年版。
  [2][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54页。
  [3]赵彦卫:《云麓漫钞》,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56页。
  [4]乔象钟、陈铁民:《唐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页。
  [5]成松柳、高利文:《中晚唐社会城市结构的演变和晚唐词的关系》,《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3期。
  [6][22]李宗为:《唐人传奇》,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7页。
  [7]王志鹏:《试析敦煌讲唱文学作品的小说特征及其与唐传奇之比较》,《敦煌研究》2000年第四期。
  [8]虞集:《道园学古录》卷38《写韵轩记》,《四部丛刊》本。
  [10]浦江清:《论小说》,《文学遗产增刊》第六辑,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1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零九,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五,江苏书局2000年版。
  [12][20]谢思炜:《唐宋诗学论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78、272页。
  [13]赵敏俐等:《中国古代歌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3页。
  [14]程毅中:《唐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
  [15]王溥:《唐会要》卷四,中华书局1955年版。
  [16]郭湜:《高力士外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7]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学生书局1979年版。
  [18]李义山:《杂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9]孙棨:《孙内翰北里志》,古今说海1988年版。
  [21]王定保:《唐摭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原载:《船山学刊》(长沙)2011年1期第144~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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