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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传奇文《炀帝开河记》研究

李菁

  
  炀帝开河这一史事直接催生了传奇文《炀帝开河记》(31)的创作。此文最早著录于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杂史类,题作“炀帝开河记”,《宋史•艺文志三》入地理类,题同,一卷,注“不知作者”,原文载于明初陶宗仪《说郛》原本卷四十四,题同,一卷,不著撰人。又见于明陆楫《古今说海》卷一百二十二说篡部逸事家、明李栻《历代小史》,也题作“炀帝开河记”,一卷,不著撰人。明吴琯《古今逸史》逸记、重编《说郛》卷一百一十、《五朝小说•唐人百家小说》纪载家所收均题作“开河记”,一卷,仍不详撰人;《唐人说荟》六集、《唐代丛书》卷八、《无一是斋丛钞》、《旧小说》乙集皆题唐韩偓撰,未知何据。诸本均同《说郛》,鲁迅《唐宋传奇集》卷六亦自原本《说郛》录出,题“开河记”,撰人阙名。此篇传奇的作者,有唐末人和宋人两说(32),前说似更具说服力,笔者颇为认同。同时又有《炀帝海山记》二卷和《炀帝迷楼记》一卷,前文叙炀帝即位、诏辟西苑、起十六院、梦陈后主、天象变异、王义上书自刎、炀帝遇害身死等事,后文则专叙炀帝晚年沉迷女色荒恣之事,它们与《开河记》各题炀帝一事,互不重复又各有关联,当出自同一撰人。从情节上看,以上三部与署名颜师古的唐传奇《大业拾遗记》(一卷,又为《隋遗录》、《南部烟花录》等)(33)近同处甚多,疑其乃在后者的基础上加详而成。《开河记》是第一篇以炀帝开河为主题的唐传奇文,但学界对其关注不多,鲜有对该文本做具体研究者。笔者认为这篇小说不能等闲视之,于文于史,它都值得一论。
  
  一、《开河记》的文学特色及其价值
  传奇大盛于唐,《开河记》以传奇体叙隋炀帝开河事,但算不得佳作,撰写中国文学史或唐代传奇史者一般不会太过留意它。全文不长,仅一卷,首叙开河缘由,一为凿穿睢阳王气,二为炀帝欲幸广陵然而“自洛入河,自河达海入淮,……似此程途,不啻万里”,又“孟津水紧,沧海波深,若泛巨舟,事有不测”,遂起开河之念:“于大梁起首开掘,西自河阴,引孟津水入,东至淮口,放孟津水出。”缘起交待完毕,以下便详述征北大总管麻叔谋如何奉诏昼夜开河,如何蹂践民夫掘人茔域,如何盗食小儿纳宝受贿,最终事发而身首异处。此篇文风与《海山记》、《迷楼记》全然不同,后二篇中因点缀有《望江南》等数首歌诗而情调宛转、缠绵有致,而《开河记》全文情节沿开河路线一路说开去,起伏不显,波澜不惊,基本上是平铺直叙一路到底,文采实无可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甚至斥其曰“词尤鄙俚”、“近于委巷之传奇”。①炀帝龙舟南下一节,《开河记》仅简单带过,未作延展,与《大业拾遗记》中尽陈宫闱韵事以悦人情的绰约艳丽相比,可资观览者实在不多。但是,就笔法论,《开河记》实具其他诸《记》未有之特色,小说中数名古墓鬼神粉墨登场,以全知全能的姿态操控局势预言下场,施冥冥之力惩恶罚罪,致使作品虽然语出直白入于俚俗,而终不免因之肃然,文采欠佳但却不乏峻冷之处。
  小说自六朝志怪而唐人传奇,形制已大为完备,篇幅曼长且叙述宛转,藻绘颇施故文采盎然,但《开河记》较之唐代优秀传奇,逊而不及处显见。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云:“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②此言乃针对唐人行卷之作而发,认为唐代举子用《幽怪录》、《传奇》等小说专集行卷,可凭一集数篇而尽显史才、诗笔、议论三长,今人则惯以“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二句为唐传奇体式特色之概括。对照单篇传奇作品,赵氏此说确有其相当契合之处。大抵史才从叙事中来,诗笔由歌诗中显,而议论则常见于文末论赞,言情如《任氏传》、《李娃传》如此,言事若《南柯太守传》、《虬髯客传》亦然。同为历史题材,《长恨传》叙唐明皇杨贵妃情事,即首尾有章,叙述井然,首言二人遇合缘起,末有作者论赞(“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并附《长恨歌》一百二十句作结,全篇结构浑然,完全符合“史才、诗笔、议论”的格局。而《开河记》虽然叙事详尽,体制上却有欠缺:开篇尚可,陈述开河缘起,然后渐次切入主题,但文尾于麻叔谋等人被处治后,便匆匆搁笔,只作开河后事的交待,叙事完整却难免蛇尾之憾。
  从内容上看,《开河记》中充斥着小说家言与好事者语,当然,既然它只是一篇非同信史的传奇文,这种情形便不足为怪,以历史为题材的传奇作品自有其特定的写作模式。传奇直接面对的不是史实,而是改换别样的叙述方式,面对大量读者、听众,双方通过故事的传播和联想建立交流,历史传奇“讲述”历史而非“记录”历史,有时甚至乖离历史,穿插大量杜撰,但它仍然不乏其独有的审美价值。基于此,从文学的视角看《开河记》,可讨论者有二:一是文中若干章节的描写颇有古小说风味,对前朝文学经验有借鉴也有发展。小说名曰“开河”,但对河道本身的开挖修凿几未言及,撰者兴趣所在乃是麻叔谋沿途数处的掘墓,在对古墓和遇异、假实与证虚的描写上毫不吝惜笔墨,极尽描摹之能事。以例示之:在描写墓室的文字中,读者可以明显见到古小说《西京杂记》对《开河记》的启发。《西京杂记》卷六载:“(魏)哀王冢,以铁灌其上,穿凿三日乃开。……复入一户,石扉有关鑰,……复入一户,亦石扉,关鑰。”③《开河记》写到麻叔谋挖掘彭城偃王墓时,云:“掘数尺,不可掘,乃铜铁也。四面掘去其土,唯见铁。墓旁安石门,扃锁甚严。用酂人杨民计,撞开墓门。”比较之下,完全可以看出《开河记》此处描写由来有自。再如,《西京杂记》卷六这样记载古墓室中尸骨的完好:“魏王子且渠冢,……床上两尸,……肌肤颜色如生人,鬓发齿爪亦如生人”,“晋灵公冢,……尸犹不坏”,“(周)幽王冢,……见百馀尸,纵横相枕藉,皆不朽,……衣服形色,不异生人”。④《开河记》写棺中尸骨时,曰:“命启棺,一人容貌如生,肌肤洁白如玉而肥。”如此描写并无创新,但显然比《西京杂记》的记载更为鲜活因而也使读者更觉亲近,这是《开河记》明显超出《西京杂记》的地方。又,鲁迅曾经评说:“至冢中诸异,乃颇似本《西京杂记》所叙广陵(按‘陵”当作‘川”)王刘去疾(按‘疾”字衍)发冢事,附会曼衍作之。”⑤诚是。汉广川王刘去好聚无赖少年发掘国内冢墓,当他掘开晋大夫栾武子冢时,冢内“有一白狐,见人惊走,左右遂击之,不能得,伤其左脚。其夕,王梦一丈夫,须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觉,脚肿痛生疮,至死不差”。⑥《开河记》中,炀帝幻作的巨鼠被棒挝其脑,炀帝在阳世即脑痛数日;麻叔谋在古墓中得到百代帝王受命玉印,人间即丢失国宝宫闱遍搜莫知所在。撰者在小说中加入这些另类的“阴注阳受”的描写,《西京杂记》可能是其灵感来源之一。(34)鲁迅所谓的“附会曼衍”确实有之,可是这曼衍并非全然无用。《西京杂记》虽然“意绪秀异,文笔可观”,⑦可这几条描写仍然侧重于实录,《开河记》却能通过文学的想象,大大扩其波澜,将这些与生人无异的死尸幻化为古墓神灵,栩栩如生,同真人对话,而且其言其行都在现实中被一一应验,以实证虚,馀韵悠然;也正因为设置了这些情节、塑造了这些神灵,《开河记》才显得比古小说更为生动有趣。
  可论者之二,是《开河记》中有不少情节成为后世小说和演义的素材来源。《开河记》不是文学精品,不知撰人姓名,可能只是“里巷稍知文字者所为”,⑧也可能只是街谈巷议的整合,但它的影响却是显见的,它成全了后世不少“开河”故事,是明清时期若干同题材作品的创作蓝本,《隋史遗文》、《艳史》、《醒世恒言》和《隋唐演义》等都直接受益于《开河记》。“改葬大金仙”、“中牟夫遇神”、“皇甫君击大鼠”、“偃王赐国宝”、“绿柳御题赐姓”、“金刀斩佞”等情节被反复敷衍、加枝添叶,在小说世界里热闹之极。隋炀帝开河、南游等史事经过《开河记》等唐末传奇的鼓浪,复经明清艳情小说扬波,纷传于世,以至于“至今世俗心目中之隋炀,殊犹是昼游西苑,夜止迷楼”,⑨开河佚游,荒淫无度。作为一朝天子,他尊严全无,惟余丑态,功业不载,只留骂名,文学作品解构历史人物的巨大力量,由此可见一斑。便是麻叔谋,《开河记》中关于他蒸食孩儿的非人行径也令他恶名传世,除上引几部演义小说的敷写渲染之外,鲁迅也曾借他吃孩子一事抨击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谋害白话之辈。他说:“自从所谓‘文学革命’以来,供给孩子的书籍,和欧、美、日本的一比较,虽然很可怜,但总算有图有说,只要能读下去,就可以懂得的了。可是一班别有心肠的人们,便竭力来阻遏它,要使孩子的世界中,没有一丝乐趣。北京现在常用‘马虎子”这一句话来恐吓孩子们。或者说,那就是《开河记》上所载的,给隋炀帝开河,蒸死小儿的麻叔谋;正确地写起来,须是‘麻胡子”。那么,这麻叔谋乃是胡人了。但无论他是甚么人,他的吃小孩究竟也还有限,不过尽他的一生。妨害白话者的流毒却甚于洪水猛兽,非常广大,也非常长久,能使全中国化成一个麻胡,凡有孩子都死在他肚子里。”⑩《开河记》的创作主旨无疑是宣传隋炀帝的荒佚淫奢,但麻叔谋却意外地成了传奇中的主角,蒸食孩子的罪行使他的名字成为民间恐吓童稚的常用口语,中国民俗史上竟然有其一席之地,这不能不说是《开河记》的撰者始料未及之事。如此看来,《开河记》这部在文学史上匆匆而过毫不起眼的传奇作品,仔细思量下来,其实也有其可观之处。
  
  二、《开河记》叙述史事的特点
  《开河记》在史事的叙述上是颇为荒陋乖谬的,作为一篇历史题材的小说,它与史实相违处甚多。比如开河时间,炀帝在位时,主持修凿的运河河段有通济渠、邗沟、永济渠与江南河四段,时间分别在大业元年(605)三月至八月、大业四年(608)及大业六年(610)。若依小说所言开河乃因炀帝欲幸广陵,则相关河段只有起自洛阳西苑、终于盱眙的通济渠和起自山阳、终于扬子的邗沟,两段运河的凿通约略同时,都在大业元年,是年八月壬寅,隋炀帝的龙舟已经从洛阳西苑的显仁宫起航,沿新修的河段迤逦而下江都了。小说没有提到开凿淮南邗沟一事,仅言及通济渠,且云:“其年乃隋大业五年,八月上旬建功。”动工时间与史实大为乖谬。这一错妄颇为可疑,通济、邗沟、永济、江南四河中没有一段是修凿于大业五年(609)的,此点史载确凿,作品何以致误?笔者始疑此处之“五”乃“元”字的形讹,但《说郛》商务印书馆本卷四十四确作“五年”,而且小说中又有“朕为陈王时,守镇广陵,旦夕游赏。……岂其久有临轩,万机在躬,使不得豁于怀抱也”,及“阿(按此乃炀帝小名)数本一纪,今已七年,更候五年,当以练巾系颈而死”等语,可见《开河记》本身的时间顺序并未有误,而且通济渠全线开通仅费时近半年,何以在作品中自渠首开挖至雍丘区区数百里河段竞耗时长达三年(从大业五年至大业七年)?所以,“五年”非字形有讹,而乃撰者记时不确。
  小说中又有开河至彭城偃王为护其茔域以国宝玉印奉送麻叔谋的情节,但隋唐运河是否途经彭城,迄今并无定论。通济渠引河水在荥泽入汴后,过大梁西南,历陈留、雍丘、襄邑、宁陵、宋城、谷熟,再利用古蕲水河道,过永城,经埇桥、虹县,至盱眙入淮。彭城濒临泗水,所谓“南界大淮,左右清汴,城隍峻整,襟带卫周”(11)者也,自汴渠开通以来,此镇南控埇桥以扼汴路,战略意义极为重要。然其地当汴河以东,相离有距,炀帝开凿运河意在避远改迂,力求直径,似不必向东绕道至此。但彭城与运河历来关系密切,在始建于战国魏惠王时期的沟通河、济、汝、淮、泗诸水的鸿沟水运交通网络中,自蒗荡渠分流出的汳水(又名汴水)从西北向东南方向流走,沿途沟通菑获渠、获水,至彭城县北与泗水会合(35),彭城因此成为由于鸿沟水系的建成而兴起的战国经济都会之一。两汉时期,鸿沟水系历经数番变动,保留下来的自河水分流注入泗、淮的水道只有一条,即汳水,之后鸿沟一名也逐渐为汳水所替代,并最终写作“汴渠”;而彭城就在这惟存的汴渠之上。炀帝大业初开凿的通济渠是否经过彭城,历来存在意见分歧(36),定论尚有赖于新的考古资料的发掘。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九“河南道五•徐州”条,彭城西至东都一千二百二里,汴渠若屈曲至此地入泗达淮,则似乎与小说中“西自河阴,引孟津水入,东至淮口,放孟津水出,此间地不过千里”的说法自相矛盾。撰者将彭城列为作品中几个发生了故事的运河城镇之一,很有可能是对前朝运河流走路线认识模糊所致。
  再有,《开河记》中役夫人数不符实际的夸大,当系撰者有意为之。炀帝即位之初,隋朝积聚的社会财力较为丰实,开凿运河所征的役力实际上并未超出当时的社会承受能力,杜宝所谓“于时天下丰乐,虽此差科,未足为苦”(12)即是一证。根据《隋书》的记载,开通济渠,“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13)而小说中“丁夫计三百六十万人。乃更五家出一人,……共五百四十三万余人”,“叔谋乃自徐州,朝夕无暇,所役之夫已少一百五十余万”,“时叔谋开汴渠盈灌口,点检丁夫,约折二百五十万人”云云,明显与史实大相出入。此外,文中挽龙舟者也颇具杜撰成分:“于是吴越间取民间女年十五六岁者五百人,谓之殿脚女。至于龙舟御楫,即每船用采缆十条,每条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与羊相间而行,牵之。”这段描写文学色彩相当浓厚,极写炀帝佚游的放荡过度,而所谓殿脚女的想象,很有可能是对《大业拾遗记》中所谓“每舟择妍丽长白女子千人,执雕板镂金楫,号为殿脚女”(14)的因袭。史书的记载实与此大相径庭,《隋书》云:“募诸水工,谓之殿脚。”(15)《大业杂记》亦云:“以素丝大绦绳六条,两岸引进,其引船人普名殿脚,一千八十人,并着杂锦彩妆袄子、行缠鞋袜等。每绳一条百八十人,分为三番,每一番引舟有三百六十人。其人并取江淮以南少壮者为之。”(16)比照之下可见,龙舟挽船士由水工而殿脚女,由江淮以南之少壮男子而十五六岁吴越女间以嫩羊,《开河记》偷梁换柱,将历史真相做了戏剧性的改编,虽然倍增其事之华艳,亦使自身降格而为野史演义,不能传信于人。
  至于麻叔谋,《隋书》不载,也未见于《大业杂记》或《通鉴》,惟晚唐考据辨证类笔记《资暇集》卷下“非麻胡”条载:“俗怖婴儿曰‘麻胡来’,不知其源者,以为多髯之神而验刺者,非也。隋将军麻祜,性酷虐,炀帝令开汴河,威稜既盛,至稚童望风而畏,互相恐吓曰‘麻祜来’。稚童语不正,转‘祜’为‘胡’,只如宪宗朝泾将郝玭,蕃中皆畏惮,其国婴儿啼者,以玭怖之则止……”末注:“麻祜庙在睢阳,鄜方节度李丕,即其后,丕为重建碑。”(17)然则隋时似确有麻叔谋此人,其性情酷虐大概也确为事实,鲁迅说:“此篇所记,固亦得之口耳之传,非尽臆造矣。惜李丕所立碑文,今未能见,否则当亦有足资参证者。”(18)非谓无理。麻叔谋或即开河时督工的将军之一,他被《开河记》的撰者拿来大做文章,恐怕与其性情虐焰督工甚急蹂践役夫致死等罪恶表现和史书中关于炀帝开河使“人不堪命”、“海内骚然”(19)的记载颇相吻合,可资撰者尽情作文学的联想发挥不无关系。
  
  三、《开河记》创作意旨的文化内涵
  《开河记》中何以出现大量显而易见与史不符的错讹?或者说,即便它只是一篇不必传信的传奇文,后人能否从中品味出什么并引起思考?显然,对开河这件史事,撰者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反对、丑化、歪曲,舍此无他。作为第一篇叙写炀帝开河的小说,《开河记》的主旨倾向无疑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对后世作品的指向性,明清小说演义在情节描绘上的极尽夸大讥讽之能事,恐怕就跟《开河记》有一定的关系。对隋炀帝功过的评判以及开河是否为游幸广陵曾是史学界的研究热点,大多数学者都能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位在《隋书•炀帝纪下》中被“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等语打入另册的亡国之君,而大大肯定其开河之功,认为开凿运河与其丧身灭国并无直接关联。为炀帝翻案当然是有必要的,而且这一努力并非迟至今天才开始,实际上,亡隋不远,唐人就已然清晰地看到运河的巨大经济价值并且加以颂扬了。(37)这翻案持续了一千多年,今天已然尘埃落定,划上了句号。那么,这一历史话题是否值得深思呢?
  开凿运河只是—个历史个体事件,诚然,它在当下的影响力是非同寻常的。它像一场地震,震惊了开河所经之途所有的隋朝百姓,扰乱并中止了他们的平静生活,征夫发役、推房倒舍、掘人茔域和掩田破家成了开河的代名词,它们像标签一样深深地插进了历史的这一页。当隋炀帝南巡广陵的龙舟排场奢华地从运河上驶过时,这场地震的震级无疑达到了极限。可是,隋人尚未来得及群起攻之,大隋的帷幕已经落下,换由唐人义不容辞地接力声讨,其阵势好不热闹。白居易在他的新乐府诗《隋堤柳》中说道:“二百年来汴河路,沙草和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20)面对行行堤旁柳和滔滔运河水,白氏看到的是财竭、祸生和国亡,吟咏隋堤柳的真正目的是哀悯亡隋。杜牧的《隋宫春》在讥刺炀帝开河佚游的同时又增添了几分怀古的感伤:“龙舟东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满故宫。亡国亡家为颜色,露桃犹自恨春风。”(21)罗邺的《汴河》则说得直截了当因而更觉尖锐:“炀帝开河鬼亦悲,生民不独力空疲。至今呜咽东流水,似向清平怨昔时。”(22)一言以蔽之,在不少唐人看来,炀帝开河直接导致了隋之灭亡,其罪行非万世口诛笔伐不能清算于万一。
  《开河记》的出现,将炀帝开河的缘起确定在掘穿睢阳王气和游幸广陵上,并且重点刻画了蒸食小儿的麻叔谋形象,于是乎,开河再次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在中国历史上,凡提到荒淫之君、残暴之君或者亡国之君,炀帝必居其一。当运河在中晚唐的巨大社会价值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事实任何人都不得不正视的时候,为什么对开河本身的认识仍然难以统一,类似《开河记》的讨伐炀帝的声音仍然此消彼长不依不饶?窃以为,个中原因有三。其一,开河在事实上确实对沿线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干扰。自古以来,有大破坏才能有大建立,可是说来很容易,关己却艰辛,更何况,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任何历史事件都得隔开一定的时段,待纷纷扰扰皆归平静之后再作评判,才有可能求其客观真实而不受主观因素的限制。其二,封建史官出于某种目的(一般是现实政治需要)有意为之。对炀帝的历史评判始于《隋书》:“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可谓声色俱厉。《通鉴》亦载:“(炀帝)遣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23)史笔所及之处,不无讥刺。古为今用,史官们的意图不言自明,“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以古讽今,昔为今鉴,追抚亡隋,其根本目的在于讽喻大唐政事,悯前朝实为鉴今世。换句话说,不唯史臣,不少唐代文士如《开河记》未留名的撰者,在审视运河时,视线也聚焦在它与王朝兴亡相关联的一面,既然他们评判开河立足于儒家仁政观,那么,采取否定批判的态度自是在所难免。其三,传统观念影响使然。千里长河送走了隋家运祚,后代士子以鞭挞、讽刺又不乏悲悯的笔调,将运河描写成一条亡国之河,其个中情愫不仅与史臣的评述有关,也表露了他们内心始终一贯的价值取向。在传统士子心目中,执政者应当安民之性、蕃民之生,养民而不扰民,应当“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24)而非“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25)历代读书人一致向往的理想政治境界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26)以及“恭己正南面”(27)的垂拱而治。他们尊奉的是“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倘若有所为,也要“使民以时”(28)——“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29)唐人元结在其哀悯隋炀帝耽于逸豫而怠政的《闵荒诗》中感叹“吾闻古贤君,其道常静柔。慈惠恐不足,端和忘所求”,(30)就是这种理想信念的自然流露。当这种牢固的理念与长达五千里穿行数州引起海内骚然的开河工程发生碰撞时,讥讽、歪曲、丑化甚至诋毁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足为奇。传统思想心态是中国文化最坚硬的内核,它历时数千年而不曾发生过质的变更,潜在但却深刻地制约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河记》立意的背后,实则是根深蒂固的民族心态,是难以更改的传统价值取向。
  注释:
  ①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三子部五十三小说家类存目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97页。
  ②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35页。
  ③④⑥刘歆撰,葛洪集,向新阳、刘克任校注:《西京杂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59、261-264,265页。
  ⑤⑧⑨(18)鲁迅撰:《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第六分,《鲁迅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3-144、144、144、143页。
  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鲁迅全集》第九卷,第40页。
  ⑩鲁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58页。
  (11)王玄谟:《论彭城表》,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宋文》卷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652页。又见于《通典》卷一百八十、《元和郡县图志》卷九。
  (12)(16)杜宝:《大业杂记》,《说郛》原本卷五十七。
  (13)(15)(19)(25)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卷三《炀帝纪上》,第63页;卷二十四《食货志》,第686页;卷四《炀帝纪下》史臣语,第95-96页;卷四《炀帝纪下》史臣语,第96页。
  (14)颜师古:《大业拾遗记》,陶宗仪辑,陶珽重校:《说郛》卷一百十,清顺治三年宛委山堂刊本。
  (17)李匡乂(一作李匡文):《资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新一版,第19页。
  (20)(21)(22)(30)曹寅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卷四百二十七,第4709页;卷五百二十五,第6014页;卷六百五十四,第7522页;卷二百四十一,第2703页。
  (23)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大业元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619页。
  (24)(26)魏源:《老子本义》,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上篇第二章,第2页;下篇第五十章,第66页。
  (27)(28)(2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论语注疏》卷第十五《卫灵公》,第2517页;《论语注疏》卷第一《学而》,第2457页;《孟子注疏》卷第一上《梁惠王章句上》,第2666页。
  (31)《炀帝开河记》又题“开河记”,下文统作《开河记》。各处所引原文,均录自(元)陶宗仪辑,张宗祥重校《说郛》原本卷四十四,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排印本,不另一一出注。
  (32)持唐末人说者以李剑国为代表,其《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第四卷“隋炀帝海山记二卷”下有详考,可参(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95至896页)。其《〈大业拾遗记〉等五篇传奇写作时代的再讨论》一文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再论“《开河记》等三记出于唐末僖、昭、哀这三十多年间”(《文学遗产》2009年第1期)。持宋人说者以鲁迅为代表,详参其《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一篇《宋之志怪及传奇文》(《鲁迅全集》第九卷,第109至111页)。
  (33)李剑国认为《大业拾遗记》乃唐宣宗大中年间无名氏所作(《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第559至560页)。
  (34)当然,唐代笔记或传奇中描写此类异事者多有,如《隋唐嘉话》卷下将军王果经峡口所得墓铭之刻字与《开河记》中麻叔谋掘墓所得铭上刻字颇为相似,如出一辙。又传奇文《韦安道》中,后土夫人请武后与韦安道钱五百万及五品官,韦安道返人世后,武后果然授其魏王府长史,赐钱如数。后土夫人虽为土地神祇而非古墓中人,但《韦安道》这一阴注阳受的写法与《开河记》同样并无二致。
  (35)据(南北朝)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三《汳水注》、《获水注》,汳水东迳雍丘县故城北,迳外黄县南,又东迳济阳考城县故城南,为菑获渠;又东迳梁国睢阳县故城北,又东至梁郡蒙县,称获水;东南流迳于蒙泽,又东迳虞县故城北,又东南迳空桐泽北,东南迳下邑县故城北,又东迳砀县故城北,又东过萧县南,又东至彭城县北,东入于泗水。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新一版,第1234至1252页。
  (36)唐代两说并存:《隋书》卷三《炀帝纪上》载:“辛亥,……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杜宝《大业杂记》亦云:“发河南道诸州郡兵夫五十馀万,开通津渠,自河起荥泽入淮,千余里。”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河阴县汴渠”条却记曰:“隋炀帝大业元年更令开导,名通济渠。……又从大梁之东引汴水入于泗,达于淮。”今学界仍二说并存,另有学者认为先入泗再入淮的是隋朝以前的运河路线,而通济渠则是由黄河直接流入淮河的。
  (37)如晚唐诗人李敬方《汴河直进船》就径言运河的通航之利与生人之功:“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全唐诗》卷508)比李敬方年代稍晚的许棠《汴河十二韵》更具识见:“昔年开汴水,元应别有由。或兼通楚塞,宁独为扬州?”(《全唐诗》卷604)这实际上已经在翻开河为游扬州的旧案了。皮日休《汴河怀古》之二紧承其后,高唱着“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全唐诗》卷615),直将炀帝开河共禹论功,把对这一史事的称扬推向至高,写下了开河评说史上最为公正也最富史识的一笔。
  

原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2期第3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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