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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陵诗里识秦州

莫砺锋

 日前在成都访问杜甫草堂,工作人员彭燕女士说起一件逸事:今年春天,草堂接待了三批来自甘肃天水的客人。他们分别是天水的诗人、书画家和杜甫研究者。他们走到大雅堂前,列队向杜甫雕像鞠躬致敬,代表祖先向诗圣表示歉意:因为杜甫流寓秦州时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我是杜甫的崇拜者,听说此事后心潮澎湃。我至今没有到过天水,但对那座杜甫曾经寓居三月的陇右山城充满思念。1996年秋天,中国杜甫研究会在天水举行杜甫学术研讨会,主办会议的天水师院聂大受教授邀请我与会。当时我正在韩国任教,无法赴会,只好赋诗一首寄给与会诸公:“少陵诗里识秦州,苜蓿葡萄塞上秋。三月寓居留胜迹,千年诗笔壮山丘。前临蜀道重重险,却顾中原处处愁。遥想诸公凭吊处,滔滔清渭自东流。”以后又曾有几次有关杜甫的学术会议在天水举办,聂大受教授也给我寄了邀请信,可是事与愿违,我都没能成行。如今每当我遥想秦州时,心中浮现的仍是杜甫的相关诗句。虽然书架上有一册聂大受主编的《诗圣陇右行吟》,图文并茂,东柯谷、西枝村、南郭寺,这些杜诗中写到的地点都配有清晰的照片。还有一册《杜甫在陇右》,是素昧生平的作者卜进善先生寄赠的,书中对杜甫在秦州的行踪及心态有生动细致的描述。但是我心中最早出现的秦州印象毕竟是从杜诗中得来的:重山叠岭间的一座孤城,即使地面无风,空中的云彩仍然飘出塞外。还没到黄昏,月亮早就高临城头(《秦州杂诗》其七:“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胡汉杂居,城外搭满了胡人居住的帐篷(《秦州杂诗》其三:“降虏兼千帐,居人有万家。”)满眼是成熟的葡萄,山野里长满了苜蓿。羌族姑娘对烽火台上传来的平安火毫不在意,胡族少年牵着骆驼来来往往(《寓目》:“一县葡萄熟,秋山苜蓿多。”“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

  秦州是天水的古地名。其实在杜甫31岁那年,秦州曾改称天水郡,直到16年后才复称秦州。复称秦州的第二年,即公元759年,48岁的杜甫就奔秦州来了。杜甫为什么拖家带口地翻越古人视为畏途的千里陇坂,来到秦州这座远离京洛的边塞小城?文献不足,难知其详。《秦州杂诗》其一云:“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次句似有投亲靠友的意思,但字里行间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悲凉情绪。杜甫在秦州有亲友可以投靠吗?有的,那就是杜佐和赞上人。杜佐是杜甫的侄儿,曾居陆浑。赞上人原是长安大云寺的寺主,长安沦陷时杜甫曾一度栖身大云寺,赞上人对他照顾甚周,杜甫作《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专咏其事。赞上人因受故相房琯牵累而于758年谪至秦州,杜佐何时来到秦州,史无明文,很可能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安史乱起,洛阳、长安相继沦陷,士民仓惶出逃。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贼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故逃难士民或南奔至江东,或西奔至陇蜀,络绎不绝。秦州地方富庶,天宝年间人口多达10多万,且地处丝绸之路的要道,又远离中原战火,长安士民逃难至此者不在少数。杜甫诗中的那位“佳人”,就是众多难民中的一员。杜诗“因人作远游”一句中的“人”,多半是指杜佐与赞上人。

  杜甫从杜佐与赞上人那里得到照顾了吗?答案是肯定的,有杜诗为证。先看杜佐的情况。《示侄佐》云:“多病秋风落,君来慰眼前。”可见杜甫刚到秦州,杜佐即主动前来慰问。同诗又说:“嗣宗诸子侄,早觉仲容贤。”这是用阮籍之侄阮咸(字仲容)的典故称赞杜佐。《佐还山后寄三首》则直接向杜佐开口求援,第一首总述此意:“旧谙疏懒叔,须汝故相携。”第二首请求杜佐惠寄粮食:“白露黄粱熟,分张素有期。已应舂得细,颇觉寄来迟。味岂同金菊,香宜配绿葵。老人他日爱,正想滑流匙。”第三首又希望得到一些蔬菜:“甚闻霜薤白,重惠意如何?”有人说这些诗说明杜佐没有很好地照顾杜甫,我不敢苟同。“分张素有期”,旧注说是“谓别时曾有分饷之约”,也即杜佐曾答应资助老叔。杜佐住在东柯谷,其地离秦州城较远,且山路难行,正如杜诗第一首所云:“山晚黄云合,归时恐路迷。”而且谷子刚熟,唐代又没有快递公司,杜佐哪能把刚收割的粮食及时送到杜甫手中!至于杜甫等得心焦,写诗去催促,也是情理中事。要不是杜佐态度热情,杜甫又何至于主动索求?再看赞上人的情况。出家人不置产业,赞上人又是被朝廷贬谪至此,他所居的寺院破败不堪:“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莲。”他甚至在山坡上开凿窑洞栖身,今非昔比,此时的赞上人当然不能像在长安那样款待杜甫。赞上人对杜甫的善意表现在热心帮助诗人卜居,主客二人在山谷里携手而行,寻找能搭建茅屋的地点:“怡然共携手,恣意同远步。扪萝涩先登,陟巘眩反顾。要求阳冈暖,苦涉阴岭沍。惆怅老大藤,沈吟屈蟠树。居意未展,杖策回旦暮。”(《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之一)正是赞上人的热情让杜甫满心希望与他比邻而居:“近闻西枝西,有谷杉漆稠。亭午颇和暖,石田又足收。……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寄赞上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后来杜甫未能在秦州卜宅定居,并非杜佐与赞上人的责任。曾当过几年朝官的杜甫尚且囊中羞涩,身为布衣的杜佐与出家人赞上人又哪有力量援助杜甫养活一家老少?

  与杜佐、赞上人不同,秦州的土著阮昉与杜甫素昧生平。阮昉冒着寒雨,穿过草径,主动前来寻访杜甫,还劝告诗人移居安静的远村:“寻我草径微,褰裳踏寒雨。更议居远村,避喧甘猛虎。”(《贻阮隐居》)阮昉是位贫士,他在自家的菜园里挖了三十颗藠头,亲自送到杜甫家中,使得杜甫感激不已:“盈筐承露薤,不待致书求。束比青刍色,圆齐玉筋头。衰年关鬲冷,味暖并无忧。”(《秋日阮隐居致薤三十束》)秦州的其他土著未在杜诗中留下姓名,但在诗人笔下显得和善可亲,例如《赤谷西崦人家》:“溪回日气暖,径转山田熟。鸟雀依茅茨,藩篱带松菊。如行武陵暮,欲问桃源宿。”诗人甚至向土著讨取当地特产的小猴子给儿女当宠物,而对方也爽快地答应了,《从人觅小胡孙许寄》:“人说南州路,山猿树树悬。……许求聪慧者,为寄小如拳。”(按:末句原为第四句,此据宋人刘昌诗《芦蒲笔记》校改)

  从秋至冬,杜甫在秦州居住了三个月,逐渐囊中羞涩,有《空囊》诗为证:“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岁暮将临,饥寒逼人,杜甫被迫携带家人离开秦州,他在《别赞上人》中说:“天长关塞寒,岁暮饥冻逼。”又在《发秦州》中说:“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可见他离开秦州完全是为生计所迫,那只能归因于万方多难的时代,故诗人满心悲凉。相对于长安、华州,杜甫在秦州的生活还算是安定的,他的心态也还算是平静的,秦州诗的数量与质量就是有力的证明。杜甫在短短的三个月内作诗90多首,平均每天一首,而且多有名篇,仅被后人选进《唐诗三百首》的名篇就有5首:《月夜忆舍弟》《天末怀李白》《佳人》《梦李白二首》等。《唐诗三百首》从唐朝300年间数千位诗人的作品中精选出310首好诗,杜甫一人在三个月内所作之诗就有5首入选,比例惊人。此外如《秦州杂诗二十首》《初月》等二十多首咏物诗,以及《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等排律,都堪称名篇。要是杜甫在秦州心情恶劣,恐怕难有如此高的诗兴。要是杜甫在秦州屡遭白眼,难免会写出“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作于长安),“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莫相疑行》,作于成都),“衰颜聊自哂,小吏最相轻”(《久客》,作于公安),但在秦州诗中却不见此类诗句。可见杜甫对秦州的风土人情并无不满,他并未觉得秦州的父老乡亲亏待了自己。据说杜佐的后裔仍然生活在东柯谷,阮昉的后裔则不知是否还在天水,我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因为祖先未曾照顾好诗圣而自责。

  话虽这样说,我对天水的朋友们在成都草堂的举动深表赞许。我认为他们在大雅堂前列队鞠躬的意义并非致歉,而是致敬,是代表秦州人民来对诗圣表示迟到的礼敬。杜甫来秦州时诗名未彰,他在秦州的旧雨新知仅有两三人,况且正值时局动荡,秦州人民多半未曾注意到他的匆匆身影。尽管如此,后代的秦州人民早已认识到诗圣的意义,他们用各种形式来纪念诗圣。我一向认为成都的杜甫草堂修建得如此优雅整洁,是历代成都人民为诗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结果。同样,我也认为天水的南郭寺杜公祠、东柯杜甫草堂等建筑保存完好,是历代秦州人民为诗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结果。我们的诗圣理应得到后人千万次的礼敬,秦州人民对杜甫的敬仰之情,一定会像清清的渭水一样奔流不竭。

 

原载:《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9月28日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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