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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何否定金圣叹评论?

周锡山


  金圣叹在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的三百年中,因金批《水浒》和金批《西厢》家喻户晓,人人爱读,故而鲁迅特地提出“最有名的金圣叹”(《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这个令人注目的称呼。
  鲁迅作为最彻底的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对于传统文化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故而“最有名的”孔子和金圣叹,颇多批评。鲁迅一贯不喜欢或者更精确地说是“痛恨”金圣叹。鲁迅的金圣叹评论在当时和后世都影响巨大,但错误很多,必须辨正。

  一、引用“金圣叹批评的《三国》”作为典故

  鲁迅从小说创作到杂文写作,多次运用“金圣叹批评的《三国》”作为典故,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
  因为金圣叹成就极高,名声极大,所以毛宗岗评批的《三国演义》伪造金圣叹的序言,每回首页用大字突出印制“圣叹外书”四字,还在书前突出印制“金圣叹原批”字样,借以提高声誉和地位,以招徕读者。于是读者和学者都错以为此乃金批本,并成为 《三国演义》唯一流行的定本。鲁迅在短篇小说 《风波》 (1920)中描写主角赵七爷“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 《三国志》,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真实反映文人喜欢金批小说,并皆以为此书是金批的状况。直至1970年代由台湾诸多名家编纂、钱穆等多位前辈为顾问委员的权威辞书 《中文大辞典》 “金圣叹”条说:“……所作 《水浒传》 《三国志演义》 《西厢记》 等书评本”,“颇为世所传播”。竟然也说金圣叹批过 《三国志演义》。连1985年版拙编 《金圣叹全集》 的责编,也特地给我来信说“据说金圣叹尚有批 《三国》 一种”,要我编入此书。直至拙编 《金圣叹全集》 于1985年出版之后,关于金批 《三国》的认识才逐步达到彻底扭转。
  鲁迅自己呢?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他认定此书是毛宗岗师从金圣叹而“评刻”的,可是他后来误认此书为金批《三国》,并在杂文《空谈》中说:“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道:‘谁叫你赤膊?’”在杂文《不负责任的坦克车》 中,鲁迅说:“再学着金圣叹批《三国演义》的笔法,骂一声‘谁叫你赤膊的’———活该。总之,死活都有罪。足见做人实在很难,而做坦克车要容易得多。”鲁迅还在1935年3月13日《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说:“您记得《三国志演义》上的许褚赤膊上阵么?中了好几箭。金圣叹批道:‘谁叫你赤膊?’”他3次引用这个典故,教导青年不要赤膊上阵,徒手与武装的反动派斗争,反对鸡蛋碰石头般的硬干。
  鲁迅再三运用这个典故,显示因其“最有名”而不得不借用其名,以增强说服力的苦衷,更说明鲁迅误认为此书是“金批 《三国》”了。

  二、对金圣叹评批 《水浒传》 的否定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对金圣叹对《水浒传》 的修订和删节持否定观点。此书第十五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下)》专论 《水浒传》,他评论七十回本的金批 《水浒》 共三段,第一段介绍金批《水浒》 的情况,并说其书内容与一百二十回本的前七十回“无甚异”,“惟字句亦小有佳处”,第二段是“小有佳处”的举例。
  文中第三段分析金圣叹“腰斩”《水浒传》 之由,引了胡适的著名观点,认为金圣叹“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反对“强盗流毒全国”。这个论断不寓褒贬,乃客观介绍。如果细检 《鲁迅全集》,他认为张献忠、太平军之类是荼毒百姓的强盗,极度憎恶,他本人也是反对“强盗流毒全国”的。1949年以后的不少学者却都认为鲁迅在此严厉批判金圣叹反对农民起义,并因此将金圣叹定性为“反动文人”,他们对鲁迅狠批张献忠、认为太平军害民的言论则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胡适对鲁迅借其言论否定金批 《水浒》 的伟大成就耿耿于怀,晚年在台湾发表了与鲁迅截然相反的言论。
  此后在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重复了前述观点:“但文章之前后有些参差,却确如圣叹所说。”“况且描写事业成功以后的文章,要比描写正做强盗时难些,一大部书,结末不振,是多有的事,也不能就此便断定是罗贯中所续作。”反对金圣叹认定《水浒》 后半是罗贯中所续的观点。
  胡适和汪原放整理、出版 《水浒传》 新版本时彻底删除金圣叹批语,鲁迅曾接连两次撰文,肯定和赞誉此本《水浒传》 “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 支持删除金批。
  鲁迅、胡适和汪原放的言行,造成在1920年到1985年———包括收入金批《水浒》 校点本的拙编 《金圣叹全集》第一、二册出版的1985年———65年中,金批 《水浒》 被新文学阵营驱除、逐出主流出版界的后果。
  对于三百年中获得知识群体和普通读者衷心喜欢和爱戴的金批 《水浒》 的艺术成就,鲁迅缺乏理性的认识,损及《中国小说史略》 的学术价值。此亦可见鲁迅的文艺经典阅读感觉和评论能力,亦有其局限。
  鲁迅的朋友兼战友刘半农于1934年提供中华书局出版 《影印贯华堂原本金圣叹批改水浒传》,并在影印本序言中给金批 《水浒》 以极高而公正的评价:“金圣叹对于水浒之功,第一在于删改; 他把旧本中要不得的部分削去了,把不大好的部分改好了。第二在于圈点和批语。”“就全体而论,他对于水浒只是用功,不是有罪,他的水浒总比其余一切的水浒都好。”
  鲁迅对此大为恼恨,因此在刘半农去世后,其 《忆刘半农君》 竟然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在朋友尸骨未寒就对他表示“憎恶”,这样的亡友纪念文章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刘半农出版影印本金批 《水浒》 和对金圣叹及其金批的极高评价,显然是鲁迅反感和憎恶的最为重要原因之一。

  三、晚年杂文彻底否定金圣叹

  鲁迅在晚年的杂文中,多次否定金圣叹,最后特撰 《谈金圣叹》 一文,予以彻底否定。
  在 《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 中,鲁迅先谈写作此文是因老友林语堂的《论语》 创刊一年,特请他撰文。他并不因林语堂敬重、亲近他请他撰文而“心慈手软”,马上毫不客气地表示反对林语堂的文艺观,对 《论语》 明确抱否定态度:
  说是 《论语》 办到一年了,语堂先生命令我做文章。这实在好像出了“学而一章”的题目,叫我做一篇白话八股一样。没有法,我只好做开去。
  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在中国,却连意译也办不到。我们有唐伯虎,有徐文长; 还有最有名的金圣叹,“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虽然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但总之:一来,是声明了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 二来,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我们只有这样的东西,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
  林语堂认为金圣叹等晚明名家的文章属于语录体,他特表尊奉,并作提倡:“此后编书,文言文必先录此种文字,取中郎、宗子、圣叹、板桥冠之。”鲁迅此文以祝贺文章的形式予以迎头痛击。此文按照鲁迅杂文一贯采取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擒贼先擒王,将林语堂心仪的明清四名家中“最有名的”金圣叹揪出,批倒金圣叹一人,即可带倒其余。更且鲁迅当时作为对方敬重的朋友,毕竟有所顾忌,就用否定金圣叹的方法来严厉批评林语堂,借此痛斥林语堂提倡的文艺观。
  鲁迅这次否定金圣叹,是对金圣叹死前表现(哭庙案评论)和临终遗言作否定和讥讽。
  此文发表后,林语堂未予理会,而且林语堂的提倡还形成了一时风潮,鲁迅对林语堂的恼恨更其增长,九个月后,在1934年6月21日 《致郑振铎》一信中尽情斥责说:
  此地之小品文风潮,也真真可厌,一切期刊,都小品化,既小品矣,而又唠叨,又无思想,乏味之至。语堂学圣叹一流之文,似日见陷没,然颇沾沾自喜,病亦难治也。
  此信还是“擒贼先擒王”,认定金圣叹是林语堂等人的祖师爷,将林语堂吸引住,把林语堂及其追随者教坏了。在此期间,鲁迅终于与林语堂翻脸。
  鲁迅此文,因缺乏专门研究,故对金圣叹生平资料的运用有很大的随意性,评判也凭个人好恶:尽管“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 是事实,还是谣言”,明言其不管金圣叹的遗言传闻之真伪,就武断地据此判定“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 “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即予以狠批。鲁迅用了自己也知道并非事实的资料,来全盘否定“幽默”文体,否定林语堂喜爱幽默文体的文艺观,及其祖师爷金圣叹,这是很难服众的。
  此文文字固然泼辣、幽默、精彩,可惜偏颇很大。

  林语堂等人有推行自己文艺观的权利,提倡幽默文章,并无危害性。鲁迅仅凭个人好恶,就全盘否定了金圣叹的伟大成就,故而在当时引起多人的反驳。

  四、讨伐金圣叹的 《谈金圣叹》 一文之理论失误

  鲁迅于1933年7月1日上海 《文学》 第一卷第一号刊出此文,对金圣叹作了不遗余力的否定和批判。
  此文第一段说:
  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其实是很不合适的。他的“哭庙”,用近事来比例,和前年 《新月》上的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并无不同,但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则是因为他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了的缘故。就事论事,倒是冤枉的。
  首先批评金圣叹和新月派一样,并不反对反动当局,只是为当局着想而提出一些改良意见,说他因清朝的文字狱而死,是不合适的。
  鲁迅指责金圣叹未曾公开反清,这不仅对金圣叹,也是对清初知识分子的苛求。鲁迅本人也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过反对当时的执政,只是在文章中埋伏着革命的思想,并反对青年赤膊上阵。而金圣叹的诗文也是反清的,所以连他死后,其家属、学生也不敢出版他的诗文集,而现存的 《沉吟楼诗抄》 中便有反清内容。鲁迅没有看到这些,就断论金圣叹拥护清政权,是武断的。金圣叹“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到底是他进步思想、文学批评实践和社会实践造成的,还是误会?鲁迅对金圣叹反贪官的社会实践和金圣叹著作无力辨别好坏,尤其没有读懂金批 《水浒》 和金批 《西厢》 的进步思想和高度理论成就,这是鲁迅自己的学识、思维的失误。
  鲁迅此文第二段说:
  清中叶以后的他的名声,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说传奇来,和 《左传》《杜诗》 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 而且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荫,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 《红楼梦》 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自称得到古本,乱改 《西厢》 字句的案子且不说罢,单是截去 《水浒》 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虽说因为痛恨流寇的缘故,但他是究竟近于官绅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对于流寇,只痛恨着一半:不在于“寇”,而在于“流”。
  鲁迅对袁宏道等的文学流派不喜欢也缺乏研究。这里他将李贽错写成袁宏道。
  而且金圣叹提高小说戏曲的地位,不仅不是“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其认识与研究水平远高于袁宏道等人。金圣叹将原作的优点和成就,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作了精细的、精彩的评批,所以赢得清代读者、学者由衷的喜爱和崇敬。鲁迅对八股文的艺术成就,八股文对知识分子思维的教育效果,没有体会,更缺正确认识,所以以此错批金圣叹; 对金批 《水浒》 的结局之深意和金圣叹在此书中对宋江们的赞誉,都视而不见; 对金批 《水浒》 删去 《水浒传》 后半的批评,也有苛责之嫌。
  金圣叹的文艺美学是超越前人的“一空依傍,独铸伟词”的独创性的产物,鲁迅的“唾余”说,对金圣叹来说,是打空炮。
  鲁迅说金圣叹“自称得到古本,乱改 《西厢》 字句”,也是张冠李戴、行文不严谨的失误。金圣叹说的是 《水浒》,据古本改动了文字,而不是 《西厢》。
  至于嵇叔夜杀尽梁山好汉的噩梦,鲁迅批为“昏庸得可以”,也可见仁见智。既可以认为梁山好汉应该斩尽杀绝,也可解释为警告梁山好汉,警惕嵇叔夜之流的这个企图。按照金圣叹在书中对鲁智深、林冲、武松的极高评价,后者更有可能。
  鲁迅说小百姓不痛恨寇,而痛恨流,也无根据。不管流寇,还是坐寇,只要是寇,总要危害百姓。也有人会说,流寇还会离开,坐寇霸住这里,盯着这里的百姓作恶,岂不更可恶!
  鲁迅接着在第三段解释说:
  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记得民元革命以后,我在故乡,不知怎地县知事常常掉换了。每一掉换,农民们便愁苦着相告道: “怎么好呢?又换了一只空肚鸭来了!”他们虽然至今不知道“欲壑难填”的古训,却很明白“成则为王,败则为贼”的成语,贼者,流着之王,王者,不流之贼也,要说得简单一点,那就是“坐寇”。中国百姓一向自称“蚁民”,现在为便于譬喻起见,姑升为牛罢,铁骑一过,茹毛饮血,蹄骨狼藉,倘可避免,他们自然是总想避免的,但如果肯放任他们自啮野草,苟延残喘,挤出乳来将这些“坐寇”喂得饱饱的,后来能够比较的不复狼吞虎咽,则他们就以为如天之福。所区别的只在“流”与“坐”,却并不在“寇”与“王”。试翻明末的野史,就知道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时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际的利害的。宋江据有山寨,虽打家劫舍,而劫富济贫,金圣叹却道应该在童贯高俅辈的爪牙之前,一个个俯首受缚,他们想不懂。
  此段前半把坐官看成坐寇,流官比作流寇,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鲁迅听农民讲的是一个短时期和一个地区的情况,中国漫长的历史绝非如此。中国古代也有清廉的安民爱民的好官。当今中国朝野已经公认,我国古代基本上是和谐社会,是当时世界的楷模。
  此段最后既痛批“流寇”李自成,说他们进京时引起“北京民心的不安”,出京时则更“厉害”,又痛批要将强盗杀尽斩绝的金圣叹,立论有明显的矛盾。但鲁迅全盘否定李自成的观点值得重视。此段接着说:至于“《水浒传》纵然成了断尾巴蜻蜓,乡下人却还要看《武松独手擒方腊》 这些戏”。
  我在 《金批水浒武松论》 中已经批评过:
  这段言论的偏颇性是很明显的。首先, “俯首受缚”云云是对金批 《水浒》 结尾噩梦的误解,我在 《金批<水浒>思想论》 (《华东师大学报》1987年6期)中已评论噩梦的意义,圣叹对梁山起义的真诚拥护精当认识,此不赘述。第二,武松独手擒方腊正是宋江偕武松等人主动投降以后的劣迹,这比“俯首受缚”更加等而下之。更且鲁迅自己早就说过:
  一部 《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那么这个“独手擒方腊”的武松,不正就是鲁迅自己所批评的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的奴才么?!而金圣叹砍掉 《水浒》 后半,不真是与鲁迅先生“英雄所见略同”,深恶痛疾于投降和农民义军间自相残杀的丑恶,将此书改变成为反对天子,造反到底的农民革命教科书,并维护和捍卫了包括武松在内的梁山英雄的光辉形象。
  鲁迅否定金圣叹,却发表与自己相反的观点,赞同乡下人坚持要看歌颂这个“独手擒方腊”、打“不 ‘替天行道’的强盗”的“奴才”的“这些戏”。
  有鲁学家辩护说:这是杂文笔法。但这样的做法只能运用于日常小事的比喻和发挥,对待古典名著和经典名家,也用这种实用主义的做法,是不严肃的。
  而问题还在于,本文前已指出鲁迅本人一贯是痛骂和贬斥强盗的。鲁迅将“黄巢杀人”与“始皇焚书”并提,还曾痛斥张献忠杀人,怒斥李逵杀看客。前已言及此文也痛批流寇李自成。鲁迅自己痛恨强盗,并多次给以批判,而又指责金圣叹反对强盗,出尔反尔,这是第一层错误,属于英雄欺人; 鲁迅没有读懂金圣叹,金圣叹对强盗是颇有赞美之处的,这是第二层错误; 鲁迅自己先前狠批梁山英雄受招安后打方腊、做奴才,而这里又为狠批金圣叹而赞同乡下人喜看 《武松独手擒方腊》,这是第三层错误。
  鲁迅的批评影响深远,金圣叹在20世纪50-70年代大受批判的根子在他的身上。
  此文最后一段说:
  不过这还是先前的事,现在似乎又有了新的经验了。听说四川有一只民谣,大略是“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意思。汽车飞艇(当时指飞机),价值既远过于大轿马车,租界和外国银行,也是海通以来新添的物事,不但剃尽毛发,就是刮尽筋肉,也永远填不满的。正无怪小百姓将“坐寇”之可怕,放在“流寇”之上了。
  四川的民谣,有其真实性,但没有普遍性。客观回顾民国时期的国计民生,事实并非如此文所形容的那样一团漆黑。
  《谈金圣叹》 前三段全面表达了对金圣叹文学史地位的否定:金圣叹的文学观念是“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其评点毫无价值: “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 而历史影响则很坏: “这余荫,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 《红楼梦》 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 版本整理错误严重; 政治思想,则近于官绅,而想不到小百姓的感受。
  鲁迅的文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可以对付小敌,大敌当前,例如用之对付金圣叹这样文化史上的庞然大物,只能说服读书不多的青年读者,而只会引起学者们的反弹,后来自然受到陈登原、周作人等多人的反驳。

  五、鲁迅否定金圣叹的缘起

  鲁迅晚年否定金圣叹并给以专门的讨伐,众多学者探讨了三个原因:
  其一,隋树森于1932年发表 《金圣叹及其文学批评》 以及其他多篇文章对金批著作做出高度评价,引起鲁迅的反感和重视。
  其二,鲁迅对林语堂等提倡幽默的小品文非常反对和反感,而林语堂们又崇拜金圣叹; 鲁迅认为金圣叹是林语堂们的祖师爷。
  其三,鲁迅对周作人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不满。
  在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中,周作人四次提到金圣叹,并以金圣叹“不亦快哉”的“愉快”体验作为周作人将文学定义为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东西,这与周作人支持林语堂提倡幽默文学有关。鲁迅对此非常反感。
  而众多论者未注意的是:周作人将金圣叹看做是新文学的源流中的一个组成分子,并高度肯定其文学观; 还将金圣叹与袁宏道等人一起作为五四新文学的渊源之一。
  鲁迅对此更其反感,鲁迅不承认五四新文学是受晚明文学影响的产物,尤其是消弭斗争性的晚明小品文,鲁迅更其反对。鲁迅认为五四新文学是彻底反传统、彻底革命的文学,是他自己和极少数战友举行的前无古人的首创性的伟大革命。
  鲁迅的这篇文章不理会文学史和理论,不仅有很大的偏颇性,而且对论战对象的态度冷嘲热讽。
  众所周知,对前辈或同时的创作或理论大家做全面否定和批判,是一个试金石:如果批倒了,当然极显水平; 如果批错了,就暴露了自己水平的严重不足。针对这样有偏颇反金圣叹的文章,如果见而不予指正,是学术界的失责。
  因此,鲁迅此文发表后,引起了上海和全国学术界的批评,他理所当然地受到强硬的反驳。众多学者纷纷撰文,高度肯定金圣叹:陈子展 《我也谈金圣叹》、刘半农 《影印贯华堂原本水浒传叙》、周作人 《谈冯梦龙与金圣叹》、江寄萍 《谈金圣叹》,周作人 《谈金圣叹》、陆树楠 《金圣叹生涯及文学批评》、韩庭棕 《金圣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等文章连续先后发表,兴起了一个评论金圣叹的热潮。大力赞誉金圣叹的众多文章抵消了鲁迅此文的负面影响。
  其中,周作人经过一年的思考,于1934年发表同题文章 《谈金圣叹》,对其兄长做了全面深刻但又是说理的、温柔敦厚的反驳。
  尤其是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登原 《金圣叹传》 一书,全面、完整、深入、热情记叙和高度评价金圣叹的光辉一生和全部著作,在金圣叹研究领域取得高度成就。
  鲁迅生前当然看到了以上的文章和书籍,他当然也认识到以上的文章和书籍全面赞誉和揄扬金圣叹的意图,自己已经无力反驳,因此抱沉默态度,未予置理。
  可是在1950、1960、1970时代,大陆学界连续掀起了三次批判金圣叹的高潮,批判者无不举起鲁迅的大旗,皆以鲁迅此文为重要立论根据。
  鲁迅对金圣叹的否定,主要原因是未能领会金圣叹评批著作的伟大成就和巨大价值,其文章的失误还在于他自称的“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
  鲁迅未能建立自己的文艺理论和美学体系,这也与他对金圣叹的错误态度有关。 《鲁迅全集》 除了小说和散文的创作部分,除了 《中国小说史略》 和 《汉文学史纲》 等,其有关文艺理论和评论部分充溢着批判和破坏,即都是“破”,而缺少“立”。而根据鲁迅文中的意向,可知他是想创造、建设的,但他做不到。
  正因鲁迅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不能理解和继承前人———包括金圣叹和王国维等人的伟大成果,鲁迅就没有能力建立起自己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体系。而金圣叹和与王国维,则都建立了他们领先于世界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要成就。

 

原载:《文学报》201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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