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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的终结与重生

陈宝良

20世纪80年代,武侠小说流行一时,受到了知识人与普通民众的关注,足以与足球世界杯、女排赛事相颃颉,堪称鼎足而三。将其受重视的程度说成是“万人空巷”,并非夸大之词,确乎道出了当时的实情。何以如此?这实在与中国人的英雄情结颇有些关系。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赛场上叱咤风云的成功人士,就是他们顶礼膜拜的时代英雄;而武侠小说中塑造的形形色色的侠义人物,亦因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行为、为国为民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精神品格而得到人们的崇拜。

    余生也幸,整个80年代,正值自己求学及走入职场的时期,得以躬逢且见证了这一盛事,同时也是三者的忠实“粉丝”。曾几何时,热潮渐渐退去:或因梁羽生、金庸、古龙武侠小说三大家之后,武侠作者后继乏人,更无独领风骚之人;或因中国女排战绩一落千丈,缺失重振的契机;或因中国男足水平裹足不前,侥幸去世界杯“打了一次酱油”之后,水平已是每况愈下,乏善可陈。这是时代使然,不必大惊小怪。

    中国当代新派武侠小说大家,梁、金、古三家鼎立,犹如三峰并峙,各显神奇,写作各具特色:梁氏叙事之法,固然继承了拟话本、说书人的手法,可使故事环环相扣,且具引人入胜之效,然不免文学套路单一,人物形象刻画描摹尤缺深度;古氏叙事之法,别出心裁,其跳跃式且又带散文诗式的故事叙述手法,尽管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然故事读来不免让人感到晦涩难懂,反而与通俗小说的娱乐功能渐行渐远。相较之下,还是金氏叙事之法更值得称道。他之叙事,故事既有历史出典,又在平实中不乏惊险,且诗文合璧,文采斐然,让人欲罢不能。故武侠小说三家之中,尤以金庸小说堪称典范,亦更能适合各种层次读者的阅读口味。就此而论,说金庸让中国新派武侠小说达到一个顶峰,实在并不为过。

    时移世易。人人熬夜阅读武侠小说的景象已如过眼云烟,不可复追。究其原因,当然不可仅仅归咎于网络这类新式媒体的崛起乃至大众传媒娱乐方式的多样化,而是更应将考察的视阈落实到武侠文学的内在变迁上。换言之,除了外因使然之外,多一点笔墨去挖掘武侠小说创作的内在原因尤显必要。这既是武侠文学的终结,却又似乎预示着武侠文学重生的契机。若是以此为探究的起点,那么必然绕不开如下一个论题:金庸之后,又有谁能重新执掌武侠文学的牛耳?亦即“后金庸”时代,武侠文学又当走向何方?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棘手而难以回答的问题。若是对中国武侠文学的当代取向尚有热情的话,那么,不妨去读一下韩云波的新著《“后金庸”武侠》一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从中不难找寻出一些可以解人疑惑的答案。

    韩云波教授沉潜于中国武侠小说与武侠文化研究多年,著有《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等多部论著,在学界引起很好的反响。细阅这部新作,作者通过宏大叙事的手法,将古今牵于一线,就“后金庸”时代的武侠文学创作做了相当详尽的梳理,进而提出了诸多独出机杼的新论。细言之,大抵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为钩沉发覆之功。作者通过重新厘定事实,进而达臻将当代武侠文学创作发扬光大之效。自梁、古、金三家武侠小说之后,武侠文学一度处于相对沉闷的状态,甚至开始淡出普通读者的视野。从武侠文学史的内在理路加以观察,无疑就是从“主流”向“次流”甚或“潜流”的转变过程。点破这一事实固然有些残酷,但不得不承认。为此,使得像我这样武侠小说的普通爱好者产生一种误解,认为武侠文学似乎已经绝响。其实不然。通过作者在书中的辛勤钩稽,方知在“后金庸”时代,武侠文学不仅没有终结,而且大有方兴未艾之势。就新武侠文学的作者来说,港台有温瑞安、黄易,大陆有凤歌、步非烟、小椴、燕垒生、慕容无言、碎石、拉拉等;就新武侠文学的流变而言,则更是明显呈现出以下三个阶段,分别为港台新武侠突变期(1986—2000)、大陆新武侠兴盛期(2001—2005)与大陆新武侠转型期(2006至今)。如此繁盛的当代武侠文学创作,不仅内容丰富多彩,而且极具探索性与创新性,甚至仍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这就是作者展示给读者的关于当代武侠文学创作的全新景象。

    二为对当代武侠文学创作的总结之功。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实属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这已为很多文学创作者与研究者所认同,毋须赘言。当代武侠文学显然也当作如是观。毫无疑问,蓬勃兴盛的武侠文学创作实践,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了足够的研究资料;而文学研究者的理论总结乃至对文学创作走向的推测,同样也能让文学创作者足资借鉴。韩氏之著,无论是对金庸时代走向终结的阐释,抑或当代大武侠时代对“金庸接班人”呼唤的历史必然性的解读,其间对当代武侠文学史创作理论演变内在理路的探析,不仅具有拾遗补缺之功,且对当代武侠文学创作不无裨益。

    三为对当代盛世武侠的理想憧憬。何谓“盛世”?或因历史与现实的差异,或因解读者衡量标准的不同,随之出现不同的认知,这也是情理中的事情。尽管如此,将“盛世”视为一种理想状态,这无疑可以暂时取得认识上的一致。就武侠与武侠文学创作的流变而言,作者认为,从“盛世江湖”进而走向“盛世武侠”,是21世纪武侠文学再造宏大叙事的一条可行途经。这决非作者的理想憧憬,而是武侠文学创作在当代历史走向的必然抉择。至于如何看待“盛世武侠”与“中国梦”之间的关系,或许尚有一些争论,但这一问题的重新提出,事实上代表了当代知识人的理想世界,而并非仅仅限于武侠文学的创作者及其研究者。

    除了上面三点之外,这部著作的价值,还在于引发了另外一个话题,即在城市化、商业化、法制化已经基本成型的当代社会,侠客是否已经成为一种精神化的人格典范?说实话,侠客的出现乃至风行,毫无疑问基于传统中国小农社会之上。按照费孝通的说法,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在这一社会里,人们不喜诉讼,甚至厌讼,而是崇尚“无讼”,民间有了财产、田地、婚姻一类的争端,无不求助于地方社会中德高望重的长老出来调解。

    所谓的“无讼”,不过是儒家士人的一种理想而已,而地方长老所能解决的问题,亦仅仅限于民间的雀角之争。基于小农社会之上的传统中国专制政体,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自上至下,尽管也建立起庞大甚至略显臃肿的法律体制,但民间久已流传的谚语,如“堂堂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之说,明确道出百姓对官方司法体系的公正性实在已经失去了信心。无奈之下,当百姓受到莫大的冤屈之后,只能寄托于下面四种途径,希望自己的冤屈得到公正的解决。第一种途径是对清官的崇拜,期盼清官式的明镜高悬、公正审判,在民间广泛盛行的以包拯、海瑞为主角的包公故事与海公故事,就是典型的例证,部分反映了传统中国的“人治”意识;第二种途径是借助阴司诉讼,一旦冤屈在阳间难以申雪,只好将希望寄于神灵乃至阴间,甚至出现告阴状一类的举动,民间流传的诸多故事,如包公夜间坐阴床到阴间判案,乃至城隍神断案一类的故事,大致已经说明了这一事实,且代表传统中国“神治”意识的另一面;第三种途径是追捧充满智慧且不乏滑稽的落魄知识人,希望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以幽默甚至滑稽的举动,通过讥讽的方式,对地方官员乃至豪强的不轨加以针砭甚或干预,藉此起到振拔公正之效,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应当数在明清两代江南最为流行的唐伯虎、徐文长的故事;最后一种途径就是崇拜侠客,希望借助侠客快意恩仇式的打抱不平而解决世间不平之事,《水浒》中的梁山好汉可谓其中的代表。

    究中国侠客史的演变历程,大抵可以唐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唐宋以前,战国、两汉“游侠”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轻侠”,应该说是侠客史的主流,进而形成一些游侠集团。换言之,前一时期的侠客史,相对比较纯净,其宗旨是崇尚义勇。自唐宋以后,纯粹的游侠已不复存在,而游侠集团亦日趋式微。代之而起者,则是侠客集团的内部分化。这种分化主要体现在下面两个方面:一是“儒侠”的崛起,二是“侠盗”的勃盛。这种分化趋势,导致儒、侠、盗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最终蔚为一股儒、侠、盗合流之风。

    真正意义上的侠客、剑侠一流人物,理应是秉天地之正气,能为人雪不平之事,霜锋怒吼,雨血横飞,最称得上是世间第一快人、第一快事。所惜者,后世所谓的侠客,已经很少得此真传。世人偶然学得几路拳,舞得几路刀,便俨然自命为侠客,不是贻祸身家,便是行同盗贼,最后还是把一个“侠”字弄坏了。

    有一点无疑可以肯定,即自从《水浒传》问世以后,侠客确实不再是完美的正面典型,而是“以杀人为好汉”,“藉放纵为任侠”。简言之,侠客已经流为像梁山泊一百单八将那样的“贼盗”。用清代小说《仙侠五花剑》的作者海上剑痴的话说,在《水浒传》一类小说中,尽管也说一些“义侠”的事,但确实已经将那种“顶天立地”的“大侠”弄得像是“做强盗一般”,所做的尽是一些“插身多事,打架寻仇,无所不为,无孽不作”的事。其最后的结局,不免会使一般的平民百姓将一个“侠”字与“贼”“盗”两字并在一起,很难区分。于是,在“强盗”与“好汉”之间,不过只有一线之隔。当他们行侠仗义之时,即为好汉;而当他们打家劫舍之时,则为强盗。

    简单地说武侠文学已经终结,或许显得有点武断,但如果说武侠文学已经步入“后金庸”时代,需要突出各种娱乐方式的重围而浴火重生,则理应成为一种共识。至于“后金庸”时代的武侠文学,能否像金庸、梁羽生、古龙那样继续引起读者的热捧,目下难以遽下论断,需要拭目以待。其实,若是从文化心理层面的背景加以考察,武侠文学的当代困境,同样反映了当下这个侠客生存环境的窘境。换句话说,在当代人人懂得将不平诉诸法律的时代,侠客式的打抱不平无疑已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与大众心理土壤。在当代法制社会里,仗剑行走江湖的武侠不再适合时宜,快意恩仇式的打抱不平,更是与现代的法制观念相抵触。与此相应,大众的英雄崇拜情结也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色彩。尽管如此,传统中国文化中久已积淀下来的打抱不平的侠义道精神,若是转变原先快意恩仇那种简单的任侠之举,转而变为在秉承这一精神之下采取一种理性的举动,武侠终究会得以重生,其精神不但可以气贯长虹,更能永存于世。这显然就是武侠的当代转型,“后金庸”时代武侠文学创作理念的历史性转变,亦当以武侠的当代转型为范式。

    (作者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载:陈宝良 《 博览群书 》( 2014年09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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