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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詩《洗兵馬》錢注發微

林繼中
内容提要 杜甫詩《洗兵馬》錢謙益注歷來聚訟紛紜,它涉及理解的客觀性、歷史性,須進一步討論。本文先從《洗兵馬》所處整體語境進行考論,認爲該詩作於唐肅宗乾元元年(758)春的可能性較大,反映該時期特有的君臣士民平叛的“喜躍氣象”。錢注將該詩主題歸結爲“刺肅宗”,有悖於文章顯示的主導氣氛,尤其是認定杜甫對肅宗“不欲其成乎爲君”,是無視作者情志,有失於“客觀性”。然而文本意義在歷史進程中不斷變化,聞釋者必然參與文本意義之建構,從這一角度看,則錢注將《洗兵馬》納入後半部杜詩之整體,發露文本的潛在意義,又有其合理性與深刻性。
关键词 杜詩 《洗兵馬》 錢注 繫年 含義 意義


《洗兵馬》是杜詩的重要篇章,王安石選杜詩取爲壓卷。杜詩重要注家錢謙益則以是篇之注爲得意之筆,在自序中借錢遵王之口,譽爲“鑿開鴻蒙,手洗日月,當大書特書,昭揭萬世”者。[1]然而對是篇之錢注,歷來聚訟紛紜。事實上它涉及理解的客觀性、歷史性與闡釋的有效性諸問題,有必要進一步詳加討論。

杜甫《洗兵馬》的繫年有三種説法:〔1〕作於至德二載(757)收京後;(2)作於乾元元年〔758〕春;〔3〕作於乾元二年春。其中當以乾元二年春一説最流行,重要注家如黄鶴、仇兆鰲、浦起龍、楊倫等,及今人蕭滌非、朱東潤、陳貽焮諸先生咸持此説。此説諸家舉證頗豐,可以説史料與文本已取得一一對應。然而蕭先生仍非常謹慎地説:“關於此詩寫作年代,我因一時還難確定,所以注文一開始就用了‘大概’二字。”[2]這是嚴肅的學者負責任的態度。事實上歷史材料先天就存在着缺陷:它不可能全部保留至今,不可能全面完整地反映歷史事件,疏漏殘缺失真在在難免。何況作爲歷史敍述的史料並不等同歷史真相。因之讀者對它必然要有所選擇、推理、判斷“純客觀”的研究不可能做到。研究者只好通過不斷比較、反思、調整、理解,在文本“意指”的暗示與制約下重建語境。所以蕭先生在該詩繫年問題上輕易不下結論,只是提出傾向。的確,在詮釋該詩的史料選擇上與對文本意指的理解上,尚有許多模棱兩可的地方。

爲便於討論,依錢謙益箋注本録《洗兵馬》詩

全文如下:

 

洗兵馬收京後作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日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只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餵肉蒲萄宫。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鑑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禁通霄〔宵)鳳輦備,雞嗚問寢龍樓曉。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爲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强。關中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懶 ,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3]

 

讓我們先看該詩對史料的選用:

(1)詩云:“中興諸將收山東”。山東,唐時指華山以東,包括河北一帶。主張繫於乾元二年春者(下簡作“乾元二年説”)舉史載乾元元年十月,郭子儀自杏園渡河,破安太清,圍衛州。魯炅、季廣琛、崔光遠、李嗣業皆會子儀於衛州。安慶緒來救,復破之,拔衛州,追安慶緒至鄴。許叔冀、董秦、王思禮、薛兼訓引兵繼至,圍鄴。是爲“中興諸將收山東”,乾元元年十月以後事也。[4]然而,我們可以另引一段史料:史載至德二載九月收西京,十月收東京。《資治通鑑》是年十一月條,載張鎬帥魯炅等五節度徇河南、河東郡縣,皆下之。十二月史思明以所部十三郡,高秀巖以所部郡縣降(史思明至乾元元年六月後復反,但乾元元年春尚未復反)滄、瀛、安〔定?)、深、德、棣等州皆降唐,“河北率爲唐有矣”。[5]則乾元元年春依去年冬之戰局稱“中興諸將收山東”,也是可以的。且滄州、德州、棣州皆近渤海,使下文“已喜皇威清海岱”有了着落,比引乾元元年十月圍鄴事似更切合詩意。

(2)詩云:“回紇餵肉蒲萄宫”。仇兆鰲注引《通鑑》乾元元年(758)八月,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6]蕭滌非先生則引《通鑑》至德二載(757)十月,回紇葉護自東京還,肅宗命百官迎於長樂驛,宴於宣政殿。蕭注所引宣政殿事,自然要比仇注所引更貼切蒲萄宫宴回紇之詩意。然而這條史料也就同樣可爲乾元元年春一説所用。更關鍵的是:

(3)詩云:“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鑑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成王,乾元元年三月,李俶自楚王徙封成王,同年四月,立爲皇太子。[7]則乾元二年不得稱“成王”。浦起龍《讀杜心解》注云:“王已立爲太子,句意在於紀功,故稱其勳爵”,[8]似覺勉强。至若“尚書”,指王思禮,乾元元年八月加兵部尚書。“乾元二年説”以此證明詩當作於乾元元年八月以後。而《通鑑》至德元載(756)十月條,房琯將兵復兩京,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9]則稱王思禮爲“尚書”,亦不必待乾元元年八月後也。

再看對文本意指理解的多歧性:

(1)詩云:“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崆峒,隋唐時有三崆峒,一在肅州,一在岷州,皆屬隴右道。[10]又有原州平涼之崆峒,故錢謙益注、朱鶴齢注咸以爲肅宗自靈武南回過此原州之崆峒,所以這一句也就含有某種諷喻的意味。我認爲,此“崆峒”屬用典《史記·五帝本紀》有云:黄帝“西至於空桐,登雞頭。”[11]此空桐即崆峒。“仙仗”配黄帝西去的典故,自然切合。由此可推知:“常思仙仗過崆峒”,當指收京而思西向入蜀之上皇也,並非實指。

(2)詩云:“關中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蕭丞相”指何人?歷來注家紛紜,或云指郭子儀(趙次公),或云指蕭華〔宋人舊注),或云指杜鴻漸,錢注則云指房琯。[12]“張子房”指何人?注家似較爲一致,謂指張鎬。趙昌平先生與作者論詩書認爲:“‘關中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客……’,此爲頂針句格,‘張公’必復指上句之‘張子房’,二句説一人,無可置疑。”所論明快,頗具説服力。然而“蕭丞相”指何人,仍難定論。且所謂“頂真”,似也不必絶對化,蓋杜甫用典注重切姓,如“杜酒偏勞勸,張梨不外求。”[13]“蕭丞相”如指蕭華,則蕭華陷賊“僞署魏州刺史”,見諸《舊唐書·蕭華傳》,[14]必非所指。既然此處“蕭丞相”不必姓蕭,則“張子房”亦不必姓張,方爲切對。正是由於語言本身的多義性,且中國古典詩歌追求言外之意,措詞深婉,更使文本意義有其超越作者意指的獨立性,造成多種闡釋的空間。譬如我們是否可做如下理解:“關中既留”,指房琯至德元載八月與韋見素等由蜀奉寳册之靈武,《通鑑》至德元載九月條載肅宗“以韋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素聞房琯名,虚心待之。……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爲;諸相拱手避之”。[15]房琯以玄宗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特殊身份與韋見素等由蜀奉使至屬關内道的靈武,惟房琯獨爲肅宗所重,留爲己用,所以稱“關中既留”。至於“幕下復用”,清代梁運昌《杜園説杜》箋云:

 

子房則從來並指張鎬,但不應琯一句而鎬五句,則此子房當指鄴侯〔李泌),不以切姓論也。張鎬獨詳於二公者,此時琯已罷相,泌已還山,張乃現在倚任之人,故借作收科。[16]

 

今按,房琯罷相在至德二載(757),張鎬罷相在乾元元年〔758〕五月,李泌歸隱在至德二載十月,則梁氏云云,在時間上是可能的。且無論從形式上看,還是從收京前後的形勢上看,梁氏的批評也不無道理。蓋李泌在收京前後也是朝廷核心人物,與房琯同爲蜀中來的舊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泌是皇室家庭矛盾的重要調解人,所以當時與房琯一内一外,是輔助肅宗的兩個主要舊臣,言“既留”、“復用”,非先後之序,乃同時並用之意,相當“既……又……”的句式。至於所謂“幕下”,當與軍旅將帥有關,於李泌亦遠比張鎬貼切。《通鑑》至德元載九月條載:

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黄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絶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置元帥府於禁中,俶(李俶,時爲天下兵馬元帥,即後來的成王、太子〕入則泌在府,泌入俶亦如之。[17]

 

生動而詳盡地記載了李泌“入幕”的經過,此佳話當時想必廣爲流傳,切合“幕下復用張子房”詩意;且泌多智謀,縱談神仙,或言曾與赤松子等遊處,比張鎬更酷似張子房。再者,杜甫於乾元元年所作《觀兵》詩及《爲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文中所提出的戰略,與李泌擊叛軍首尾覆其巢穴的著名戰略相近,對房琯看法亦相近(史載陳濤斜之敗,李泌出手營救房琯)[18]如此種種,杜甫於情理中不應遺李泌於“中興”人物之外。[19]如是,則二句微言有賢臣如此而兩失之,用戒張鎬之勿再失(史云乾元元年五月張鎬罷相,可謂不幸而言中)而琯、泌各一句,鎬四句,於形式上也較爲合理。然而此説尚無確證,推理居多,不敢言必,只是作爲一種歧見,謹供參考。

(3)詩云:“田家望望惜雨乾”。“乾元二年説”引史載乾元二年春久旱。然則“惜雨乾”並非無雨,而恰好相反,是有雨而眼巴巴地看着它乾掉——這是由於丁壯皆上前線,春種無人,是以“惜”之。

(4)詩云:“淇上健兒歸莫懶”。“乾元二年説”認爲淇水在衛,與相州鄰,淇上健兒指乾元元年十月後圍相州之兵。“淇上健兒”是否只能是指九節度使圍鄴之兵?《通鑑》乾元元年三月條載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屯河内。安慶緖聞李嗣業在河内,四月與蔡希德、崔乾祐將步騎二萬,涉沁水攻之,不勝而還。[20]河内,即懷州,在東都東北,爲都畿屏障;而淇水所在的衛州正處於相州(即鄴城)與懷州之間。如果我們考慮到李嗣業是收東都的先鋒,是張鎬徇河南、河東的五節度使之一,而所領北庭四鎮兵此時已成爲朝廷倚重的一支主力部隊。(杜甫自己就有《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對李部平叛的重要性有很高的評價:“四鎮富精鋭,摧鋒皆絶倫。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塵。”又云:“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21]那麽屯兵東京附近的唐軍主力之一的李嗣業部,與盤踞相州作困獸之鬥的叛軍魁首安慶緒之間的戰事,就不可能只發生上引史料所載那一次而已。李、安之間的衛州(即淇上),在乾元元年三四月已是兵家必爭之地,是該時段的一個主戰場;故“淇上健兒”有可能指李嗣業的部隊,不必待九節度使圍鄴城也。浦起龍《讀杜心解·讀杜提綱》有云:“代宗朝詩,有與國史不相似者。史不言河北多事,子美日日憂之;史不言朝廷輕儒,詩中每每見之。”[22]肅宗朝相州戰事亦當作如是觀。“淇上健兒”尚有闡釋的空間。

以上諸歧見,據現存史料尚不足以定識,且詩的特質在抒寫情志,多想象之語,所記史實側重點自與史家有異。所以浦起龍又説:“可見史家只載得一時事迹,詩家直顯出一時氣運。詩之妙,正在史筆不到處。”《杜園説杜》該詩箋注亦稱“從前諸注家,大抵混引史事,將詩中語種種錯會,越有證據越見支離,而聚訟紛紛。”[23]二家説法比較通達,也都强調整體把握。由於唐代遺存資料相當豐富,所以要證成某一具體觀點乃至尋求史料與文本在語詞上的對應、巧合,都有相當大的可能性。因之浦起龍《讀杜提綱》主張讀杜詩“須通首一氣讀。若一題幾首,再連章一片讀。還要判成片工夫,全部一齊讀。全部詩竟是一索子貫。”只有“上下文”的整體性纔能“顯出一時氣運”來。[24]文本的意味就存在於部分與整體的相互説明之中。這個“整體”,首先是“上下文”(詩的意脈),廣之則作者的所有作品,乃至其所從屬的一種文化體系。

《杜園説杜》提醒我們要注意《洗兵馬》題下原注:“收京後作”。[25]所謂“原注”,即便不是作者自注,也是早期輯録者之注,最近作者原意,不應忽視之,然而也不必將此四字理解爲緊接《收京三首》之後。[26]杜甫《渐安吏》下亦有舊注曰:“收京後作”,[27]但該詩作於乾元二年〔759〕三月九節度師敗相州後,已是定論,距至德二載〔757〕九月收京已二年。應當説,乾元元年春至乾元二年春,該時段的戰局都具備了激發作者這種情緒的可能性,只不過我們詳細比較這兩個時段作者的所有現存作品,則前者要比後者更具完整性與激發勝利喜悦的衝動性。事實上自至德二載九月作《喜聞官軍已臨賊境》,十月作《收京三首》就已經一改此前不久所作《羌村三首》、《彭衙行》那種憂心忡忡的基調,直至次年乾元元年春在長安宫廷唱和諸詩,整體上透出一股喜氣來,可謂“一索子貫’,“顯出一時氣運”。讀者一讀便知,兹不列舉。所以今人鄭文《杜詩檠詁》會説:

 

其以相州兵潰爲據以定本詩創作之時,似亦不當。蓋乾元元年十二月,魏州失陷,唐軍三萬被殲,乾元二年正月李嗣業戰死城下,唐軍自冬涉春,城不能下,軍無統帥,將各異心,轉輸無繼,財盡糧竭,形成敗潰之勢,豈是“中興諸將收山東”之時哉!且子美出掾華州,牢騒之語,比比皆是,而此詩贊美恢復,情緒歡暢,因疑《詳注》所引史料不免失當。[28]

 

須補充的是:《洗兵馬》與《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收京三首》,不但驚喜式的衝動情緖相似,而且在内容上也往往可以相互發明(因二詩皆是名篇,兹不贅録)。

《洗兵馬》云:“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日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喜聞官軍已臨賊境》則云:“胡騎潛京縣,官軍擁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又曰:“今日看天意,遊魂貸爾曹。”杜甫作於乾元元年七月的《爲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亦云:“則慶緖之首’可翹足待之而已”,[29]可見在乾元二年以前,杜甫已有“只殘鄴城不日得”的看法。又檢《舊唐書·肅宗紀》至德二載十一月下制曰:“朕親總元戎,掃清羣孽……勢若摧枯,易同破竹。”[30]對形勢的評估與杜甫詩文吻合,故云“只殘鄴城不日得”,無須待乾元二年二月九節度使圍鄴使其食盡時也。

《洗兵馬》云:“獨任朔方無限功”。“獨任”當與下聯“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餵肉蒲萄宫”連讀,則“獨任”者,在衆軍中獨倚爲主導、指揮者也。《喜聞官軍已臨賊境》則云:“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前軍蘇武節,左將吕虔刀。”司空指郭子儀,時兼天下兵馬副元帥,是“臨賊境”的實際軍事總指揮。“握豹韜”突出了郭子儀掌控全局的地位。“前軍蘇武節”,仇注引胡夏客曰:“嗣業所將,皆蕃夷四鎮,故以蘇武之典屬國爲比。”甚是。外來兵只處於輔助地位甚明。故詩又云:“花門騰絶漠,拓羯渡臨洮。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31]拓羯,指北庭四鎮兵。《舊唐書·肅宗紀》至德二載九月條載“元帥廣平王統朔方、安西、迴紇、南蠻、大食之衆二十萬,東向討賊”。衆軍中朔方軍是朝廷倚重的“領頭羊”。雖然按慣例稱“廣平王收西京”,但肅宗心裏明白,大功歸郭子儀。故是年十一月下制云:“廣平王俶受委元帥,能振天聲;郭子儀決勝無前,克成大業。”《通鑑》至德二載十一月條載肅宗勞子儀曰:“吾之家國,由卿再造。”[32]則“獨任”云云,是正面肯定肅宗能倚重子儀,未必是對其九節度使圍鄴不置元帥一事的諷諫。如是,則“萬國兵前草木風”之“萬國”,當非仇注所謂“會兵鄴城”之九節度使兵,而是上引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之衆,及各地勤王之衆。此句寫出叛軍在“多國部隊”面前“草木皆兵”的恐慌心態,正與“胡危命在破竹中”相應,至此,三年戰事該做個了斷,乃曰:“三年笛裏關山月”。其間“常思仙仗過崆峒”一句,《杜詩鏡銓》引朱鶴齢注以爲崆峒在原州平涼縣西百里。肅宗至靈武及南回皆經過此山,“此欲其以起事艱難爲念也”。[33]然而首韻十二句,整體是在寫聞捷之喜,獨此句提示肅宗要“憶苦思甜”,文氣似不暢。《收京三首》乃云:“仙仗離丹極”。指玄宗由長安出走奔蜀。又云:“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仇注:“此時懷商老而李泌已去,憶帝堯而上皇初歸。”[34]證諸《通鑑》至德二載九月條,是月甲辰,捷書至鳳翔,即日遣中使入蜀奏上皇,並表請東歸。同時,肅宗還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35]可見“懷商老”並“憶帝堯”寫的是時事,並無諷諫之意。如前所論《洗兵馬》“仙仗過崆峒”指玄宗入蜀,則《洗兵馬》云云,同樣是收京後立即想到讓上皇東歸之心情,如此則十二句一氣呵成。[36]

《洗兵馬》云:“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四句一氣讀,寫的是撥亂反正,恢復正常秩序的景象,是《杜臆》所謂:“帝還京在去年十月,而云‘青春’‘冠冕入’,‘紫禁’‘煙花繞’,言京城復見繁華,非必其時。”[37]《收京三首》亦有云:“汗馬收宫闕,春城鏟賊壕。賞應歌《杕杜》,歸及薦櫻桃”“春城”、“薦櫻桃”云,同樣是虚寫。作於同年十二月的《臘日》已云:“漏洩春光有柳條”。而作於乾元元年春左拾遺任上的一些“宫廷詩”,也多“青春”氣象。如《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云:“天門日射黄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紫宸殿退朝口號》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晚出左掖》云:“春旗簇仗齊”;《題省中壁》云:“鳴鳩乳燕青春深”;而著名的《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唱和諸人也都透出一派“鶯囀皇州春色闌”(岑參)的“喜躍之象”。[38]可以説,無論虚寫實寫“青春”已是該時段京洛君臣士民樂觀情緖的符號。杜甫同作於該時段的《送李校書二十六韻》有云:“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宅。”[39]這就是杜甫樂觀情緖之所從來。總體上説,這是乾元元年春特有的“一時氣運”,而乾元二年春已不復具備這種普遍的樂觀情緖。

《洗兵馬》云:“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爲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强。”初讀此四句緊接“鶴禁通宵鳳輦備,雞嗚問寢龍樓曉”之後,頗覺突兀。試讀《收京三首》之三,“春城’、“櫻桃”四句後也緊接“雜虜横戈數,功臣甲第高。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40]便覺章法頗相似,蓋二者都是從正反二面説事,因收京之喜引出將驕臣奢之憂。總而言之,將《洗兵馬》放在收京後至乾元元年春的整體語境中,可感受到它們之間的統一性。

綜上所述《洗兵馬》作於唐肅宗乾元元年(758)春的可能性較大。

杜甫《洗兵馬》詩,錢謙益注附録《少陵先生年譜》明確地繫諸乾元元年。不過我們還應注意錢氏《注杜詩略例》自稱“今據吴若本,識其大略,某卷爲天寳未亂作,某卷爲居秦州、居成都、居夔州作,其紊亂失次者,略爲詮訂,而諸家曲説,一切削去。”他是反對“年經月緯,若親與子美遊從”,而主張“約略言之”的。[41]錢氏這種識其大略的態度對該詩的闡釋有一定影響,因此我們有必要在較大範圍的語境中去把握錢識氏對該詩主題意指的理解。

對中國古典詩歌而言,詩是情志的創造物,意義形式是情志的對象化。所以闡釋者不能棄文本意指於不顧,這就是闡釋中存在着的“客觀性”,它制約着闡釋者“以意逆志”的整個釋義過程。然而,杜詩的“詩史”性質如上引浦起龍所説,並非“只載得一時事迹”而在乎“直顯出一時氣運”,即其特質存乎詩人情志對象化於歷史現象之中,是詩人對歷史現象的體驗與感受。因此,對杜詩的闡釋必然是闡釋者與其對話的結果,是在對話中尋求“客觀性”,而不可能只是史料的徵引與史迹的直觀。也就是説,對文本意義“客觀性”的追求,離不開闡釋者主觀的參與和理解。對話始終處於主、客雙方相互制約、相互發明之張力當中。所謂“詩史互證”的錢注是其典型,這種互證並非文本與史料之間簡單的對應,更是滲透錢謙益本人對二者關係的理解。不妨説,其“注”,是爲其“箋”服務的。

錢箋將該詩主題歸結爲“《洗兵馬》,刺肅宗也”,實在是有悖於文本顯示的主導氣氛,即《杜臆》所謂“喜躍之象浮動筆墨間”。[42]然而這並不能否定文本中有寓刺於頌的成分。而這一點已是今之學者所普遍認可的。問題是錢氏揭示玄、肅父子間矛盾之端倪有何意義?與文本意指又有何聯繫?

我們先來看看史書的相關記載,乾元二年春以前的玄、肅父子間矛盾到底已達到怎樣的程度。兹將《通鑑》相關材料羅列如下:

 

1.至德元載五月條:

丁酉,上〔玄宗)將發馬嵬,……父老共擁太子〔即後來的唐肅宗)馬,不得行。上曰:“天也!”……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且宣旨欲傳位,太子不 受。

秋,七月,辛酉,太子至靈武。……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即皇帝位……肅宗即位於靈武城南樓。

丁卯,上皇〔玄宗)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43]

 

今按,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三曰:“玄宗聞東京之陷,既欲使太子監國矣;其發馬嵬,且宣傳位之旨矣。乃未幾而以太子充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以分太子之權。忽予忽奪,疑天下而召紛爭,所謂一言而可以喪邦者在此矣。”又曰:“托玄宗二三不定之命,割裂以雄長於其方,太子雖有元帥之虚名,亦惡能統一而使無參差乎?玄宗之猶豫不決,吝以天下授太子,不盡皆楊氏銜土之罪也,其父子之間,離忌而足以召亂久矣。”[44]王氏的分析是深刻的。肅宗自立使天下及時地有了一個領導抗戰的核心,未嘗不是唐之幸,但自立的合法性因玄宗的猶豫也就成了問題,不能不成爲肅宗的一塊心病。後來種種猜忌,都從此中來。

  1. 至德元載九月條:肅宗欲立張良娣爲皇后,李泌對曰:

 

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45]

今按,李泌給了肅宗一個軟釘子,同時道出肅宗與新近羣臣的關係,及其在舊臣心目中的地位,這又伏下肅宗對舊臣猜忌的危機。

  1. 至德元載十月條:賀蘭進明對肅宗説:房琯在蜀佐玄宗時,

 

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仍置陛下於沙塞空虚之地,又布私黨於諸道,使統大權。其意以爲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己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爲乎![46]

 

肅宗由是疏遠房琯。今按《舊唐書·房琯傳》引賀蘭進明云云,與此大體一致,但多一句:“此雖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47]點明房琯屬“舊臣”。

  1. 至德二載正月條:肅宗欲立廣平王李俶爲太子,李泌對曰:

 

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

 

李俶聞知,固辭曰:

 

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宫,臣之幸也。[48]

 

肅宗賞慰之。今按,將“靈武即位之意”與“未奉晨昏”聯繫起來,無疑在心理上對肅宗造成很大的壓力,肅宗的“賞慰之”當視爲對輿論的屈服。

5.至德二載二月條:李泌勸用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的形勢取安史之巢穴范陽,肅宗曰:

 

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49]今按,肅宗也用“晨昏”來堵諫者之口,“晨昏”至此已成爲影響大局的關鍵詞。

 

6.至德二載九月條:甲辰,收京捷報至鳳翔,肅宗即日遣中使入蜀奏玄宗,並以駿馬召李泌至長安,謂之曰:

 

“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宫復修臣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50]

 

今按,以下尚有一段李泌以譖殺建寧王爲例,勸導肅宗“慎將來”的話頭,蓋“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之”。[51]皇家三代生死矛盾於此畢露。李泌既看透肅宗“還東宫”、“願歸萬機”的虚僞,也猜透玄宗的疑懼,並警示肅宗“慎將來”,同時明白肅宗集團猜忌之心難除的危機,故又決然隱退,可謂面面倶到,不愧爲智者的思謀。其中“晨昏”二字仍是關鍵之詞。蓋所謂“理勢自然”,潛臺詞便是肅宗羽翼已豐,張良娣、李輔國爲代表的 一班“功臣”已形成强勢集團,肅宗的“合法”地位不容改變。知子 莫若父‘肅宗“還東宫”的話玄宗自然不信,如果玄宗因此呆在西蜀,形同“另立中央”,朝廷如何穩定?所以肅宗如能“奉晨昏”,“其樂也融融”,維繫正常的倫理秩序,是當時穩定朝廷的唯一希望。此意由“羣臣”上表,或能打消玄宗的疑慮。果然,十月壬戌條載:

 

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宫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

危機暫時缓解。再證以《舊唐書“肅宗紀》至德二載正月條:

上皇在蜀,每得上表疏,訊其使者,知上涕戀晨省,乃下誥曰:“至和育物,大孝安親,古之哲王,必由斯道。”[52]

 

自知大勢已然的玄宗,此時但求安度晚年,故大講“孝道”以維繫倫常。肅宗亦深知乃父心思,故十一月條載肅宗下制云:

 

朕早承聖訓,嘗讀禮經,義切奉先,恐不克荷。今復宗廟於函洛,迎上皇於巴蜀;導鑾輿而反正,朝寢門而問安;寰宇載寧,朕願畢矣。[53]

 

肅宗在“晨昏”上做足文章,父子間算是找到了一個契合點。唐史爛熟於心的錢謙益,於《洗兵馬》特拈出“問寢”二字作箋,可謂微言大義,獨具隻眼。

7.至德二載十一月條:

 

丙申,上皇至鳳翔;從兵六百餘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宫,上皇在宫南樓,上釋黄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黄袍,自爲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54]

 

今按,這一幕喜劇比鄭莊公見其母姜氏於大隧之中還要精彩。肅宗做足文章,終於如願以償,有玄宗親手黄袍加身,取得無可爭議的“合法性”。而玄宗則似乎是真放下心來,對途中被肅宗繳了衛士之械並未引起警覺。《洗兵馬》“鶴禁”句下錢注:

 

《高力士(外)傳》,太上皇至鳳翔,賊臣李輔國詔收隨駕甲杖。上〔皇〕曰:“臨至皇城,安用此物。”悉命收付所〔由)〔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55]

 

錢注推理應當説是合邏輯的。

玄宗的“放心”還可以從同條史料中得到佐證:肅宗是年處置從僞諸臣,但欲免張説之子張均、張垍死,玄宗不許,肅宗叩頭再拜曰:

 

“臣非張説父子,無有今日。臣不能活均、垍,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見説於九泉!”因俯伏流涕。[56]

今按,話已説到這份上,玄宗還是處死了張均,長流張垍於嶺表。此事當然會在肅宗皇帝心上留下陰影,從此事亦可見玄宗是時於肅宗尚無顧慮。

8.乾元元年六月:

 

下制數〔房)琯罪,貶豳州刺史,前祭酒劉秩貶閬州刺史,京兆尹嚴武貶巴州刺史,皆〔房)琯黨也。[57]

 

今按,房、嚴皆所謂玄宗“舊臣”,貶之則去玄宗羽翼,肅宗已有所行動。

以上爲史載乾元二年春以前的玄、肅父子間矛盾的大體情況,“晨昏”之中包藏着危機,特别是乾元後,可謂“山雨欲來風滿樓”。

對身在朝廷而敏於察事的杜甫而言,不可能不有感於心。這正是錢箋立論的基礎,也是我們評估錢箋得失的一項權衡。

現在讓我們回頭看看錢氏揭示玄、肅父子間矛盾的端倪與杜詩文本意指之間的關聯。爲此,有必要先將錢箋録如下,以供分析:

 

箋曰:《洗兵馬》,刺肅宗也。刺其不能盡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賢臣,以致太平也。首序中興諸將之功,而即繼之曰,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崆峒者,朔方回鑾之地。安不忘危,所謂願君無忘其在莒也。兩京收復,鑾輿反正。紫 禁依然,寢門無恙。整頓乾坤皆二三豪俊之力,於靈武諸人何與?諸人僥天之幸,攀龍附鳳,化爲侯王,又欲開猜阻之隙,建非常之功,豈非所謂貪天功以爲己力者乎?斥之曰“汝等”, 賤而惡之之辭也。當是時,内則張良娣、李輔國,外則崔圓、賀蘭進明輩,皆逢君之惡,忌疾蜀郡元從之臣。而玄宗舊臣,遣赴行在,一時物望最重者,無如房琯、張鎬。琯既以進明之譖罷矣,鎬雖繼相而旋出,亦不能久於其位,故章末諄復言之。“青袍白馬”以下,言能終用鎬,則扶顛籌策,太平之效,可以坐致,如此望之也,亦憂之也,非尋常頌禱之詞也。“張公一生”以下,獨詳於張者,琯已罷矣,猶望其專用鎬也。是時李鄴侯亦先去矣,泌亦琯、鎬一流人也。泌之告肅宗也,一則曰陛下家事,必待上皇,一則曰上皇不來矣。泌雖在肅宗左右,實乃心上皇。琯之敗,泌力爲營救,肅宗必心疑之。泌之力辭還山,以避禍也。鎬等終用,則泌亦當復出,故曰隱士休歌《紫芝曲》也。兩京既復,諸將之能事畢矣,故曰“整頓乾坤濟時了”。收京之後,洗兵馬以致太平,此賢相之任也。而肅宗以讒猜之故,不能信用其父之賢臣,故曰“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蓋至是而太平之望益邈矣。嗚呼!傷哉!

公之自拾遺移官,以上疏救房琯也。琯夙負重名,馳驅奉册。肅宗以其爲上皇建議,諸子悉領大藩,心忌而惡之。乾元元年六月,下詔貶琯,並及劉秩、嚴武等,以琯黨也。舊書甫本傳云:房琯布衣時與甫善,琯罷相,甫上言,“琯不宜罷。”肅宗怒,貶琯爲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按:杜集有至德二載六月《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蓋琯罷相時,公抗疏論救,詔三司推問,以張鎬救,敕放就列。至次年六月,復與琯倶貶也。然而詔書不及者,以官卑耳。鎬代琯相亦罷,亦坐琯黨也。公流落劍外,卒依嚴武,拜房相之墓,哭其旅櫬。而肅代間論事,則於封建三致意焉。此公一生出處事君交友之大節,而後世罕有知之者。則以房琯之生平爲唐史抹殺,而肅宗之逆狀,隱而未暴故也。史稱琯登相位,奪將權,聚浮薄之徒,敗軍旅之事。又言其高談虚論,招納賓客,因董庭蘭以招納貨賄,若以周行具悉之詔,爲金科玉條者。琯以宰相自請討賊,可謂之奪將權乎?劉秩固不足當曳落河,王思禮、嚴武亦可謂浮薄之徒 乎?門客受贓,不宜見累,肅宗猶不能非張鎬之言,而史顧以此坐琯乎?請循本而論之:肅宗擅立之後,猜忌其父,因而猜忌其父所遣之臣,而琯其尤也。賀蘭進明之譖琯曰:“琯昨於南朝爲聖皇制置天下,於聖皇爲忠,於陛下則非忠。聖皇於陛下,何人也?而敢以忠不忠爲言,其仇仇視父之心,進明深知之矣。”李輔國之言曰:“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六軍將士,盡靈武功臣,皆反仄不安。琯與鎬在朝,何啻十玄禮、百力士!肅宗志豈嘗斯須忘之?是故琯之求將兵,知不安其位而以危事自效也。許之將而又使中人監之,不欲其專兵也,又使其進退不得自便也。敗兵之後不即去,而以琴客之事罷,俾正衙門彈劾以穢其名也。罷琯而相鎬,不得已而從人望也。 五月相,八月即出之河南,不欲其久於内也。六月貶琯而五月先罷鎬,汲汲乎惟恐鋤之不盡也。琯敗師而罷,鎬有功而亦罷,意不在乎功罪也。自漢以來,鈎黨之事多矣,未有人主自鈎黨者,未有人主鈎其父之臣以爲黨而文致罪狀、榜在朝堂、 以明欺天下後世者。六月之詔,豈不大異哉!肅宗之事上皇, 視漢宣帝之於昌邑,其心内忌,不啻過之。幽居西内,辟穀成疾,與主父之探雀鷇何異?移仗之日,玄宗呼力士曰:“微將軍,阿瞞幾爲兵死鬼矣。”論至於此,當與商臣、隋廣,同服上刑,許世子止豈足道哉?唐史有隱於肅宗,歸其獄於輔國。而後世讀史者無異辭。司馬公《通鑑》乃特書曰:“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嗚呼!斯豈李輔國所謂匹夫之孝乎?何儒者之易愚也?余讀杜詩,感雞鳴問寢之語、考信唐史房琯被譖之故,故牽連書之如此。[58]

 

錢箋所云,胥有出處,問題還在於如何理解、運用這些史料。 錢箋用這些史料,目的還在於證成《洗兵馬》意指乃在乎“刺肅宗也,刺其不能盡於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賢臣,以致太平也”。肅宗不能盡子道,但如能任賢,倒也未必不能“致太平”,所以關鍵還在於“且不能信任父之賢臣”。三者間的因果關係錢箋一語道盡:“而肅宗以讒猜之故,不能信用其父之賢臣……蓋至是而太平之望益邈矣。”居於這一認識,錢箋明確地將臣子們坐實爲“玄宗舊臣” 與“靈武諸人”二黨,前者以房琯、張鎬、劉秩、嚴武爲代表;後者以張良娣、李輔國、崔圓、賀蘭進明輩爲代表。錢注服務於錢箋,故“鶴禁”以下諸注莫不以此劃線,言之鑿鑿。箋注於是合力將“鶴禁”以下大半首詩的意指導向二黨之爭。

房琯諸人是否有結黨?肅宗認爲有。《舊唐書·房琯傳》載 乾元元年六月詔曰:

 

 

崇黨近名,實爲害政之本。……〔房琯)又與前國子祭酒劉秩、前京兆少尹嚴武等潛爲交結,輕肆言談,有朋黨不公之名,違臣子奉上之體。……朕自臨御寰區……深嫉比周之徒, 虚僞成俗。今兹所譴,實屬其辜。……凡百卿士,宜悉朕懷。[59]

 

詔書如此,則錢氏所言不爲無據。究唐世朋黨之形成,與“皇位繼承權不固定”有直接的關係,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論之甚詳,兹不贅。錢氏有見於此,指出“唐史有隱於肅宗,歸其獄於輔國,而後世讀史者無異辭”,乃將矛頭直指肅宗,揭示“六月之詔”是“人主自鈎黨者”。不能不説這是錢氏過人的史識,問題是歷史乃一前後相承相續的發展過程,不容前後倒置;而每一歷史階段都有其特定的情勢,不容混淆。肅宗乾元年間固然已露宦官與廷臣結爲朋黨之端倪,但與中唐以後朋黨左右朝政的情勢不可同 日而語,甚至與肅宗上元以後情勢也有所不同。而錢氏所依據的重要文獻“六月之詔”是在乾元元年六月,即錢氏該詩繫年乾元元年春之後。更何況詩與史文體不同,表現形式也大異其趣。誠如浦起龍《讀杜心解·讀杜提綱》所説:“史家只載得一時事迹,詩家直顯出一時氣運。”[60]史家往往是事後對時事作追記與整理,而詩家則往往是對“當下”情事的感言。大詩人杜甫的“詩史”特徵,並非將詩體當史體,而在乎能將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同節點上的真實感受準確地記録下來,整部的杜詩連貫、整體、動態地反映出唐帝國該段歷史的“氣運”。所以浦起龍教人讀杜甫詩要“一片讀”,這纔能“一索子貫”地讀出事物前後相承相續的發展的動態過程。 從杜詩對借兵回紇這一事件的感受看,也是從“花門赞面請雪耻”(《哀王孫》)的贊許、期望,到“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北征》)的雖稱許而有所保留;再到《留花門》對朝廷“隱忍用此物”,[61]借回紇兵平叛政策得失的憂慮,寫出詩人心路歷程,也寫出歷史變數的發展過程。這種與時倶進的動態過程,纔是“史”的實質。詩人的“預見性”,只是對事物發展趨勢的敏感’,並非“未卜先知”。同樣,對玄、肅父子矛盾的宫廷内幕,作爲“芝麻官”的杜甫,不可能像參與其中的李泌知道得那麽清楚,在收二京的“中興”氣氛中,他只能是敏感地提醒最高統治者要處理好這件事,以大局爲重。這便是前文提及的“詩人情志”,是闡釋者不能棄之不顧的“客觀性”。本來“以史證詩”就不是萬能的,它有它先天的“死角”。誠如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一所云:“夫詩之不可以史爲,若口與目之不相爲代也。”[62]史料入詩,必須經過詩人情感的醖釀纔能成爲審美對象,好 比米之爲酒,必經發酵,未經釀造之米,還是米而已。故詩之高下,不取決於所用題材之大小,而取決於詩人所發露之意境能否感人至深。《洗兵馬》之妙,就在於能將時事與情感熔爲一爐,“一篇四轉韻,一韻十二句,句似排律,自成一體。而筆力矯健,詞氣老蒼,喜躍之象浮動筆墨間”。[63]如果結合上節篇末所述至德二載至乾元元年春諸作共同的“喜躍之象”看,則這種“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喜躍之象”,不但是詩人自家的真情迸發,也是當時唐王朝臣民上下普遍的情感。真是“一人心,乃是一國之心”者也![64]而在表現形式上則體現出詩人特有的個人風格:沉鬱頓挫,悲喜頌刺雜糅的情感。《洗兵馬》前二十二句從正面寫收京的喜悦之情,其中又以“常思仙仗過崆峒”、“成王功大心轉小”爲意脈,隱伏肅宗上下三代之家事,至“鶴禁通宵鳳輦備”,始轉入對“撥亂反正”明白的期待:首先是期盼玄、肅及成王皇室一家子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遵守倫理秩序,和睦相安,形成一個統一的核心,纔能改變亂世中“天下盡化爲侯王”的局面;接着是期盼能任用賢能,迎來大一統的太平盛世;最後歸結到百姓安居樂業,不再有戰爭。全詩意脈分明,一索子貫。然而冷酷的現實證明這只是詩人“當下”的善良願望,形勢卻往相反的方向發展,期盼顛倒成了不幸的預言,我們不能因此便認定杜甫“當下”已厭惡肅宗而 “不欲其成乎爲君”。

理解是闡釋的前提。由於錢氏與老杜所處時代迥異,二人性情也相去甚遠,[65]所以認識上頗難溝通,尤其是在價值判斷上,時有相左。這一點突出表現在“忠君愛民”問題上,錢氏難以理解、 體會杜甫那種“思朝廷”是爲了 “憂黎元”,“憂黎元”所以就得“思朝廷”的雜糅情感。[66]蓋安史之亂作‘玄宗西走蜀川’羣龍無首,在此特殊情況下唐肅宗自立爲帝,竪起抗戰之帥旗,無疑起着凝聚民心、軍心的核心作用。杜甫從淪陷區直奔鳳翔行在,不走蜀川,根本原因在此。綜觀老杜至德、乾元年間詩文,總體上對肅宗是持一 種充滿期待而又不時規勸補救的態度。如《自京竄至鳳翔喜達行 在所》云“司隸章初睹,南陽氣已新”,乃以漢光武比肅宗;《送靈州李判官》云“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以“中興主”視之;《述懷》 云“麻鞋見天子,衣袖見兩肘……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對“天子”感激情深;《春宿左省》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晚出左掖》云“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佐肅宗忠勤如此,豈有“不欲其成乎爲君”之意?即使是因疏救房琯遭貶,仍曰:“近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别因出此門有悲往事》),[67]拳拳之情可掬。然而錢注卻將該詩意指闡釋爲杜甫不欲肅宗“成乎爲君”,無異乎盼望玄宗復辟,豈不證成肅宗“鈎黨”並非無端猜忌“舊臣”?這應是錢注無視杜甫其時佐肅宗的情志之失。

這裏有必要對“鶴禁通宵鳳輦備,雞嗚問寢龍樓曉”一聯稍事討論。[68]錢注認爲“鶴禁”、“問寢”都是指肅宗的“太子”身份,“引太子東朝之禮以諷喻也。鶴駕龍樓,不欲其成乎爲君也。”此論遭後來注家羣起而駁之。其中浦起龍議論最詳:

 

《收京》詩不云乎:“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蓋兼父道子道言之也。先是廣平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動摇岌岌。至是已立爲太子,譖竟不行。乃若上皇長慶樓置酒之釁,全然未啓。公此時深幸外寇將盡,而内嫌不生。特爲工麗之辭,鋪張盛美。其曰:“鶴駕通宵”,言東宫早晚入侍,愛子之誠,無嫌無疑也。其曰“雞鳴問寢”,言南内晨昏戀切,孝親之道,盡禮盡制也。或問:“鳳輦”,天子所御,何可移之太子? “問寢”,乃《文王世子》語,何偏以此爲帝孝?余曰:不然!此二句正須看得活相,益顯天倫之樂。”鶴駕”既來,“鳳輦”亦備,父子相隨以朝寢門。歡然交忻,“龍樓待曉”,豈不休哉![69]

 

浦解兼玄、肅、代三代而言,鶴駕鳳輦各有歸屬,與“仙仗”、“成王”句相呼應,似亦妥帖。然則猶有惑焉:“鶴駕”既屬李俶,“鳳輦”屬肅宗,則肅宗常用車駕何必太子李俶“通宵”爲“備”?又,浦解云:“ ‘鶴駕’既來,‘鳳輦’亦備”,則“通宵”二字似無着落。楊倫《杜詩鏡銓》乃曰:

 

言鶴駕通宵,備鳳輦以迎上皇;雞嗚報曉,趨龍樓以伸問寢也。[70]

 

則“通宵”所備者,“迎上皇”之鳳輦也。蓋上皇初自蜀來,似無合適的“鳳輦”——《通鑑》唐至德二載十二月丙午條載”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宫。”[71]這裏所備法駕可能是臨時性的,所以肅宗還要“通宵”爲備新的“迎上皇”之“鳳輦”,作爲玄宗以後的“專車”。而這裏的“鶴駕”,相當於“鶴禁”,暗示肅宗其時既爲皇帝又兼太子的雙重身份。《通鑑》該條所載唐玄宗回京不肯居正殿而肅宗再三避位還東宫而玄宗不許一段文字,維妙維肖地寫出 肅宗當時頗尷尬的雙重身份。[72]杜詩所寫,正是該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事件。這也是上文所云的“當下”性,其時杜甫對肅宗尚存感激,並寄有許多幻想,不違其“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涕淚愛拾遺,流離主恩厚”的初衷。固然此聯對玄、肅關係已有微辭, 屬“以頌寓規”,但其規諷的口吻與後來《秦州雜詩》其二十所謂“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的反諷頗爲不同,[73]而錢注“不欲其成乎爲君”的斷言與當時總體語境下杜甫期盼肅宗致太平之意指相去甚遠。也就是説,錢注作爲對肅宗朝史料的理解或許是深刻的, 但作爲對該詩主題意指的把握卻是不準確的。

當代西方釋義學曾將文本的“含義”(或譯作“意思”)與“意義”作了區分,“意義在整個歷史過程中發生變化,而意思則保持不變;作者寫進意思,而讀者則確定意義。”[74]我認爲這一區分有助於我們顧及作者意指與讀者參與理解之兩端,在兩者所形成的張力“磁場”中進行“視野交融”,把握文本的内涵〔包括作者意指所未表達的或語言多義性所提供的各種潛在可能性〕。綜合以上兩方面,則闡釋者首先應明了文本的含義,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參與建構文本的意義。没有前者的“客觀性”,後者便易流於隨意性;没有後者的積極參與,前者則易枯萎,失去現實的生命力,未能盡顯文本的歷史效果。以此衡量《洗兵馬》錢注,則得失易明。

錢注之失,首先在於如上節所論,未能充分尊重文本含義的 “客觀性”,扣緊詩中意象,逆得其時其地詩人“當下”之情志。然而,我們還應看到,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總是能使讀者從文本中看到某些前人所未曾看到的東西“作者未必然,讀者未必不然”,揭示出文本的潜在意義。錢氏將矛頭直指唐肅宗,並聚焦於“鈎黨”,是有其歷史文化背景的轉换以及個人特殊的經歷與性情諸原因的。就錢氏所處的時代背景而言,有明一代是傳統政治惡化,君主獨裁走向極端的時代。錢穆《國史大綱》指出:惡化的原因之一,是“在於明代不惜嚴刑酷罰來對待士大夫”。[75]廷杖、詔獄、廠 衛,君主對臣下極盡侮辱之能事。明太祖是以“馴獸”之術對待士大夫,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對此有深刻的分析:

 

明太祖的殺戮士人,對於有明二百餘年間“人主”與士的關係,是含義嚴重的象徵。……蘇伯衡比較了元明當道的對於士,以爲元之於諸生“取之難,進之難,用之難者,無他,不貴之也。不貴之,以故困折之也”。明之於諸生則不然“取之易,進之易,用之易,無他,貴之也。貴之,以故假借之也”。 蘇氏不便明言的是,與其“假借之”,不如“困折之”:“夫困折之,則其求之也不全,而責之也不備。假借之,則其求之也必全,而責之也必備,(《蘇平仲文集》四部叢刊)。到明清之交,士人對其命運的表達,已無須如此含蓄。黄宗羲就徑直説明代皇帝對士 “奴婢”蓄之,怨憤之情,溢於言表。……“易代”固然是痛苦,但如王夫之、黄宗羲的大膽言論又使人想到易代的某種“解放意義”……[76]

 

“困折之”的本意是要馴服而用之,不料卻引起激烈的反彈:“上積疑其臣而蓄以奴隸,下積畏其君而視同秦越。”[77]“天子之視舊臣元老真如寇讎。於是詔書每下,必懷忿疾,戾氣填胸,怨言溢口。”[78]君臣相激,朝野抵牾,戾氣彌天。黄宗羲《原君》痛斥君主的自私,乃至説出“爲天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話來。對暴 君絶望的反思的確有着“某種解放的意義”,非關“易代”也。明末對君主大膽的議論無疑是中唐以來“天王聖明,臣罪當誅”思想“禁區”的解放。即使是堅決站在“朝廷立場”的王夫之,也直斥唐肅宗“自立於靈武,律以君臣父子之大倫,罪無可辭也”。[79] 將錢箋“自漢以來,鈎黨之事多矣,未有人主自鈎黨者,未有人主鈎其父之臣以爲黨,而又致罪狀,榜在朝堂,以明欺天下後世者”之論,置於這一語境中,也就不難理解了。錢氏仕明三十五年,三十五年間無日不隨黨爭浮沉,尤其是崇禎、弘光年間更是一再 處於黨爭的漩渦中心。崇禎元年〔1628),“東林領袖”錢謙益“枚卜”〔推薦閣臣)慘敗,崇禎九年後又繼陷“丁丑獄案”,成爲黨爭的焦點人物。《杜詩小箋》作於崇禎六年,《杜詩二箋》作於崇禎七年,適當其間。“人主鈎黨”之痛,體現於箋注中,正是其借詩明志、以詩存史、以史證詩主張在闡釋學上之實踐,主觀性太著,難免“强杜以從我”之嫌。[80]然而,如果我們將杜詩放在一個更爲廣闊的視域關聯中去理解,或者説是將眼光越過“忠君”、“温柔敦厚”的定勢看杜詩,並將《洗兵馬》視爲後半部杜詩的一個新起點,與之連成一個整體來讀,從“大膽議論君主”的角度重新認識杜詩,則錢注無疑極具啓發性。至少有如下兩事值得重視:

〔1〉錢注將《洗兵馬》納入後半部杜詩整體,有其合理性與深刻性。

《錢注杜詩·注杜詩略例》首則云:

 

吕汲公大防作《杜詩年譜》,以謂次第其出處之歲月,略見其爲文之時,得以考其辭力,少而鋭,壯而肆,老而嚴者如此。汲公之意善矣,亦約略言之耳。後之爲年譜者,紀年繫事,互相排纘,梁權道、黄鶴、鲁訔之徒,用以編次後先,年經月緯,若親與子美遊從,而籍記其筆扎〔札)者。其無可援據,則穿鑿其詩之片言隻字,而曲爲之説,其亦近於愚矣。今據吴若本,識其大略,某卷爲天寳未亂作,某卷爲居秦州、居成都、居夔州作。其紊亂失次者,略爲詮訂。而諸家曲説,一切削去。

 

所謂“識其大略”,便是通過繫年“略見其爲文之時,得以考其辭力”,對杜詩作階段性的把握,而非“年經月緯”,“穿鑿其詩之片言隻字”。這是一種近乎整體性思維的主張。如果我們依次細讀錢氏《讀杜小箋》、《讀杜二箋》、《錢注杜詩》,便不難發現這種思維方式是自覺的。顯例是《讀杜小箋》注《洗兵馬》只三處,較簡略; 至《二箋》而篇幅加大,議論始深,各箋較有顧盼。如《二箋》計36 則,7則涉及玄宗與肅宗之矛盾,且將《小箋》中《至德二年甫自京金光門出……》箋注的主要内容并入《洗兵馬》箋注。事實上錢箋對肅宗鈎黨的抨擊不但是《洗兵馬》箋注之核心,也是後半部錢箋重中之重,引發出許多議論來。即以錢氏“鑿開鴻蒙,手洗日月”的《玄元皇帝廟》、《洗兵馬》、《入朝》、《諸將》四篇箋注觀之,除《玄元皇帝廟》(即《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屬前半部杜詩,而後三首都涉及對肅宗、代宗的諷刺。與其説《洗兵馬》錢箋是對該 詩主題的揭示,不如説是對錢氏心目中後半部杜詩主旨所在的發露。事實上《杜詩小箋》於《洗兵馬》箋注中已明確指出:“已而聽李輔國讒間,遂有移仗之事,其端已見於此”,並無混淆時間次序之弊。而上節所引《錢注杜詩》該詩箋曰:“公流落劍外,卒依嚴武……而肅代間論事,則於封建三致意焉。此公一生出處事君交友之大節,而後世罕有知之者”云云,豈不是爲後半部杜詩作箋而 何?[81]

再進一層言之,錢箋敏鋭地捉住“問寢”這一關鍵詞生發其議論,可謂綱舉目張,有其歷史的合理性與深刻性.“問寢”錢注如下:

 

肅宗即位,下制曰:復宗廟於函雒,迎上皇於巴蜀。道鑾輿而反正,朝寢門而問安。朕願畢矣。上皇至自蜀,即日幸興慶宫,肅宗請歸東宫,不許。此詩援據寢門之詔,引太子東朝之禮以諷諭也。鶴駕龍樓,不欲其成乎爲君也。顔魯公《天下放生池碑》云:“迎上皇於西蜀,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東坡云:“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是,故以此諫也。《高力士傳》:“太上皇至鳳翔,賊臣李輔國詔收隨駕甲仗。上曰:‘臨至皇城,何用此物。’悉令收付所由。”輔國趨馳末品,小了纖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雲霄之上,欲令猜阻,更樹勳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82]

 

“問寢”,也就是“奉晨昏”,是“家人之禮” ,是“天倫”,意味着玄、肅之間正常的封建倫理關係。如前所述,這是《唐書·肅宗紀》與《通鑑》肅宗至德、乾元年間一再出現的關鍵詞。事實上它也是君臣之間攻防之具。可見“晨昏”事關大局,是唐室激烈的宫廷鬥爭的煙幕彈。杜甫《洗兵馬》於“喜躍之象”中插入“問寢”,絶非偶然。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以一半的篇幅專論有唐一代的“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中篇)指出“唐代皇位之繼承常不固定,當新舊君主接續之交往往有宫廷革命”,且“皇位繼承既不固定,則朝臣黨派之活動必不能止息”。[83]這是帶規律性的現象,杜甫雖然對宫廷鬥爭之内幕未能如李泌所知之深,但以其詩人的敏感及其不俗的史識,在喜躍之際不忘憂患地點明“問寢”所隱伏的危機,正是杜甫沉鬱頓挫的本色。錢氏以其對唐史的熟悉,及其對明末政治鬥爭的體驗,悟出杜詩文本潛在的意義,自有其合理性與深刻性。至於錢箋“唐史有隱於肅宗,歸其獄於輔國,而讀書者無異辭……何儒者之易愚也”云云,更是超越前人的史識,達到杜 詩因時代與作者個人原因而未及的高度,是我們評價該詩的重要參照。

(2)基於以上認識,我們對《洗兵馬》在整部杜詩中的作用,似應有一個新的定位。以眼光深刻著稱的王安石,編杜詩以該詩壓卷,凸顯其重要性,頗值得深思。

事實上《洗兵馬》不但氣勢磅礴,風雅頌並作,既存盛唐氣象,又開“即事名篇”、“句似排律”之風,從内容到形式充分體現杜詩獨特的風格;而且它是杜甫對肅宗期望值最高的一個節點。然而, 此後杜甫就從這一情感之巔直跌入失望之淵。乾元二年( 759 )春, 杜甫自東京返華州,從沿途所作“三吏三别”中,我們看到詩人“思朝廷”與“憂黎元”之間的矛盾已達到撕肝裂肺的地步。是年秋,杜甫終於決然挈妻携子遠離朝廷西去。就在杜甫剛翻越隴阪即寫下聲調蒼涼的《秦州雜詩》中,詩人道出了遠離朝廷的根本原因:“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 ”仇注:“自聖,見讜言不能入;何知,見朝政不忍聞。”[84]還有什麽比這一行動更能表白杜甫對肅宗失望乃至近乎絶望之情?因其期盼之殷,故其失望也深。只有將《洗兵馬》對肅宗致太平之期盼與之合讀,我們纔能體悟何以杜甫在“幼子餓已卒”的困危中還要説“生逢堯舜君(指玄宗)不忍便永訣”;[85]而今因爲“關輔饑”就撇下朝廷決然離去,不再回頭——甚至後來的代宗都唤不回(廣德元年杜甫被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 赴)。在《洗兵馬》中,詩人寄語殷殷,希望玄、肅父子和睦相處,任用賢能,撥亂反正——而今所有期盼者一一付諸東流。在隴右所作《兩當縣吴十侍御江上宅》憶及當年的同事吴十侍御:“不忍殺無辜,所以分白黑。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朝廷非不知,閉口休嘆息。……余時忝諍臣,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86]讜言既不能入,咫尺丹陛又有何用?不妨説,是《洗兵馬》與“三吏三别”共構了杜詩情感跌宕的分水嶺——前者是山之陽,後者是山之陰。此後野老、野人、野客成了杜詩常見詞,隨處可見野亭、野寺、野水、野航、野徑、野趣、野逸。在野身份的認同使杜甫不再老提“稷與契”,取而代之的是孔明,而且興趣所在不是孔明的功業,而是其與劉備“君臣相得”的魚水關係。他對皇帝的期望值已經從“堯舜”直降到劉備這樣能容得下賢臣的君主。“張后不樂上爲忙”[87]這種帶調侃意味的詩句,絶不會出現在《洗兵馬》之前。而“思朝廷”的重點也更多地體現在對朝廷政策的批評與建議。這些已是後話了。

錢注使我們對《洗兵馬》另眼相看。

〔本文作者係漳州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

 

参考文献

[1]錢謙益《草堂詩箋元本序》,見《錢注杜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4。

[2]本文引蕭注,咸見蕭滌非《杜甫詩選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105—11《洗兵馬》注文,下文不另標明。

 

[3]《錢注杜詩》,頁64—65。

[4]同上書,頁65。

[5]《資治通鑑》卷二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7044,7048。下簡稱《通鑑》。

[6]仇兆鰲《杜詩詳注》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515。

[7]《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268。

[8]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二之一,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257。

[9]《通鑑》卷二一九,頁7003。

[10]見《元和郡縣志》卷三九,四○,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996,1024。

[11]《史記》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6。

[12]分見林繼中《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233;《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卷五引蔡夢弼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069册,頁749下;《杜詩鏡銓》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217《錢注杜詩》卷二,頁66。

[13]《杜詩詳注》卷一,頁11。

[14]《舊唐書》卷九九,頁3095。

[15]《通鑑》卷二一八,頁6998。

[16]《杜園説杜》,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稿本,1995年,頁431。

[17]《通鑑》卷二一八,頁6996—6997。

[18]《通鑑》卷二一九,頁7004。

[19]《收京三首》有云:“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仇注以爲商老當指李泌(《杜詩詳注》)頁422—423。可見杜甫對李泌並非潘耒所云“從無一字涉及”。潘耒《書杜詩錢後·寄韓諫議箋》《遂初堂文集》卷一一,《續修四庫全書》,14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580上。詳下文。

[20]《通鑑》卷二二○,頁7053。

[21]《杜詩詳注》卷六,頁488,489。

[22]《讀杜心解》,頁63。

[23]《杜園説杜》,頁426。

[24]《讀杜心解》,頁62。

[25]《杜園説杜》,頁426。

[26]《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百家注)繫此詩於至德二載(757)《收京三首》下,《杜園説杜》亦繫此詩於至德二載。然而詩云“成王功大心轉小”,史載乾元元年〔758〕三月楚王李俶始徙成王,杜甫不得預稱其爲成王,僅此一端,便可否決至德二載之繫年。

[27]《杜詩詳注》卷七,頁523。原注尚有之:“雖收兩京,賊猶充斥。”

[28]鄭文《杜詩檠詁》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頁175。

[29]《杜詩詳注》卷五,頁417;卷二五,頁2200。

[30]《舊唐書》卷一○,頁248。

[31]《杜詩詳注》卷五,頁418—420。

[32]《舊唐書》卷一○,頁247,248;《通鑑》卷二二○,頁7044。

[33]《杜詩鏡銓》卷五,頁215—216。

[34]《杜詩詳注》卷五,頁421,422,423。

[35]《通鑑》卷二二○,頁7035。

[36]友人趙昌平先生與余論詩書,以爲“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四句間之關係是:“今——昔——昔——今”,即上二句由當前“今上”清海岱而憶及“上皇”昔日之入蜀,“三年”句接寫爾後兵戈不息,再逆接“已喜”句之寫今日新形勢,所析極精到,合乎錢鍾書所謂“丫叉句法”。不敢掠美,謹録於此。

[37]王嗣奭《杜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78。

[38]分見《杜詩詳注》,页423,426,435,437,440,441;《岑參集校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196。

[39]《杜詩詳注》卷六,頁463。

[40]《杜詩詳注》卷五,頁423。

[41]見《錢注杜詩》,頁1。

[42]《杜臆》,頁78。

[43]《通鑑》卷二一八,頁6974,6976,6983。

[44]《讀通鑑論》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787。

[45]《通鑑》卷二一八,頁7000。

[46]《通鑑》卷二一九,頁7002—7003。

[47]《舊唐書》卷一一一,頁3322。

[48]《通鑑》卷二一九,頁7012。

[49]《通鑑》卷二一九,頁7018。

[50]《通鑑》卷二二○,頁7035。《新唐書·李泌傳》的表述似更簡明顯豁:二京平,帝迎上皇,自請歸東宫,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乃爲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促還”二字能盡其意。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4634。

[51]《通鑑》卷二二○,頁7037。

[52]《通鑑》卷二二○,頁7041;《舊唐書》卷一○,頁245。

[53]《舊唐書》卷一○,頁248。《新唐書·髙力士傳》:“帝(此指唐玄宗)聞肅宗即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乎,當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爲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爲何憂,臣不敢聞。’”卷一三二,頁5859。可見玄宗繫心不在國家百姓,乃在自己能否安度晚年。

[54]《通鑑》卷二二○,頁7044。

[55]“移仗“,指上元元年七月丁未,李輔國帥衆强徙玄宗由興慶宫入西内事。見《通鑑》卷二二一,頁 7094—7095。

[56]《通鑑》卷二二○,頁7049。

[57]《通鑑》卷二二○,頁7056—7057。

[58]《錢注杜詩》,頁67—68。

[59]《舊唐書》卷一一一,頁3323—3324。

[60]《讀杜心解》,頁63。

[61]《杜詩詳注》,頁312,402,550。

[62]《薑齋詩話箋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页24。

[63]《杜臆》卷三,頁78。

[64]《毛詩正義》卷一,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頁272中。

[65]錢氏氣節有虧,一生熱衷仕途,爲人處世欠忠厚,與杜甫自有天淵之别,不證自明。

[66]詳見蕭滌非《杜甫研究》〔修訂本〕再版前言,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頁8—10; 又,參看拙作《杜詩的張力》,《文學遺産》2009年第3期。

[67]分見《杜詩箋注》,页348,369,358,438,

440,480——481。

[68]“鶴禁“,各本多作“鶴駕”,四部備要玉鈞草堂重印本,作“鶴禁’;《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杜詩闡》作“鶴禁”。錢注本正文作“鶴禁“,但“問寢”句下注引作“鶴駕龍樓”。二者咸指太子身份,無礙大局。

[69]《讀杜心解》卷二之一,頁259。

[70]《杜詩鏡銓》卷五,頁216。

[71]《通鑑》卷二二○,頁7044。

[72]同上書,頁7044—7045。

[73]《杜詩詳注》卷七,頁588。

[74]〔英〕特里“伊格爾頓《現象學,闡釋學,接受理論——當代西方文藝理論》,王逢振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65。相關論述參看〔美〕雷·韋勒克等著 《文學理論》第12章“本文生命理論”的相關論述,以及〔美〕赫施《解釋的有效性》附録“本文含義的兩個視界”。

[75]錢穆《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影印,1994年,頁666。

[76]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5—6。

[77]黄宗羲《子劉子學言》,《黄宗羲全集》(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276—277。關於“上積疑其臣”,史不絶書。只要翻閲《明史紀事本末》卷七二《崇禎治亂》條,崇禎皇帝積疑臣下“疑其黨徇”,責以“朋比”,“諭以毋黨同伐異”云云,所載甚明。北京,中華書局, 1977年,頁1197。

[78]萬斯同《書楊文忠傳後》,《石園文集》卷五《續修四庫全書》,1415册,頁485下。

[79]《讀通鑑論》卷二三,頁786。

[80]錢氏爲證成己見,或不惜曲解文本,乃至杜撰出處,爲學人所批評。兹舉二例:一 是錢鍾書《談藝録》補訂指出錢謙益擅改王世貞原文,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 385—387;一是錢、朱之爭,錢氏於《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注杜撰“吴若本注,‘原’,崑崙東北脚名也”的出處。《錢注杜詩》卷一,頁30。參看莫礪鋒《杜甫詩歌講演録》,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2007年,頁124。

[81]《小箋》、《二箋》見《牧齋初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2163—2164,2190—2192。

[82]《錢注杜詩》,頁66。

[83]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50,60。

[84]《杜詩詳注》,頁588。

[85]《自京赴奉先縣咏懷五百字》,《杜詩詳注》頁272,265。

[86]同上書,頁671。

[87]《憶昔二首》,同上書,頁1161。

 

 

 

原载:中華文史論叢(2011.3,總第一○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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