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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为“一代之文学”说评议

欧明俊
内容提要 宋代以来,正统文人多以“宋文”,代表“一代之文学”,而金元以来边缘文人则多以“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胡适以来,彻底“颠覆”传统主流“大文学”观念“大散文”由中心文体降为边缘文体,“宋文”观念价值大减。这种观念与宋人“自我评价”相差甚远,远离文学史“原生态”,“遮蔽”了文学史部分真相。现当代,宋代文学各体,散文研究最为薄弱,这与宋代散文杰出成就和“独尊”地位极不相称,也是对宋人和元明清各代重视宋文观念的不尊重,有反思的必要。
关键词 宋文; 宋词; 一代之文学; 大散文; 文学史

 

金、元以来,“唐诗宋词元曲”说一直流行,特别是经过焦循、王国维、胡适等学者的进一步阐发,文学“进化”,“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旱已深入人心。直至今日,学界仍毫不怀疑地将“宋词”视为当然的惟一的“一代之文学”。这一命题,自有历史的合理性、进步性,首先应该承认并充分肯定。但从学理上看,此命题只能说具有“片而的深刻”,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它与宋人的“自我评价”相差甚远,“遮蔽”了宋代文学及整个文学史的部分真相,有反思的必要。实际上,“宋文”为“一代之文学”,是宋代以来多数文人的观点,且是正统的主流观点,可惜近百年来被学界轻视甚至忽视了。这一现象主要是接受西方近代“纯文学”观念的“强势话语”所致。本文首先系统梳理“宋文”为“一代之文学”说,对传统“大散文”观念进行新的估价,同时反思现、当代“纯散文”观念。

(一)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是金、元以来比较流行的观点。金、元、明、清,刘祁、罗宗信、郎瑛、杨慎、王世贞、茅一相、胡应麟、陈继儒、卓人月、王思任、吴伟业、尤侗、顾彩、焦循等,皆以“宋词”为“一代之文学”,但这只是非正统、非主流观点。[1]

其实,古人正统的主流的观点是,“宋文”为“一代之文学”。先看宋人的“自我评价”,宋人对自己时代的散文成就是自信的,看重的首先是文。早在北宋,文人已将本朝文章仰攀“三代”,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4《范文度模本兰亭序》云:“圣宋兴,百余年间,雄文硕学之士相继不绝,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2]南宋时,王十朋《策问》云:“我国朝四叶文章最盛,议者皆归功于仁祖文德之治与大宗伯欧阳公救弊之力,沉浸至今,文益粹美,远出乎贞元、元和之上,而进乎成周之郁郁矣。”[3]陆游《尤延之尚书哀辞》云:“吾宋之文抗汉唐而出其上兮,震耀无穷。”[4]朱熹《楚辞后语》卷6苏轼《服胡麻赋》题解云:“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欧阳文忠公、南丰曾公巩与公(苏轼)三人,相继迭起,各以其文擅名当世,然皆杰然自为一代之文。[5]此处,“文明’,概念与“文化”概念相近,“一代之文”是“大散文”观。朱熹认为散文才可称宋代“一代之文”,而词根本不配提及。陈善《扪虱新话》卷5云:“唐文章三变,本朝文章亦三变矣: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程氏以性理。三者各立门户,不相蹈袭。”[6]“经术”、“性理”,皆是宋文的代表,这是“大文学”观,决定了“大散文”观。“宋文”与“宋学”(理学、学术)的关系,有分有合,有时二而为一。

散文在宋代地位“独尊”,本来就是“一代之文学”,人人认同,没有争议。宋人多没有明确的“一代之文学”意识,故不需特意强调,只是观念上看重文体等级品第,重视散文,而轻视词。

词在宋代,主要是流行歌曲,是“音乐文学”,不登大雅之堂。宋人自己原本十分轻视词,多称为“小词”、“小歌词”,视为“小道”、“末技”,绝人部分文人主要精力都用于诗、文创作上,当作正经事,而填词只以游戏态度偶尔染指,只是诗、文之余事,视为闲暇时的消遣娱乐,或根本不屑作词。宋代科举考试的科目是诗赋、经义,文人多于此用心,不填词的有很多,但没有一个不写散文的。词在宋人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是无法与散文相比的,宋代绝没有一人认为词可

代表自己时代“一代之文学”。这是宋人的“宋词”观,是文学史“原生态”。以宋词为“一代之文学”,是元代以后文人“追认”的,属于非主流观点。

金、元、明、清各代,正统文人认为,“大散文”系统内,历时纵向散文体本身比较,宋文成就最高,只是多没有明确说宋文代表“一代之文学”。金代王若虚认为“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也”。他肯定宋代散文“视汉唐百体,皆异其开廓横放,自一代之变”[7]明代宋濂《太史苏平仲文集序》云:“自秦以下,文莫盛于

宋。; [8]方孝孺《谈诗五首》其二云:“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9]盛赞宋代的散文和诗。“唐宋派”领袖归有光《项思尧文集序》云:“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顽,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10])艾南英《再答夏彝仲论文书》云:“文至宋而体备,至宋而法严,至宋而本末源流遂能与圣贤合。”[11]李渔《名词选胜序》云:“不知者曰:唐以诗抡才而诗工,宋以文衡士而文胜,元以曲制举而曲精,夫元实未尝以曲制举,是皆妄言妄听者耳。”[12]李渔是不赞成文学兴盛与科举制度有关的,有人以为“元以曲制举而曲精”,确属“妄言”。但“宋以文衡士而文胜”确是一种见解,认为宋代散文最“胜”,而不是宋词最“胜”。朱彝尊《与李武曾论文书》云:“宋人之文,亦犹唐人之诗,学者舍是,不能得师也。“[13]诸家皆充分肯定宋文成就。

元代以来,不少学者更明确强调“宋文”为“一代之文学”。虞集说:“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14]虞集首次提出以“道学”(包括散文)为宋代文学的代表,与“汉文章”并提,这一观点被明、清两代不少学者承继发挥。明郎瑛说:“常言唐诗、晋字、汉文章,此特举其大略,究而言之,文章与时高下,后代自不及前”;“至若宋之理学,真历代之不及。若止三事论之,则宋之南词、元之北乐府亦足配言耳。”[15]他强调,宋理学家文是时代“文章”,是文学正宗,宋词地位在宋文之下。晚明王思任《<唐诗纪事>序》云:“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汉之策,晋之玄,唐之诗,宋之学,元之曲,明之小题,皆必传之言也。”[16]清初,先著《l司洁序》云:“诗之道广,而词之体轻……至宋人之词,遂能与其一代之文,同工而独绝,出于诗之余,始判然别于诗矣……宋人之诗,不词若矣。”[17]是在肯定宋文为“一代之文学”的前提下肯定宋词,认为胜过宋诗,也能代表“一代之文学”。李渔《闲情偶寄·结构第一》说:“历朝文字之盛,其名有所归,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也。《汉书》、《史记》,千古不磨,尚矣,唐则诗人济济,宋有文士跄跄,宜其鼎足文坛,为三代后之‘三代’也。”[18]认为“宋文”为宋代文学之代表,与汉史传、唐诗并为“后三代”。可见,明末清初通行观念,与唐诗、元曲并称的不只是“宋词”,还有“宋文”,且“宋文”代表主流文学观念。综

上所述,元、明、清三代,虞集、叶子奇、曹安、郎瑛、刘濂、王思任、先著、李渔等皆以“宋文”(或称道学、理学、性理)为宋代“一代之文学”,这是传统的“大文学”、“杂文学”观念,“文学”与“学术”不分,“纯文学散文”与“应用文章”不分,这一命题代表正统、主流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以下简称“宋文”说)。而“宋词”为“一代之文学”说,仅代表非主流的、边缘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

清末民初,仍有人坚持传统主流“大文学”观念,认为“宋文”才能真正代表“一代之文学”。1910年,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论及宋代文学时,仍只论诗、文,不论词,同时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也是如此。李之鼎《汇刊宋人集序》认为“夫节义文章,近古以宋为盛”[19]1918年,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说:“唐文学之特质,仅在诗歌,宋文学之特质,则在经学文章之发达。经术至宋一变,学者益究心纯理,故文体往往严正可观。”[20]他肯定“经学文章”是宋代文

学的“特质”,即认为“宋文”代表“一代之文学”。1930年,曾毅《订正中国文学史》说:“唐之取士以诗赋,宋之取士以策论,故宋之文学,不在诗而在文。文主明义理,故韩愈所倡导之散文,为适于发达焉。”[21]明确认为“宋文”(相对于“宋诗”)为“一代之文学”。

现代学者多认为宋代是中国文化高峰。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云:“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22]1943年,陈寅恪作《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3]陈寅恪论的是“学术”,也包括“散文”,“宋文”正是宋代文化的最主要载体,堪称“一代之文学”。当代不少学者皆认同王国维、陈寅恪的观点,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说:“宋代的文化,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24]

现代学者还明确认为宋代为古代散文发展的高峰。1947年,张须《散文之发展与变异》认为,“吾观散文之倡,虽始退之,然较其影响最巨,而又真足以为后世法者,其唯宋人乎……历元、明、清无数说理文家,其机括皆自宋人启之,故散文之成,成于宋,非成于唐。”因1949年,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中强调,北宋占文运动成功了“唐宋八家的散文系统由此建立,而成为后人不可动摇的典型。”[26]王水照认为:“无论从体裁的完备、流派的众多、艺术技巧的成熟等方而来衡量,宋代散文确处于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巅峰阶段。”[27]实际上是说,纵向比较,宋文为“一代之文学”。可见,自宋至今,“宋文”为“一代之文学”观念,一线贯穿,从未断绝。

(二)

“宋文”为“一代之文学”说,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与宋词为“一代之文学”说一样,具有特定角度、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不应视为“定论”,应做不同角度的分析和评价。

宋时,“散文”的“原生态”概念,指单行散句,与诗或骈文相对。宋人还常用“散语”指“散文”,多与四六骈语或韵语相对。[28]宋人多称“文章”、“辞章”、“古文”、“古文词(辞)”等,较少使用“散文”概念。此点我们首先需明晰。

“宋文”有不同的内涵,反映出不同的文学观念、散文观念。1.最广义的宋文,包括一切宋代的文字,经、史、子、集,学术、文章,不只是“集部”的文。如南宋吕祖谦所编《皇朝文鉴》(明人改称《宋文鉴》),是书仿司马光《资治通鉴》,孝宗赵昚“令专取有益治道者”,故重“载道”、“经世”文章,多论学、论政之文,“学术”、“文学”浑然一体。文体上看,诗、骚、赋、文兼收。约编刻于北宋末的佚名《圣宋文选》选录的亦是经术政治之文。2.“宋文”指“集”部之文,指文章,包括韵、散各体,不只是散文,如清人庄仲方编选的《南宋文范》70卷,收赋、骚、古体诗、散体文,重点选录说理文。3.“宋文”指“集部”中的散文,包括散体文、骈体文和赋,一般不包括笔记文,排斥韵文。4“宋文”仅指古文(散体文),不包括骈文。但宋代的骈文即四六,也很有成绩。5“宋文”特指“古文”即古代之文,相对于“时文”或“今文”。6.“宋文”指近似现代的“纯文学散文”,即晚明人心目中以苏轼、黄庭坚散文为代表的“小品文”。因此,我们要区别开来具体评价,切忌混为一谈。

学界通常理解的宋代“大散文”,包括散体文、骈体文(四六)、赋、笔记文等,成就皆极高,成为后人竟相模仿学习的典型“范式”,堪称“一代之文体”即“一代之文学”。

历代论“一代之文学”的“宋文”,多以“欧苏”为代表,或以“欧曾”为代表,或以“苏黄”为代表,或以“六大家”为代表,或以北宋为代表,或指整个宋代,内涵皆不同,也要具体看待。

认定何种文体最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还要看有没有表现和代表“时代精神”,其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如何?有没有深厚的文化意蕴?能不能充当时代文化“代言者”形象了若要推出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文体,宋代推出散文最为合理。

“一代之文学”,还应是时代的“中心文体”,有很强的文化辐射力和同化力。“宋文”是时代中心文体,其他各体文学无不受其影响,如“以文为赋”,赋体“散文化”,袁宏道《与江进之书》中说:“唐赋最明白简易,至苏子瞻直文耳。”[29]诗歌则“以文为诗”,以论为诗,以学问为诗,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2说:“宋诗似策论,南宋人诗似语录。”[30]刘克庄批评宋人以文为诗,“要皆经义策论有韵者尔,非诗也”。[31]正说明宋文的强大同化力。宋词亦受散文影响,也多“以文为词”。宋代只有散文为中心文体,而词为“边缘文体”。从这一标准和角度看,代表宋代“一代之文学”的不应是词而应是散文。

“宋文”与“汉文”比较,何者代表“一代之文学”最为合理呢?不同时代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明代李梦阳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32],李攀龙《答冯通甫》说“秦汉以后无文矣”。[33]胡应麟《庄岳委谈》云:“汉文、唐诗、宋词、元曲,虽愈趋愈下,要为各极其工。[34]茅一相《题词评<曲藻>后》云:“夫一代之兴,必生妙才;一代之才,必有绝艺。春秋之辞命,战国之纵横,以至汉之文、晋之字、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是皆独擅其美而不得相兼,垂之于千古而不可泯灭者。”[35]康熙时,顾彩《<清涛词>序》云:“一代之兴,必有一代擅长之著作,如木火金水之递旺,于四序不可得兼也。古文莫盛于汉,骈俪莫盛于晋,诗律莫盛于唐,词莫盛于宋,曲莫盛于元。昌黎所谓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者,其是之谓乎!’’[36]皆认为纵向比,“汉文”最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尊崇“汉文”,而贬低“宋文”。这此学者眼中,宋文为“一代之文学”说自然是不合理的。但他们只代表一种观点,并不是“定论”。

“唐文”、“宋文”比较,有人认为“宋文”胜过“唐文”。艾南英《答陈人中论文书》云:“宋之诗诚不如唐,若宋之文,则唐人未及也。”[37]有人认为唐文、宋文各有特色,不分优劣。南宋王十朋《读苏文》云:“唐宋文章,未可优劣。唐之韩、柳,宋之欧、苏,使四子并驾而争驰,未知孰后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38]查慎行《曝书亭集序》云:“唐之文奇,宋之文雅,唐文之句短,宋文之句长。唐以诡卓顿挫为工,宋以文从字顺为至。”[39]标准不同,结论各异。

同时代横向比较,宋文与宋词比较,何者最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呢?不同时代不同人以不同标准衡量,观点自然不同。古人重“文统”,排斥“异端”,“宋文”在“文统”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古代主流文学观念,文体是有尊卑等级秩序的,文第一,其次诗,为文之余,其次词,为诗之余,其次曲(散曲),为词之余,小说、戏曲更是等而下之的文体。这点只要看《四库全书》收录标准、范围和比重即可明了。依此观念,如要选出某文体代表“一代之文学”,只能是诗、文,而不可能是其他文体,散文的“至尊”地位是其他文体无法企及,更无法替代的。因此,宋人观念,“宋文”才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而“宋词”是无资格的。这是历史“当事人”最本真的“原生态”评价。

元代以后,有些文人将宋词与唐诗、元曲并提,誉为“一代之文学”,但属非主流观点,并未得到主流观念的认同。从总体上看,元、明、清各代,散文的正宗地位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宋文”说仍占主流。只是元、明、清各代,受政治、经济、科举制度等方面变化的影响,“边缘”文人学者比古代更多,这样,“唐诗宋词元曲’,说才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市场”,才会在一定范围内流行起来。“宋文”的“衍生态”评价,我们也应认真“体认”。

“宋文”在时代精神文化生活中处于主流和中心地位,应首先置于历史语境中评价。无视宋文的“原生态”,宋文变成后人“观念”上的“宋文”,而不是宋人的“宋文”。历史“当事人”宋人的“自我评价”,不应该不屑一顾,后人代表宋人主张的权力应是有限的。宋人自己最看重文,后人却执意代表宋人看轻文,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宋人,究竟有多人程度的合理性呢?宋文是一种客观存在,宋文代表“一代之文学”,是宋人的观念,也是客观的历史存在。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具“了解之同情”,充分“体认”,对历史、对古人,应给予起码的尊重。我们有权利创造性地“误读”文学史,抬高宋词,贬低宋文,以为时代所用。但必须同时强调,这只是“我们”的观念,而不是古人的观念。

(三)

现代许多学者认为“宋词”为“一代之文学”,这是古代非主流观点的自然承继。1912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40]这种观点与前人是一致的。但王国维只是强调“宋词”胜过前后各代词,并没有说胜过同时代的宋文、宋诗,他倒是怀疑唐诗、宋词是否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他说:“余谓律诗与词,固莫盛于唐、宋,然此二者果为一代文学中最佳之作与否,尚属疑问。”王氏自己“疑问”,遗憾的是今人却不加怀疑,当作“定论”接受。王国维以“汉赋”代替“汉文”(汉史、汉策),只提“宋词”而不提“宋文”(道学、理学、性理),是以从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为标准,故轻视散文而重视词体价值,肯定“宋词”为“一代之文学”。但他也意识到,以“纯文学”观念来套中国传统文学,未必完全合适。胡适认为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宗,1922年,《南宋的白话词》中,他将词看作白话文学的代表,认为宋词和元曲、明清小说等通俗文学的价值超过正统文学的诗文。[41] 1923年,他在《<中古文学概论>序》中又说:“从前的人,把词看作‘诗余’,已瞧不上眼了;小曲和杂剧更不足道了。至于‘小说’,更受轻视了。近三十年中,不知不觉的起了一种反动。”“词集的易得,使我们对于宋代的词的价值格外明了……于是我们对于文学史的见解,也就不得不起一种革命了。”[42]胡适尊崇宋词而贬抑宋文,是对传统主流文学观的“反动”、“革命”,自有其“历史进步性”,但从学理上看,局限性非常明显。胡云翼《宋词研究》说:“所谓时代文学,就是变迁的文学。只要在当代是一种新文体,由这种新文体创造出来的文学,便是时代文学。反之,只死板板地去用那已经用旧变尽了的文体的文学,便不是时代文艺。”[43]强调文体的“新”,只有新文体,才有资格称“时代文学”,如是旧文体,便不可能有成就,也没有资格称“时代文学”。因此,宋代“一代之文学”,只能是“宋词”而不可能是“宋文”。

元、明、清学者论“一代之文学”,实为“一代之文体”。只是强调在词史系统内,与唐五代词、元明清词相较,宋词成就最高,因此可称“一代之文体”。强调在韵文系统内,诗歌(母文体)内部各文体(子文体)的演进、新变,唐代,近体诗超过古体诗,宋代,词超过古、近体诗,元代,曲(散曲)超过古、近体诗和词,宋词新质和成就超过前代,又为后代典范,为后代所不及,故堪称“一代之文体”。但他们几乎没有横向比,认为宋词胜过宋文、宋诗。胡适将王国维及其以前人的观点“误读”为“宋词”胜过同时代其他文体,代表“一代之文学”。这种“误读”影响至今。

古代主流文学观念,散文是“大文学”,无所不包,现、当代主流文学观念,散文是“纯文学”,领域狭窄。古代也有纯文学观,但属于非主流,当代大文学观、大散文观则属于非主流,古今观念正相反。现代“纯文学”观念,重诗歌、戏剧、小说,轻散文,抛弃传统“大文学”观念,现代又过度反传统、反正统,将古代文体的尊卑等级秩序几乎完全“颠覆”过来。“宋词”为“一代之文学”说,恰与西方“纯文学”观念相吻合,成为现代主流文学史观,被学界普遍接受。而传统观念中地位独尊的“古文”则受到冷落,“宋文”为“一代之文学”说则由主流文学史观变成非主流文学史观,极少有人提及。

现代“ 纯文学散文 ”观念,主要是在西方Essay和Familiar Essay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方散文(Prose)概念原本非常复杂,广义的散文是指一切与韵文(Verse)相对的散体文,近代散文观念,纯审美,纯艺术,散文大体上等于Essay和Familiar Essay,这是狭义的散文,是与诗歌、戏剧、小说并列的纯文学文体概念。现代文人学者引进时狭隘化、片而化理解,认为散文就是Essay和Familiar Essay 类似中国古代的“小品”文,而不是正宗“古文”,这是古代主流“大散文”观念的完全“颠覆”。当时怀疑传统,急于“拿来”,“消化不良”。时过境迁,现在冷静地进行纯学理性反思,“纯文学散文”观念的局限性自然显露出来。这种观念规定了文学史研究格局,本来被宋代人自己鄙视的“宋词”价值大增,得到普遍的尊崇,这对矫正轻视“纯文学”的古代主流、正统“大文学”观念,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因此“矫枉过正”,认为宋词胜过宋文,则是与文学史实不相符的。实际上,“大散文”观念自有其“历史合理性”,“载道”和“应用文章”本来就是文学题中之义,即使将宋代所谓“应用文章”抽掉,“纯散文”的成就仍是很高的,至少不比宋词价值低。

现代学者以西方“进化论”观念论文学史,过于重视创新,重视新文体而轻视旧文体,将新文体等同于新文学、优秀文学,认为只有新文体才能代表“一代之文学”,故宋词才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实际上,新文体写新文学,旧文体也可写新文学。从本质上说,一切时代之文学都是新文学,无论用新文体还是旧文体。宋时,古文、骈文、赋都是旧文体,但也有很大创新,古文“时文”化,时文“古文”化,赋体“散文化”,故称“文赋”,骈文发展为“四六”,皆是“时代文体”,内容是新时代的,表现“时代精神”,“宋文”仍可代表“一代之文学”。

宋词为“一代之文学”观念,弊端十分明显。这种思维定势在很多方面、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学者的研究视野,造成研究格局的不平衡。不少学者皆重视宋词,轻视“宋文”,散文研究最为薄弱,多集中于“六大家”,骈文研究更为薄弱,这与宋代散文杰出成就和“独尊”地位极不相称,也是对宋人和元、明、清各代重视宋文观念的不尊重,有反思的必要。

文学史观深受学者所处时代的影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立场的文学史。同是“宋文”,有宋人心目中的“宋文”,有元、明、清人心目中的“宋文”,也有现、当代人心目中的“宋文”。宋人心目中,“宋文”是最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的,这是“原生态”的“宋文”观。现、当代“观念”上的“宋文”,与文学史本初状态的“宋文”价值及地位相差甚大,是“衍生态”的“宋文”观。我们必须区分清楚“衍生态”观念与宋人“原生态”观念的差异。

本文只是强调“宋文”为“一代之文学”观念的客观历史存在,此命题本身同样有局限性。这种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同时代诗、词及其他文体的成就。古代文体有大体的分工,文载道,诗言志,词抒情尤其是男女私情,分工不同,成就各异,某一文体的成就很难代表、更难代替同时代其他文体的成就,汉文代替不了汉赋,宋文也代替不了宋词。宋代,文化发展至高峰,各体文学皆繁荣兴盛,取得各自成就,其成就是不可彼此替代的。过分强调“宋文”为“一代之文学”,也“遮蔽”了前后各代如汉文、六朝骈文、唐文、晚明小品文的成就。

应将“宋文”的当世评价、历时评价与现代评价以及“当下”立场的合目的解读,这几方面结合起来评价。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合理的科学结论。

对现代学术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时学术思想观点的反思,现代思想界、史学界、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早已非常重视,古代文学研究界却很少关注。实际上,我们的知识接受,我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多是承“五四”而来,“五四”文化大师们的不少观点,构成我们的“前理解”,成为我们意识不到的“成见”,我们习惯性地作为认识问题的基点和论证问题的前提。我们多拜倒在大师脚下,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很少怀疑他们的观点。而他们那时的文学史研究,不少是“六经注我”,为我所用,纯学理性不足,我们今天有必要认真反思。

西方的“纯文学”、“纯散文”观念是否完全适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实际?中国传统“大文学”、“大散文”观念值不值得重视?将传统文学观念、散文观念彻底“颠覆”,合理程度究竟有多大?是主流文体、主流文学还是非主流文体、非主流文学最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如何看待历史“当事人”的“自我评价”?这此都值得重新审视。

本文评述“宋文”为“一代之文学”说,强调代表宋代“一代之文学”的不只是“宋词”,还有“宋文”,且是主流文学观念。笔者绝不是想以“宋文”说代替“宋词”说,只是强调以不同标准、从不同角度看,“宋词”说与“宋文”说各有其“历史合理性”,又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两说可相互补充完善,完全可以并存。反思现、当代“纯散文”观念,只是客观指出其狭隘性一面,强调必须修正,只有吸纳传统中的合理性因素,才有发展前途,绝不是主张将“纯散文”观念完全抛弃,不是回到过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散文理论的古典资源研究”(10BZW 082)

[作者简介]欧明俊,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 福州35000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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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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