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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地理研究让文学“接地气”

孙妙凝

【核心提示】随着西方文化地理学的“空间转向”,中国的文学地理研究也面临同样的趋势,具体来说,就是“景观学”的转向。

  “文学地理研究就是让文学接上‘地气’,展示人、人文和自然万象的生命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义告诉记者。21世纪以来,文学地理研究日趋兴盛,逐渐成为文学研究的热门领域。
  
  文学地理基础理论研究仍较匮乏
  
  近年来,文学地理研究的兴起弥补了以往文学史研究中缺乏空间意识的不足。在这一研究方法的指导下,众多学者作出了很多有益探索。
  
  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告诉记者,文学地理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为学界所关注。21世纪以来,相关专著已达几十种,论文逾千篇,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此为选题。有人开始将之称为一门“显学”。目前学界对待文学地理研究的态度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把它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第二种是将它视为文学史的补充研究,第三种是希望将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就研究内容而言,2000年以前,学界多以实证研究为主,主要包括文学家地理分布研究、文学作品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研究、文学家族研究、地域性文学流派研究、地域性文学史研究等。之后则更加关注学科建设,包括理论的提升、方法论的讨论和概念体系的建构等。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礼天表示,近代以来的文学地理研究,是随着西方人文地理学(包含文化地理学)的引进而兴起的。20世纪初,梁启超、刘师培等就有多篇相关论文问世。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学者谈论的是文学地理学话题,而并未使用“文学地理学”名号,但是有些学者已开始呼吁建构文学地理学的基础理论体系。21世纪以来,学界已基本把各种相关研究统一到“文学地理学”名下,并召开了多次专题学术研讨会。文学地理学这一“学科”规范已初步建立,但基础理论研究仍然较为匮乏,有待进一步开拓。
  
  多重因素影响文学地理分区
  
  文学地理研究最基本、最首要的工作是文学地理分区。这一工作极为复杂,政治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都是需要研究者考虑的因素,而历史文化的变迁更是加大了研究难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跃进所著的《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采取尊重历史的态度,以实现立体性的历史语境重塑。刘跃进告诉记者,该书与以往侧重于从后世的当代行政区划来分区不同,主要根据秦汉地理区划的实际情况,进行事实性的分区。分区时应当综合考虑各种因子,而最重要的是自然地理因素,因为文化区域往往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或者依托交通要道,绵延伸展。另外,研究区域文学地理,也需要从宏观着眼,把握各地域文学文化乃至整体力量的消长变迁大势。通过区域之间的比较,勾勒出在时间的横切面上,各区域所在的位置与各种力量的走向。譬如,西汉时代的政治中心在三辅,文化中心却在齐鲁、楚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中心迁移至河洛地区,这里同时也逐渐成为文化和文学中心,齐鲁降为学术中心的第二位。由此可见,统一国家模式下,社会知识阶层的流向与政治气候、经济基础、文化的连续性积累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一根本结论必然是由整体格局下的比较而获得的。
  
  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认为,对历史上文化区的研究,需要在尽可能客观复原研究对象的地域分异的前提下合理分区。他在《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中就并未按魏晋时政区即州域分区,而是在自然区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如苏北一带在自然地理概念上不属于江东,但考虑到文化和心理上的接近,还是将其归于江东区。原因在于苏北地区在三国时属于东吴,政权上与江东一致,苏北很多家族的家学也接近于江东,且两地气候类似。在操作层面上,他主要依据各种文献,首先绘出文学家的列表,再绘制地图,依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地理和文化因子的综合原则进行分区。胡阿祥表示,文学地理的研究过程最后会落实到地理的分区过程。如果能划出明确的文化区,研究就取得了成效。
  
  由于历史变迁带来的地理与文化改变,通代文学研究中的地理分区更为复杂。陶礼天对记者表示,每个朝代的情况都是具体的,而政治区域、文化区域都会有所变化。研究需要结合历史落到实处,不能抽象来谈。
  
  杨义认为,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有生命的人群,文学地理研究中的地理分区不应刻板地依照政治区域,也不能单纯考虑自然地理,而要综合考虑各种文化交汇的问题,如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种族、部族的分布和流动情况等。他在20世纪80年代著述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大幅度展开人文地理的维度;进入21世纪之后,倡导“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在海内外影响深广。
  
  文学地理学的“空间转向”
  
  曾大兴认为,地域性的某些淡化并不等于地域性的消失。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发展和创造的土壤。只要这个土壤不变,人们在此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等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这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就会对文学产生影响,从而构成文学的地域之别。另外,经济的一体化并不等于精神、文化的一体化。在风俗习惯方面和人们的文化心理方面,不仅不可能一体化,而且还将长期保持民族性和地域性。
  
  陶礼天对记者表示,随着西方文化地理学的“空间转向”,中国的文学地理研究也面临同样的趋势,具体来说,就是“景观学”的转向。“景观”研究含有主体性的、建构性的内涵研究意义,重视“观看的方式”入手分析,把“景观”视为文化的记忆库,它随时间消逝而不断被改写、重写,并注重从空间传播角度来分析“景观”,强调不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对“景观”意义的改写,揭示多种景观的文化象征意义。比如,电脑等高科技产品让我们能与大洋彼岸的人视频,欣赏另一空间的“景观”,电视中世界各地的画面也是如此,这种时间高度压缩下的不同地理空间景观反映到文学中,就导致新的人与地理、文化地理关系的产生,所以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决不会因为“交通益盛”而寝微,反而更加复杂,文学地理学的基础理论更需要重构。文学地理学并不等于文学景观学,但文学景观学研究日益成为未来文学地理研究的一个中心和重心,其研究前景值得期待。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11日第4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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