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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散文的民族特色——兼论散文史写作思路

贾奋然

【核心提示】如果说,中国古代诗歌是由实用逐渐走向审美,更多地表现主体情性,倾向于成为纯文学,那么,古代散文则始终徘徊于实用和审美之间,承载着“文以载道”的创作宗旨,成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杂文学”。
  
  
  
  散文是中国古代最早发生、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体形式之一,与诗并称为中国古代两大雅正体式。从先秦的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到汉代的辞赋,六朝的骈文,唐宋的古文,明代的八股文,清朝的骈、散之争,散文无论是在语言表达、文体形式,还是审美内涵和文体功用上,都经历了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如果说,中国古代诗歌是由实用逐渐走向审美,更多地表现主体情性,倾向于成为纯文学,那么,古代散文则始终徘徊于实用和审美之间,承载着“文以载道”的创作宗旨,成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杂文学”。
  
  兼具审美维度与实用维度
  
  中国古代散文的民族特质突出表现在:散文在追求形式美的同时,始终没有脱离实用之域。从字源学而言,“文章”二字与形式美有着密切的关联。《周礼·冬官考工记》云:“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释名·释言语》云:“文也,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文章”最初被训为文饰与错杂,是对文字的雕饰。《文心雕龙·原道》从天文、地文、动物文、植物文推及人文、文章,认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文章具形式美是符合“自然之道”的。古人以雕缛成体,极重对语言形式美的追求,这在骈文体式对声韵、偶对、典事、藻采的讲究中达到了极致。虽然唐宋古文运动打破了骈文形式的束缚,但许多古文家运骈于散,自觉吸收骈文体式之优长,追寻辞章美仍是散文的重要特征之一。从实用维度而言,先秦散文就已与哲学、政治、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魏晋以后,散文虽从经、子、史类中独立出来成为“文章”,但无论是碑志文、议论文、公牍文,还是书牍文、哀祭文等都有着直接的功用目的,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唐宋散文家复兴秦汉古文,倡导“文以明道”,散文被赋予经纬天地人伦之道、维系世道人心的崇高使命,即使是关乎亭台楼阁、花鸟鱼虫的山水小品,也往往被赋予隐微的人生含义。清代桐城派散文推崇“义理、考据、辞章”,将文统与道统高度合一,散文再度被纳入儒家道统。
  
  散文的“杂文学”性使其审美性显得不够纯粹,但这正是古代散文的民族特性所在,散文表现出关注社会政治和现实人生的审美品格。现代意义上的“散文”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更强调自由抒写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范围较古代散文概念大大缩小。但若仅用现代纯文学观念观照古代散文,就可能割裂其完整形态,忽略许多重要的散文体式,诸如章、表、奏、议之类的公牍文,颂、赞、祝、封禅之类的祭祀文,铭、诔、碑、吊之类的哀悼文,书信体之类的书牍文,都被归入应用文体,不再属于文学,基本上不在现代散文史书写者的关注范围之内。虽然这些散文体式多是与封建政治相关的类型,且今人很少使用了,但它们承载着其时代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内涵,且极追求语言的声韵藻采,是文人游走于现实政治与艺术审美之间的文字表征,也是古代文人常作的正宗散文体式。今天对散文史的书写,应返回中国古代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对古代散文原生态的完整把握中揭示其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如此才能真正触摸到具有中华民族文化底蕴的古代散文形态的特质。
  
  文体类型众多的杂文学
  
  中国古代散文的民族特质还表现在:古代散文是种类众多的文体形式,这也是散文作为杂文学的重要特性之一。散文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政治、伦理、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有众多的表现领域。特定的散文体式被施用于特定场合,面对特定群体,表现特定内容,实现特定目的。如颂、赞最初为宗庙祭祀场合中的告神之语,用以颂赞祖先功德;祝为人们向神祇祷祝,以求福佑之辞;盟是诸侯结盟时向神祝告的盟誓之辞;铭、箴则是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道德警戒和规劝之语;诔、碑是在丧祭仪式中记死者事迹和寄托哀思的文辞;章、表、奏、议是臣子向皇帝敷奏、陈请、辞让、谢恩之类的言辞,也是文臣炫耀文才的文体;诏、策、制、敕则是帝王发布的文书,显示王言之浩大渊深。它们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特点,但各自具有相对稳定的语言表达模式,从而形成了散文的不同种类。
  
  古代文人很早就有自觉的文体意识,十分重视散文写作体制。“文辞以体制为先”,不同的散文体式有不同的体制规范、语体要求和风格特点,这是文人写作时要仔细揣摩的。许多文人在写作某体之前,常撰序论其特征,如西晋傅玄作《七谟序》追溯七体源流,又作《连珠序》论连珠的名称含义和体制特点,显示其对自己写作的文体体制有较为自觉的认知。对散文体制问题的关注还较早地体现在古人有关文体分类和文体辨析的论述中,这散见于总集序论和文论中。魏代曹丕《典论·论文》首开文体分类论,将“文”分为四科八体,“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论及奏、议、书、论、铭、诔、赋等散文类型。陆机分“文”十体,其中精要地论述了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诸散文文体的体制特点。《文心雕龙》“论文叙笔”二十篇,更是详尽论述了诗、乐府、骚、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三十四种文体的源流演化和体制特点,其中除诗、骚、乐府等外,绝大多数属于散文体式。中国古代总集,自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东晋李充《翰林》,到南朝萧统《文选》,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及徐师曾《文体明辨》等,大多以时代为序,按体编排,并附序论诸种文体的流变史,对诸体典范之作进行评论,便于学者揣摩。《文章流别集》和《翰林》均不存,据附属于总集的“序论”的辑佚文观,其中,《文章流别论》辨析的散文类型有颂、赋、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图谶等,《翰林论》辨析的散文类型有赞、表、驳、论、奏、盟、檄等诸体。《文选》分体三十七类,大部分为散文体式。至《文章辨体》、《文体明辨》,则将文章体制细分为一百余种,绝大多数仍是散文类型。可见,中国古代散文种类众多,这种分类虽不免有繁琐之弊,但文人对散文体制的辨析十分精细,不同的散文体式有不同的体制规范,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功用和审美文化内涵。古人别集多按体编排,也见出重视文章体式的传统。文各有体,体自有别,这是古代散文又一重要特色。
  
  今人散文通史写作大都以作家作品为线索编排,虽能呈现诸家的整体成就,但中国古代众多的散文体式及其源流演化的历史被分割在诸家创作中,显得有些模糊不清。甚至古代许多散文种类,因今人用之甚少,加上被论者所忽略,逐渐湮没无闻。散文史写作大体应揭示古代散文的本来面貌和特性,也应充分阐释古代散文观念的历史演化,因此,古人重视散文流别的观念及其尊体意识应受到高度重视。笔者认为,建构以流别为纲的散文通史,使中国古代散文特色得到鲜明呈现,是当今散文史书写者可以斟酌考量的写作思路。事实上,《文心雕龙》已建构了规模庞大的分体文学史,即以文体为主纲,以作家为辅线,追溯每种文体的源流演化史,并对每种文体体制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蕴进行阐释,这种写作思路对今天的散文史写作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18日第5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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