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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啊母亲

泰鲁(林佳明)

  每次回老家,我都盯着墙上的日历发呆。日历上的1999年12月4日这一页我至少看了十年。只是后来由于岁月的腐蚀日渐泛黄、斑驳、卷皱、脱落,如今已隐现一个"6"字。
  1999年12月4日,是母亲去世的日子。很遗憾,母亲没能跨入新的世纪新的千年。
  母亲去世那天,我们四兄弟抬着安坐在藤椅上头上披着白布的母亲,到附近的教堂。母亲的遗体很轻,轻得没有一点重量。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我没有流泪。
  母亲是在我11岁时查出鼻咽癌的。当时我读四年级,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也都还在读书。那些日子我们家的天空一片漆黑。化验结果出来那天,我走进走出不知道跟母亲说什么,只是暗暗流泪,不让母亲看出来。我是个内向的人,不喜欢也不善于表达情感。我记得我常躺在妈妈旁边,爸爸总用眼睛盯我,又不好说什么。当时我对于癌症传染半懂不懂,但是我怕什么呢?我以行动给母亲以安慰和庇护,又像是在寻求母亲的安慰与庇护。如果母亲那时就去世,那么我们的家就会塌下来,像一块水晶玻璃碎了一地。但是母亲顽强的活下来,活了20年。这是一个生命奇迹。而且母亲去世的那天非常的平静,没有丝毫的痛苦。上午时不时挠一下脚,我帮她挠挠,她示意不要,下午她就无声无息的走了。至今我们甚至怀疑当时的化验结果是否有误,因为一般癌症患者去世之前都痛苦不堪。这又是一个奇迹。
  母亲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有三个弟弟。据说,我外公对我母亲视若掌上明珠。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我母亲长得漂亮而又聪明乖巧。初三时我们都觉得英语老师长得很漂亮,没想到有一次她到我家家访,对我家墙上母亲的结婚照暗暗赞叹,羡慕之情溢于言表。
  解放前夕,我外公逃到香港,外婆受到非人的虐待,我母亲也没有好日子过。母亲从原来的养尊处优到后来的备受歧视,真是冰火两重天。更惨无人道的是外婆曾经被人拴住两个拇指吊着打。我儿时常到外婆家,常与外婆在一起,听她讲故事,从来没有听到她讲到这事,倒是后来表哥不知从哪里得来的这个信息。可见我外婆的倔强和隐忍。在那个年代,外婆带着四个孩子咬紧牙关艰难度日,每天汲汲惶惶,夹着尾巴做人。外婆的性格对我母亲影响比较大。
  母亲26岁嫁到我家,母亲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呢?我祖父早逝,祖母、大姑、二叔都在香港,但都是仅仅能过活,要寄一点钱或者衣物来都要省吃俭用挤出来。但是在当时的香港背景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政治压力。我依稀记得当时家里有一台香港来的缝纫机都要搬到大队集中,母亲还要去参加办班学习,写检查,接受教育。我爸爸是教书的,工资微薄,每月就是20几块吧。家里还有一个小姑。
  母亲刚刚结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还在度蜜月,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我长大后跟母亲到田间劳动,看到母亲一百多斤的两桶粪肥挑起来能有节奏的小跑,感到不可思议而又自愧不如。我想母亲这样的能力应该是在那个时代的劳动中磨练出来的。
  母亲能粗也能细。她心灵手巧,她绣花的技术是在村里出了名的。当时村里派一位女性赴日本进行艺术交流,表演绣花。不过不是我母亲。我为此而愤愤不平了好几天,因为我觉得母亲的绣花是最好的,没有之一。她曾经因为绣花质好量多受到了大队的表彰,奖品是一顶写有一个"奖"字的斗笠。我依稀记得,她绣的枕头套上的鸳鸯图针脚规整,色彩艳丽,鸳鸯栩栩如生,水草飘逸有致。遗憾的是,有一对鸳鸯枕套送给赴美国留学的表姐了,我竟然没有能留下母亲的一件作品或者其它的遗物。
  母亲是很勤劳的。在这样的家庭,在那样的时代,也只能如此。母亲做事追求完美,特爱整洁,可以说是有点洁癖,每天屋子要打扫的干干净净,收拾的整整齐齐,每天的工作量可想而知。
  她每天绣花一般都要到夜里十一二点,没有电灯,只有一盏煤油灯相伴。因为那时政治斗争抓得紧,我爸一般都住学校,连寒暑假也要不断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爸爸总半认真半开玩笑的对我说,你大哥头扁扁的,是因为你母亲要一边绣花一边哄他,大哥在花规下,夹在母亲两膝间,头才被夹成这样。
  母亲凌晨5点多就起床挑"粪沟水"去自家粪池或者直接到田里浇菜。当时农家一般都没有化肥,施肥都是靠这些"粪沟水"。回来之后就边煮饭边绣花,还要准备猪食。早期是养母猪。我记得,当母猪要生小猪之前,母亲特别兴奋和忙碌,眼中充满慈爱,更包含着幸福与期待。因为那时母猪养得顺,对家庭经济是不小的贡献,可以说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具体的说,我家只有到了卖猪崽之后才能存一点钱。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母猪卖了,改养肉猪。但不是很顺利。我清晰的记得,当时一头大肥猪病死了。天还没亮,母亲在垃圾堆旁默默的烧掉猪圏里杂物,火光在母亲的脸上跳动。当时我看到她眼睛里满是迷惘、悲伤。但她没有哭。
  一直到母亲查出癌症,她都是咬紧牙关不分夜日的干活。即使是患病之后,母亲也总是闲不住。
  改革开放后,有外商率先到我们村办毛织厂,老板几次三番的跑来家里请我母亲去当技术员。其时我母亲电疗后还处在恢复期,我爸不让她去,但最终拗不过她。绣花技术实现了迁移,母亲成了村里第一名毛织技术员。我跟着她到毛织厂去,像一个女孩一样黏在她身边,见有女工过来向她请教,她总耐心讲解指导,我引以为傲。
  母亲患病之后,体力精力大不如前。我有时帮着做一点家务。洗衣一般是由女孩子来做,由于我没有姐妹,如果衣物比较多,到溪边洗衣时母亲就拉上我。我一开始有点难为情,但慢慢地就习惯了。母亲绣花任务有时比较紧,就让我帮她打下手,比如绣一下简单的花枝。这本来也是女孩子的活,由于在家里做,不会被同学笑话,所以我就偷偷地帮着做了。还有,读小学初中时不论天气多冷我都很早就起来到外面捡粪,捡到粪就像捡到金子一样,从来没有觉得狗粪是臭的。直到现在我都保持早起床不睡懒觉的习惯,结婚后会做饭能做家务,在经济困难时期能用电车缝花边、被面、蚊帐赚点钱来贴补家用,这都要感谢母亲的教育指导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母亲很节俭,这也应该是生活所迫。因为我觉得母亲在青少年期家里比较充裕,不至于要这么节俭。我家七十年代末建了两间平房,这其中有来自香港亲戚的支援,但更多的是母亲日积月累积攒起来的。她说她每积攒了一些钱,就跑到渔湖桥(镇里的集市所在地)存到信用社。但我觉得我儿时还是有一些零食吃的,大多来自街头巷尾吆喝叫卖的小贩,有甘草杨桃、甘蔗、凉粉等。在邻居叔伯婶母看来,可能觉得我母亲对我们兄弟特别是对我太宠了。有一次母亲带我到渔湖桥,我第一次吃了豆腐花,她没有吃,只是看着我吃,我边吃边不住的说好吃,她提醒我太烫别吃的太快。我瞥见她眼睛里有些异样,有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吃完后走开来,她对我说:好吃就好吃,总赞个不停,像个饿死鬼,多难为情。
  母亲有一个生活细节让我印象殊深,虽然我在当时很不以为然:牙膏用完了,再挤不出来之后,母亲就把牙膏的尾部掰开来,用牙刷从后面掏,这样看似用完的牙膏往往还能用上好几天。我把它称为"挖牙膏屁股"。
  母亲节俭,但她不吝啬。她有一个与人相处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多给别人好处,而不要占人家的便宜。她对待亲友很热心。有一次潮阳的祖姨来,母亲买了一个鹅肝孝敬她,又怕我们兄弟几个不懂事争着要,就预先把它埋在她的粥碗里。那位祖姨后来多次提起此事,总激动不已。
  我总觉得母亲比较爱面子甚至有点虚荣。我读书比较自觉,成绩一直比较优秀,又比较懂事,所以母亲比较喜欢带我一起出门,特别是回娘家。当有人问到我的成绩的时候,她总是喜形于色。当然她不会得意忘形,而是比较得体的介绍几句,但我的脸都要红的不得了。有一次,我用自行车载她去外婆家。我当时大概是读初一或者初二,我个子小,大约一米四左右,力气更小,骑车坐在车座上踩不到踏板,就只能"踩三角架",就是一只脚伸过三角架,身子在车子一边,两只脚一上一下的踩——大一些了就能把屁股架在横梁上踩。那次由于那一段路太崎岖,我没能把车子控制好,车颠了几下,打了一个趔趄倒在路边,我和母亲翻到沟里去,幸亏沟比较浅,又没有水,都没有受伤。我很没面子,很生气,但又觉得毫无道理,不能怨谁,所以站在路边生闷气。母亲却没有丝毫怨气,慈爱的望着我并安慰我,帮我扶起自行车。
  我84年考上揭阳师范,母亲很高兴,她带我去买了一个皮箱,很大,能装很多东西。我记得是三四十块钱。在那个时候,对于我们家庭那样的经济情况来说,这笔钱不算小数目。
  可以说,母亲患病后的这些年顽强地活,不仅在这个家庭中起到"锁头"或者"桶箍"的作用,而且对家庭的经济做出了贡献。不过到了生命的后几年,母亲因为电疗的缘故吧,面部骨组织出现坏死,右边脸颊出现伤口,但她总能仔细的用黄色素或青草药水等自我清洗处理。这些日子,母亲的情绪变得很糟,起伏不定,经常发脾气,有时也骂人。但她从来没有一次凶我或数落我,倒是有一两次我因为情绪不好向她发脾气,母亲都默默忍受。至今想到这个我都内疚后悔得要流泪。
  母亲脸部不好看之后基本上没有出门。我和老婆每次回去看她,她都跟我老婆很投缘,总有说不完的话,可能是爱屋及乌吧。特别是我们有了女儿之后,她对我女儿特别宠爱,不过她在逗我女儿的时候,总是保持一段距离。每次我们要走的时候,她总是拿着葵扇遮住半边脸送出来,虽依依不舍,但最多送到巷口就折回去。唯一一次出来就是九四年我搬进凤林新居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乘车到我新居坐了大约不到一个小时,象征性的吃了一点甜汤。她脸上满是幸福和喜悦。
  母亲信仰基督教,并非祖传。就像许许多多到了生活或生命的危急关头就选择新信仰的人一样,母亲是在患病之后在朋友的引导下走进了教堂的。信仰基督教是否就能上天堂我不知道,也不敢说。但真真切切看得到又能感受到的直接的好处就是教友们三五成群经常来我家给母亲祈祷。这给母亲极大的安慰,成了母亲精神的寄托,给母亲求生的信心和力量。因为母亲患的是癌症,虽然医生说鼻咽癌一般不会传染,病菌刚接触空气就会被杀死,但是一般亲友还是不敢来。我知道这不能怨人家。但是对于那些经常过来的亲友我们特别敬重。其中有本村的婵姨,有事没事就过来,有一搭没一搭的聊。我母亲去世后,我的爸爸、大哥常去看她。还有住在汕头的芳姨,我们也是感恩戴德。当时母亲去汕头查病在她家住了一个多星期,后来确诊后在汕头住院治疗,她跑关系当后勤操了不少心。芳姨命运多舛,丈夫早逝,和我同龄的儿子聪明好学,却在读初二时被一场感冒夺去了生命。还有其它杂七杂八的厄运缠身。但是芳姨也像我母亲一样顽强,如今八十多岁了还活的很好。去年我和爸爸、大哥还专门雇车到汕头去看望她老人家。也许因为经历过当时那样的困境,如果有亲友患重病甚至到了弥留之际,我都乐意去探望。我了解病人及家属的心理和需求,我无所顾忌。
  母亲比较开明,对我们信仰的选择比较宽容。她的四个儿媳妇都不是信基督教的。由于我结婚六、七年一直没有孩子,她提醒我妻子在端午节去族里的祠堂拜祖宗时祈福求子,并让我报名参加村里的赛龙舟活动。结果那一年真的就有了,最终顺利地得了一个千金。
  母亲在身体正常或基本正常的时候,几乎把家里所有的家务都包了。除非迫不得已才叫我帮忙。她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去学习。直到今天,我想偷懒不学习,她的这句话就在我耳边响起,我马上就觉得内疚,觉得对不起母亲,于是不再偷懒。
  母亲在生命的后几年念叨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多受一点罪,多受一点苦,你们就会越来越好了。这可能是母亲战胜巨大苦痛坚持活下来的一个精神支柱。
  母亲经历太多,命运坎坷。她的身上有时代深深的烙印,她的性格和性情多半由那个时代造就。她是一位平凡的中国母亲,有很多优点,但不可能没有缺点。她走进千千万万母亲中,你就不能认出她来。但对于我来说,她是具体的,是唯一的,是完美的,是最伟大的。
  我怀念我的母亲。我常常梦见我的母亲。每次去扫墓时我都默默地跟母亲交流,每个母亲节我都默默地对着母亲的遗像说话。我宁愿相信人有前生来世。如果死后能跟母亲在一起,我对死不感到恐惧。我想母亲会在天堂。但如果母亲在地狱,我不上天堂,宁愿在地狱陪着母亲生生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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