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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气歌》典故“误用”原委

徐俪成

  【核心提示】文天祥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正气歌》一直被奉为集中表现古代士大夫精神的杰作。结合文天祥的身世和气节去读《正气歌》,确实能感到“攖人心”的力量。而随着对钱锺书《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之原因的讨论,人们开始将目光集中到《正气歌》对前人诗文成句的吸取和是否误用典故的问题上。

  

  文天祥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正气歌》一直被奉为集中表现古代士大夫精神的杰作。结合文天祥的身世和气节去读《正气歌》,确实能感到“攖人心”的力量。而随着对钱锺书《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之原因的讨论,人们开始将目光集中到《正气歌》对前人诗文成句的吸取和是否误用典故的问题上。

  

  在《〈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一文中,王水照先生引用钱锺书与《宋诗选注》编辑弥松颐商讨时的说明、与日本学者荒井健的通信以及《容安馆札记》中的有关记载,认为《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主要是因为《正气歌》化用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和石介《击蛇笏铭》时重复太甚、伤于蹈袭,同时也考虑到诗歌中有逻辑不严密的地方。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两句,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提出:“不论其世,不知其人,漫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几何不以……‘严将军头’,‘嵇侍中血’,举以为天地正气耶?”根据王先生的分析,陈衍的意思应是严颜最后投降了张飞,而嵇绍为杀父篡魏的晋朝而死,“一个不能持‘节’于后来,一个忘家仇于往昔”,因此举例不当。这确为诗歌中的一个破绽,但文天祥对这两则典故的选取自有其理由,似乎尚有“了解之同情”的空间。

  

  同类历史人物在诗作中反复出现

  

  文天祥文集中最令人感佩的诗,是他出使元营以后,流徙于战乱中的作品。他在写作《指南后录》和《吟啸集》时,大部分时间在狱中度过。此时,他“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仍能不惧威逼利诱,诋大酋、骂逆贼、争曲直,保住了宋代三百年士大夫的尊严。除了他本人的坚强意志,这与历代史书中忠臣节士事迹的鼓舞分不开。《正气歌》中所列举的,多是文天祥在这一阶段反复吟咏的人物。如《指南录》中《题苏武忠节图》咏苏武,《平原》咏颜杲卿、颜真卿叔侄;《指南后录》中的《怀孔明》、《刘琨》、《祖逖》、《颜杲卿》、《许远》等五首咏古诗,与《正气歌》中“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等文字中列举的人物基本相同。

  

  除了咏古诗,同样的人物和感情在文天祥陷敌后的其他作品中也反复出现。如他刚陷敌营痛斥伯颜和吕文焕后所作《纪事》诗中有“狼心那顾歃铜盘,舌在纵横击可汗”、“袖中若有击贼笏,便使凶渠面血流”的刚烈;囚于大都后所做《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中有“苏武窖中偏喜卧,刘琨囚里不妨吟”、“孟博囊头真自爱,杲卿钩舌要谁怜”的从容;被囚一年后所作《去年十月九日余至燕城今周星不报为赋长句》中有“君不见常山太守骂羯奴,天津桥上舌尽刳。又不见睢阳将军怒切齿,三十六人同日死……只今便作渭水囚,食粟已是西山羞。悔不当年跳东海,空有鲁连心独在”的悲痛;临刑前最后一个上巳所作《壬午》中有“南冠郑大夫,北窖苏中郎”、“断舌奋常山,抉齿厉睢阳”的决绝;等等。从表达的感情到引用的历史人物,这些作品均与《正气歌》中铺叙部分的叙述若合符契。

  

  关注典故发生当时传达的情感

  

  文天祥在《自叹》中说,“功业羞前辈,形骸感故吾。屡判嵇绍血,几无庆公须”,在《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中说,“可怜杜宇空流血,惟愿严颜便斫头”。这表明在作《正气歌》之前,嵇绍和严颜二人早已成为文天祥长期倾慕并效仿的对象。

  

  文天祥笔下的忠义之士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诸葛亮、祖逖、刘琨等辅佐偏安朝廷力图恢复的人物,这是继承了南宋以来力图恢复的传统;一类是苏武、嵇绍、张巡、颜杲卿、段秀实等身陷敌手而忠心不改,甚至不惜殉国死节的臣子,文天祥对他们的赞颂集中在他们面对威逼折磨的那一刻所表现出的忠心。文天祥的有关诗作中,嵇绍的形象皆和“血”相联,严颜的形象则都与“头”密不可分,可见文天祥所关注的并非两人整个生平经历,而是他们面对敌人斧锧的一瞬间、愿用生命成全忠诚的气概。即使在北人心中,文天祥也被拿来和严颜相比。《南村辍耕录》载文天祥被囚时,元朝翰林学士徐世隆曾作诗表彰他:“大元不杀文丞相,君义臣忠两得之。义似汉王封齿日,忠如蜀将斫头时”,将元朝对文天祥的囚而不杀看作对双方共同的成全,“蜀将斫头”一句也将“忠”定格为严颜宁死不降、不惜斫头的那一“时”,并非其一生仕履,因为文天祥最终并未如严颜降蜀那样降元。这也说明,在用典时有时只需关注典故产生一刹那所描述的状况和所表达的情感,不需将典故和历史真相乃至人物生平混为一谈。

  

  作为南宋的宰相,文天祥一直自比诸葛亮、祖逖等辅助偏安朝廷力图恢复的忠臣,而严颜所投降的蜀汉正是诸葛亮所效忠的蜀汉,嵇绍所守护的晋朝正是祖逖要恢复的晋朝。这两个朝代在当时都曾代表“正统”王朝,而文天祥所面临的问题正是“外族”对“正统”的毁灭。在对这两个朝代产生同情的情况下,文天祥没有过多考虑严颜的最终归宿和嵇绍的家仇问题情有可原,不能说是破坏了作品的一贯性。

  

  至于《正气歌》中化用韩、石二文的问题,似可从文天祥的创作观点找到解答。在为全用杜甫成句写成的《集杜诗》作序时,文天祥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辍,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性情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性情同哉?”在他看来,对前人句式的化用、对前人用意的重申,都是因为前人的诗句与自己的性情产生了共鸣,成为自己性情的一部分,从而成为性情的自然流露。从这个角度看,《正气歌》中描写的从星辰、河岳、历代忠义之士身上找到的“正气”,正是文天祥性情和对自己人生理想的体现,也是最符合其生命归宿的表达方式。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0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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