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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红色文化运动与党史文化

杨槐

    中共党史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7月1日成立以来整个发展过程的全部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长期奋斗形成的历史产物,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精华的积淀,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1],其中鲜明地体现和准确地记载了中国共产党人最高的精神世界和文化追求,构成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时代内容。

     在土地革命时期,党在各个根据地建立的政权采取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形式,被称为苏维埃政权,其辖区简称“苏区”。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拥有21个县,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和5万红军的赣南闵西根据地,称中央革命根据地,简称“中央苏区”。那时,一般以红色为党领导的政权和军队冠名,如红色政权、工农红军,把土地革命称之为“红色革命”,其所形成的文化形态亦称为“红色文化”。

    中国共产党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工农武装斗争,是挽救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选择,它代表了全世界彻底否定500年殖民运动的正义力量,代表了被掠夺的所有民族谋求解放与发展的坚定信念和决心。这条革命道路,具有重大的世界史意义,而从中孕育出的“红色文化运动”极为深刻精彩,成为世界历史巨变中一个辉煌的文化符号,是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为争取自身解放最为强烈、坚决和完整的一次重大政治和文化表达,生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的目标宗旨,充分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无价之宝、一笔浓墨重彩的精神文化和物质遗产。

红色中华创刊号

     如何面对这些凝聚着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牺牲的智慧结晶、宝贵经验和历史结论,对一个个刻骨铭心的传奇和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学习、呵护、发扬,还是忽视、贬低、抛弃,选择什么道路并非空穴来风的人工臆造,而是一个非常重大和现实的问题,它将取决于我们的思想水平、认识能力和对以往经验的正确总结。在前进道路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党史研究提供的重要历史经验,事关重要,关系着我们能够走多远,决定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和所能达到的高度。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红色文化运动的历史和成功经验,对党史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的认识,将会更加深刻。

一、“红色文化运动”的创立和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建立国家政权,实现局部执政的时期,中央苏区的“红色文化运动”围绕着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三大任务,随着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扩大而蓬勃开展起来。之所以称为“红色文化运动”,首先,这是党直接领导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强调的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道路;第二、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强调的是文化的民族内容和形式;第三、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第四、代表和发展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第五、各个根据地军民广泛参与,形成的时代精神,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时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开启了使文化大步走向了劳苦大众的新时代。

     1931年1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提出了积极引导工农大众参加和文化的革命生活的任务,毛泽东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2]

     送红军长征宣传画

     红色文化艺术创作既有当地的民间形式,也有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如戏剧、曲艺、诗歌、散文等形式。毛泽东和各级红军领导在中央苏区和井冈山时期写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和军旅诗词;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刊物《红色战场》、中国工农红军军报《红星报》等刊登国内外大量的新闻、消息等,已经采取了现代出版物的采编发形式,对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力;高尔基戏剧学校、八一剧团、工农剧社、火线剧社、蓝衫剧团、苏维埃战士剧团、猛进剧社等戏剧团体,创作演出了《最后的晚餐》、《农奴》、《我是红军》、《为谁牺牲》以及反映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活捉张辉瓒》等大量的红色戏剧剧目;红军的撼天地、泣鬼神的辉煌事迹,经过苏区人民的口传心授、加工创造,变成了特有的红色传说和红色歌曲,掀起了“红色文化运动”蓬勃的浪潮。

中央苏区民歌

     “红色文化”虽是特定区域的文化形态,但一经创立,就对当时的现实生活产生了极为直接与深刻的影响,迅速地融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成为以后中国各个历史阶段先进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建国后,理所当然地上升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邓小平同志对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一脉相承的关系以及其强大的精神动力有过精辟的论述:“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3]这就充分地说明了新中国的主流文化,与苏区红色文化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是一脉相承的,并以此作为最高境界,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的作用,而且制约、支配和保证着建党近百年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二、“红色文化运动”的经验和启示

    “红色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科学认识包括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在内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基本经验,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和智力支持,许多重要的经验和启示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其中三点极其重要。

其一,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是社会主义思想,就在于它拥有、贯彻和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有无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有没有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没有社会主义价值观,就没有社会主义,当然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就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思想和学说。列宁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准确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这就更加直接、更加有力证明了,非常重视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是把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价值性放在首位的。

   立于德国柏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塑像

    其二,先进的思想观念并不总是由先进的生产力、经济发展水平直接派生出来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它所包含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观念更不是自发产生和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形态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改造社会、创造新世界的自觉追求,同时也大大地超越了当时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红色文化运动”创造这样的经验十分可贵,它告诉我们,先进文化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有领导、有计划的自觉追求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产和经济水平的发展固然是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但如果认识和工作仅局限于此,就谈不上意识对存在至关重要的能动作用和实现飞跃。

     其三,党从没有忽视和放弃自身的思想武装,从没有忽视和放弃向人民群众传播自己的主张和要求,从没有忽视和放弃鼓舞人民群众跟党走的教育。党十分重视培养和塑造思想文化工作者的人格品质,向他们提供全局性的资讯、政策和思想,提供一切方便的条件去创造时代和人民所需要的作品和成果,同时通过他们创造的精神文化产品,指引人民更好地理解全局、支持全局,有利于全局。这样的工作对于人民理解革命意义和价值,对于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是极为重要的。“红色文化运动”的经验证明:党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开展宣传文化教育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这样的工作做得越主动、越深入,就越能体现出革命的要求,越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越能推动社会发展和根据地建设,也就越能完成党所提出的根本任务。

三、党史文化的科学性与价值性问题

    党史文化研究存在着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关系,价值性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科学性包括着积极的价值内容,价值性对科学性不但起着巨大的推动的作用,而且是保证科学性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价值性是目的,科学性是手段,目的是手段的规定者。取消价值性,只谈所谓的科学性,就会把活生生的历史和理论研究脸谱化,变成不知所云和没有意义的“术语词海”、“行话大全”。

毛主席题词

    党史文化研究的价值性和科学性本质是相通的,但两者的含义有所不同。价值性问题,指出了前进道路和时代内容,强调的是“为什么”和“如何为”的问题,说到底是为什么人,为哪种社会理想和社会制度服务以及依靠什么人的问题,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问题。任何理论家或思想家的思想、信仰和行为一定会在他的著作、作品和讲话里,表现出鲜明的价值性,他们持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决定了他们创造什么样的作品、研究成果以及这些作品成果的水平与高度。党史文化研究的价值和功能在于传递历史,认识社会和党本身,培育民族精神,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从而推进社会整体的进步。所以,基本价值问题,决定了衡量党史文化研究成就的最重要价值标准,是服务国家和人民的成效、能力。

     党史文化研究的科学性着重提出了“是什么”的问题,这个“是”即党史研究的规律性及其产品的客观真实性,准确完整地表现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和精神世界。党史文化研究是一种关于历史发展真理、科学知识和文化财富的社会生产活动,也是具有内在规律的科学实践过程。党史文化研究如何对待党史,能不能研究概括总结出人民群众的愿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要求,尊重和反映时代生活、时代精神,能不能对党史给予正确的解答,能不能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坚定信念,帮助人民群众投入社会主义事业中去,推动社会发展,能不能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4]的神圣职责,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党史文化研究提出把党史和文化结合起来,既不是单方面地强调党史研究的科学性问题,也不是脱离或减少价值性的文化性、艺术性研究,而是进一步准确把握住了党史文化研究的价值性和科学性问题,有助于生产创造出新的研究成果和精神文化财富。恩格斯说:“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进一步的加工。”[5]党史文化把研究者的世界观和个人意识等方面包括进来,突出强调了时代要求、道路方向和对研究者的要求,提出了新的任务,开辟了党史研究更宽阔的视角和研究领域,这样的理论思考和工作安排十分必要,充分体现了党史工作者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观努力和创新精神。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当代中国社会构造一个正确的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对人类自身的提高和经济社会的进步不断发挥正面的积极作用,很好地实现了科学性和价值性的一致关系。从这样的思想成果和伟大成就中,我们得出了一条最重要、最宝贵,同时也是可靠的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进一步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包括党史文化研究的重要保证和政治基础,没有这一条根本的价值取向,不管起一个什么响亮的名字或戴上一个什么样漂亮的面具,其所谓的研究或作品都可能脱离实践、偏离正确轨道,成为各种形而上学、思想偏见和奇谈怪论的说明、注解,为各种利益集团或利益关系服务,是没有前途的。

四、党史文化的伟大引领

    在中共党史中,浩如烟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英雄人物如万花春谷、灿烂夺目,无数的英雄事迹惊天地、泣鬼神,彪炳史册。当我们阅读党史时,他们具有的深厚学识、不凡创造力、高尚的品格修养和为人民奋斗牺牲的伟大情怀,常令我们眼含泪水、心潮澎湃,虽然历史已经远去,但在不能磨灭的红色记忆中,他们仍如父兄长辈一样亲切,他们是和我们有着血肉一般紧密联系的英雄伟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成就说明,我们所在的世界因理想的光辉而更加美好,而这样伟大的理想将引导人类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明天。

   沿着这个道路前进的人,不一定会超过他们,不一定会比他们更有能力,不一定会成为像他们那样功勋显赫的人,但一定是一个热爱生命和人民,有更高理想追求,脱离了低级趣味、高尚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为时代需要,受人民爱戴的人,而时代和人民需要新的伟人英雄,一定会从这样的人中产生。

    任何社会和思想的进步都离不开前人的启示,拨开历史的尘雾和迷津,我们发现过去有那么多的曲折和磨难,可又那么可歌可泣,永远值得我们借鉴和纪念。我们的未来将更加美好,虽然前进的道路上还布满荆棘,但我们每走一步,都得到了真理,收获了希望,当历史经验被锤炼成科学的思想体系和先进的文化,用来指导人们时,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爆发出的威力是无比巨大的,给人民的鼓舞是无与伦比的。时代和人民将重新点燃信仰之火和创造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勇前进的伟大功绩和光辉历史将再次成为世界的荣耀,为人类前进指明方向。

    在这样一种美好理想的引领下,党史文化构建一种使人们通过广泛健康的党史阅读学习和研究的浓厚氛围,帮助人们深刻理解和投身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对世界、人民和真理更加热爱,形成一个善于思索、富于历史正义感、胸怀宽广、敢于担当的社会主流,而他们的道路选择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必将决定中国的面貌和前途。

(根据笔者在全国党史文化论坛论上的发言整理)

 

(注: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1] 胡锦涛2012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2] 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文献:《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4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4] 2007年李长春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30周年的贺信

[5] 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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