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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曹刘归的情隐——重读《三国·志关传羽》

范子烨

 

  从宋代开始,“三国”被人们不约而同地赋予了极高的历史地位,而在此前,特别是两晋南北朝时代,主流学者大都认为魏、蜀、吴不过是临时性的割据政权而已。如常璩的《华阳国志》、习凿齿的《汉晋春秋》,都竭力张扬晋承汉统的历史观念,他们认为,汉代以后的历史根本就与“三国”无关;因此,即使是西晋时代的大史学家陈寿著《魏书》、《蜀书》和《吴书》,也不以“三国”为名,而所谓《三国志》者,乃出于宋代文人的再造与当时出版商的合刻。随着《三国志》这一历史文本的广泛流传,“三国人物”在宋代以后也步步升格,其中最为耀眼的人物就是铁匠出身的关羽———他既以武圣的身份与文圣孔子并驾,又以关帝的尊严超越现实的君王。笔者无意挑战和否定关帝信仰以及相关的民俗学研究,但无论历史如何演绎,对历史人物的还原性认知于学术研究总是至关重要的。这里,我仅就关羽辞曹归刘的历史个案略陈管见。
    对关羽辞曹归刘的记载,主要见于《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第四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39-942页)。据此传可知,(一)关羽辞曹归刘一事发生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被俘之后;(二)辞曹归刘的原因是关羽同刘备“恩若兄弟”,“誓以共死,不可背之”;(三)曹操对关羽礼遇甚厚,关羽解白马之围,意在报恩;(四)曹操知其必去,嘉其高义,对此,裴松之注(以下简称为“裴注”)说:“臣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由此,关羽的节义与“曹公之休美“构成了在宋代以后广泛传扬的历史佳话。但是,《三国志·关羽传》裴注所引《蜀记》却有这样的记载:
    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
    《蜀记》出自东晋著作郎王隐的手笔,《隋书·经籍志》有“晋著作郎《王隐集》十卷”,故《蜀记》当为严谨的国别史著作。但“布使“两句话的表述非常含混,令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如果说这纯属不可信据的“小道消息”的话,那么,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六《先主志》却印证了它的真实性:
    五年,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妻子及关羽见获。……公壮羽勇锐,拜偏将军。初,羽随先主从公围吕布于濮阳,时秦宜禄为布求救于张杨。羽启公:“妻无子,下城,乞纳宜禄妻。”公许之。及至城门,复白。公疑其有色,自纳之。后先主与公猎,羽欲于猎中杀公。先主为天下惜,不听。故羽常怀惧。公察其神不安,使将军张辽以情问之。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当立效以报曹公。”公闻而义之。是岁,绍征官渡,遣枭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公救延,使辽、羽为先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中,斩其首还,绍将莫敌,遂解延围。公即表封羽汉寿亭侯,重加赏赐。尽封其物,拜书告辞而归先主。左右欲追之。公曰:“彼各有主。”
    显然,《华阳国志》比《蜀记》的记载更为清晰,更有逻辑性。综合这两种文献的记载可知,(一)当初,即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关羽和刘备曾经跟从曹操在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市)围困吕布,吕布手下的将军秦宜禄为吕布向张杨求援;(二)知道吕布和秦宜禄已经成为瓮中之鳖,关羽因自己的妻子没生儿子,便向曹操请求在攻陷濮阳城后纳秦宜禄之妻为己妻;(三)曹操已经答应了关羽的请求,在到达濮阳城门时,关羽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请求;(四)由此引起了曹操对秦宜禄之妻的特别关注,先派人前往迎看,发现其美色后即据为己有;(五)职此之故,关羽和曹操产生矛盾,关羽“心不自安“;(六)由此关羽对曹操产生憎恶、仇恨的心理,在刘备与曹操一同射猎时,关羽想借机暗杀他,但刘备顾全大局,阻止了他的行动,由于担心事情泄露,关羽在曹操身边常常感到心神不宁。《三国志·关羽传》裴注又引王隐《蜀记》云:
    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飖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备曰:“是时亦为国家惜之耳;若天道辅正,安知此不为福邪!”
    可见常氏的记载确实是有依据的。其实,关羽梦想得到的女人是秦宜禄的前妻杜氏。《三国志》卷三《明帝纪》青龙元年裴注引《献帝传》:
    朗父名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围,关羽屡请于太祖,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宜禄归降,以为铚长。及刘备走小沛,张飞随之,过谓宜禄曰:“人取汝妻,而为之长,乃蚩蚩若是邪!随我去乎?“宜禄从之数里,悔欲还,飞杀之。朗随母氏畜于公宫,太祖甚爱之,每坐席,谓宾客曰:“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
    秦宜禄用前妻保住了性命并换得官职,张飞对他极端蔑视并将他杀掉,看来秦、曹之间可能有交易,张飞对曹操亦当十分憎恶,但是,如果他的“关二哥”在“夺妻之战”中获胜,不知他是否还会取宜禄的小命?真是可悲可怜可叹。无论如何,在关、曹之间,由女色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心理危机,由此随时可能演化为生存危机,关羽曾对曹操动过杀心,便足以说明这一点。在这种心理背景之下,关、曹是不可能长期和谐相处的。因此,无论曹操在表面上如何礼贤下士,关羽也注定是要走的。所以,在为曹操解了白马之围后,他便借着台阶溜之大吉了。既然在曹营心里不舒服,就不如回到“大哥”身边混饭吃。令人欣慰的是,杜氏在嫁给曹操后,生活似乎很美满。据《三国志》卷九《诸夏侯曹传》裴注引《魏略》的记载,“太祖为司空时”,“秦宜禄儿阿苏亦随母在公家”,“见宠如公子”,这个阿苏就是后来步步高升享尽荣华富贵的一代庸才秦朗。他的母亲杜夫人为曹操生了两个儿子,这就是沛穆王曹林和中山恭王曹衮。嵇康之妻就是曹林的孙女长乐亭主。《三国志》卷二十《王粲传》裴注引《嵇世谱》:“嵇康妻,林子之女也。”如此看来,关羽在选择女性方面还真是有眼光,我们是否应该为他的失意感到遗憾?然而,他的失意是“欲场失意”,而不是“情场失意”。凡人皆有情欲,但情不是欲。元好问《雁丘词》曰:“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以生死相许者乃是人间的至情,关铁匠与这种至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清代著名文学家和学者王士祯在《居易录》卷十五中曾发出过一连串的疑问,其中就包含着对“关羽求他人之妻”事件的审视:
    史传记载有可疑者,如《三国志·关侯传》注:曹操围吕布于下邳,侯启操,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操许之。临破,又屡启于操。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侯心不自安。又姚宽《西溪丛语》云:“范文正仲淹守鄱阳,喜一乐籍。未几,召还到京,以绵胭脂寄其人,题云:‘江南有美人,别后长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至今墨迹在鄱阳士大夫家。”以二公风节行义殊不类,何耶?
    在他看来,关羽和范仲淹的爱美之心与求美表达与其平生的“风节行义”是极不吻合的,所以,这类“史传记载”是非常“可疑”的,但既然“可疑”,王渔阳为何还要如此饶舌?显然,他意在唤起人们对“二公隐情”的特别关注。其实,明人徐应秋的感叹或许更为中肯:
    项王喑哑叱咤,当时粗豪男子,而眷恋虞姬,临亡不舍。苏子卿吞毡啮雪,视死如归,而娶胡妇生子。关忠义忠肝义胆,可对天日,而启曹公求秦宜禄妻,曹又疑而自取之。赵阅道为铁面御史,乃悦一营妓,令老兵召之。范文正守鄱阳,属意小妓,既去,乃以诗寄魏介而取之。……情欲之于人甚矣哉!(《玉芝堂谈荟》卷七“情欲难割“条)
    徐氏历数历史上的豪杰之士,从叱咤风云的楚王项羽,到牧羊北海的汉使苏武,从忠肝义胆的关云长,到宋仁宗时代的铁面御史赵阅道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结果发现他们都未能超越情欲的藩篱。老曹本是好色之徒,纵欲之辈,但有诗人气质和政治地位,所以广纳妻妾也还算过得去,但关羽借助老曹的军事胜利,喋喋不休地请求,试图得到一位败军之将的前任老婆,则未免气格卑下,令人恶心,不如老曹远矣,这与《三国演义》中那抑强扶弱、义薄云天的汉寿亭侯形象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或许,张飞应该对“二哥“痛下针砭———用手中的丈八蛇矛猛戳他几下才是。
    这就是关羽辞曹归刘的隐情。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良有以也。

 

原载:《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12月11日 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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