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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下河文学流派能否进入中国文学史?

舒晋瑜

编者按

占据了江苏文学半壁江山的里下河文学作家群,近日引起文学评论界的重视。作为中国文坛的一个典型性现象,里下河作家群能否作为文学流派进入文学史,既是学者们聚首探讨的主要话题,但强调“地方性”对于文学空间的整体建构价值,更是探讨的实质。因为碎片化的时代,文学需要通过一种“地方”认知来重新获得其动力,这是我们讨论试图通过“里下河文学”,切入当代中国文学并发生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

提要

2010年,一位北京的朋友来兴化,兴化的文化官给她讲起了兴化的文学创作,她很好奇,问我:“兴化怎么出了那么多作家呢?”她问这话的时候大约是晚上的九点钟。我说:“很简单,此时此刻,最起码有两百个兴化人趴在桌子上写作。”朋友很吃惊。但是,当天晚上我就受到了文化官员的批评:“两百个?你不了解情况,还瞎说———两千个都不止!”———毕飞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

说起行,我的故乡顶有特色了。我们的“行”其实就是行船。我的故乡兴化在江苏的中部,所谓里下河地区。它的西边是著名的大运河。因为海拔只有负1米的缘故,一旦大运河一决堤,我的故乡在一夜之间就成了汪洋。这样的事曾多次发生过。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严重影响了兴化人的文化基因,兴化人不太相信这个世界,兴化人更相信的东西是他自己。兴化人对教育有一种恋爱般的情感,柔软、绵长、坚毅,这一点和犹太人很像———只有装在脑袋里的财富才是真正的财富,凯撒、强盗和洪水都带不走它。

毕飞宇的新长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兴化”像一块顽固的胎记隐在字里行间。这是他写作30年来第一次在作品中浓墨重彩地描写故乡。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作家的成长轨迹,更可探析里下河文脉何以如此源远流长。他的文学成就不是偶然的,而是里下河发达的水网中最为丰沛的一支。还有诸多的“支流”,如今被汇集在一起,被概括为“里下河文学流派”。仔细梳理,这面旗帜由汪曾祺树立,旗下聚集了耳熟能详的众多作家:毕飞宇、鲁敏、朱辉、王大进、刘仁前、庞余亮……

我们看到的情形是:1949年以后,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流派是“荷花淀派”和“山药蛋派”,此外鲜有流派叫响。20世纪80年代文坛地方军的频频提及,逐渐代替流派之说,诸如“陕军”“湘军”以及“宁夏三棵树”“广西三剑客”等命名,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地方作家群的集体创作风貌。以江苏作家的实力,足以形成生动鲜活而丰厚浩荡“苏军”。但是,实际上既未以“地方军”的概念冲击文坛,作为流派的推出也显得有些姗姗来迟。那么,这个时候提出“里下河文学流派”有何意义?这一流派能否进入文学史?关于“里下河文学流派”可能性的探讨近日在江苏泰州悄然展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就“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梳理和定位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里下河文学流派”形成始自汪曾祺

对“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界定,主要以汪曾祺《大淖记事》获得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为发端,此后在里下河地区逐渐形成的一批题材、风格、审美属性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的文学流派。在里下河文学流派中,既有汪曾祺、毕飞宇等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著名作家,也有费振钟、王干、汪政、吴义勤、何平等国内一流的优秀评论家方阵,这种独特的文学流派现象,在国内文学界并不多见。如果说,在80年代汪曾祺复出之前,当代里下河作家群只是零星而不成气候的,到了80年代初,汪曾祺的引领,使得里下河作家真正集群,并进入孕育期。90年代以来,毕飞宇的创作成就对里下河作家群的成长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同时,许多本土作家执着地书写故乡,不断提供新鲜的地方文学经验,使得走出去的作家们能够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中返视故乡,深情演绎故乡。在里下河本土生活的作家与走出里下河的作家,这两股合力里外呼应,形成内外交互的良性循环,共同铸就了里下河文学创作的高峰。近10年间,里下河地区出版文艺类图书达400多本。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仅兴化市单长篇小说就出版了12部。

“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形成与当年所谓“陕军东征”不同。评论家费振钟认为,“里下河文学”有自己的历史,是一种依托于地缘地理区域形成的文学群体的命名。仅以叙事文学而论,在“里下河”区域产生了中国最重要的叙事作品《水浒传》,对里下河文学的描述,如果回到历史流向中,就可以看到他具有形成文学群体的可能性,也具有形成文学流派的可能性。但这需要有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就是1980年代汪曾祺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现身。“汪风”式写作,不仅是汪曾祺的个人特点,而集中和凸显了里下河文学的审美性质,成为“里下河文学”书写的范式。由此里下河文学有了一个当代性标志。江苏作家实力很

强,作为文学流派形成,在陆文夫、高晓声和方之时代,曾经有一种可能,但是“探求者文学”毕竟只是从一批有相似文学政治倾向的作家那里概括出来的,作为流派形成还缺少足够支撑的因素,而今天江苏推出“里下河文学流派”,应该说条件更成熟。

“正在进行时”的里下河文学流派

文学流派的形成,无疑有助于一个地区文化力的提升。评论家汪政进一步阐释说,文学流派有大有小,持续的时间有长有短,总结其形成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是流派的文学行为发生之前,带有某种目的性,由志同道合的文人亮出文学主张,依托刊物、报纸等平台打出文学旗号,五四时期这样的情况比较多;二是在流派的文学行为发生当中,一批文学取向具有一致性,且生活地域相近的作家,把自己前一时期的文学主张归纳提升,举出流派的旗帜引导创作,并不断聚集扩大;三是流派的追认,某一个地区或时代,在创作上表现出同一审美属性或倾向,虽然没有自觉地提出文学主张,也没有刊物,但是却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家,也可以视为一种文学流派的存在方式。比如宋代“豫章三洪”撑起的江西诗派就属于追认。“很多专家执着于第一种文学流派的形成方式,但它并不是流派唯一存在的方式。从文学的多样性来讲,里下河文学无论作为流派,还是作为作家群,作为创作整体现象,其文学意义与文学史价值同样重要。”汪政说,里下河作家不管激烈或柔和,对生活哲学的坚守,长期浸润在民族叙事的传统中,具有很多审美属性。

首先是“水”、“土”交融的文化品格。汪曾祺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里下河作家在小说中写了大量的水乡特色元素,比如刘仁前的《香河》更是用优美的笔触,细腻描述了清灵的里下河之水,水的荡漾使他的小说中弥漫着泱泱水气。另一方面,里下河作家眷恋这片生我养我的热土,同时也抒写这片大地的苦难,以及面对苦难的韧性与刚强。毕飞宇《平原》的背景是壮丽而辉煌的苏北大地,它以一种带有冲击力的美震撼读者。

其次是“南”、“北”交汇的文化形态。评论家何平指出,里下河地域处在江苏南北两个极点之间,属于江苏文学暧昧不明的区域,从这里出发的作家具有亦南亦北,亦阴柔亦坚硬的特质。在这种地域文化形态的影响下,汪曾祺的小说在风格上不注重故事情节,朴素而和谐。毕飞宇写玉秀情窦初开的一段文字犹如一首抒情诗,刘仁前笔下的“香河村”,“春来杨柳泛绿,浓荫覆盖,如烟似雾,整个村子全笼在绿荫里,成了绿色的世界”。可以说,里下河作家擅长用诗般的语言叙事。

汪政提出,里下河地区历来城市文化和农耕文化较为发达,这对里下河文学创作的影响体现为雅俗共生的本土生活哲学。不仅是里下河文学流派外在的文本,诸如对地域风貌、风情的描绘等,也表现在那隐藏于作品中独特的生活哲学底蕴:一方面表现为崇文尚雅,另一方面表现为质朴的平民精神。毕飞宇将“写作如居家过日子”自定为小说创作的美学标准。庞余亮、刘仁前描写熟悉的乡邻乡亲,熟悉的乡土风物,作品呈现出自然、鲜活的本态。另外,曲艺(评话、弹词、清曲、道情等)、戏剧(扬剧、淮剧、木偶戏等地方戏)在里下河地区的流行,使里下河文学创作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叙事艺术。特别是评话艺术,因扎根平民听众群,拥有坚实的平民基础和顽强的生命力,这种地方曲艺和戏剧的兴盛,使得里下河文学流派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民族叙事艺术。

换一种解读方式,可能会打开新的思路和空间。《中华文学选刊》特聘编审邵明波也认为,里下河文学流派是一种成长中的流派。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当进一步解读和推广里下河文学,这种解读和推广,不仅仅是向内考察其审美属性、向下追溯其文化渊源,而更应该向外、向上,向外就是走出

去,放到更广阔的空间去考察,向上就是放到更高的层面去研究,比方上升到思想性乃至哲学性的高度去研究。

里下河文学流派提出是否影响文学版图?

很多时候,作为地域性作家的群体出现,是评论命名的方便,也会有助于尚未成名的作家走向文坛。然而被纳入“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家和评论家,很多已经功成名就,形成比较成熟的风格。在这种情况下,“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命名有何意义?

费振钟解释说,地域性作家的命名,更多是缘自作家的作品具有文学共通性,其价值追求、叙事特质、语言风格等具有同构性。如当年的荷花淀派、山药蛋派,虽然是由理论家命名的,也不一定得到作者承认,但这样的命名是建立在同构性上。里下河文学流派同样如此。不过将这个区域范围内的作家们纳入进去,并非为了说明这些作家的个人风格具有什么意义,而是希望在“地方性”重构中整合文学的意义。探讨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可能性,不是建立文坛地方军。在今天的语境中,我们对“地方”文学的认知,是要通过“地方”一词的解读,重新获得文学在今天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地方”作家和他们的写作,发现文学是否还具备足够的内发力,是否还具备确定性的价值和理想,如果具备,那么这样一个流派,它能提供多少。里下河文学流派如果依这样要求建构起来,当然会对这个群体中的作家产生积极的影响。

“如果说地域文化或区域文学,里下河文学肯定成立。”南京大学教授丁帆说,写地域文学史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作家籍贯不在这里,只在里下河工作;作家籍贯在里下河,但不在这里写作。里下河文学流派更多地还要依靠本土作家通过聚会的方式,形成同一审美取向。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有点担心提出里下河文学流派,会影响已有的文学版图。“当代文学的表述,好象不接纳流派,充其量承认作家群,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郜元宝说,“派”的问题是有中国传统文学的,强调相对封闭和独立性。而当代文学是全国一盘棋,允许作家保留地方色彩,不允许作家有相对封闭性、独立性,这是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很大区别。所以,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地方上独有的创作个性和文化个性,同时也要看到整体文化框架中的共性,这样的探讨比打出某一个旗号更有意义。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尧表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提出,并没有重新分割我国文学版图。因为一大批作家云集在里下河,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提出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个概念,更重要的思考里下河区域文化是如何影响一大批作家的写作以及当地文化的发展。梳理这一文学史脉络,将为重新解释一些作家的作品提供崭新的角度和方法。同时,他也认为,作为里下河水乡的门户,泰州高高擎起这面文学大旗,反映了泰州文化人的高度自觉,其意义不可低估。

“较之里下河文学流派而言,我更愿意称之为里下河式的文学书写。里下河与其说是一个地理概念,无如说是一个带有人文意蕴的文化地理概念。”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何向阳提出“里下河式的文学书写”的文学特征与美学意味,文学特征大约集中于三个方面,一,自觉求是的人文地理意识。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和《受戒》都是一开篇就写地理,像汪曾祺这样不断在作品中强化地理意识的作家并不很多。毕飞宇的小说中,无论是《哺乳期的女人》还是《地球上的王家庄》,前者是一开始写地理,后者则是将一个小地理放在一个更大的地理中去写,这样的例子有不少,足见里下河的地理对于这些作家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浸润着这方水土的作家自觉人文考察的文学起点。这种讲究来源的写法,何向阳认为是深受里下河自古以来的文化影响的,这种文化,包括日常生活方面的,更包括比如二王、比如刘熙载等人文文化的

影响。第二个方面,是自然呈现的汉语古典情结。他们的文字中都有一种文人气质,但是这种人文气质不是刻意为之,是自然流露。比如无论汪曾祺还是毕飞宇、刘仁前,他们的书写没有欧式的长句,只要一写到家乡,就是短句,这些短句,看似平白,实则有着古意。第三,是自在表达的人性命运关怀。他们的书写中所表达的对于人的关心与关怀,是体察式的关怀,呈现出与北方叙事不同的特征。

作为微观文学史的建构

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里下河区域的文学创作具有典型的文学史意义。这种典型性,不仅体现在不同文学类别的发展都十分均匀,而且表现在不同代际的作家群体都有不俗的实绩。可以说,里下河区域的作家和评论家们,都以自身特有的方式,直接参与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换言之,里下河区域的文学发展轨迹,其实是一部微观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洪治纲认为,一部好的文学史,并不仅仅表现在它对文学发展脉络的准确梳理,对作家作品的科学定位,对文学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有效总结,还应该着力于探讨并发现文学创作的内部关系,重新激活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学个案,以鲜活的、具体的、被日常经验遮蔽的事实,凸现文学演进的各种形态。文学史不只是一种计算学意义上的统计和归纳,它还应该是一段时间内的文学发展内在规律的探讨,是由丰富的个案信息和具象化的现场组成的某种演进轨迹。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将里下河区域中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作为一个考察目标,并依据微观文学史的建构思路,认真梳理这一区域文学的发展轨迹,或许会打开更多、更丰富的文学发展的内在肌理。洪治纲认为,无论是在小说、诗歌、散文,还是戏剧、文学评论与理论,里下河区域的文学,都在不同程度上紧密地嵌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其中的一些个案,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某种标志性符号,具有丰富的表征性意义。

譬如,汪曾祺、毕飞宇、曹文轩的小说创作,夏坚勇、费振钟等人的散文创作,唐晓渡、小海等人的诗歌创作,高行健的戏剧创作,丁帆、黄毓璜、王干、费振钟、汪政、吴义勤等人的文学研究与评论,都是微观文学史意义上极为重要的个案,从中可以展示诸多令人深思的文学特性。

洪治纲说,用微观文学史观,来考察和认知里下河区域的文学发展特质,可以避免简单地从流派角度来整合这一地区的文学的局限性。从个案特质上看,里下河地区的众多作家和诗人,同样也具有丰富的文学史表征意义。这里,既有成长于斯、写作于斯的作家和诗人,又有成长于斯、迁徙他地的作家和诗人,还有虽成长他地,却在此长期生活的作家。如果依照微观史学的相关理论,我们不仅从一些个案梳理中,展示当代文学发展的某些重要形态,而且可以从作家的成长、审美风格的形成以及艺术思维的特质中,建构出一种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微观文学史。无论是文学门类、审美风格,还是作家个案,以里下河地域的区域文学作为一个当代文学史的载体,进行微观史意义的建构,在方法论上还有诸多可以开拓的空间。

费振钟表示,文学史家怎么评定文学流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需有这样一种“里下河文学”,至于“地方化特征”如果专指过去所谓的地方特色或乡土风格,那不重要,如果强调一种“地方性”对于文学空间的整体建构价值,那么在今天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在破碎化、私人化和虚拟化的时代,文学需要通过一种“地方”认知,需要通过地方认同,通过一种内合力,获得整体性确认,这就是我们讨论试图通过“里下河文学”切入中国文坛并发生影响的途径之一。虽然还有其他方式,但费振钟认为,以对“地方”文学的重新发现,施加于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这是一个最切实的途径,也是最有效的途径。

原载:《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10月16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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