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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掉入尘世的念珠---看冯梦龙写《梁武帝累修成佛》

杨槐

      念珠是功德、佛性、慈悲、善良、吉祥、圆满、佛心的表征,是信徒在念佛时为了摄心一念而拔动计数的工具。念珠戴在身上或者拿在手中,表示圆满无碍的智慧和功德。

    《梁武帝累积成佛》讲得是6世纪南梁的故事,成书于17世纪前叶,如果把中国的佛教故事比喻成一长串佛珠的话,《梁武帝累积成佛》就是这串长长佛珠上的一个充满佛光宝气的念珠。这颗念珠,落入人心如狂奔野马,杂念纷飞,酒池肉林、恣行无忌的尘世中,映照了晚明商品经济发展的状况和目迷五色的社会影像。人们虽然手掐念珠,但没有遏制住所谓珠围翠绕、寻欢买笑的妄念,尽管随时诵念佛经,但被奉为“拴马索”佛珠没有增加定力,使人身心专注,一切放下,佛教法力终不能挽救不古的世风,也不能改变朝代更替的命运,南梁政权如此,崇佛堪比梁武帝的明朝政权也是如此。公元1644年,即明崇祯十七年,是明朝历史上号恸悲催的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这一年这样发生如此频繁的王朝更替。年初,闯王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城,崇祯皇帝被迫在煤山自缢而亡,随后,满清军队进入中原,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被杀,明朝诸大臣或慷慨赴死或屈膝投降,统治中国社会长达二百八十余年的明王朝从此灭亡。

    冯梦龙在明朝灭亡前编写一千年前的梁武帝的故事,讲述了南梁政权煊赫一时和烟雨飘零,虽然充满了宗教宿命色彩,可似乎隐约地评比了梁武帝和明武宗,虽然他始终怀有“治隆唐宋”、“远迈汉唐”的抱负,以抗清兴明为己任,但他有意无意地写出了王朝轮回的必然和大厦将倾的悲剧,是晚明的社会巨变和国家命运多舛的复合映照。

一、一部浮华时尚的画卷

    在明中后期愈来愈发达的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 宋明理学显示出衰落的必然性。“好货好色”、人人争先,成为从上至下的一时风气,“农事之获, 利倍而劳最, 愚懦之民为之; 百工之获, 利一而劳多, 雕朽之民为之; 商贾之获, 利三而劳轻, 心计之民为之; 贩盐之获, 利五而无劳, 豪猾之民为之”。新的经济理论应运而生, 商人和商业都得到了肯定。以商人为代表的市民集团日益变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伴之而来的是挥霍与浪费。

    晚明文人普遍在念佛参禅的同时纵情声色,征歌买舞。以往朝代士人的飘飘凌云之态, 矫然鹤立之姿,正襟危坐之仪在晚明已荡然无存, 代之以穷欢极乐、倚红偎绿的腻情生活。文人虽“性本爱丘山”,歆羡“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之境,但更喜醉卧歌舞之场,流连粉艳之地。发达的江南商品经济浪潮将晚明文人居士习佛所奉行的理念与禅宗“自心是佛”理论紧密结合。“以欲止欲,如以楔出楔,将声止声”[①],《佛说维摩诘经》中维摩诘“虽为白衣,有妻子妇,自随所乐,常修梵行”,仍可以成佛了道,得大智慧。佛经中有此理论与实例,居士文人因而就有了“淫房酒肆,遍历道场;鼓乐音声,皆谈般若”的论调和放纵行为了。打开《三言》诸篇,这样的浮华生活跃然纸上。

二、推广禅净合一的通俗读本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 走的是一条中国化的道路。唐代兴起的禅宗, 具有文人化特色。而在民间,由于老百姓普遍缺乏文化教育, 佛教信仰只是表现为烧香拜佛、吃斋念经的粗陋形式。因此,禅净合一似乎是必然的趋势,禅净的融合是有深刻的内在与外在原因的。唐代一大批佛学大师将中国佛教义学推向了高峰,使得本已潜伏脱离群众之危机的儒道两家黯然失色。佛学理论的精致即使是上根利智之人也难得有时间、有天赋去悟解,遑论中下根的广大民众了,因此,直指人心的禅宗和称名念佛的净土宗才在后来得以迅速传播。当禅宗因与中国士大夫文化投缘,在雅文化层次上独占一席之地时,净土宗也发挥了自宗的优势,在俗文化层次上,成了佛教的一大代表。一般认为,净土宗重视信仰而缺乏哲理。实际上,净土教并不全然废理,而是主张真俗兼举,理事并重,这对深蕴教理的佛教来说,净土法门与佛教各宗教理非但不相违背,而且是理论与实践上的有力补充。

    冯梦龙编纂《梁武帝累修成佛》, 将念佛求生净土与现世利益加以调和,把社会大众阶层的口味爱好与佛教讨论的理论问题结合起来,演释成通俗故事,为社会大众阶层所易懂,受到禅净两宗的肯定。

三、反映文人士大夫居士化[②]的倾向

    明中叶以后, 儒释之间的交往密切,许多士大夫喜欢谈佛。禅宗在士大夫中间广为流行, 在家居士研究佛教成为一时风尚。李贽为当时思想界的领袖人物, 也喜好禅宗, 后来干脆落发当了和尚。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向李贽学禅, 宣称讲禅除李贽外天下无敌, 并且也好净土宗, “袁氏一门, 心向净土”,“缙绅趋之若鹜”,“南北法席之盛, 近代未有”,文人好佛风气可想而知。

    晚明僧侣们或以静坐参禅接引学者,或以西方净土化诱士人,形成了晚明居士化的狂飙。清代彭绍升《居士传》所录晚明居士人数,正传达67 人,这与万历以前仅4 人的收录形成鲜明对比。而晚明居士实际人数,远不止此。晚明四大高僧[③]的作用不可小觑,他们与文人频繁切磋,疏导接引,广泛吸引文人士大夫,致使居士佛教甚嚣尘上。

    文人结禅社、注疏佛典、刊刻佛经成为居士化的主流。为满足社会各阶层对佛教经籍阅读的需求,历经129 年的刻经事业,居士无疑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撰文倡导世人积极参与文化事业、捐资刊刻,均可见居士们不遗余力的身影。在紫柏真可门下,聚集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居士群体,如陶望龄、陆光祖、焦竑、袁宏道、冯梦祯,以及汤显祖、董其昌、瞿汝稷、王肯堂等。

    晚明文人居士群体中,常有因个人念佛而影响全家甚或宗族习佛参禅的情况。据统计,仅《居士传》所载晚明此类情况就有16 例。晚明文人居士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平静心态敦促家人参禅习净,取代了以往家庭的天伦之乐。家族念佛成风,袁宏道家族堪称突出代表,其母龚氏日诵《金刚经》,曾有一蜘蛛自梁下绕经行数匝,龚氏为之诵经,待“化去”后又“为龛葬之,建小塔”。文人士大夫居士化,特别是李贽和袁宏道等人对冯梦龙的编创《梁武帝累修成佛》显然产生了影响。

四、以万善同归提振人心

    说起对佛教的迷恋,在明代诸帝中,以武宗为甚,他亲自习学藏传佛教,建寺禁中,身着僧衣,与藏僧诵经演法,甚至自封为大庆法王。正德五年,武宗在西华门内豹房创立“护国禅寺”,“延住番僧,日与亲处”,“群聚诵经,日与之狎昵”。武宗“上诵习番经,崇尚其教,常被服如番僧,演法内厂”。时宫人“有愿祝发为尼者”,武宗“作剃度师,亲为说法,置番经厂中”[④]。明武宗如此崇奉藏传佛教,在中国帝王中,可与一千年前的梁武帝比肩。

    武宗处事刚毅果断,弹指挥间诛刘瑾,平安化王,宁王之乱,应州大败小王子,精通佛学,会梵文,还能礼贤下士,亲自到大臣家中探望病情,甚至痴情于妓,追求自由平等,个性强烈,为人却又十分平和,浑不似一代帝王。其实,明自英宗朝以来,国势渐弱,而武宗朝却完全称得上重拾信心和威望的时代。

    《梁武帝累修成佛》全书自头至尾弥漫着宗教迷信的浓厚气息,闪现着明武宗崇佛的痕迹。故事讲述了一只蚯蚓听经三载得人身,两次转生到皇胄之家,最后成就了南朝繁盛佛教的故事。正如《梁武帝累修成佛》中所述,萧衍本人归佛后,“发宏誓心,受菩萨戒[⑤]”。他最突出的奉佛行为之一是多次舍身为寺奴,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是朝廷花了大量的钱财才把他赎出来。萧衍对佛经很有研究,认为儒、道二教同源于佛教,老子、孔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三教可以会通,都是教化人为善的。《梁武帝累修成佛》以赞扬的笔调刻画了历史上舍身同时又有治理成就的梁武帝,实际上也是对崇佛的明朝,特别是对明武宗的肯定和推崇。纵观明代十六帝,只有武宗一人是真正以嫡长子的身份登临皇位的,就宗法社会的明代而言,可以说武宗从一出生就注定要做皇帝,这和梁武帝从蚯蚓数次转生登上皇位,是受命于天的宿命论异曲同工。

    精通历史、关心时局的冯梦龙借世间关于梁武帝的传说和佛教教义来赞颂明代的崇佛,阐释禅净合一、万善同归,以提振明末颓唐的社会风气,可见其编纂《梁武帝累修成佛》的用心。

五、手捻佛珠痛批“理学”

    冯梦龙《广笑府序》中有一段话: “我笑那李老聃五千言的《道德》, 我笑那释迦佛五千卷的文字, 干惹得那些道士们去打云锣, 和尚们去打木鱼, 弄儿穷活计; 那曾有什么青牛的道理, 白象的滋味?怪的又惹出那达磨老臊胡来, 把这些干屎橛的渣儿嚼了又嚼, 洗了又洗。又笑那孔子的老头儿, 你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 也平白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死。”好像他直截了当地从正面否定了道、释、儒三教, 揭露它们的宗旨是愚弄人, 毒害人, 抑制人, 摧残人, 把活人弄成死人。他将禅宗祖师达磨称作“老臊胡”,把佛家经典称为“干屎橛”,对佛教的态度似乎十分严厉。李贽的“童心说”是冯梦龙“情教说”的基础, 冯梦龙受他的影响最多, 李贽的狂禅乃至落发, 给冯梦龙一定的影响。“童心说”与“情教说”反对的目标主要都是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强调“存天理, 灭人欲”,完全扼杀人的自然属性。冯梦龙以情反理的倾向,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方面, 就是表现人的自然要求的作品大量出现, 尤其在情爱方面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大胆和暴露,有的甚至专力描写性爱。市民阶层封建道德的褪色, 表现出更多的满足人的自然欲望的追求,这可以说是对扼杀人欲的宋明理学的一个否定。

    冯梦龙虽然举起情教旗帜,但仍手捻佛珠、振振高诵阿弥陀佛,因此,他没有向佛教挑战的想法,他笔下作品不过是对宗教禁欲主义樊篱的冲击和自然的突破。时代使冯梦龙无法超越文人士大夫的认识水平,虽然时代激变和叛逆性格促使他向前走,但所有支撑他的思想又代替不了根深蒂固的儒佛思想,这又迫使他向后退。因此, 他在改写前人作品时往往落入因果报应的封建迷信的圈子中,这是他市俗文学创作的一个鲜明特点。

    从《梁武帝累修成佛》这颗念珠上看到的虽然是一千年前梁武帝的故事,但念珠的伴色却曲折地反映了明朝当时政治、经济、思想及文化传统、文人风尚、特点。而冯梦龙以通俗文学之笔嵌入时代和社会状况堪称才略深茂、笔力独扛,在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和传播方面,使《三言》故事家至户晓,确实高人一筹,堪为槃槃大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①] 《宗镜录》

[②] 这里所论述的“居士”,指具有佛教信仰、佛教思想和参与各类修行、护法活动的有确切文献记载的群体。

[③] (晚明“四大高僧”分别是云栖袾宏(1535—1615),紫柏真可(1543--1603)、憨山德清(1546—1623)以及藕益智旭(1599—1655)

[④] 《明武宗实录》

[⑤] 《慧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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