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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诗教观及其批评范式

余和生
内容提要 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文学批评观念,主要见诸于《论语》中,更多的体现为对《诗三百》的评价;而尤以思无邪、兴观群怨、文质并重、学以致道等为要;既体现了孔子的文学批评主张,也极大的影响了中国儒家以诗教化的文学观念;中国文学在历史上总体走着一条“诗教”之道,归根结底是受孔子文学批评观念的影响。
关键词 孔子;以诗教化;文学批评

孔子(551--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孔子不仅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在文学领域,孔子又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第一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家,仅从他们生活的年代来看,孔子比西方文论的鼻祖柏拉图(公元前427--374)和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都要早些。据考证,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孔子的父亲名叫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60多岁告老还乡,续娶颜家第三女颜征在为妻。迎娶之时,老夫少妻祷于尼丘山而结珠胎,公元前551827日,孔子出生。父母为其取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岁时,叔梁纥病逝,母亲颜征在只好携孔子与异母兄孟皮移居曲阜阙里。鲁哀公16(479),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逝。

孔子的文艺观主要见于《论语》一书,而其关于文学批评的创见,主要是对《诗三百》的评价,他的这一用诗思想,被儒家后学概括成诗教学说。作为一种功利性的文艺观和诗教传统,孔子关于思无邪的批评标准论、兴观群怨的文学功能论、文质并重的文学文本论、学以致道的文学教化论,对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及其批评影响至深。

 

一、思无邪的批评标准论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1]P11思无邪本是《诗经鲁颂》中的一句话。思,原作语助词,后人多作思想解释;邪,不纯正。所谓无邪,是指《诗三百》符合儒家所崇尚的要求,从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审美的角度去衡量文学作品。思无邪,就是思想纯正之意。这是孔子关于文学批评标准的著名观点。孔子提出的思无邪说,一是要求创作者创作时要思无邪,创作出思想内容雅正无邪的作品;二是对欣赏者提出欣赏文艺作品时也要思无邪,对文艺作品要能接受其兴、观、群、怨的正确教育,从而确立了他的文学批评的标准。但是,历代对无邪之理解多有不同:汉儒认为,《诗三百》完全符合儒家正而不邪的标准。为此,他们给《诗经》加上了许多牵强附会甚至歪曲的解释。例如,《关雎》是表现后妃之德”[2]P4)的;说《螵有梅》是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也。”[3]P90)其实是借果实黄落起兴,惋惜青春,呼唤爱情。感叹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说《静女》是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之德。”[4]P173)到了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感到这样穿凿附会解诗,实在不能令人信服。于是提出另一种解释,认为无邪是指读诗的人。《朱子语类》曰:思无邪,乃是要使读诗人思无邪耳。”[5]P794)这种解释,尽管也认识到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效应与读者的接受有关,但显然不是孔子的本意。孔子的思无邪说,至少有三项内容:一是中和之美。孔子的思无邪,强调在情感表达上应符合中和之美。简单说就是《论语?先进篇》所说的:过犹不及,即超过了与赶不上都是不好的。诗歌不能过动,也不能过和,那么最好的状态就是中和。这一观点,开荀子美善相乐之先声。二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关雎》是《诗经周南》中的一篇,写一个男子追求一位姑娘时的欢乐和求而不得的哀伤。孔子认为,《关雎》这首诗,抒发快乐的感情,但没有过分,抒发哀怨的感情,但不致损伤。哀乐是人性之本,惟哀乐应有制,当戒其;而《关雎》诗中所表达的哀乐做到了这一点,故说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孔子提出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说法,主要是求音乐的中和之美,即儒家传统雅乐的美学特征。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来讲,则是要求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语言形式,都不要过分激烈,不要过于直露,应当做到委婉曲折,中正平和。三是尽善尽美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孔子曾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谈到《韶》乐时说,美到极点了,好到极点了;谈到《武》乐时说,美到极点了,但还不够好。《韶》:传说是舜时乐舞名。尽美:主要指其音调、节拍之形式之完美。尽善:主要指其所涵蕴的思想意义之雅正。《武》:周武王时乐舞名。孔子认为舜以禅让得国,而周武王以征伐得国,故谓《韶》,尽美尽善,而《武》尽美而未尽善。这里,孔子提出的尽善尽美之论,即是要求文艺作品能够尽美尽善,而这正是孔子文艺思想的审美特征。但到底怎么样才叫尽善尽美呢?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思无邪

 

二、兴观群怨的文学功能论

孔子对《诗》的社会作用的见解和主张,主要体现在《论语阳货》篇: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是说:年青人为什么不好好学习《诗》呢?《诗》可以激发人的志气意念,可以考见社会人心得失,可以团结他人共同提高,可以讽谏怨叹抒发不平。从近的讲可以侍奉父母,远的讲可以侍奉国君。而且还可以多认识一些草木鸟兽的名称。孔子在这里提出的兴观群怨之说,充分肯定了文学的观察社会、干预生活、修养身心、治国齐家的作用。关于,孔子的十一代孙,汉代的孔安国注为引譬连类[6]宋代的朱熹注为感发志意[7]P221)总体可理解为:诗歌用比兴的方法创造生动感人、蕴含事理的艺术形象,感染作者的情绪、激发读者的志意,使之激动兴奋从而受到影响和教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艺的教育激励作用。关于,汉末的经学大师郑玄注为观风俗之盛衰[8]朱熹注为考见得失

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文学功能观,就是说通过诗,可以了解社会风俗习尚的盛与衰和社会政治的得与失。关于,孔安国注为群居相切磋,朱熹注为和而不流。意思是说,诗可以使阅读者相互沟通、相互切磋、共同提高。孔子和弟子们通过对《硕人》、《淇奥》的研究,统一了对仁与礼的关系认识。《淇奥》是《卫风》的第一篇,赞卫武公平犬戎、辅平王东迁,九十为相,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之事。关于,孔安国注为怨刺上政;朱熹注为怨而不怒。这里,是讽谏怨叹;是讽刺批评。如果再给它规定为不怒,即是有节制的怨刺,这种怨刺,就是美刺诗可以怨开启了以文学作品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传统。西汉司马迁的发愤著书[9]P917)南朝梁刘勰的蚌病成珠[10]P503)韩愈的不平则鸣[11]P352)欧阳修的穷而后工[12]P426)李贽、金圣叹的水浒评点都是对诗可以怨的发展。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对文学的审美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以及知识学习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可以说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源头,对后来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产生过非常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三、文质并重的文学文本论

一是辞达而已子曰: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辞达说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有:其一,辞能达意。也就是言能尽意观。其二,辞达而已,就是说,文学作品能用准确的语言表达作品的内容即可,不必要做与内容无关的文饰。但是,孔子又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可以说明孔子认为一定的文饰,还是必要的。所以,孔子既强调语言的准确表达,又反对文过饰非,这与他反对巧言令色有密切的关系。这种既重视表达内容,又反对形式过度的观念,可以用孔子的文质说来加以阐明。二是文质并重。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孔子所谓的,原意是指君子人格的内在品质与外在仪表应彬彬彬彬即相互配衬相得益彰的意思,只有这样,才堪称君子。孔子提出的文质彬彬的说法,被广泛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有这么一回事:子夏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论语八佾》)孔子说:绘事后素。意思是说,绘画先要有好的质地,然后才能施以五彩。孔子以这个作比喻,来说明应先有好的,然后再加工修饰它。子夏非常敏慧,马上说:礼后乎?意思是说人首先有好的品质,然后学礼来加强自己。所以孔子称赞子夏,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种要求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文采和质朴恰当配合的创作主张,为后来的文论家们所普遍接受。三是文章博学。孔门学问被称为孔门四科,即德行、政事、言语、文学。而文学乃是文章和学术的通称,所谓文章博学是也。孔学虽然文章博学不分,但讲到时,就比较偏于文章的意义;讲到时,就比较偏于博学的意义。如诗可以兴,就是说的文章的作用;说敏而好学就是说的博学的意义。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贤者七十二人,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是道德行为方面的榜样;宰我、子贡是言语文字方面的行家;冉有、子路颇有些政事治国方略;而子游、子夏则于古典文献文学有突出表现。在孔子的弟子中,还有不少人都做出了一番成就,对于当时政治,尤其是对于孔子思想的传播乃至儒家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孔子作为具有高尚师德的一代宗师,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万世师表。[13]P57)四、学以致道的文学教化论一是学知天命。所谓学知天命,乃是孔子所尊崇的通过立学而达到的对人生、自然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可以说是孔子的人生轨迹,也可以说是孔子一生为之求索的心路历程。在孔子看来,知天命需要一系列的历程奠基,由少年时期的志于学,到青年时代的立于学,再到中年阶段的不惑于学,进而达到知天命的境界。这里,孔子把知天命作为君子、立学、知人的前提,是志于学、立于论,进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起点,由此打开的是更加美妙的人生风光。可见知天命在孔子的心目中乃是通过志学、致立而达到的一种人生境界。二是学以致道。所谓学以致道,就是孔子一贯所推崇的求学立志、问道致知而获得的对社会人间正道的掌控与运用。孔子经常告诫弟子要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自己也是入太庙,每事问(《论语乡党》)、君子学以致道(《论语子张》)等等。面对孔子的高尚道德和高深学问,颜渊曾喟然而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乎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子贡也说: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论语子张》)可见孔子求学问道、求知论道精神及其对弟子的教育与影响。三是学有所成。《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里孔子是讲人的心志道德的修养常常是起意于诗感发,实际上是说,人常在读《诗经》作品的时候,受到感发,而起意于心志道德的修养,故曰兴于诗;礼是教人恭谦辞让的,人之能立身社会而有坚定的处世原则,不为世事的利害所动摇,靠的是礼,故曰立于礼;音乐歌舞既可以劳人筋骨,教人俯仰进退之节,又可以使人受其教育,修身养性,达到人性的完善成熟,故曰成于乐。孔子有很好的音乐素养,其正乐、乐教不仅体现出他自己的独特乐感、乐论,更为重要的是,孔子既能演奏,如鼓琴、击磬、鼓瑟,又能歌咏,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14]P556)孔子之时,诗作为礼乐文化中举足轻重的文化形式,既是贵族交往活动显示修养、身份和传达信息的委婉形式,也是礼仪文化共同体内的一种言说和生存方式,小至人与人之间的赋诗应对,大至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辞令,都离不开对《诗》的随机运用。一方面,交往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学诗,不学诗则无以开口;另一方面,学《诗》也不能止于学而知之,而要学而能化、学而能用。《论语子路》篇记载: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是说:熟读《诗》三百篇,叫他去从政做官治理百姓,却不能通达行政;叫他出使四方各国,却不能恰当地赋诗应对;这样,就是诗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这是在说明赋诗言志在当时内政外交中的重要意义。《论语季氏》记载过这样一件史实: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陈亢是孔子的弟子,字子禽。伯鱼,孔子之子,名鲤字伯鱼。陈亢认为伯鱼是孔子之子,一定能听到孔子的特别教诲,故问伯鱼有没有听到孔子不同于其他弟子的教诲。伯鱼告诉他:没有!有一次,父亲一个人站在庭院里,我恭敬地快步走过中庭。(父亲)问道:学过诗吗?我回答说:没有。(父亲说)不学诗,就不懂如何讲话。我退下来就学习诗。这是说明诗的社会作用和教育作用。孔子在这里提出不学诗,无以言,一是认为,诗歌的内容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和道德品质,可以使人学会正直的交往和立足社会的能力;二是说,诗歌可以提高人的讲话的水平。先秦的赋诗言志就是在外交场合讲话水平的体现。总之,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在他的论述中表达了文学批评的观念,主要见诸于他对《诗三百》的论述,而尤以思无邪、兴观群怨、文质并重、学以致道等为要。虽然是以语录体形式记载的,但确实反应了孔子的文学批评主张。孔子重视以诗来教化,从而形成后来的教化论和载道论;孔子崇尚雅正,轻视大众通俗文艺,后来中国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往往难登大雅之堂。这些观念极大的影响了中国儒家文论的面貌。可以这么认为,中国文学在历史上总体走着一条以诗教化之道,归根结底是受孔子的文学观念的影响的。

 

    参考文献:

    [1][3][4]论语为政.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P11P90P173

    [2]毛亨.毛诗正义.见: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P4

    [5]朱熹.朱子全书(第十四册).朱子语类(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P794

[6]何晏.集解.引孔安国语.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7]朱熹.四书集注论语.海南出版社,1992

    P221

[8]何晏.集解.引郑玄注.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9]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P917

    [10]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第四十七.见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P503

    [11]韩愈.送孟东野序.见:宋晶如注译.古文观止.北京中国书店,1981    P352

    [12]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见:宋晶如注译.古文观止.北京中国书店,1981    P426

    [13]三国志魏志文帝纪.中华书局(简体字本),1999    P57

[14]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P556

 

     作者简介:余和生(1955—   ),男,江西乐平人,上饶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教学与研究。

 

 

原载:《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二期
发言者:yhssr@sohu.com??发表时间:2013/4/29 22:10:00??IP地址:202.109.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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