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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百年的悲与欢

从维熙

  
  
从文学的染色体落笔
  预卜未来的中国文学,带有巫师的色彩——如果展望明天,作家唯一可以当作参照的,是文学的昨天和文学的今天。但是说到底文学是析梦和涂梦的工作,而梦又是生活的折光,因而它又有着它的共性——人人都会做梦,没有梦的人是木偶,只是人们生活的异同,梦也随之相异罢了。对文学来说,正是这种相异的梦境,组成了色彩斑斓各自相异的画廊。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梦的产婆是生活。无论你笔下涂鸦的梦是写实的,还是空灵的;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是中国传统的,还是西洋欧化的,都是作家生活感知所决定了的,而非空穴来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写了多篇以小人物的目光看待战争的作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伯尔,战争万象使他无法用抽象手段表达,所以他的小说是具象写实的。到了他的儿子小伯尔的和平年代,便一反他老子的写实主义,而成为一个德国的抽象派画家。他来北京举办画展时,我特意去看了他的画展。能不能如此认知,生活的经历不同,导致了梦境的不同,因而使作家涂梦的方式也产生了异同?
  经历过战争烽火洗礼的作家,梦中多是铁和血的回光返照,他的笔锋无可逃避地向战争倾斜,这大概不属巫言之例。我是历经过二十年劳改生活的作者,不是我不想在笔锋下风花雪月一番,而是生活赋予我的梦境,几乎始终是一条泥泞的驿路。夜半梦醒时分,我才知道这是过去,而不是今天。说来也有些可笑,我在德国波恩莱茵河畔夜宿时,梦里竟然出现我劳改时环绕于一个劳改驿站的金钟河。我无可逃避寒梦对我的追随,即使身在异国他乡,它也叩打我的心灵门环,让我无处苟且藏身——这就是我近二十年来,一直涂梦于属于我那片冷土的成因。
  当然,除了梦境的尾随之外,也还有一种反思历史与人的内在精神的探求,支撑着我去析梦写梦。法国思想家帕斯卡的一句名言,对我有极深的启迪,他说:“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这句话的含义,可以作两方面的解释:其一,芦苇腹内空空,它的生命是十分脆弱的;其二,如果将其腹中空空充填一种精神,则可视为人的挺拔和坚韧。我想,如果把帕斯卡“精神芦苇”的内涵伸延到作家身上,它启示作家该是骨骼里富有钙质的血性动物,而不是权势的手中玩偶;不是金钱的情妇,不是笼子中的金丝雀,更不是任何仕途的功利股票。
  所以吐出以上这些梦呓,意在说明作家对文学的选择,往往不是出自于响应什么号召,甚至有时不决定于作家自身的愿望,文学的个性化的遴选,更大的程度上决定于生活的给予,并受到作家自身的内在气质的梳理和匡正。这种内在与外在的染色体相互结合,便孕生了各自相异的文学产儿。我想,这可以被视为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以此规律为尺,丈量一下中国百年文学的得与失,才能由表及里深掘出其兴衰的根本。
  
文学的世纪悲情
  中国文学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文豪。因而形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巅峰期,令后来人高山仰止。那是以鲁迅为代表、色彩纷呈的文学。我所以赞美它的成就,因为那些作品并没因历史的更迭而褪色,直到现在我们还难以超越他的高度。但与此同时,笔者不无惊异地发现,那一批二十世纪之初的文学前辈们,都把他们的文学高峰留在了前半个世纪。如郭沫若、茅盾、田汉、夏衍、曹禺、冰心、巴金、老舍、沈从文等,他们在前半个世纪,都有辉煌的作品问世,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文史曲线。令人遗憾的是,到了今天的二十一世纪之初,一些文史学家们,直至现在都没有对这个严酷的问题给予解答。从年龄上讲,1949年后,他们正步入盛年,那么多走进成熟期的作家,正是出大作品的黄金期;但是令人心悸的是,那些大师们在后半个世纪,不仅没有第二个创作的高峰期,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创作的衰落。近期,我仔细地寻找了一下大师们后半生创作的失落缘源,发现涉及的问题非常庞杂,其间文化政策的得与失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更为强大的外因,是一个接一个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夺去了大师们的良好创作心境和宝贵时间。
  茅盾、夏衍、田汉、郭沫若、曹禺都有在文场上为官的历史。他们之所以把文学的辉煌留在了前半个世纪,与文与仕的错位,耽误了他们可贵的创作时间(当然他们中间有的人或者无意进入官场,但是工作需要使他们不得以而为之)。这不是笔者的凭空臆想,而是有据之说。仅以茅盾为例,不久前读到李强先生采访茅盾的儿子和儿媳之后,在倾吐茅盾“难圆文学梦”的文章中写道:
  “茅盾在解放后,再没有小说创作……在1955年的1月6日,茅盾曾上书周恩来,请求可否不再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中的中国常委……茅盾在信中委婉地道出他担任文化部长的内心痛苦。”周恩来对茅盾的请示,没有表示同意,但是批给茅盾三个月的创作假期。文章继续写道:“三个月的创作假写什么呢,续写《锻炼》和《霜叶红于二月花》都不合适。虽然这是茅盾最熟悉的题材,但无法向人解释为何请假三个月却去续写旧作,只有去创作现实题材。因而茅盾只写出了小说大纲,就不得不回到繁忙的工作中去……茅盾于1981年逝世,他小说创作之梦,终于没有完成。”
  这一段后人对先人的追述,如果还不足以表现写出过《子夜》等大作家茅盾精神痛苦的话,那么在傅光明先生采访曹禺的文章中,便可再现作家为官的文学伤痛。他在文章中写道:
  “曹禺一直为在解放后没有写出好作品而深感痛苦而自责。在他的生命晚年,他曾说:‘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真的,我真想一死了事。”当傅光明询及他,为什么在解放后,从数量到质量,都不能与解放前相比时,曹禺的回答里有这么几句耐人寻味的话:“我解放以后写的东西少了,而且写的质量也不高……当时市委派人讲,协和医院有 ‘崇美’‘想美’‘恐美’ 思想……我到协和医院呆了半年多,那时候有个‘思想改造小组’,市委派一些人跟大知识分子聊天谈话,我也跟着去跑……写出来了,就是《明朗的天》……就像是一部车子,让人推着走,而不是主动地走。车子有汽油,有机器,自己走多快呀……”
  我想不需要更为繁琐的引证了,无论是茅盾还是曹禺以及那几位文以成仕者,到了生命后期,都有着难以言喻的痛苦反思。这是我们中国文学后半个世纪的伤痛悲情之一。
  悲情之二,则更值得我们深思了。那些并没有进入官场的大师们,他们似乎也与前者没有差别,在下半个世纪几十年间,也没有再现他们世纪初的文学辉煌。如冰心、巴金、沈从文、老舍……笔者审慎地统计了一下,在共和国建立之后,除了田汉的《关汉卿》和老舍的《茶馆》、《正红旗下》(未竟之作),留下了他们文学巅峰期的形影之外,几乎别无可寻。中国文学在五六十年代,始终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一条死胡同里穿行,“大海凭鱼跃,天空任鸟飞”成了一句空话。
  其中最令人感伤的是沈从文先生,这个写出过诗情小说《边城》的湘西才子,因为立志学文才把名字改为从文的。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他突然转向研究服饰,作为一个文学上的后来人,昔日我一直不解其谜。近读《读书》上陈徒手先生采写的《午门下的沈从文》一文,才算详知其内情。文中写道:沈从文先生从解放后,就进了历史博物馆,1949年成沈从文文学的生死线。其重要原因,是郭沫若在1949年发表的《论反动文艺》中,触及到了他。这位大才子从此陷入无言的苦闷之中。陈文中引述了沈从文当时的心情自白———那是沈先生在1951年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
  “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晨七点到晚上六点共十一个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中庸的公务员……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看看暮色四合的风景……明白我生命的完全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陈先生的文章收尾,是摘引作家汪曾祺、林斤澜去看望沈从文后的感伤之情:“临近生命终点的沈从文,常常一个人木然地看着电视,一坐就是大半天,无所思无所欲。有一次,沈从文突然对汪曾祺与林斤澜说了这么一句:‘对于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文学再生的冷热观
  当然,在这个世纪中,还有一些我们不能忘却的作家和作品。如胡适、梁实秋、郁达夫、徐志摩等等。解放区来的作家们,也带来了一股文学的清香。这里不能不提及的首先是孙犁。他从延安给我们带来了清香四溢的《荷花淀》,后来又奉献出《风云初记》、《铁木前传》,以及一批艺术造诣极深的纯情散文和评论文章。1979年之前,中国政治运动的季候风刮来刮去,不为其风声鹤唳所动并始终恪守文学规律的,可谓寥寥无几,孙犁先生却是其中一位。
  俱往矣!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真正摆脱羁绊,是从1979年开始的。五七年回归的作家,一度时间内成了中流砥柱。那时的文学坐标,只有写实主义——后续上来的知青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也是勾勒生活给予他们的梦幻。当然我们今天再看那时的作品(包括我自己八十年代初期的作品,都留有五六十年代的文学胎记),但毕竟是文学开始了艰难的自我回归。由于文学的复位,使中国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进入了新时期的文苑。如刘心武、蒋子龙、贾平凹、莫言、张洁、张炜、张抗抗、韩少功、铁凝……接上来的是更年轻的一代:刘震云、刘恒、阎连科、周大新、池莉、方方、迟子建、苏童……这些作家的作品或侧重于哲理,或抒情于城市市井以及乡村的当今生态,但都再难找到五十年过来人的那种文学硬伤。对比五十年代文学来说,这是质的飞跃。
  但文学嬗变期的真正到来,笔者认为始于八十年代末期,以先锋手段写作的格非、余华等原来只属散兵游勇,因其后来女作家陈染、林白等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入围其中,使先锋、前卫而为读者知。进入世纪之交,我们先后读到了生活底蕴厚重的《白鹿原》、《醉太平》 和 《羽蛇》、《日光流年》、《无字》、《檀香刑》、《受活》、《张居正》、《圣天门口》……等绮丽博大之作,多少冲击了一点人们对上世纪中、后期的文学感伤。我想,更为精湛的博大之作,也许正在主流文学和文学门外孕育诞生。
  文学是有情物,亦是无情物。它钟情于人文个性统一、心地真诚的作家,而疏离人文分裂、意马心猿的作家。在当前中国经济的转型期间,各种诱惑像魔方一般分化着文坛。这是文学热潮中的寒流。这一点,并不为所有的作家所体察。我想,当年曹雪芹面壁寒窗写《石头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死屋手记》时,心态大概是最纯净的——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喧嚣的商业时代和动感无穷的电子时代,文学在这样的潮汐吞吐中,如果想保存独立的生存品格,是非常艰难的。唯其艰难,才激励文学弄潮儿浪里行舟之乐。
  岁尾年初,写此有悖时尚的话,大概还不算多余。因为文学的内核是个性的自由落体,这是前一辈大师们后期的创作悲情,留给我们的一部启示录。

 

原载:《文学报》2013年04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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